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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懂周恩来？如何理解毛周两个伟人的性格特征及长达42年合作关系中最神秘的精髓？本文以铁的事实，鞭辟入里的雄辩，拂去蒙在周恩来身上的迷雾，还你一个鲜活而真实的周恩来！
若明若暗的周恩来这本书
在1956年韩素音的中国之行就要结束之前，对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仍存疑虑的她，托人带了一句话给周恩来：“需要花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仅仅一年时间，周恩来却懂得了毛泽东民主的含义。
要了解周恩来的心态和境遇，我们就得先读懂周恩来这本书。正如写了《周恩来传》的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的一个说法：周恩来童年时独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别具一格的表现。
周恩来的二叔刚刚20岁时，便染上了肺结核，到处求医抓药，仍缠绵床第，咯血不止。最后想到的主意是将他过继给新婚燕尔、尚无子嗣的二叔，以便冲喜消灾。结果是消灾不成，但因为有了儿子，二叔的牌位得以放在祖宗的祭坛上，而周恩来在生母万氏之外，又有了一位嗣母陈氏。
万氏文化不高，但生性慈祥、温柔、宽容大度。陈氏才学出众，处事精细，自己新寡，闭门不出，也将童年的周恩来整日关在房里念书。他4岁时，能读写好几百个字，6岁便可朗朗背诵古诗。在陈氏给他讲的故事里，最多的是关于淮安这地方自古以来英雄豪杰的故事，其中一位便是韩信，正是此人以耿耿忠心，辅佐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登上了汉高祖的皇位。
在两位母亲的濡染下，周恩来仁慈、礼让、好学、好静。他又是长子长孙，在一个有着儒家传统、日渐败落的绅士大家庭里，这一地位无疑使他有了支撑门庭的责任感，也磨练出他周旋于种种家庭矛盾和处理纷繁巨细家庭事务的能力。《周恩来传》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还只有10岁时，他便把家族亲戚的生辰、祭日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到了日子便去借钱送礼，张罗应酬。如何不失面子和必要的礼仪，又得兼顾羞涩的囊中，在这里梳理人际关系的水平和理财的水平，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10岁孩子的智商……
可以与此相对照的是毛泽东的童年时代，他对斯诺讲过那时父亲是“执政党”，他和弟弟、母亲则是“在野党”，并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来反对脾气暴躁、有一点闲也要催他下地干活的父亲。他13岁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当着客人的面，父亲骂他懒而无用，他也回骂起来，眼看父亲就要动手，他撒腿跑出家门，直跑到一口池塘边，对追来的父亲说：如果再逼他，他就要跳进塘里。
结果父亲答应不再打他，他也跪下一只脚向父亲磕了一个头。
他对斯诺评论道：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驯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显然，在一个所有的生活乐趣都被土地所淹没、所有的生活秩序也像四季交替一样刻板的小康农户家里，毛泽东所需要的恰恰不是周恩来所希冀的安宁、和谐与维持，他自小张扬的是一种叛逆与挑战的个性。
周恩来9岁时，生母万氏因贫病忧愁而遽然去世，一年后嗣母陈氏又魂归道山，家景凄凉得他的叔父和婶母总在家翻箱倒柜，以便“找出一些衣物、瓷具、书籍和字画让恩来拿到淮安城里的当铺去典押。当铺的柜台高高在上，好不威严，使来典当的人顿生畏惧和自惭的感觉。恩来年幼个小，不得不把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才能把要典押的东西放到柜台上。当铺老板轻蔑地拨弄着典押的东西，皮笑肉不笑地讥讽道：‘你常来，你家一定是十分富有。’小恩来默默无言地站着，控制着脸部的表情。他就这样学会了从不暴露感情，从不流泪。他拿着朝他扔过来的钱回家了……”（《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1910年春，周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堂伯父家寄居，从此开始了他东北、天津、日本、法国的青年飘泊时代。
在沈阳，新学堂的费用是旧学堂的三倍，伯父还是将他送进了新学堂学习。就是在这儿，他读到了达尔文、卢梭、穆勒等人的西方人文著作。在天津，他就读的是由两位有识之士于1904年创办的南开学校，一位是清末翰林、却认为必须把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引进中国以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解救出年轻一代的严范孙，另一位则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张伯苓。
建校的头几年，该校从美国教会获得资金，从英国请来英语和数学教师，课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外，还有英国文学和生物、化学、代数、地理等。在南开，他首次读到了在中国思想的天空上正鼓动风云奔走的《新青年》杂志，认识了在这天空上闪电般狂舞与辉映的梁启超、蔡元培和吴玉章。
他无疑是个满怀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毕业时，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赴日本前给同学留诗一首，更表明他将是一个旧制度的掘墓者。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颇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因发动学生驱逐校长张干而要被学校当局开除；而同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周恩来，却得到了校方的高度赏识。
严范孙非常宠爱他，乃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做自己的女婿。张伯苓则在他毕业时给作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另外，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渴望一种志同道合的团体生活，前者发起、组织过新民学会、船山学社等不少团体，并始终担任要角。毛泽东的这一敢为人先、争为人先的劲头，在他早年虽还不能证明是他写的、他却当作座右铭般抄了的一首《咏蛙》诗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做声？
后者虽在南开也为学生组织“敬业乐群会”的成立做了许多工作，他却由衷地推举另一同学做会长，自己只担任智育部长，在当时写给好友的一首诗里，他这样表现了自己的真诚心情：
同侪争疾走，
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
急流让尔贤。
此外，16岁终于走出庄稼地、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在岳麓山颠的晨浴里，在橘子洲头的咏唱中，很有几分自视为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种材料，或者如斯诺所说是“义和团设想的、由于神力具有的、可以把腹部袒露给外国人子弹”的那种材料。
这种钢铁般的材料，也眷恋韶山的松涛和日出，品味故土的亲情与温馨，却绝不会为它们所牵扰。因此青年毛泽东写的家信很少，每有假期他也更愿意同朋友一起游学天下，品味社会。只有在母亲病故以后，他一颗游子的心才驶回慈母的灵前，并写出一篇哀恸无比的《祭母文》……
周恩来虽也怀鸿鹄之志，但在对群体关系的寻求中总未失却个体。在南开读书时，他常在作文里抒发“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的感情，有时这种感情竟折磨得他“泪盈枕席，夜不能寐”，尤其是在年节时，眼望千家灯火，万众团圆，他常觉茕茕孤影，并发出“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亦何如？”的悲叹。
即便他20岁东渡扶桑之后，闻讯久病的叔父去世，他马上想到的便是“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
尽管集体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日渐在他眼里变得高于一切，可对于故土、亲人，对于自己该了未了的责任感，似周恩来心头总也抽不尽丝的蚕茧……
出落得浓眉炯眼、一表人才的周恩来，便是以这样的文化剪影，走进了中国风云跌宕的20世纪，也走进了他和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牢固、还有几分神秘的关系中。
如果说毛泽东善于写意，舞金戈铁板，唱“四海翻腾云水怒”；那么周恩来则善于写实，操吴侬软语，吟“小桥流水人家”。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希望对方为新中国提供“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穿着高跟靴也显得比毛泽东矮的斯大林，却没有多少热情，对于已经宣称拒绝承认旧政权所签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他满腹狐疑，是不是除了1945年蒋介石拱手相让的旅顺港及东北铁路，连19世纪沙皇获得的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前这土头土脑的家伙也想要了回去？
于是，“谈判陷入僵局，毛脾气则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在毛的力争下，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签约。
周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陪同他来的有一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周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而且喝酒海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绌。莫洛托夫也变得随和起来，周也不会激怒斯大林。这位天生的外交家温和地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1898——1998》）
