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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兴路向西走，穿过重庆南路再向前走一段路，便是赫赫有名的思南路了。马路两侧坐落着各式各样的花园洋房，最为集中的当然莫过于思南公馆，51栋历史悠久的花园洋房，林林总总地矗立着联排式建筑、外廊式建筑、新式里弄、花园里弄、现代公寓等许多建筑，使思南路有一种格外的宁静与厚重。而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可以对应若干历史名人：当年，梅兰芳、柳亚子都曾在此居住；曾虚白说，这里每天晚上“灯光耀目一直到深夜”；徐志摩、田汉、郁达夫、张若谷、叶圣陶、陈望道等，都曾在这里满怀激情地交流东西方文化，试图提高那个年代国民的美学和文学修养。而今天，思南公馆的文化气息依然浓厚。每到周六，穿过茂密的梧桐，在花园洋房里，“思南读书会”和“思南书集”渐渐成为了沪上文学爱好者们的新地标——此地标可不是那些“文艺小资”们喝咖啡拗造型的时尚地标——在这里，王安忆、孙甘露、格非、毕飞宇、金宇澄、毛尖……都曾与文学爱好者们距离不超过一米地面对面畅谈文学、思索人生。在这里，老洋房林立，法国风犹在，却不见玫瑰，常有书香。
从“国际文学周”到“思南文学之家”
说到思南路的历史，思南公馆的总经理刘申如数家珍：“思南路的前世——马斯南路，当时是为了纪念曾创作歌剧《少年维特》的法国音乐家儒勒·马斯南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约在1914年将一条新开辟的马路命名为马斯南路，1946年，又以贵州省思南县名命名沿用至今。”沿着历史的轨迹再向上溯源，还可发现今天的思南公馆一带最早的地名叫“叶家宅东”、“小田肚”，是“占野分圃，散为村墟，家给人足，鸡犬相闻”的中式乡村；直到上世纪初，法租界实现第三次界域大扩张，才逐渐由乡野变为城区。它的形成和发展还与两个名字有关，前者叫低沙巨蓬，是个法国商人，专门从事地产租赁生意；后者是企业叫义品洋行，在收购来的土地上建造了23幢花园洋房，命名为“义品村”，即今天的思南公馆。由于街区风格洋溢着浓烈的法国风情，所以当时的上海外侨把它称之为“法兰西市镇”。
所以当最初刘申参与到思南公馆的项目时，心里就已经有了个隐约的影子——要重新恢复它优雅而浓厚的人文气息。然而要拷贝实体容易，要描绘影子却恰恰是最难的，当刘申用了几年的时间把思南公馆的老建筑逐渐整理、翻修、重建出规模来的时候，他沮丧的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重复“新天地”的模式——固然那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但并不是刘申最初心里想要的那种“历史建筑的活化”。“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思南公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非常确定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我们为了生存总要继续走下去，比如积极招租、引进一些符合这个街区的餐饮商铺，又比如经营我们思南路53号的晶品酒店；一方面我总觉得这些都不是最对的，思南路本身的那种法国文化、沙龙传统，应该有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于是，在这样的求索之下，“思南公馆”与“书”的相遇说是偶然，也未尝不是一种必然了。
刘申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13年上海书展前夕，规模日益壮大的“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正苦于没有一个“交通便利、环境优雅又有人文情怀”的专属会场，正巧当时的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来思南公馆参观一个画展，“他觉得我们这里的人文和地理简直就是为‘国际文学周’度身定制的，于是当时就和我们提出了合作意向。而我们也觉得‘书香’这个主题完全可以体现和提升思南公馆的人文内涵，那第一次的合作可以说就是现在‘思南读书会’的前身吧。”于是，那一年上海书展的“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因为有了思南公馆作为主场，活动规模和参与人数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国际性、公众性和覆盖面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三个文学单元中的“全球文学12时区”更是创造性地选择了晚上9点在思南公馆开始，持续12个小时，通过视频、电话等多媒体手段，让全球不同时区的作家们“聚集”上海，与现场读者进行互动交流、共享文学盛宴，反响极好。而更有意义的是，这一年的上海书展，曾五度现身的“老客人”莫言因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分身乏术无法亲临，但他却为思南公馆的这一处分会场亲笔写下了“思南文学之家”的题字。
“文学周”的热闹虽然只有7天，但这7天里，刘申和黄浦区文化局的相关领导们都看到了思南公馆未来的某种可能——在这块从来就不缺“花香”和“咖啡香”的“法兰西市镇”，只有“书香”才是最与之契合的选择；更何况莫言的题词就挂在公馆门前，怎样也不能让“思南文学之家”成为一个没有“人”的空房子呀。与此同时，仿若灵犀，成功举办了上海书展与“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市新闻出版局和市作家协会也动起了同一个念头——书展虽热只有7天，7天过后，剩下358天怎么办？那么多热情的读者和市民们该去何处寻觅书香？不如就把“文学周”顺延下去，在思南公馆搞一个常态的、开放的、免费的读书会？
因为有之前合作的契合，这个点子迅速获得到了各方的认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作家协会、黄浦区几方一拍即合，而刘申作为思南公馆的开发方更是乐见其成：“修旧如旧只是物理性的，思南公馆不是死的建筑，而是活的灵魂。历史上的这里，有很好的人文底蕴，文化是它的天然属性，如今能有‘读书会’这么好的文学活动在这里办，我觉得它让思南公馆找回了自己的魂。”就这样，脱胎于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思南读书会正式成立了。与沪上其他的读书组织相比，思南读书会无疑汇聚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由政府推动和促进，由出版界、媒体界和文学评论界的专业人士进行具体策划和落实，并自发聚拢各种优质资源。再加上对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地产商、市中心的场所和规律性的举办时间，让每期的内容都有品质保证，都值得期待。
