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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生长在中国经济之中，久治不愈，堪称顽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不断下行，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凸显。由于政府救市采用的是海量投资和超发货币的办法，致使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的同时，M2余额也随之增大。
这使宏观管理当局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任凭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这样持续下去，中国经济总有一天会崩盘。可是，如果去产能、去杠杆，必然又会导致企业倒闭、人员失业，同时还要涉及债务处理等问题。结果由谁来买单？
显然，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这两大顽症，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经济无法回归到稳增长之路。
产能过剩愈演愈烈
在中国，产能过剩现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区间，75%以下为产能严重过剩。上述国务院指导意见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所以，已到了严重过剩的程度。因此，这五大产业也被称为“产能严重过剩产业”。
传统产业普遍产能过剩，新兴产业也未能幸免。据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说，中国光伏电池行业开工率，仅为57%，多晶硅更是只有35%。天则经济研究所报告透露，2013年风电设备产能利用低于60%。
可见，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的范围，而且是新老产业全都过剩。
据北京师范大学钟伟教授粗略估计，这些行业涉及的不良资产，钢铁为2万亿元，新能源为1.5万亿元，造船为5，000亿元，煤炭为5，000亿元，水泥、有色和平板玻璃约为1万亿元，加总约为5.5万亿元。不良资产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国务院要求“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并下达了压缩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具体指标。国务院有关部委、各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花了很大力气，但和历次整治过剩产能一样，效果令人失望。例如，虽然整体经济呈下滑趋势，但今年1-7月粗钢产量同比增加2.67%，水泥产量同比增加3.69%，平板玻璃产量同比增加6.23%，电解铝产量同比增加7.46%。“这并不是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有关企业的经营环境有所好转的反映，相反只是进一步加大了库存压力，直接影响了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拖累了企业效益（6月份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1%，已连续28个月下降）。”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说。
产能过剩久治不愈，导致这些行业严重亏损。据杨凯生说，钢铁行业亏损面在23%以上，玻璃行业亏损面超过25%，电解铝行业约有80%的企业陷入亏损。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7月24日，19家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煤炭企业，有8家净利润亏损，有14家净利润同比下降。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煤炭行业亏损面已高达80%左右。
中国的产能过剩为什么这么严重，而且久治不愈？这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由投资和出口双驱动，本质上是投资驱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进行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有如此特色？这与政府给自己定的特殊职能有重要关系。改革开放前，政府的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后，政府工作重心转移，把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定位于经济建设，保证GDP持续增长也就成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新一届政府也肩负着到2020年完成GDP和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任务。经测算，若要完成倍增计划，GDP增速年均不能低于7%。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和净出口政府无法直接控制，但投资则不同，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直接大举投资，从而拉动GDP快速增长。在市场经济中，投资本来主要是私人的事情，但在中国则不同，政府一直把投资看做自己的重要职能。政府也正是以一轮比一轮更大的投资，拉动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也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去年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4.4%。”马建堂在今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可见，资本形成，也就是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一枝独秀。
资本形成总额来源于投资。从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来看，这两年虽略有下降，但过去基本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消费的增长率只有10%左右，投资增速快于消费增速一倍。这样长期下去的结果会如何呢？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产能过剩。
近十多年来，政府对产能过剩进行过几次比较集中的治理，但结果却是越治理越严重，现在已是普遍过剩。究其原因，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认为，“产能过剩的原因首先有周期性的因素，所谓周期性就是经济的波动性，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慢慢显露出来。经济需求急剧回落，使产能过剩问题显露出来。第二个和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关系，和政府的作用，特别是经济职能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地方政府更多地去靠行政性的手段干预经济的增长，干预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
冯飞把产能过剩归结为周期性、结构性原因，同时还认为与发展方式、政府作用以及职能定位、行政干预有关。但其中主要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职能定位。中国政府既然把自己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经济增长上，自然就要主导、干预经济运行。经济周期在政府干预下扭曲，经济结构在政府干预下失衡。经济下行谁最着急？一定是政府。例如，本届政府向全国人民承诺，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要翻一番。这如同一个社会契约，政府能不为GDP着急吗？所以，面对经济下行，本届政府虽然没有“强刺激”，但“微刺激”还是持续不断。