于是，在毛泽东出入于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大剧院，或是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风景如画的别墅里拜读《彼得大帝》、研究拿破仑的时候，一个好看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一个好吃的东西——总数为3亿美元、5年交付的贷款，装上了毛泽东返国的专列……
周恩来严谨、细腻，追求完美。
解放初期，中国人民银行设计出所有新的货币，送到他案头，他除逐一观察新货币的图案、大小和印刷质量，又指示人民银行得收集旧政权发行的包括各地军阀印制的60多种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以此让后代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他读到一份香港杂志，上面刊有一条中国12世纪的两幅珍贵字画正在香港出售的消息，他马上一个电报打到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乔冠华，责成他立即去买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1952年国庆节》。周恩来特别交代，请柬要制成写名与不写名的两种，以便让当时敌视中国而不便邀请的国家的记者能自取。结果，西方国家的记者来了不少，并为影片中所表现的那建国之初朝气蓬勃的建设劲头所感染。可也有一位美国记者在那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和飞机声中嗅出了一股“军国主义”的气息，周恩来得知后，又指示再放一部戏曲片《梁祝哀史》，他要让姹紫嫣红之上萦绕中国人民美好、善良天性的那对蝴蝶翅膀，扇落去那位记者先生太过敏的嗅觉。
工作人员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了一份长达十五六页的说明书，他接过来一看，马上说道：“真是党八股，对牛弹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他自己动手，只用了一句话，便概括了这份说明书——“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果不其然，放映时，场上不时传来阵阵的啜泣声，结束时，各种肤色的观众仍如痴如醉，全场静默一分钟后，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些在毛泽东看来，多是雕虫小技，是地面上蚂蚁搬家、枝头上墨燕垒巢的干活；而他自己则是云天里的一只白鹤，高蹈远举，气韵飞扬，他去关注、解决的是搅得古今哲人们不得安宁的那些形而上的问题：诸如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道德的沦丧、讲求实利与追求崇高理想的矛盾，以及树欲静与风不止、魔鬼与天使的永恒冲突……
周恩来干练、老道。
就前者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文革”期间了，“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像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的话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以致于他的秘书之一浦寿昌先生说：‘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师。’”
宛如悄无声息爬上地平线的晨曦，却一点一点坚韧有力地吞没掉大地的暗色，周恩来总是不露痕迹地借别人的鸡孵自己的蛋，让他人的牌来和自己的牌。1972年初，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立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到1973年3月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就发出了。周很快为邓的复出作出具体安排……
就后者而言，最能表现他对人性、国情与党情深刻洞察力的例子之一，就是他在对自己夫人邓颖超的安排上。
“他目睹了刘少奇的情况：富有魅力和聪明的王光美受到丈夫的宠爱，抛头露面，而使刘的处境更加糟糕。他也目睹了林彪把妻子抬出来塞进政治局，而她帮助林制定了疯狂的阴谋。还有毛的夫人蓝苹——江青，在延安窑洞时期受到毛的宠爱，而现在人人恨她又怕她，把她叫做白骨精……”“周决意不让邓颖超陷入权力的罗网。小超以一种崇高的自我克制精神同意追随丈夫身后，默默无闻。只是在周去世以后，1976年12月人大四届三次会上，邓颖超才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以上引言均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1898——1998》）
以上四位女人大开大合、令人喟叹的命运，其实都是被这四位男人所塑造的。前三位女人随丈夫的显赫而显赫，最终不是未能善终就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而唯有后一个女人以丈夫生前的沉默，才换来了丈夫死后的显赫。
周恩来对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了解，与一生中只两次出访过苏联的毛泽东相反，他早年到过日本和欧洲，建国后又出访过亚洲、非洲、东欧许多国家。他懂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时，在和周恩来的会谈中发现，在翻译还未开始将自己的话译成中文之前，周恩来其实已经听懂了，而且他还偶尔纠正翻译的译文，以便使尼克松能更精确地明白他的观点及各种差别细微的词义。在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晤谈中，每当涉及到特定的国际问题，毛泽东总是说：“这些问题不应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去讨论。”
尼克松这样评价周恩来：
“世界上的人怀念他，则是因为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笔者注：此人为十九世纪中叶奥地利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谈判中，天生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这些品格集于周恩来之一身。此外，他对外国情况也十分了解，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使他成为当代最卓越的外交家。”（《领袖们》）
在中美建交这样一场复杂而又微妙的国际政治游戏中，既玩得小心谨慎、又玩得洋洋自得的基辛格，更是庆幸自己有了一个好的游戏伙伴。
在与周恩来之间，两个真有惺惺惜惺惺之意，他对周恩来爽朗的性格和超凡的洞察力称赞不迭，而周恩来也佩服他电光石火般的机智与充满学者风度的优雅举止。两个人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喝了陈年醇酒似的，精神上好一阵迷醉、兴奋，以致于告别时，周恩来总是对基辛格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这样说，并不意味周恩来可以在自己意识形态的地毯上，与敌对信仰者共跳华尔兹。意识形态对于他来说，不是一块可以践踏、可以收起的地毯，而是他胸中一棵根盘枝虬、从不倒伏的大树。
尼克松将一句用来描述十九世纪爱尔兰一位伟大爱国者查尔斯·帕纳尔的警句，放在了周恩来身上：他是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而基辛格在会谈中从未对他失去戒备，曾经将他比作眼镜蛇：静静地蜷伏着，保持着出击的姿势，以便伺机猛扑过去。
周恩来却未因这棵繁茂的大树而遮挡住对这颗烽烟不断的星球的深刻洞察力，最具说服力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中美关系，从开始的蒋介石和朝鲜战争，到后来的台湾问题和各自归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两国间没少剑拔弩张，乃至互相视为长着一对狰狞怪角的头号敌人。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一天上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周恩来都提前到了会场，而且在大厅里相遇了，周恩来伸手给对方，可杜勒斯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摇摇头，走出了大厅，他告诉身边的记者说，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才和周恩来会面，那就是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时候”……
尽管如此，但自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接见由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和驻华武官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起，一直到25年后他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第一次秘密会晤，他的观点始终是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在接见美军观察组时，他还说了这样的话：
“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包瑞德《1944年美军观察组》）
当近半个世纪后，因北京政治风波使双方关系陷于冷战状态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美国西雅图雷尼尔俱乐部再度握手言和时，我们可以发现除去能删去第一句话外，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言里的不少内容，几乎是周恩来这一讲话的翻版。
穿透历史的风云，周恩来那炯炯的目光，似乎早就看出中美两国是一对拆不散的冤家，彼此间虽不时打断骨头，但骨断筋不断，而只要有筋在，便总会长出新的、更结实的骨头……