在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看来，这种“思南模式”的成功自有它不可复制的必然性：“比如说思南公馆，地处城市中心，吸引了一批有追求又有相当素养的读者，读者质量至关重要。思南公馆本身，又是新近崛起的地标，正好碰上对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地产商，愿意耐住寂寞做文学的公益活动，还碰上孙甘露老师这样一位有感召力的热心人，周围聚集起一批同样有情怀的年轻作家、评论家、编辑、媒体人，乐意共同为这件事付出，自发聚拢各种优质资源。思南读书会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虽然“思南模式”不可复制，不过在徐炯看来这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阅读推广是一件急不来的事，文化培育本身就不能靠简单粗放的“复制+批量生产”，那样往往表面热闹，实际效果不佳。“读书就和健身一样，正因为被需要而回归人们的生活——我们一度忙这忙那，忽视了照顾自己的身心，如今健身不但重获重视，而且越来越讲究‘专业性’，滋养心灵的阅读也会如此。而一个读书会能做的，正是专业地因势利导。” 作为总策划，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对此表达了同样的淡定：“我们的读书会有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完全没有门槛，也不用事先预定或者交任何费用，到场来听就可以。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一个宣讲会，也没有谁教育谁，我们只是坐在一起来阅读和聊聊自己对书的理解。我们的立意，是营造一种‘生活方式’——包括后来做的‘思南书集’也是秉承了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你也可以这样地过一天，上午来书集逛逛，看看书或者买几本书，然后下午来听听作家学者们怎么评讲书，最后你可以因为听了之后觉得有趣再去多买几本书回家看。”
然而金子总会发光，一年多来，虽然思南读书会的工作人员一直只有4、5个人担纲“领衔”——包括上海国际文学周的策划人、作家孙甘露，上海市作协创联室副主任李伟长以及分别来自出版、写作和媒体领域的彭伦、石剑峰和王若虚等人，但这个致力于“安静品书，自由交流”的读书会的口碑却不胫而走，影响日趋壮大，以至于有一期儿童专场，慕名而来的家长们带着孩子，在门外排队排了2小时才能进场。目睹这一盛况的孙甘露连连感叹：“一开始我们压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我们只是想给读者更多机会，能面对面接触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完全没把人数作为活动参数。”
对此，思南公馆的开发商刘申表示赞同和支持。其实有几期格外火爆的读书会也让思南公馆的餐饮、咖啡店生意有了明显提升，但刘申却对此保持冷静：“最难得的是坚持。面对商业诱惑，我们更要坚持读书会的水准，不能看到商机后，谁有号召力就让谁来，所以我们从不会干涉读书会对于嘉宾的选择和安排。”在刘申看来，有几期的主题偏于学术或者嘉宾比较“高冷”，那么是会造成参与的读者人数偏少，短期看思南公馆似乎会因此损失商业利益，但长远看，这些嘉宾的加入却让思南读书会的品牌内涵更丰富了，“这种无形资产，迟早会让我们有收获。即使我们没有，城市也会因它而得益。”
“这里就是我的大学”
到今年2月，“思南读书会”已经满一周岁了。王安忆、孙颙、舒乙、李欧梵、刘恒、格非、马原、韩少功以及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达尼·拉费里埃等知名作家、学者都曾受邀来这里坐坐，用一个周末下午的时间，来和读者见面，朗读、谈论文学。孙甘露至今记得第一场思南读书会的主题——《让过去告诉未来》。“思南路的过去能告诉我们很多，而我们也在为未来创造思南路的历史。”孙甘露说，“我希望有一天，走到世界另一个角落，遇到一个陌生人，他会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曾走进过思南路，因为‘思南读书会’。”
而相比于孙甘露的写意情怀，活动策划人之一、上海市作协创联室副主任李伟长的记忆则比较务实：“我记得第一期的嘉宾是孙颙老师，主持人是王安忆老师，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会’的第一次活动就能请得动这样的‘明星阵容’，坦白说靠的都是孙甘露老师的‘私人关系’。”而如今一年多过去了，在思南读书会的嘉宾名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闪亮的名字，而他们中的很多都是非常乐于前来的，有些甚至是主动请缨。回看这一年多的历程，李伟长深感骄傲：“瞧，我们坚持下来了，而且越来越得心应手。不但当初的一些朴素的想法早已实现，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可能。”特别是在做了差不多半年之后，读者热情高涨，媒体的鼓励、追踪报道持续不断，各方面的朋友都很关注，这让他深感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我们慢慢体会到这样的活动对于城市公共文化的重要性——市新闻出版局方面，作为政府层面来推动和促进；市作协方面，作为专业机构来进行具体策划和落实；最终受益的是读者和群众。”对此，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也深表欣慰：“一年来思南读书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而就算其中有些人是凑热闹也没关系。许多科学家回忆自己怎么走上科研道路时，都会说起小时候，因为听了一次讲座、看了一本书或者跟某位大家说了几句话，被激发了兴趣。阅读同样如此，思南读书会给市民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激发点。就算只能改变一个人，那也是好事。”
很显然，“年度读者”许树建就是这样一位“被改变”了的人——在去年的55场活动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场次，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都风雨无阻地参与了，他因此获得了在观众席第一排正中间拥有一把专属“红椅”的殊荣——就像红毯之于明星那样。这是“年度读者”的“专座”，据说有一次李欧梵来做嘉宾，在台下陪伴的李夫人因为不知情坐在了“红椅”上，等许树建到场后她照例被客气地请离了座位。而恰恰就像徐炯戏言的那样，许树建最初踏进“思南读书会”，正是因为家住附近而误打误撞地“凑了一记热闹”，在此之前他和大多数同龄老人一样，退休在家带带孙子，间或与老伙伴们一起出门旅游，不仅算不上“读书爱好者”，甚至“看到海报以为赵丽宏是个女的，连毕飞宇是谁都不知道”，完全是个文学门外汉。如今一年下来，许老先生谈起这些历届嘉宾和他们的作品来已然头头是道，甚至和他们中的一些在私下里也有了更多的交情，然而回忆起第一次与“思南读书会”相遇，许树建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春三月的一天下午，同往日一样，住在附近的他散步经过思南公馆门口时，无意间看见门口摆放着的不太显眼的一张关于思南读书会的海报——《辛波斯卡：我曾经寂寞生活》。“当时我就停下脚步思忖着：这读书会莫不是又一场变相的商业活动？或是为了推销某部小说？反正闲着无事，我就怀着好奇心排队进了会场。那一场人还不少，座位也没了，我就站在边上听着，渐渐感觉气氛很不一般，无论在讲台上朗诵的和台下听讲的，都非常认真严肃。这里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我好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完了整场。”