这使宏观管理当局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任凭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这样持续下去，中国经济总有一天会崩盘。可是，如果去产能、去杠杆，必然又会导致企业倒闭、人员失业，同时还要涉及债务处理等问题。结果由谁来买单？
显然，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这两大顽症，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经济无法回归到稳增长之路。
产能过剩愈演愈烈
在中国，产能过剩现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区间，75%以下为产能严重过剩。上述国务院指导意见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所以，已到了严重过剩的程度。因此，这五大产业也被称为“产能严重过剩产业”。
传统产业普遍产能过剩，新兴产业也未能幸免。据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说，中国光伏电池行业开工率，仅为57%，多晶硅更是只有35%。天则经济研究所报告透露，2013年风电设备产能利用低于60%。
可见，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的范围，而且是新老产业全都过剩。
据北京师范大学钟伟教授粗略估计，这些行业涉及的不良资产，钢铁为2万亿元，新能源为1.5万亿元，造船为5，000亿元，煤炭为5，000亿元，水泥、有色和平板玻璃约为1万亿元，加总约为5.5万亿元。不良资产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国务院要求“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并下达了压缩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具体指标。国务院有关部委、各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花了很大力气，但和历次整治过剩产能一样，效果令人失望。例如，虽然整体经济呈下滑趋势，但今年1-7月粗钢产量同比增加2.67%，水泥产量同比增加3.69%，平板玻璃产量同比增加6.23%，电解铝产量同比增加7.46%。“这并不是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有关企业的经营环境有所好转的反映，相反只是进一步加大了库存压力，直接影响了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拖累了企业效益（6月份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1%，已连续28个月下降）。”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说。
产能过剩久治不愈，导致这些行业严重亏损。据杨凯生说，钢铁行业亏损面在23%以上，玻璃行业亏损面超过25%，电解铝行业约有80%的企业陷入亏损。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7月24日，19家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煤炭企业，有8家净利润亏损，有14家净利润同比下降。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煤炭行业亏损面已高达80%左右。
中国的产能过剩为什么这么严重，而且久治不愈？这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由投资和出口双驱动，本质上是投资驱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进行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有如此特色？这与政府给自己定的特殊职能有重要关系。改革开放前，政府的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后，政府工作重心转移，把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定位于经济建设，保证GDP持续增长也就成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新一届政府也肩负着到2020年完成GDP和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任务。经测算，若要完成倍增计划，GDP增速年均不能低于7%。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和净出口政府无法直接控制，但投资则不同，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直接大举投资，从而拉动GDP快速增长。在市场经济中，投资本来主要是私人的事情，但在中国则不同，政府一直把投资看做自己的重要职能。政府也正是以一轮比一轮更大的投资，拉动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也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去年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4.4%。”马建堂在今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可见，资本形成，也就是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一枝独秀。
资本形成总额来源于投资。从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来看，这两年虽略有下降，但过去基本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消费的增长率只有10%左右，投资增速快于消费增速一倍。这样长期下去的结果会如何呢？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产能过剩。
近十多年来，政府对产能过剩进行过几次比较集中的治理，但结果却是越治理越严重，现在已是普遍过剩。究其原因，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认为，“产能过剩的原因首先有周期性的因素，所谓周期性就是经济的波动性，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慢慢显露出来。经济需求急剧回落，使产能过剩问题显露出来。第二个和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关系，和政府的作用，特别是经济职能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地方政府更多地去靠行政性的手段干预经济的增长，干预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
冯飞把产能过剩归结为周期性、结构性原因，同时还认为与发展方式、政府作用以及职能定位、行政干预有关。但其中主要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职能定位。中国政府既然把自己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经济增长上，自然就要主导、干预经济运行。经济周期在政府干预下扭曲，经济结构在政府干预下失衡。经济下行谁最着急？一定是政府。例如，本届政府向全国人民承诺，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要翻一番。这如同一个社会契约，政府能不为GDP着急吗？所以，面对经济下行，本届政府虽然没有“强刺激”，但“微刺激”还是持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