另一件事便是周恩来对于红色高棉的态度。
在西哈努克统治柬埔寨时期，红色高棉几近仓库里一面弃置未用的旗子，当朗诺发动军事政变将这个遍布热带雨林的国家掷于狂风骤雨之中，这面旗子猎猎飘荡起来，朗诺政权垮台后，其席卷河山的力量似乎能使它插上金边金碧辉煌的皇宫。
周恩来逝世前不久，在北京接见了踌躇满志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英萨利和乔森潘，他劝导他们说：
“诺罗敦·西哈努克必须得到保护，他是国家元首，他必须是你们的共同核心”；
“你们两派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
“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许许多多障碍……”
英萨利和乔森潘显然没有听进周恩来的意见，在柬埔寨依旧有了长达十六年的战乱，在引起国际社会严重不安之后，这面旗子被视作溢满红色恐怖的旗子，英萨利成了不敢公开露面、暗中存在的影子。在联合国主持的大选中，人民选择了西哈努克亲王和长期受北越支持的洪森。面对这次大选，红色高棉起先选择了枪声发言，继而又有了一番觊觎权力的忸怩作态，权力的诱惑终究让面子变成了厚实的鞋底。
就是1994年我写到此处之时，乔森潘飞来了北京，他要向正在这里治病的亲王提议：红色高棉将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放弃它所控制的全国20%的地区，唯一的条件是红色高棉在政府中必须拥有几个高级职务。
不知行同高级乞丐的乔森潘，坐在高级轿车里，沿长安大街通过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时，会不会想起当年周恩来那番语重心长的劝说，若想起了，他的心里又会有着怎样扯不断、理还乱的感慨……
周恩来很是注重现代人的平等相待关系，请注意这里指的是现代人，加上这么一个限制词，为的是和毛泽东的人际关系加以区别。
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毛泽东也是和群众接触最多的一位，在他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视察的时候，他未少和老农在田头扯一扯年景；也未少走进庄户人家，和男女老少话一话家常。长年跟随他的著名摄影师侯波，1956年在湘江边的一间农舍给正与农家妇女和孩子谈天的毛泽东拍了一张照片，整个画面生动、朴素，溢满一种天伦之乐的氛围。农民们那亮堂的目光里固然有敬仰，但暖意融融的脸上更多的是亲切。仿佛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还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来佛和玉皇大帝，而是慈眉善目、救苦解难的观世音……
在这一鱼水之情的关系中，我们能感觉在中国几乎没有比农民的生存境况，更让毛泽东同情与关注的问题了；可细加品味，我们还是能觉察一种农民的儿子一旦成为伟人后，又俯身桑梓田间去教诲农民的富有极大道德魅力的形象，或明或暗地闪动在这一关系中。
如果说在毛泽东的人际交往中，他的“人民大救星”和最高领袖的身份总摆在那儿，那么，周恩来在人际交往中，他的国家领导人的身分多半不见影儿，他总找机会生活在普通人当中，并按普通人的生活常情去交际。这里有两个极富感染力的例子：
其一是长征途中，周恩来一度病重，当时任民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和几个同志坚持要用担架抬他行军。饥寒交迫之中，在走出沼泽遍布的草地之后，杨立三本人也累垮了。十九年后他因病去世，周恩来闻讯后，当即放下手头的公务，赶去了追悼会上，并坚持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
其二是在一次欢迎志愿军英雄归国的舞会上，作为特邀代表黄继光烈士的母亲也来参加了。她的身边一下围起了一圈人，真诚地嘘寒问暖，真诚地表达对烈士的崇仰之情。哪知在这轻歌曼曲、光迷影醉的舞场上，这反而勾起了她老人家的思子之情，两串泪水，一下洒落在那遍布沟壑般皱纹的脸上。
周恩来听说了，赶快走过来，扒拉开众人，自己拉起老太太的手，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又轻轻地用手揩去那脸上的泪，对周围的人大声地说：“好了，不说啦，都跳舞去！”然后，他扶起老人，双手牵起她的手，宛如一个孝子，陪着她在舞池里慢慢地走着圈子，直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颜……
周恩来交往最密切的恰恰是受新文化传统熏陶和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国统区胜利地开辟的“第二战场”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俊彩星驶的骁将，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等人自身所服膺的道义力量，使他们能抛弃国民党政权本能给他们的显赫的地位、优裕的生活，也得力于周恩来给他们的友谊、支持和信任，使他们即使鱼死网破，毁家纾难，也会在所不惜。
建国以后，他所接触的知识分子，更是几乎遍及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他和他们在一起，或是为着解决他们的某个难处，听取某个问题的反映；或是为他们某个方面取得的进步鼓气；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朋友聚会，谈谈天，叙叙旧，听听音乐，品赏时鲜……
在风诡云谲的政界和风轻云淡的文化人之间，他情感的砝码似乎更倾向于后者；或者说，他是由一位学者型的人变成了造反者的人，但他的身上却从未蜕去学者的那层壳。
凭着与周恩来的多年来交往，老舍夫人胡洁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
（胡洁青《巨人的性格》，见《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周恩来淡泊、知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反对”过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路线”，并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这件并非权力之争的遥远的往事，却被毛泽东永远地记住了，在建国后的党内高层会议上，他曾当面指着旁边坐着的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他反对过我！”
1957年，毛泽东去苏联出席第一次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与赫鲁晓夫的私下谈话里，除去对邓小平有着良好的评价：“你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对中共政治局里其他的成员“都说成漆黑一团”，其中，“我记不得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怎么说的了，反正都没有好评。他在批评这两个人的时候，给我讲了人名、时间和具体事例，以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是对的。”（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想必在讲到周恩来的时候，
这还是一件
必须打捞出来的往事……
在这次“失足”之后，周恩来慎之又慎，如履薄冰。1932年7月，他由上海到苏区后，中央局提议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尽管这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仍比毛泽东高，他仍两次力辞，并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理由是否则只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将在前线无事可做。
10月，在“宁都会议”上，多数与会者猛烈地抨击了毛泽东的“右倾倾向”，并要求将毛泽东召回后方，前方由周恩来负总责。他又断然驳斥，提出鉴于毛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于军事，前方必须要有毛泽东在，或是由周负责，毛助理；或是毛负责，周监督……在三年后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更是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重庆谈判期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周恩来：
“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他的回答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一回答不能说是违心的，但我相信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答案，那就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党内、党外激烈而又残酷的斗争之后，他浓眉下那一对充满理性的目光，不会不洞察到，在东方这块亚细亚生产方式盘根错节的土地上所诞生的一场革命，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发动的，即少数既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受“普罗主义”感染的知识分子，和人数远比前者广大的农民。
若没有前者，这场革命便没有了20世纪的特色，流于历朝历代“犯上作乱”、杀富济贫的农民起义；若没有后者，这场革命便难走出李大钊的皮包，陈独秀的文稿，失去了春汛般泛滥于中国大地的激情与动力。
两者相比，又尤其在着重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不承认农民是第一位的。
倘若没有一个高出农民的境界却又有着农民文化的背景，像熟悉自己手掌的纹路一样熟悉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向往、农民的智慧的人，来充当这场革命的精神偶像和最高领袖，遍布广袤原野的干柴便聚不起一场烧塌旧世界的熊熊烈火；而且，面对革命内部两部分人各自文化形态之间必然会有的磨擦与纠葛，也缺乏有效、权威地驾御与处置。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上台，又一个个从党的最高权柄上落荒而去，与其说是他们各自执行的所谓“错误路线”所致，不如说是这是受中国革命的基本构成与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周恩来不会重蹈覆辙，也许在共产党内，他是第一个看清犹如有着贵族血统的人在英国的上流社会里总会受到红地毯的欢迎，而有着农民文化背景的毛泽东，在原本荆棘丛生的中国革命历程上开路，将总会有惊无险，畅通无阻。