就像生活中忽然打开了一扇门，许树建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年轻时到吉林农村插队，恢复高考的那一年虽然他奋力考取了外地的大学，但为了回到上海，最终还是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因此，虽然之后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如今更是悠闲退休，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始终是他一生的遗憾。“然而自从我误打误撞进入读书会开始，思南读书会渐渐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兴趣爱好。一年来，每周六的读书活动已经成了我退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没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我一直羡慕国外老人可以进修大学课程，特别向往美国大学那种椭圆型阶梯室，一个个小组围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讨论，而现在‘思南读书会’满足了我对大学的所有幻想——虽然上课的老师一周一换，也没有期终考试，但是我深深觉得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大学。更何况这里的老师都是上海一流、中国一流和世界一流的，而听课同学也都是自愿赶来、渴望得到知识的人们。” 因为每周六下午都要去听读书会，时间久了许树建的老伴难免有点不满：“像真的一样，报告有什么好听的，偶尔去听听就可以了。”抱怨的多了，许树建自己也有点犯嘀咕——值得这么当回事吗？但当他又一次听了金宇澄关于《繁花》的讲座后，许树建非常有共鸣，回到家就饶有兴致地和老伴说起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上海故事来。因为内容和叙述语言都非常贴近生活，许树建的老伴忍不住翻起了他在读书会现场购得的《繁花》，结果一读就上了瘾，一本书看了两遍还追着许树建交流心得。而老伴单位的老姐妹平时麻将不断，听她一介绍，竟然也纷纷想看这本书，于是此书一传二、二传四，转了大半年，回来时已经被翻旧了。“从此她非常支持我去听课，也关心听了些什么，买了什么新书，再去给她的姐妹们说说，一来二去‘麻友’们都变成了‘书友’。”说起这件事来，许树建得意得很：“每次参加完读书会后，我都会把当天的嘉宾、会场全景和我的一点感悟用邮件发给亲朋好友。慢慢地，我的亲戚、同学和好友几乎都关心起每周读书会的进展，一些朋友不甘心听我的‘二传’了，就开始打听能否加入‘思南读书会’——在他们的想象中，读书会的门槛一定很高，还要付费，当我说没有任何手续和门票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我诚心诚意地把一个个朋友带来听，而他们也都是满载而归，数数不下10多位，后来他们又带了新朋友来。”
如今，许树建已然把思南读书会称作“我的大学”，而这所“大学”也一次又一次给他带来难忘的体验。“最忘不了的是去年四月二十三日的那次活动，许多知名人士如曹雷、梁波罗等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而举办的全景朗诵专场。因为去的人多，我在场外等了很久，终于有一位女士退场，我和守门的保安苦苦商量，才得以挤进屋里聆听《十四行诗》的朗诵。优美、深沉的诗句像是从诵者心中流出的热血，而不再是打印出来的铅字。我被文学的美和活力震撼了。”同样难忘的还有一个飘着细雨的晚上，也许是因为天气原因，那一场的读者特别少，于是现场嘉宾西班牙总领事在朗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提议台下的读者也轮流上去朗读一段。“由于我坐在第一排，便被邀请上台朗诵，要知道我自从1968年离开学校之后那还是第一次放声朗读。我感觉自己心跳加快、句子也读得不太连贯，但看到大家微笑着的鼓励目光，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进入了作者的故事里……”
这些美好的体验让许树建不再甘于做一个被动聆听的“学生”，为了能更好地参与进去，他常常抽空做一些“预习”：比如事前知道下一期将是《萧红和萧军》的讲座，他就赶紧去国泰影院先看一遍电影《黄金时代》，“临阵磨刀，不快也光”。讲座结束了，他也会忙着补课，比如听过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张翎谈《离去也是回家的一种方式》后，他回到家里立刻就和老伴在网上找到了她的一篇作品《空巢》，一口气读完，爱不释卷。“我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回信中常常说羡慕我每周能听到这么好的课，感觉这读书会就像他家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他虽然年过八旬了，也是经常去听免费讲座。而我另一个正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年轻校友也感叹，北大的课外讲座也没有如此丰富啊！”
“为作者找到读者，为读者找到书”
如今，购书、读书的过程都可以在网络上实现，线下办这么个读书会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个问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思南读书会的发起人之一孙甘露如此解释初衷：“古人有句话说得好——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在孙甘露看来，恰恰是互联网时代，“见面”的需求可能比非互联网时代更迫切。无论从交际需要，还是情感上的交流来说，读者希望看着嘉宾的眼睛，而不仅仅是通过平面、网络或电视去听他说。因此，对许多读者而言，思南读书会提供的这种与作家面对面、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弥足珍贵，亦是不可替代的。