为此，在与毛泽东长达42年的合作关系中，周恩来总是精心辅佐在毛的周围，几乎毛的脑袋上掉了一根头发，他的心巅也为之一颤；毛的书案上掉了一颗回形针，他的耳畔也如洪钟似地一响。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
周恩来离毛泽东最近，可甭说是正眼，就是侧眼他也从未觊觎毛泽东的宝座。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宣传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他总是心静若秋水地将所取得的各次胜利和各项成就归功于毛的英明领导及其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光辉照耀。
“文化大革命”中，他像乡野的孩子挥动春枝一样，首先挥动起小小的红宝书，引人注目地佩带起刻有“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的毛的像章，而且一戴就是十年，直至他枕着毛刚刚发表的两首新诗告别这个世界……
他是一个出色的灯光师，在20世纪中国的舞台上，将历史的聚光灯不折不扣地打在毛泽东的身上，倘若自己不得不登台，也要把自己藏在毛那宽大的身影后。
曾为他做过翻译的朱青回忆道，在五十年代，“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与贺龙、陈毅、管科学的聂荣臻一道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当乐师们看到周，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我们都争着跟他跳舞……”然而，“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1898——1998》）
即使在舞场上，也怕自己丝毫影响了毛泽东陶醉其间的那种众星拱月的氛围，这到底是出自于周恩来的理性抉择，抑或是已经化作了他的生存本能？
好似三棱镜下的阳光，周恩来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丰富多彩的性格，其每一性格侧面，都鲜明似突兀而起的大山，它们却错落有致、静动呼应地构成周恩来生命历程云开云聚的山脉。在这时开时聚的云雾里，一定潜藏了无数的文化之谜、历史之谜、政治之谜和心理之谜，将来总会有专家们凭着足够的史料去探幽发隐。
眼下，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周恩来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在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子宫里受西方文化射精而发育长大的儿子；与他们多数人不一样的是，在一百多年以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两难处境一直在困扰知识分子的时候，他放下了困扰，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虽不见得远大、却最为实际的道路，因此才得以与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变革力量的代表，相会在这条道路上。
如果说毛泽东的心理结构上，有着农民、士大夫、革命者的三种成分（见晓峰、明军主编的《毛泽东之谜》）。而且后两者成分并未使毛泽东拨开那将他托上神灵宝座的小生产的云海，他终生背负着农民的文化形成；那么，在周恩来的心理结构上，则有着现代学者、士大夫、革命者三种成分，而且后两者成分也未能消磨去前一种成分对他铭心刻骨的影响。
他命运的华彩乐章，总是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的观照下，舒展着自己的人生；他命运的低调段落，总是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与农民的文化形态的冲突下，委屈着自己的人生……
周恩来和毛泽东：
中外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
最成功合作的典范
私下里流传着各种说法：周不得不作违心之论；周也犯了错误；周是为了保护好人；周不愿眼见国家大乱，要把力气用来替国家人民作事；周不敢顶毛等等。换句话说：要不然就是周同毛一样犯错误；要不然周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试想想，如果周在文革十年中处理的大大小小事务，都是违心的，都是不得已的，周岂不是虚伪到了极点！把一个在中国人民眼中最正派的人物周恩来说成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怎能让人接受！即使再说轻些，周就是一个不讲原则的和稀泥者，这和周恩来作人作事一丝不苟，严明公正的形象又大相径庭。
说来说去，除非你从人格上否定周，你就得承认周是自觉的毛派。当然，这些后人替周作的“解释”，都是周死后强加于周身上的，要认识周，还是得根据周一生的言行。周和毛是完全不可分开的。从遵义会议以后，周就一直是毛的政策的最坚决的拥护者，最可靠的执行人。特别是在建国之后，毛周的关系变为不可分：毛的方向，周的开劈；毛的决策，周的贯彻；毛的战略，周的执行；毛的宏图，周的实现；不论在国际国内，革命建设，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配合无间。而且，到后来，当越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当老一辈的革命同志逐渐掉队时，毛周的关系就更为突出。今天，被人诋毁得最多的大跃进，最早是出自周恩来之口；文化大革命发起时，周是从一开始即以行动支持的。
毛周的不寻常关系，成为中国革命的无比强大动力。今天，有人将此一关系说成是周对毛的无条件服从，或周对毛的绝对信服。这样的讲法，是将毛周关系庸俗化、简单化为上下等级关系或盲目的相信权威。相反的，毛和周关系，恰恰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彼此信任上，所以才持久，才有力。只要我们从毛周的那么多有关材料、记录来看两人的关系：周本是毛的上级，是从现实的革命挫败中，认识到毛的高明，认识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主动从上级变为下级，尊毛为领导，毛周关系早已超越上下级关系；毛周同时出现的场合中，不论是会见外宾、党内会议或大型集会，周都是谈笑风生，不亢不卑，无拘无束。他从不是那种察颜善变，阿谀奉承之徒；周在国内国际上经历了无数的大小阵仗，从来机智镇定，潇洒自如，他不是可以被权威所慑服的；反过来，毛在重大的决策上，总是和周商量。即使是不愿公开的想法，例如武汉给江青的信谈到对林彪的意见，也是让周知道他的想法的。毛的高瞻远瞩，周的细致周到，心灵相通，两相补充。
如果从历史上人物来比喻毛周关系，比较接近的是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恩格斯说他一直是第二小提琴手，因为他由衷地认识马克思的超越时代。马克思抓住了时代的真理，恩格斯帮助他阐述并发扬此一真理。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周恩来支持他实现此一真理。由于艰巨革命的锻炼，毛周彼此的认识更有过于马恩。周永远把毛的事放在第一位；毛对周无限信任。他们彼此深知对方之长：
周的伟大，则不在其令人折服的精力智慧，不在其超凡拔萃的能力见识，不在其无休无止的献身热情，不在其守正不阿的高尚品格，不在其一心一意的为国为民，而是在于产生这些优点的根源：这就是周最了不起的品质，大公无私。
惟其无私，所以磊落；惟其无私，所以献身；惟其无私，所以虚心；惟其无私，所以有自知之明，真正把革命的事业放在自我中心意识之上，珍惜毛的伟大和难得，一心一意将毛的路线方针化之为现实政策。毛周的伟大，当然不是天生的，而是时代需要下的产物，毛周的关系，也建立在时代革命的共同斗争中。今天，我们看到对毛的明诬，对周的暗贬，不过是少数篡改历史的人，用来愚弄后世的无知者，也当然漏洞百出，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只要人们再度从阶级斗争中认识到毛周这个时代，就会更加珍惜这样的结合。也许有人会问：毛难道不会错吗？周就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个问题是把历史上开拓进程中的大事等同于日常的小事。后来的人，为了反毛，提出反对“偶像崇拜”。权威有两种，一种是自封的；一种是经过考验建立的。考验越大，权威越大。因此，爱因斯坦死了这么久，物理学界还不敢轻易否定他的推论，鉴于他在物理学上划时代的突破，他远超同侪的眼界，哪怕是他自己都已否定的宇宙常数，又一再被重新提出。这算不算是“偶像崇拜”？科学实验如此，社会革命更是如此。马克思的著作，在他死后百年，还被社会主义左派奉为经典，逐字逐句研究、辩论。毛的权威，建立在他对社会革命的划时代突破，他超越同侪的眼界；周对毛的认识，建立在他同毛长期共事的深刻体验。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是创造历史的道路，其中的重大方向是非问题的判断，都需要假以时日，不是短期可明白看出。中国革命的几次重大转折，国共合作、面向农民、井冈山、长征、延安、抗日、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三面红旗、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论战、中苏分裂、印支战争、四清、文革、上海公报、三个世界外交策略等等，其重大的影响，越到后来越见其重要。毛周的关系，也随时日而各自分工：在方向、方针、战略大事上，毛的远见、决策和部署；在具体化和细致化上周的执行，是中外政治上最成功的典范。毛的决策，周也参与；周的执行，毛也过问。“大跃进”就出自周的提议。周同今天自称“毛泽东思想”贡献者不一样的是，周是自觉地去帮助发展完善此一思想，谦虚勤奋地学习此一思想，始终不渝地贯彻毛的决策。周确实把毛的政策当作革命的一个必要组成来看，这当然有别于单纯的服从权威，更不是仰承旨意。正是周把革命的目的同革命的手段合而为一，他才发挥出最大的能力。毛死后所发生的贬毛，如果周在世是决不允许的。毛写给江青的信中，引用李固给黄琼的话：“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阳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间已经不是完全采用李固的原意，多少有知己难求的感慨。他这封信，让江青只给周过目，周也的确是毛少有的知己。
（原载《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现摘自《关东作家》）
若明若暗的周恩来这本书
在1956年韩素音的中国之行就要结束之前，对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仍存疑虑的她，托人带了一句话给周恩来：“需要花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仅仅一年时间，周恩来却懂得了毛泽东民主的含义。
要了解周恩来的心态和境遇，我们就得先读懂周恩来这本书。正如写了《周恩来传》的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的一个说法：周恩来童年时独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别具一格的表现。
周恩来的二叔刚刚20岁时，便染上了肺结核，到处求医抓药，仍缠绵床第，咯血不止。最后想到的主意是将他过继给新婚燕尔、尚无子嗣的二叔，以便冲喜消灾。结果是消灾不成，但因为有了儿子，二叔的牌位得以放在祖宗的祭坛上，而周恩来在生母万氏之外，又有了一位嗣母陈氏。
万氏文化不高，但生性慈祥、温柔、宽容大度。陈氏才学出众，处事精细，自己新寡，闭门不出，也将童年的周恩来整日关在房里念书。他4岁时，能读写好几百个字，6岁便可朗朗背诵古诗。在陈氏给他讲的故事里，最多的是关于淮安这地方自古以来英雄豪杰的故事，其中一位便是韩信，正是此人以耿耿忠心，辅佐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登上了汉高祖的皇位。
在两位母亲的濡染下，周恩来仁慈、礼让、好学、好静。他又是长子长孙，在一个有着儒家传统、日渐败落的绅士大家庭里，这一地位无疑使他有了支撑门庭的责任感，也磨练出他周旋于种种家庭矛盾和处理纷繁巨细家庭事务的能力。《周恩来传》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还只有10岁时，他便把家族亲戚的生辰、祭日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到了日子便去借钱送礼，张罗应酬。如何不失面子和必要的礼仪，又得兼顾羞涩的囊中，在这里梳理人际关系的水平和理财的水平，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10岁孩子的智商……
可以与此相对照的是毛泽东的童年时代，他对斯诺讲过那时父亲是“执政党”，他和弟弟、母亲则是“在野党”，并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来反对脾气暴躁、有一点闲也要催他下地干活的父亲。他13岁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当着客人的面，父亲骂他懒而无用，他也回骂起来，眼看父亲就要动手，他撒腿跑出家门，直跑到一口池塘边，对追来的父亲说：如果再逼他，他就要跳进塘里。
结果父亲答应不再打他，他也跪下一只脚向父亲磕了一个头。
他对斯诺评论道：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驯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显然，在一个所有的生活乐趣都被土地所淹没、所有的生活秩序也像四季交替一样刻板的小康农户家里，毛泽东所需要的恰恰不是周恩来所希冀的安宁、和谐与维持，他自小张扬的是一种叛逆与挑战的个性。
周恩来9岁时，生母万氏因贫病忧愁而遽然去世，一年后嗣母陈氏又魂归道山，家景凄凉得他的叔父和婶母总在家翻箱倒柜，以便“找出一些衣物、瓷具、书籍和字画让恩来拿到淮安城里的当铺去典押。当铺的柜台高高在上，好不威严，使来典当的人顿生畏惧和自惭的感觉。恩来年幼个小，不得不把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才能把要典押的东西放到柜台上。当铺老板轻蔑地拨弄着典押的东西，皮笑肉不笑地讥讽道：‘你常来，你家一定是十分富有。’小恩来默默无言地站着，控制着脸部的表情。他就这样学会了从不暴露感情，从不流泪。他拿着朝他扔过来的钱回家了……”（《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1910年春，周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堂伯父家寄居，从此开始了他东北、天津、日本、法国的青年飘泊时代。
在沈阳，新学堂的费用是旧学堂的三倍，伯父还是将他送进了新学堂学习。就是在这儿，他读到了达尔文、卢梭、穆勒等人的西方人文著作。在天津，他就读的是由两位有识之士于1904年创办的南开学校，一位是清末翰林、却认为必须把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引进中国以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解救出年轻一代的严范孙，另一位则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张伯苓。
建校的头几年，该校从美国教会获得资金，从英国请来英语和数学教师，课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外，还有英国文学和生物、化学、代数、地理等。在南开，他首次读到了在中国思想的天空上正鼓动风云奔走的《新青年》杂志，认识了在这天空上闪电般狂舞与辉映的梁启超、蔡元培和吴玉章。
他无疑是个满怀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毕业时，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赴日本前给同学留诗一首，更表明他将是一个旧制度的掘墓者。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颇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因发动学生驱逐校长张干而要被学校当局开除；而同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周恩来，却得到了校方的高度赏识。
严范孙非常宠爱他，乃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做自己的女婿。张伯苓则在他毕业时给作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另外，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渴望一种志同道合的团体生活，前者发起、组织过新民学会、船山学社等不少团体，并始终担任要角。毛泽东的这一敢为人先、争为人先的劲头，在他早年虽还不能证明是他写的、他却当作座右铭般抄了的一首《咏蛙》诗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做声？
后者虽在南开也为学生组织“敬业乐群会”的成立做了许多工作，他却由衷地推举另一同学做会长，自己只担任智育部长，在当时写给好友的一首诗里，他这样表现了自己的真诚心情：
同侪争疾走，
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
急流让尔贤。
此外，16岁终于走出庄稼地、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在岳麓山颠的晨浴里，在橘子洲头的咏唱中，很有几分自视为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种材料，或者如斯诺所说是“义和团设想的、由于神力具有的、可以把腹部袒露给外国人子弹”的那种材料。
这种钢铁般的材料，也眷恋韶山的松涛和日出，品味故土的亲情与温馨，却绝不会为它们所牵扰。因此青年毛泽东写的家信很少，每有假期他也更愿意同朋友一起游学天下，品味社会。只有在母亲病故以后，他一颗游子的心才驶回慈母的灵前，并写出一篇哀恸无比的《祭母文》……
周恩来虽也怀鸿鹄之志，但在对群体关系的寻求中总未失却个体。在南开读书时，他常在作文里抒发“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的感情，有时这种感情竟折磨得他“泪盈枕席，夜不能寐”，尤其是在年节时，眼望千家灯火，万众团圆，他常觉茕茕孤影，并发出“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亦何如？”的悲叹。
即便他20岁东渡扶桑之后，闻讯久病的叔父去世，他马上想到的便是“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
尽管集体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日渐在他眼里变得高于一切，可对于故土、亲人，对于自己该了未了的责任感，似周恩来心头总也抽不尽丝的蚕茧……
出落得浓眉炯眼、一表人才的周恩来，便是以这样的文化剪影，走进了中国风云跌宕的20世纪，也走进了他和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牢固、还有几分神秘的关系中。
如果说毛泽东善于写意，舞金戈铁板，唱“四海翻腾云水怒”；那么周恩来则善于写实，操吴侬软语，吟“小桥流水人家”。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希望对方为新中国提供“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穿着高跟靴也显得比毛泽东矮的斯大林，却没有多少热情，对于已经宣称拒绝承认旧政权所签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他满腹狐疑，是不是除了1945年蒋介石拱手相让的旅顺港及东北铁路，连19世纪沙皇获得的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前这土头土脑的家伙也想要了回去？
于是，“谈判陷入僵局，毛脾气则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在毛的力争下，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签约。
周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陪同他来的有一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周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而且喝酒海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绌。莫洛托夫也变得随和起来，周也不会激怒斯大林。这位天生的外交家温和地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1898——1998》）