正因如此，在主题设置上，思南读书会的组织者们力求每一期读书会都要令人有所期待——见到什么人、读什么书、谈什么话题？“周一想下周选题，周二准备材料，周三与嘉宾联络确定细节，周四发活动预告，周五制作背景板”，策划团队成员、市作协创联室副主任李伟长说，一年来，只有每周六当期读书会办完的晚上“不紧张”，“但看着举办期数一点点累积上去，感觉很幸福。”事实上，李伟长的“紧张”是有原因的，与许多读书会不同，思南读书会上很少出现单独一位嘉宾的讲座，所形成的多是充满思想交锋的有效对话，就一个话题形成透彻深入的讨论——为了达到这个高度，主办方必须动足脑筋。“在进行策划时，孙甘露老师也会同我们经常讨论到这个问题，不断总结哪一期好，好在哪儿。我们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对话非常重要，在两个小时的活动时间里，想要达成的是一场高质量的对谈。”李伟长说。因此，在思南读书会的活动中，读者看到的经常是两三位身份不同质的嘉宾侃侃而谈——小说家毕飞宇和评论家张莉、周立民；学者李欧梵和教授罗岗、倪文尖；翻译家黄昱宁和评论家金雯……“身份不同质的嘉宾，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个人经验和认知都会有区别，将他们放在同个平台对谈、碰撞，让他们的经验能用公共方式表达出来，这会让对话内容丰富，完成度非常高。”
在不久前的活动中，受邀专程从南京赶来的作家毕飞宇戏言，“对写作的人来说，没来过思南读书会，没法满足虚荣心”。这或许是一句恭维话，但也是许多参与活动的作家的感言。“思南读书会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很感恩现在的状态，但又怕它‘过热’，因为读书本身是一件安安静静的事。”李伟长说，“我们会更扎实，保证一定学术性和专业性，这是读书会的立身之本。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推出新人、新作，在形式上和方式上再做一些突破，让更多好作者和好作品发出声音。”
“为作者找到读者”，这正是思南读书会创办的初衷之一。正因如此，思南读书会的第一讲由王安忆主持时，她便在开场就向台下的读者们幽默地介绍了“男主角”——她在市作协工作的老搭档、刚刚卸下管理职务的作家孙颙，“过去都是他组织研讨会‘审判’我们，今天倒过来。孙颙的要求很朴素，就是想来听听大家怎么看他的作品”。在之后的两个小时中，两位平日里“在云端”的大作家就这么与读者们相隔一米不到面对面坐着，谈写作、谈生活、谈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心路历程。台下，既有他们的作家朋友插话评论，更有读者提问互动，笑声、掌声不断。那一次台下来了很多年轻人，没有座位，就那么一直站着。有个从杭州专门坐高铁赶来的大学生特别激动：“我从微博上知道有这个活动就赶来了，我很喜欢王安忆老师的《长恨歌》，也看了她一些作品，但第一次在书本、文字以外见到她本人，听到她说这么多，感觉很不一样，回去以后要把她今天提到的几本书都买来看。” 而“年度读者”许树建也是这样在读书会上“邂逅”赵丽宏和他的诗的。“很多人都熟知赵丽宏，可我对他却很陌生，一直因为名字以为他是个女的。”许老先生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当我第一次在思南公馆面对这位著名诗人时，却一下子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看着我们的眼睛，亲切地讲述着他年轻时在崇明的那段艰苦经历，没有一点架子，面对素不相识的读者，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想的交给了读者，并背诵了1970年他写的第一首诗《梦境》。回来后，我好不容易借到了《赵丽宏诗选》及由乔榛、丁建华配乐朗诵的录音带。我听了很多遍，每听一遍对自己都是一次精神洗礼。”现在，许树建已经是赵丽宏的诗迷了，张口就能诵念他的诗。“作家和读者像朋友一样聊天，这种即兴的交流最是宝贵。”
而“为读者找到书”，则是思南读书会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使命”。现如今市面上的新书层出不穷，但过剩的“产出”却反而让读者感到迷茫，因此很多人参加读书会的目的正是希望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下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本好书”。“看到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图书往往会无从下手，现在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听一听嘉宾们深入浅出的对谈，也像是对好书有了一次‘预览’。”有读者说，自己喜欢阅读，但有时却不知道该读什么、怎么读，读书会上嘉宾们的交流开阔了眼界，让自己渐渐清楚需要什么样的阅读。而如果一期一会的“对谈”信息量还不够大的话，没关系，听完“对谈”走出思南公馆的精巧走廊，户外还有满满一广场的露天书摊与之“无缝衔接”——在绿茵与鲜花交相映的花墙广场，七个由上海几家特色各异的书店轮流运营的书摊前人流如潮。据说这个“思南书集”源于作家孙甘露的一个念想：因为越来越害怕长途飞行，他有好几年没去巴黎了。他对巴黎最念念不忘的除了塞纳河左岸的一间间咖啡店、一家家书店，还有就是一个个流动着的书摊。这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使他不止一次地畅想——这种松散型的书摊，什么时候也在上海流动起来就好了。如今在思南公馆，孙甘露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现实甚至超越了梦想，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现场，王小鹰、王若虚、走走、周嘉宁、路内5位作家与陈征、王为松、史领空等沪上12家出版单位负责人组成的“书集志愿者”阵容，更是在现场为读者们提供起了“一对一”的导购服务。导购之余，作家与出版人们还在现场与读者交流起了读书心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陈征对此倍感满足：“很高兴成为志愿者的一员，与读者交流的同时借机了解一下读者的阅读兴趣，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就这样，“思南读书会”用一年内131位嘉宾的55讲“对谈”，让作家与读者同感“文学复苏，暖流注入”，成为了读者心目中“上海最好的读书会”。对此，李伟长在深深欣慰的同时表示野心勃勃：“现在从活动预热到宣传推广、后期传播、影响力扩散等，互联网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都很大，不仅在技术上形成了支持，也为我们在理念上带来了颠覆——比如邀请国际嘉宾，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实现全球互动，但真实感仍然有限，今后是否可以通过三维立体投影的方式让嘉宾‘现场’参与到读书会活动中？这些都是互联网能够提供的读书会‘新玩法’，也有待以后在技术的支持下逐渐尝试。”