于是，在毛泽东出入于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大剧院，或是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风景如画的别墅里拜读《彼得大帝》、研究拿破仑的时候，一个好看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一个好吃的东西——总数为3亿美元、5年交付的贷款，装上了毛泽东返国的专列……
周恩来严谨、细腻，追求完美。
解放初期，中国人民银行设计出所有新的货币，送到他案头，他除逐一观察新货币的图案、大小和印刷质量，又指示人民银行得收集旧政权发行的包括各地军阀印制的60多种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以此让后代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他读到一份香港杂志，上面刊有一条中国12世纪的两幅珍贵字画正在香港出售的消息，他马上一个电报打到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乔冠华，责成他立即去买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1952年国庆节》。周恩来特别交代，请柬要制成写名与不写名的两种，以便让当时敌视中国而不便邀请的国家的记者能自取。结果，西方国家的记者来了不少，并为影片中所表现的那建国之初朝气蓬勃的建设劲头所感染。可也有一位美国记者在那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和飞机声中嗅出了一股“军国主义”的气息，周恩来得知后，又指示再放一部戏曲片《梁祝哀史》，他要让姹紫嫣红之上萦绕中国人民美好、善良天性的那对蝴蝶翅膀，扇落去那位记者先生太过敏的嗅觉。
工作人员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了一份长达十五六页的说明书，他接过来一看，马上说道：“真是党八股，对牛弹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他自己动手，只用了一句话，便概括了这份说明书——“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果不其然，放映时，场上不时传来阵阵的啜泣声，结束时，各种肤色的观众仍如痴如醉，全场静默一分钟后，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些在毛泽东看来，多是雕虫小技，是地面上蚂蚁搬家、枝头上墨燕垒巢的干活；而他自己则是云天里的一只白鹤，高蹈远举，气韵飞扬，他去关注、解决的是搅得古今哲人们不得安宁的那些形而上的问题：诸如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道德的沦丧、讲求实利与追求崇高理想的矛盾，以及树欲静与风不止、魔鬼与天使的永恒冲突……
周恩来干练、老道。
就前者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文革”期间了，“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像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的话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以致于他的秘书之一浦寿昌先生说：‘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师。’”
宛如悄无声息爬上地平线的晨曦，却一点一点坚韧有力地吞没掉大地的暗色，周恩来总是不露痕迹地借别人的鸡孵自己的蛋，让他人的牌来和自己的牌。1972年初，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立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到1973年3月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就发出了。周很快为邓的复出作出具体安排……
就后者而言，最能表现他对人性、国情与党情深刻洞察力的例子之一，就是他在对自己夫人邓颖超的安排上。
“他目睹了刘少奇的情况：富有魅力和聪明的王光美受到丈夫的宠爱，抛头露面，而使刘的处境更加糟糕。他也目睹了林彪把妻子抬出来塞进政治局，而她帮助林制定了疯狂的阴谋。还有毛的夫人蓝苹——江青，在延安窑洞时期受到毛的宠爱，而现在人人恨她又怕她，把她叫做白骨精……”“周决意不让邓颖超陷入权力的罗网。小超以一种崇高的自我克制精神同意追随丈夫身后，默默无闻。只是在周去世以后，1976年12月人大四届三次会上，邓颖超才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以上引言均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1898——1998》）
以上四位女人大开大合、令人喟叹的命运，其实都是被这四位男人所塑造的。前三位女人随丈夫的显赫而显赫，最终不是未能善终就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而唯有后一个女人以丈夫生前的沉默，才换来了丈夫死后的显赫。
周恩来对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了解，与一生中只两次出访过苏联的毛泽东相反，他早年到过日本和欧洲，建国后又出访过亚洲、非洲、东欧许多国家。他懂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时，在和周恩来的会谈中发现，在翻译还未开始将自己的话译成中文之前，周恩来其实已经听懂了，而且他还偶尔纠正翻译的译文，以便使尼克松能更精确地明白他的观点及各种差别细微的词义。在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晤谈中，每当涉及到特定的国际问题，毛泽东总是说：“这些问题不应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去讨论。”
尼克松这样评价周恩来：
“世界上的人怀念他，则是因为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笔者注：此人为十九世纪中叶奥地利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谈判中，天生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这些品格集于周恩来之一身。此外，他对外国情况也十分了解，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使他成为当代最卓越的外交家。”（《领袖们》）
在中美建交这样一场复杂而又微妙的国际政治游戏中，既玩得小心谨慎、又玩得洋洋自得的基辛格，更是庆幸自己有了一个好的游戏伙伴。
在与周恩来之间，两个真有惺惺惜惺惺之意，他对周恩来爽朗的性格和超凡的洞察力称赞不迭，而周恩来也佩服他电光石火般的机智与充满学者风度的优雅举止。两个人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喝了陈年醇酒似的，精神上好一阵迷醉、兴奋，以致于告别时，周恩来总是对基辛格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这样说，并不意味周恩来可以在自己意识形态的地毯上，与敌对信仰者共跳华尔兹。意识形态对于他来说，不是一块可以践踏、可以收起的地毯，而是他胸中一棵根盘枝虬、从不倒伏的大树。
尼克松将一句用来描述十九世纪爱尔兰一位伟大爱国者查尔斯·帕纳尔的警句，放在了周恩来身上：他是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而基辛格在会谈中从未对他失去戒备，曾经将他比作眼镜蛇：静静地蜷伏着，保持着出击的姿势，以便伺机猛扑过去。
周恩来却未因这棵繁茂的大树而遮挡住对这颗烽烟不断的星球的深刻洞察力，最具说服力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中美关系，从开始的蒋介石和朝鲜战争，到后来的台湾问题和各自归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两国间没少剑拔弩张，乃至互相视为长着一对狰狞怪角的头号敌人。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一天上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周恩来都提前到了会场，而且在大厅里相遇了，周恩来伸手给对方，可杜勒斯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摇摇头，走出了大厅，他告诉身边的记者说，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才和周恩来会面，那就是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时候”……
尽管如此，但自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接见由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和驻华武官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起，一直到25年后他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第一次秘密会晤，他的观点始终是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在接见美军观察组时，他还说了这样的话：
“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包瑞德《1944年美军观察组》）
当近半个世纪后，因北京政治风波使双方关系陷于冷战状态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美国西雅图雷尼尔俱乐部再度握手言和时，我们可以发现除去能删去第一句话外，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言里的不少内容，几乎是周恩来这一讲话的翻版。
穿透历史的风云，周恩来那炯炯的目光，似乎早就看出中美两国是一对拆不散的冤家，彼此间虽不时打断骨头，但骨断筋不断，而只要有筋在，便总会长出新的、更结实的骨头……
另一件事便是周恩来对于红色高棉的态度。
在西哈努克统治柬埔寨时期，红色高棉几近仓库里一面弃置未用的旗子，当朗诺发动军事政变将这个遍布热带雨林的国家掷于狂风骤雨之中，这面旗子猎猎飘荡起来，朗诺政权垮台后，其席卷河山的力量似乎能使它插上金边金碧辉煌的皇宫。
周恩来逝世前不久，在北京接见了踌躇满志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英萨利和乔森潘，他劝导他们说：
“诺罗敦·西哈努克必须得到保护，他是国家元首，他必须是你们的共同核心”；
“你们两派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
“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许许多多障碍……”
英萨利和乔森潘显然没有听进周恩来的意见，在柬埔寨依旧有了长达十六年的战乱，在引起国际社会严重不安之后，这面旗子被视作溢满红色恐怖的旗子，英萨利成了不敢公开露面、暗中存在的影子。在联合国主持的大选中，人民选择了西哈努克亲王和长期受北越支持的洪森。面对这次大选，红色高棉起先选择了枪声发言，继而又有了一番觊觎权力的忸怩作态，权力的诱惑终究让面子变成了厚实的鞋底。
就是1994年我写到此处之时，乔森潘飞来了北京，他要向正在这里治病的亲王提议：红色高棉将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放弃它所控制的全国20%的地区，唯一的条件是红色高棉在政府中必须拥有几个高级职务。
不知行同高级乞丐的乔森潘，坐在高级轿车里，沿长安大街通过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时，会不会想起当年周恩来那番语重心长的劝说，若想起了，他的心里又会有着怎样扯不断、理还乱的感慨……
周恩来很是注重现代人的平等相待关系，请注意这里指的是现代人，加上这么一个限制词，为的是和毛泽东的人际关系加以区别。
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毛泽东也是和群众接触最多的一位，在他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视察的时候，他未少和老农在田头扯一扯年景；也未少走进庄户人家，和男女老少话一话家常。长年跟随他的著名摄影师侯波，1956年在湘江边的一间农舍给正与农家妇女和孩子谈天的毛泽东拍了一张照片，整个画面生动、朴素，溢满一种天伦之乐的氛围。农民们那亮堂的目光里固然有敬仰，但暖意融融的脸上更多的是亲切。仿佛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还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来佛和玉皇大帝，而是慈眉善目、救苦解难的观世音……
在这一鱼水之情的关系中，我们能感觉在中国几乎没有比农民的生存境况，更让毛泽东同情与关注的问题了；可细加品味，我们还是能觉察一种农民的儿子一旦成为伟人后，又俯身桑梓田间去教诲农民的富有极大道德魅力的形象，或明或暗地闪动在这一关系中。
如果说在毛泽东的人际交往中，他的“人民大救星”和最高领袖的身份总摆在那儿，那么，周恩来在人际交往中，他的国家领导人的身分多半不见影儿，他总找机会生活在普通人当中，并按普通人的生活常情去交际。这里有两个极富感染力的例子：
其一是长征途中，周恩来一度病重，当时任民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和几个同志坚持要用担架抬他行军。饥寒交迫之中，在走出沼泽遍布的草地之后，杨立三本人也累垮了。十九年后他因病去世，周恩来闻讯后，当即放下手头的公务，赶去了追悼会上，并坚持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
其二是在一次欢迎志愿军英雄归国的舞会上，作为特邀代表黄继光烈士的母亲也来参加了。她的身边一下围起了一圈人，真诚地嘘寒问暖，真诚地表达对烈士的崇仰之情。哪知在这轻歌曼曲、光迷影醉的舞场上，这反而勾起了她老人家的思子之情，两串泪水，一下洒落在那遍布沟壑般皱纹的脸上。
周恩来听说了，赶快走过来，扒拉开众人，自己拉起老太太的手，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又轻轻地用手揩去那脸上的泪，对周围的人大声地说：“好了，不说啦，都跳舞去！”然后，他扶起老人，双手牵起她的手，宛如一个孝子，陪着她在舞池里慢慢地走着圈子，直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颜……
周恩来交往最密切的恰恰是受新文化传统熏陶和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国统区胜利地开辟的“第二战场”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俊彩星驶的骁将，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等人自身所服膺的道义力量，使他们能抛弃国民党政权本能给他们的显赫的地位、优裕的生活，也得力于周恩来给他们的友谊、支持和信任，使他们即使鱼死网破，毁家纾难，也会在所不惜。
建国以后，他所接触的知识分子，更是几乎遍及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他和他们在一起，或是为着解决他们的某个难处，听取某个问题的反映；或是为他们某个方面取得的进步鼓气；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朋友聚会，谈谈天，叙叙旧，听听音乐，品赏时鲜……
在风诡云谲的政界和风轻云淡的文化人之间，他情感的砝码似乎更倾向于后者；或者说，他是由一位学者型的人变成了造反者的人，但他的身上却从未蜕去学者的那层壳。
凭着与周恩来的多年来交往，老舍夫人胡洁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
（胡洁青《巨人的性格》，见《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周恩来淡泊、知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反对”过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路线”，并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这件并非权力之争的遥远的往事，却被毛泽东永远地记住了，在建国后的党内高层会议上，他曾当面指着旁边坐着的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他反对过我！”
1957年，毛泽东去苏联出席第一次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与赫鲁晓夫的私下谈话里，除去对邓小平有着良好的评价：“你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对中共政治局里其他的成员“都说成漆黑一团”，其中，“我记不得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怎么说的了，反正都没有好评。他在批评这两个人的时候，给我讲了人名、时间和具体事例，以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是对的。”（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想必在讲到周恩来的时候，
这还是一件
必须打捞出来的往事……
在这次“失足”之后，周恩来慎之又慎，如履薄冰。1932年7月，他由上海到苏区后，中央局提议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尽管这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仍比毛泽东高，他仍两次力辞，并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理由是否则只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将在前线无事可做。
10月，在“宁都会议”上，多数与会者猛烈地抨击了毛泽东的“右倾倾向”，并要求将毛泽东召回后方，前方由周恩来负总责。他又断然驳斥，提出鉴于毛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于军事，前方必须要有毛泽东在，或是由周负责，毛助理；或是毛负责，周监督……在三年后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更是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重庆谈判期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周恩来：
“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他的回答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一回答不能说是违心的，但我相信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答案，那就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党内、党外激烈而又残酷的斗争之后，他浓眉下那一对充满理性的目光，不会不洞察到，在东方这块亚细亚生产方式盘根错节的土地上所诞生的一场革命，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发动的，即少数既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受“普罗主义”感染的知识分子，和人数远比前者广大的农民。
若没有前者，这场革命便没有了20世纪的特色，流于历朝历代“犯上作乱”、杀富济贫的农民起义；若没有后者，这场革命便难走出李大钊的皮包，陈独秀的文稿，失去了春汛般泛滥于中国大地的激情与动力。
两者相比，又尤其在着重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不承认农民是第一位的。
倘若没有一个高出农民的境界却又有着农民文化的背景，像熟悉自己手掌的纹路一样熟悉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向往、农民的智慧的人，来充当这场革命的精神偶像和最高领袖，遍布广袤原野的干柴便聚不起一场烧塌旧世界的熊熊烈火；而且，面对革命内部两部分人各自文化形态之间必然会有的磨擦与纠葛，也缺乏有效、权威地驾御与处置。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上台，又一个个从党的最高权柄上落荒而去，与其说是他们各自执行的所谓“错误路线”所致，不如说是这是受中国革命的基本构成与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周恩来不会重蹈覆辙，也许在共产党内，他是第一个看清犹如有着贵族血统的人在英国的上流社会里总会受到红地毯的欢迎，而有着农民文化背景的毛泽东，在原本荆棘丛生的中国革命历程上开路，将总会有惊无险，畅通无阻。