而徐炯也对未来的“思南读书会”充满期待，他表示思南读书会应该继续保持弹性、身段柔软，不要固化刻板。“如果讲者全是名家，高高在上，会脱离大众趣味；但若全是流行，一味扑向热点，也会把自己灼伤。”徐炯认为读书会的内容和形式最好是多元多变、大众和小众调和的，“比如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尽管是科幻类，但却折服了纯文学界。我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也很感佩这部当年流行的科幻小说极宏大的历史视野、想象力和深刻的思想境界。我们的传统文学一般是远离科幻的，但思南读书会可以跳出传统框架，有价值的小说都推荐。同是流行读物，有些人读金庸的武侠能读出佛学来，从看热闹到看门道，这也可以在读书会里讲。总之大可集思广益，不要把模式固化。好的读书会，反映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
从“国际文学周”到“思南文学之家”
说到思南路的历史，思南公馆的总经理刘申如数家珍：“思南路的前世——马斯南路，当时是为了纪念曾创作歌剧《少年维特》的法国音乐家儒勒·马斯南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约在1914年将一条新开辟的马路命名为马斯南路，1946年，又以贵州省思南县名命名沿用至今。”沿着历史的轨迹再向上溯源，还可发现今天的思南公馆一带最早的地名叫“叶家宅东”、“小田肚”，是“占野分圃，散为村墟，家给人足，鸡犬相闻”的中式乡村；直到上世纪初，法租界实现第三次界域大扩张，才逐渐由乡野变为城区。它的形成和发展还与两个名字有关，前者叫低沙巨蓬，是个法国商人，专门从事地产租赁生意；后者是企业叫义品洋行，在收购来的土地上建造了23幢花园洋房，命名为“义品村”，即今天的思南公馆。由于街区风格洋溢着浓烈的法国风情，所以当时的上海外侨把它称之为“法兰西市镇”。
所以当最初刘申参与到思南公馆的项目时，心里就已经有了个隐约的影子——要重新恢复它优雅而浓厚的人文气息。然而要拷贝实体容易，要描绘影子却恰恰是最难的，当刘申用了几年的时间把思南公馆的老建筑逐渐整理、翻修、重建出规模来的时候，他沮丧的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重复“新天地”的模式——固然那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但并不是刘申最初心里想要的那种“历史建筑的活化”。“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思南公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非常确定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我们为了生存总要继续走下去，比如积极招租、引进一些符合这个街区的餐饮商铺，又比如经营我们思南路53号的晶品酒店；一方面我总觉得这些都不是最对的，思南路本身的那种法国文化、沙龙传统，应该有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于是，在这样的求索之下，“思南公馆”与“书”的相遇说是偶然，也未尝不是一种必然了。
刘申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13年上海书展前夕，规模日益壮大的“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正苦于没有一个“交通便利、环境优雅又有人文情怀”的专属会场，正巧当时的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来思南公馆参观一个画展，“他觉得我们这里的人文和地理简直就是为‘国际文学周’度身定制的，于是当时就和我们提出了合作意向。而我们也觉得‘书香’这个主题完全可以体现和提升思南公馆的人文内涵，那第一次的合作可以说就是现在‘思南读书会’的前身吧。”于是，那一年上海书展的“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因为有了思南公馆作为主场，活动规模和参与人数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国际性、公众性和覆盖面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三个文学单元中的“全球文学12时区”更是创造性地选择了晚上9点在思南公馆开始，持续12个小时，通过视频、电话等多媒体手段，让全球不同时区的作家们“聚集”上海，与现场读者进行互动交流、共享文学盛宴，反响极好。而更有意义的是，这一年的上海书展，曾五度现身的“老客人”莫言因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分身乏术无法亲临，但他却为思南公馆的这一处分会场亲笔写下了“思南文学之家”的题字。
“文学周”的热闹虽然只有7天，但这7天里，刘申和黄浦区文化局的相关领导们都看到了思南公馆未来的某种可能——在这块从来就不缺“花香”和“咖啡香”的“法兰西市镇”，只有“书香”才是最与之契合的选择；更何况莫言的题词就挂在公馆门前，怎样也不能让“思南文学之家”成为一个没有“人”的空房子呀。与此同时，仿若灵犀，成功举办了上海书展与“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市新闻出版局和市作家协会也动起了同一个念头——书展虽热只有7天，7天过后，剩下358天怎么办？那么多热情的读者和市民们该去何处寻觅书香？不如就把“文学周”顺延下去，在思南公馆搞一个常态的、开放的、免费的读书会？
因为有之前合作的契合，这个点子迅速获得到了各方的认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作家协会、黄浦区几方一拍即合，而刘申作为思南公馆的开发方更是乐见其成：“修旧如旧只是物理性的，思南公馆不是死的建筑，而是活的灵魂。历史上的这里，有很好的人文底蕴，文化是它的天然属性，如今能有‘读书会’这么好的文学活动在这里办，我觉得它让思南公馆找回了自己的魂。”就这样，脱胎于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思南读书会正式成立了。与沪上其他的读书组织相比，思南读书会无疑汇聚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由政府推动和促进，由出版界、媒体界和文学评论界的专业人士进行具体策划和落实，并自发聚拢各种优质资源。再加上对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地产商、市中心的场所和规律性的举办时间，让每期的内容都有品质保证，都值得期待。