为此，在与毛泽东长达42年的合作关系中，周恩来总是精心辅佐在毛的周围，几乎毛的脑袋上掉了一根头发，他的心巅也为之一颤；毛的书案上掉了一颗回形针，他的耳畔也如洪钟似地一响。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
周恩来离毛泽东最近，可甭说是正眼，就是侧眼他也从未觊觎毛泽东的宝座。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宣传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他总是心静若秋水地将所取得的各次胜利和各项成就归功于毛的英明领导及其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光辉照耀。
“文化大革命”中，他像乡野的孩子挥动春枝一样，首先挥动起小小的红宝书，引人注目地佩带起刻有“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的毛的像章，而且一戴就是十年，直至他枕着毛刚刚发表的两首新诗告别这个世界……
他是一个出色的灯光师，在20世纪中国的舞台上，将历史的聚光灯不折不扣地打在毛泽东的身上，倘若自己不得不登台，也要把自己藏在毛那宽大的身影后。
曾为他做过翻译的朱青回忆道，在五十年代，“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与贺龙、陈毅、管科学的聂荣臻一道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当乐师们看到周，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我们都争着跟他跳舞……”然而，“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1898——1998》）
即使在舞场上，也怕自己丝毫影响了毛泽东陶醉其间的那种众星拱月的氛围，这到底是出自于周恩来的理性抉择，抑或是已经化作了他的生存本能？
好似三棱镜下的阳光，周恩来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丰富多彩的性格，其每一性格侧面，都鲜明似突兀而起的大山，它们却错落有致、静动呼应地构成周恩来生命历程云开云聚的山脉。在这时开时聚的云雾里，一定潜藏了无数的文化之谜、历史之谜、政治之谜和心理之谜，将来总会有专家们凭着足够的史料去探幽发隐。
眼下，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周恩来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在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子宫里受西方文化射精而发育长大的儿子；与他们多数人不一样的是，在一百多年以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两难处境一直在困扰知识分子的时候，他放下了困扰，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虽不见得远大、却最为实际的道路，因此才得以与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变革力量的代表，相会在这条道路上。
如果说毛泽东的心理结构上，有着农民、士大夫、革命者的三种成分（见晓峰、明军主编的《毛泽东之谜》）。而且后两者成分并未使毛泽东拨开那将他托上神灵宝座的小生产的云海，他终生背负着农民的文化形成；那么，在周恩来的心理结构上，则有着现代学者、士大夫、革命者三种成分，而且后两者成分也未能消磨去前一种成分对他铭心刻骨的影响。
他命运的华彩乐章，总是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的观照下，舒展着自己的人生；他命运的低调段落，总是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与农民的文化形态的冲突下，委屈着自己的人生……
周恩来和毛泽东：
中外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
最成功合作的典范
私下里流传着各种说法：周不得不作违心之论；周也犯了错误；周是为了保护好人；周不愿眼见国家大乱，要把力气用来替国家人民作事；周不敢顶毛等等。换句话说：要不然就是周同毛一样犯错误；要不然周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试想想，如果周在文革十年中处理的大大小小事务，都是违心的，都是不得已的，周岂不是虚伪到了极点！把一个在中国人民眼中最正派的人物周恩来说成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怎能让人接受！即使再说轻些，周就是一个不讲原则的和稀泥者，这和周恩来作人作事一丝不苟，严明公正的形象又大相径庭。
说来说去，除非你从人格上否定周，你就得承认周是自觉的毛派。当然，这些后人替周作的“解释”，都是周死后强加于周身上的，要认识周，还是得根据周一生的言行。周和毛是完全不可分开的。从遵义会议以后，周就一直是毛的政策的最坚决的拥护者，最可靠的执行人。特别是在建国之后，毛周的关系变为不可分：毛的方向，周的开劈；毛的决策，周的贯彻；毛的战略，周的执行；毛的宏图，周的实现；不论在国际国内，革命建设，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配合无间。而且，到后来，当越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当老一辈的革命同志逐渐掉队时，毛周的关系就更为突出。今天，被人诋毁得最多的大跃进，最早是出自周恩来之口；文化大革命发起时，周是从一开始即以行动支持的。
毛周的不寻常关系，成为中国革命的无比强大动力。今天，有人将此一关系说成是周对毛的无条件服从，或周对毛的绝对信服。这样的讲法，是将毛周关系庸俗化、简单化为上下等级关系或盲目的相信权威。相反的，毛和周关系，恰恰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彼此信任上，所以才持久，才有力。只要我们从毛周的那么多有关材料、记录来看两人的关系：周本是毛的上级，是从现实的革命挫败中，认识到毛的高明，认识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主动从上级变为下级，尊毛为领导，毛周关系早已超越上下级关系；毛周同时出现的场合中，不论是会见外宾、党内会议或大型集会，周都是谈笑风生，不亢不卑，无拘无束。他从不是那种察颜善变，阿谀奉承之徒；周在国内国际上经历了无数的大小阵仗，从来机智镇定，潇洒自如，他不是可以被权威所慑服的；反过来，毛在重大的决策上，总是和周商量。即使是不愿公开的想法，例如武汉给江青的信谈到对林彪的意见，也是让周知道他的想法的。毛的高瞻远瞩，周的细致周到，心灵相通，两相补充。
如果从历史上人物来比喻毛周关系，比较接近的是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恩格斯说他一直是第二小提琴手，因为他由衷地认识马克思的超越时代。马克思抓住了时代的真理，恩格斯帮助他阐述并发扬此一真理。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周恩来支持他实现此一真理。由于艰巨革命的锻炼，毛周彼此的认识更有过于马恩。周永远把毛的事放在第一位；毛对周无限信任。他们彼此深知对方之长：
周的伟大，则不在其令人折服的精力智慧，不在其超凡拔萃的能力见识，不在其无休无止的献身热情，不在其守正不阿的高尚品格，不在其一心一意的为国为民，而是在于产生这些优点的根源：这就是周最了不起的品质，大公无私。
惟其无私，所以磊落；惟其无私，所以献身；惟其无私，所以虚心；惟其无私，所以有自知之明，真正把革命的事业放在自我中心意识之上，珍惜毛的伟大和难得，一心一意将毛的路线方针化之为现实政策。毛周的伟大，当然不是天生的，而是时代需要下的产物，毛周的关系，也建立在时代革命的共同斗争中。今天，我们看到对毛的明诬，对周的暗贬，不过是少数篡改历史的人，用来愚弄后世的无知者，也当然漏洞百出，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只要人们再度从阶级斗争中认识到毛周这个时代，就会更加珍惜这样的结合。也许有人会问：毛难道不会错吗？周就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个问题是把历史上开拓进程中的大事等同于日常的小事。后来的人，为了反毛，提出反对“偶像崇拜”。权威有两种，一种是自封的；一种是经过考验建立的。考验越大，权威越大。因此，爱因斯坦死了这么久，物理学界还不敢轻易否定他的推论，鉴于他在物理学上划时代的突破，他远超同侪的眼界，哪怕是他自己都已否定的宇宙常数，又一再被重新提出。这算不算是“偶像崇拜”？科学实验如此，社会革命更是如此。马克思的著作，在他死后百年，还被社会主义左派奉为经典，逐字逐句研究、辩论。毛的权威，建立在他对社会革命的划时代突破，他超越同侪的眼界；周对毛的认识，建立在他同毛长期共事的深刻体验。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是创造历史的道路，其中的重大方向是非问题的判断，都需要假以时日，不是短期可明白看出。中国革命的几次重大转折，国共合作、面向农民、井冈山、长征、延安、抗日、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三面红旗、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论战、中苏分裂、印支战争、四清、文革、上海公报、三个世界外交策略等等，其重大的影响，越到后来越见其重要。毛周的关系，也随时日而各自分工：在方向、方针、战略大事上，毛的远见、决策和部署；在具体化和细致化上周的执行，是中外政治上最成功的典范。毛的决策，周也参与；周的执行，毛也过问。“大跃进”就出自周的提议。周同今天自称“毛泽东思想”贡献者不一样的是，周是自觉地去帮助发展完善此一思想，谦虚勤奋地学习此一思想，始终不渝地贯彻毛的决策。周确实把毛的政策当作革命的一个必要组成来看，这当然有别于单纯的服从权威，更不是仰承旨意。正是周把革命的目的同革命的手段合而为一，他才发挥出最大的能力。毛死后所发生的贬毛，如果周在世是决不允许的。毛写给江青的信中，引用李固给黄琼的话：“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阳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间已经不是完全采用李固的原意，多少有知己难求的感慨。他这封信，让江青只给周过目，周也的确是毛少有的知己。
（原载《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现摘自《关东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