在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看来，这种“思南模式”的成功自有它不可复制的必然性：“比如说思南公馆，地处城市中心，吸引了一批有追求又有相当素养的读者，读者质量至关重要。思南公馆本身，又是新近崛起的地标，正好碰上对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地产商，愿意耐住寂寞做文学的公益活动，还碰上孙甘露老师这样一位有感召力的热心人，周围聚集起一批同样有情怀的年轻作家、评论家、编辑、媒体人，乐意共同为这件事付出，自发聚拢各种优质资源。思南读书会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虽然“思南模式”不可复制，不过在徐炯看来这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阅读推广是一件急不来的事，文化培育本身就不能靠简单粗放的“复制+批量生产”，那样往往表面热闹，实际效果不佳。“读书就和健身一样，正因为被需要而回归人们的生活——我们一度忙这忙那，忽视了照顾自己的身心，如今健身不但重获重视，而且越来越讲究‘专业性’，滋养心灵的阅读也会如此。而一个读书会能做的，正是专业地因势利导。” 作为总策划，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对此表达了同样的淡定：“我们的读书会有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完全没有门槛，也不用事先预定或者交任何费用，到场来听就可以。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一个宣讲会，也没有谁教育谁，我们只是坐在一起来阅读和聊聊自己对书的理解。我们的立意，是营造一种‘生活方式’——包括后来做的‘思南书集’也是秉承了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你也可以这样地过一天，上午来书集逛逛，看看书或者买几本书，然后下午来听听作家学者们怎么评讲书，最后你可以因为听了之后觉得有趣再去多买几本书回家看。”
然而金子总会发光，一年多来，虽然思南读书会的工作人员一直只有4、5个人担纲“领衔”——包括上海国际文学周的策划人、作家孙甘露，上海市作协创联室副主任李伟长以及分别来自出版、写作和媒体领域的彭伦、石剑峰和王若虚等人，但这个致力于“安静品书，自由交流”的读书会的口碑却不胫而走，影响日趋壮大，以至于有一期儿童专场，慕名而来的家长们带着孩子，在门外排队排了2小时才能进场。目睹这一盛况的孙甘露连连感叹：“一开始我们压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我们只是想给读者更多机会，能面对面接触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完全没把人数作为活动参数。”
对此，思南公馆的开发商刘申表示赞同和支持。其实有几期格外火爆的读书会也让思南公馆的餐饮、咖啡店生意有了明显提升，但刘申却对此保持冷静：“最难得的是坚持。面对商业诱惑，我们更要坚持读书会的水准，不能看到商机后，谁有号召力就让谁来，所以我们从不会干涉读书会对于嘉宾的选择和安排。”在刘申看来，有几期的主题偏于学术或者嘉宾比较“高冷”，那么是会造成参与的读者人数偏少，短期看思南公馆似乎会因此损失商业利益，但长远看，这些嘉宾的加入却让思南读书会的品牌内涵更丰富了，“这种无形资产，迟早会让我们有收获。即使我们没有，城市也会因它而得益。”
“这里就是我的大学”
到今年2月，“思南读书会”已经满一周岁了。王安忆、孙颙、舒乙、李欧梵、刘恒、格非、马原、韩少功以及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达尼·拉费里埃等知名作家、学者都曾受邀来这里坐坐，用一个周末下午的时间，来和读者见面，朗读、谈论文学。孙甘露至今记得第一场思南读书会的主题——《让过去告诉未来》。“思南路的过去能告诉我们很多，而我们也在为未来创造思南路的历史。”孙甘露说，“我希望有一天，走到世界另一个角落，遇到一个陌生人，他会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曾走进过思南路，因为‘思南读书会’。”
而相比于孙甘露的写意情怀，活动策划人之一、上海市作协创联室副主任李伟长的记忆则比较务实：“我记得第一期的嘉宾是孙颙老师，主持人是王安忆老师，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会’的第一次活动就能请得动这样的‘明星阵容’，坦白说靠的都是孙甘露老师的‘私人关系’。”而如今一年多过去了，在思南读书会的嘉宾名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闪亮的名字，而他们中的很多都是非常乐于前来的，有些甚至是主动请缨。回看这一年多的历程，李伟长深感骄傲：“瞧，我们坚持下来了，而且越来越得心应手。不但当初的一些朴素的想法早已实现，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可能。”特别是在做了差不多半年之后，读者热情高涨，媒体的鼓励、追踪报道持续不断，各方面的朋友都很关注，这让他深感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我们慢慢体会到这样的活动对于城市公共文化的重要性——市新闻出版局方面，作为政府层面来推动和促进；市作协方面，作为专业机构来进行具体策划和落实；最终受益的是读者和群众。”对此，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也深表欣慰：“一年来思南读书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而就算其中有些人是凑热闹也没关系。许多科学家回忆自己怎么走上科研道路时，都会说起小时候，因为听了一次讲座、看了一本书或者跟某位大家说了几句话，被激发了兴趣。阅读同样如此，思南读书会给市民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激发点。就算只能改变一个人，那也是好事。”
很显然，“年度读者”许树建就是这样一位“被改变”了的人——在去年的55场活动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场次，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都风雨无阻地参与了，他因此获得了在观众席第一排正中间拥有一把专属“红椅”的殊荣——就像红毯之于明星那样。这是“年度读者”的“专座”，据说有一次李欧梵来做嘉宾，在台下陪伴的李夫人因为不知情坐在了“红椅”上，等许树建到场后她照例被客气地请离了座位。而恰恰就像徐炯戏言的那样，许树建最初踏进“思南读书会”，正是因为家住附近而误打误撞地“凑了一记热闹”，在此之前他和大多数同龄老人一样，退休在家带带孙子，间或与老伙伴们一起出门旅游，不仅算不上“读书爱好者”，甚至“看到海报以为赵丽宏是个女的，连毕飞宇是谁都不知道”，完全是个文学门外汉。如今一年下来，许老先生谈起这些历届嘉宾和他们的作品来已然头头是道，甚至和他们中的一些在私下里也有了更多的交情，然而回忆起第一次与“思南读书会”相遇，许树建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春三月的一天下午，同往日一样，住在附近的他散步经过思南公馆门口时，无意间看见门口摆放着的不太显眼的一张关于思南读书会的海报——《辛波斯卡：我曾经寂寞生活》。“当时我就停下脚步思忖着：这读书会莫不是又一场变相的商业活动？或是为了推销某部小说？反正闲着无事，我就怀着好奇心排队进了会场。那一场人还不少，座位也没了，我就站在边上听着，渐渐感觉气氛很不一般，无论在讲台上朗诵的和台下听讲的，都非常认真严肃。这里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我好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完了整场。”
就像生活中忽然打开了一扇门，许树建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年轻时到吉林农村插队，恢复高考的那一年虽然他奋力考取了外地的大学，但为了回到上海，最终还是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因此，虽然之后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如今更是悠闲退休，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始终是他一生的遗憾。“然而自从我误打误撞进入读书会开始，思南读书会渐渐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兴趣爱好。一年来，每周六的读书活动已经成了我退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没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我一直羡慕国外老人可以进修大学课程，特别向往美国大学那种椭圆型阶梯室，一个个小组围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讨论，而现在‘思南读书会’满足了我对大学的所有幻想——虽然上课的老师一周一换，也没有期终考试，但是我深深觉得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大学。更何况这里的老师都是上海一流、中国一流和世界一流的，而听课同学也都是自愿赶来、渴望得到知识的人们。” 因为每周六下午都要去听读书会，时间久了许树建的老伴难免有点不满：“像真的一样，报告有什么好听的，偶尔去听听就可以了。”抱怨的多了，许树建自己也有点犯嘀咕——值得这么当回事吗？但当他又一次听了金宇澄关于《繁花》的讲座后，许树建非常有共鸣，回到家就饶有兴致地和老伴说起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上海故事来。因为内容和叙述语言都非常贴近生活，许树建的老伴忍不住翻起了他在读书会现场购得的《繁花》，结果一读就上了瘾，一本书看了两遍还追着许树建交流心得。而老伴单位的老姐妹平时麻将不断，听她一介绍，竟然也纷纷想看这本书，于是此书一传二、二传四，转了大半年，回来时已经被翻旧了。“从此她非常支持我去听课，也关心听了些什么，买了什么新书，再去给她的姐妹们说说，一来二去‘麻友’们都变成了‘书友’。”说起这件事来，许树建得意得很：“每次参加完读书会后，我都会把当天的嘉宾、会场全景和我的一点感悟用邮件发给亲朋好友。慢慢地，我的亲戚、同学和好友几乎都关心起每周读书会的进展，一些朋友不甘心听我的‘二传’了，就开始打听能否加入‘思南读书会’——在他们的想象中，读书会的门槛一定很高，还要付费，当我说没有任何手续和门票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我诚心诚意地把一个个朋友带来听，而他们也都是满载而归，数数不下10多位，后来他们又带了新朋友来。”
如今，许树建已然把思南读书会称作“我的大学”，而这所“大学”也一次又一次给他带来难忘的体验。“最忘不了的是去年四月二十三日的那次活动，许多知名人士如曹雷、梁波罗等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而举办的全景朗诵专场。因为去的人多，我在场外等了很久，终于有一位女士退场，我和守门的保安苦苦商量，才得以挤进屋里聆听《十四行诗》的朗诵。优美、深沉的诗句像是从诵者心中流出的热血，而不再是打印出来的铅字。我被文学的美和活力震撼了。”同样难忘的还有一个飘着细雨的晚上，也许是因为天气原因，那一场的读者特别少，于是现场嘉宾西班牙总领事在朗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提议台下的读者也轮流上去朗读一段。“由于我坐在第一排，便被邀请上台朗诵，要知道我自从1968年离开学校之后那还是第一次放声朗读。我感觉自己心跳加快、句子也读得不太连贯，但看到大家微笑着的鼓励目光，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进入了作者的故事里……”
这些美好的体验让许树建不再甘于做一个被动聆听的“学生”，为了能更好地参与进去，他常常抽空做一些“预习”：比如事前知道下一期将是《萧红和萧军》的讲座，他就赶紧去国泰影院先看一遍电影《黄金时代》，“临阵磨刀，不快也光”。讲座结束了，他也会忙着补课，比如听过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张翎谈《离去也是回家的一种方式》后，他回到家里立刻就和老伴在网上找到了她的一篇作品《空巢》，一口气读完，爱不释卷。“我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回信中常常说羡慕我每周能听到这么好的课，感觉这读书会就像他家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他虽然年过八旬了，也是经常去听免费讲座。而我另一个正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年轻校友也感叹，北大的课外讲座也没有如此丰富啊！”
“为作者找到读者，为读者找到书”
如今，购书、读书的过程都可以在网络上实现，线下办这么个读书会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个问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思南读书会的发起人之一孙甘露如此解释初衷：“古人有句话说得好——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在孙甘露看来，恰恰是互联网时代，“见面”的需求可能比非互联网时代更迫切。无论从交际需要，还是情感上的交流来说，读者希望看着嘉宾的眼睛，而不仅仅是通过平面、网络或电视去听他说。因此，对许多读者而言，思南读书会提供的这种与作家面对面、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弥足珍贵，亦是不可替代的。
正因如此，在主题设置上，思南读书会的组织者们力求每一期读书会都要令人有所期待——见到什么人、读什么书、谈什么话题？“周一想下周选题，周二准备材料，周三与嘉宾联络确定细节，周四发活动预告，周五制作背景板”，策划团队成员、市作协创联室副主任李伟长说，一年来，只有每周六当期读书会办完的晚上“不紧张”，“但看着举办期数一点点累积上去，感觉很幸福。”事实上，李伟长的“紧张”是有原因的，与许多读书会不同，思南读书会上很少出现单独一位嘉宾的讲座，所形成的多是充满思想交锋的有效对话，就一个话题形成透彻深入的讨论——为了达到这个高度，主办方必须动足脑筋。“在进行策划时，孙甘露老师也会同我们经常讨论到这个问题，不断总结哪一期好，好在哪儿。我们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对话非常重要，在两个小时的活动时间里，想要达成的是一场高质量的对谈。”李伟长说。因此，在思南读书会的活动中，读者看到的经常是两三位身份不同质的嘉宾侃侃而谈——小说家毕飞宇和评论家张莉、周立民；学者李欧梵和教授罗岗、倪文尖；翻译家黄昱宁和评论家金雯……“身份不同质的嘉宾，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个人经验和认知都会有区别，将他们放在同个平台对谈、碰撞，让他们的经验能用公共方式表达出来，这会让对话内容丰富，完成度非常高。”
在不久前的活动中，受邀专程从南京赶来的作家毕飞宇戏言，“对写作的人来说，没来过思南读书会，没法满足虚荣心”。这或许是一句恭维话，但也是许多参与活动的作家的感言。“思南读书会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很感恩现在的状态，但又怕它‘过热’，因为读书本身是一件安安静静的事。”李伟长说，“我们会更扎实，保证一定学术性和专业性，这是读书会的立身之本。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推出新人、新作，在形式上和方式上再做一些突破，让更多好作者和好作品发出声音。”
“为作者找到读者”，这正是思南读书会创办的初衷之一。正因如此，思南读书会的第一讲由王安忆主持时，她便在开场就向台下的读者们幽默地介绍了“男主角”——她在市作协工作的老搭档、刚刚卸下管理职务的作家孙颙，“过去都是他组织研讨会‘审判’我们，今天倒过来。孙颙的要求很朴素，就是想来听听大家怎么看他的作品”。在之后的两个小时中，两位平日里“在云端”的大作家就这么与读者们相隔一米不到面对面坐着，谈写作、谈生活、谈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心路历程。台下，既有他们的作家朋友插话评论，更有读者提问互动，笑声、掌声不断。那一次台下来了很多年轻人，没有座位，就那么一直站着。有个从杭州专门坐高铁赶来的大学生特别激动：“我从微博上知道有这个活动就赶来了，我很喜欢王安忆老师的《长恨歌》，也看了她一些作品，但第一次在书本、文字以外见到她本人，听到她说这么多，感觉很不一样，回去以后要把她今天提到的几本书都买来看。” 而“年度读者”许树建也是这样在读书会上“邂逅”赵丽宏和他的诗的。“很多人都熟知赵丽宏，可我对他却很陌生，一直因为名字以为他是个女的。”许老先生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当我第一次在思南公馆面对这位著名诗人时，却一下子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看着我们的眼睛，亲切地讲述着他年轻时在崇明的那段艰苦经历，没有一点架子，面对素不相识的读者，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想的交给了读者，并背诵了1970年他写的第一首诗《梦境》。回来后，我好不容易借到了《赵丽宏诗选》及由乔榛、丁建华配乐朗诵的录音带。我听了很多遍，每听一遍对自己都是一次精神洗礼。”现在，许树建已经是赵丽宏的诗迷了，张口就能诵念他的诗。“作家和读者像朋友一样聊天，这种即兴的交流最是宝贵。”
而“为读者找到书”，则是思南读书会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使命”。现如今市面上的新书层出不穷，但过剩的“产出”却反而让读者感到迷茫，因此很多人参加读书会的目的正是希望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下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本好书”。“看到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图书往往会无从下手，现在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听一听嘉宾们深入浅出的对谈，也像是对好书有了一次‘预览’。”有读者说，自己喜欢阅读，但有时却不知道该读什么、怎么读，读书会上嘉宾们的交流开阔了眼界，让自己渐渐清楚需要什么样的阅读。而如果一期一会的“对谈”信息量还不够大的话，没关系，听完“对谈”走出思南公馆的精巧走廊，户外还有满满一广场的露天书摊与之“无缝衔接”——在绿茵与鲜花交相映的花墙广场，七个由上海几家特色各异的书店轮流运营的书摊前人流如潮。据说这个“思南书集”源于作家孙甘露的一个念想：因为越来越害怕长途飞行，他有好几年没去巴黎了。他对巴黎最念念不忘的除了塞纳河左岸的一间间咖啡店、一家家书店，还有就是一个个流动着的书摊。这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使他不止一次地畅想——这种松散型的书摊，什么时候也在上海流动起来就好了。如今在思南公馆，孙甘露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现实甚至超越了梦想，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现场，王小鹰、王若虚、走走、周嘉宁、路内5位作家与陈征、王为松、史领空等沪上12家出版单位负责人组成的“书集志愿者”阵容，更是在现场为读者们提供起了“一对一”的导购服务。导购之余，作家与出版人们还在现场与读者交流起了读书心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陈征对此倍感满足：“很高兴成为志愿者的一员，与读者交流的同时借机了解一下读者的阅读兴趣，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就这样，“思南读书会”用一年内131位嘉宾的55讲“对谈”，让作家与读者同感“文学复苏，暖流注入”，成为了读者心目中“上海最好的读书会”。对此，李伟长在深深欣慰的同时表示野心勃勃：“现在从活动预热到宣传推广、后期传播、影响力扩散等，互联网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都很大，不仅在技术上形成了支持，也为我们在理念上带来了颠覆——比如邀请国际嘉宾，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实现全球互动，但真实感仍然有限，今后是否可以通过三维立体投影的方式让嘉宾‘现场’参与到读书会活动中？这些都是互联网能够提供的读书会‘新玩法’，也有待以后在技术的支持下逐渐尝试。”
而徐炯也对未来的“思南读书会”充满期待，他表示思南读书会应该继续保持弹性、身段柔软，不要固化刻板。“如果讲者全是名家，高高在上，会脱离大众趣味；但若全是流行，一味扑向热点，也会把自己灼伤。”徐炯认为读书会的内容和形式最好是多元多变、大众和小众调和的，“比如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尽管是科幻类，但却折服了纯文学界。我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也很感佩这部当年流行的科幻小说极宏大的历史视野、想象力和深刻的思想境界。我们的传统文学一般是远离科幻的，但思南读书会可以跳出传统框架，有价值的小说都推荐。同是流行读物，有些人读金庸的武侠能读出佛学来，从看热闹到看门道，这也可以在读书会里讲。总之大可集思广益，不要把模式固化。好的读书会，反映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