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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告诉段子俊：
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
1950年12月，李富春与东北邮电总局党组书记段子俊一见面，就告诉他：“中国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要调你去工作，而且马上就组团到莫斯科，进行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谈判。”
志愿军赴朝后，当时因掌握不了制空权，地面部队和交通线总处在美军的空中威胁之下，边境地区领空也常遭袭扰。毛泽东指出：“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对付头上的敌机，就是凭不怕死，凭勇敢，凭敢于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随即着手研究筹划创建中国航空工业事宜。
段子俊匆匆赶到北京后，就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参加的人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道路问题。会上，周恩来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首先要解决的。
针对中国先有空军，后有航空工业的特殊情况，周恩来讲述了由毛泽东审定的先修理后制造，再自行设计的航空工业建设方针。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建立修理工厂的同时，就要考虑以后转为制造厂的问题。周恩来在总结发言时说：“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
会议还商定了组团赴苏联谈判的事宜。关于谈判，周恩来已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打了招呼。会上定下谈判代表团由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组成，何长工担任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们交待说：我国的航空工业没有什么基础，因此同苏联谈判，原则上是依靠他们，请他们帮助我们建成配套的航空工业，道路是由修理走向制造。“开始时规模要搞得小一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打仗。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底子薄，还很穷，搞大的没有力量。”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说：
这笔生意不太容易做呀！
1951年1月1日，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带着周恩来“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希望他们帮助”的嘱咐，在北京登上苏制伊尔－12型飞机，经赤塔前往莫斯科。
在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先单独约见了苏方的谈判主持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维辛斯基是久经沙场的老外交家，曾出任过驻英国大使，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且谈吐举止幽默风趣。
何长工俄语讲得不太好，但法语讲得很好，所以常用法语、英语、俄语同维辛斯基交谈。维辛斯基见何长工能讲几国语言，很奇怪地问：“你是干什么的，是位将军吗？”将军，对率兵打仗几十年的何长工来说当之无愧，但他想活跃一下气氛，就用俄语答道：“我是个游击队员。”
当何长工把话题引到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时，老外交家带着几分狡黠说：“关于创建航空工业，你们的困难是很多的，看来这笔生意不太容易做呀！”
何长工说：“这有什么难的！毛泽东主席一个电报，斯大林元帅一批准就解决了。你是外交部长，中、苏之间应该讲内政，不应该讲外交吧？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工业基础薄弱，搞航空工业，没有苏联的帮助就寸步难行……”
何长工继续说道：“你们不要担心我们搞不起来。我们的红军就是从无到有的。大革命失败上井冈山时，我们有什么呢？都让蒋介石搞光了，一片白色恐怖。我们还不是星火燎原，由弱变强，最后打垮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你们帮我们搞航空工业，我们会用生命捍卫胜利果实的，你不相信吗？”“我相信。”维辛斯基答道。
何长工进一步说服道，“维辛斯基同志，你仔细想想，我们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不容易夺取了全国性胜利，我们是带着胜利的旗帜、胜利的成果来跟你们谈判的。你们应该帮助我们，你们不能老当‘总后勤部长’。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一万多公里的铁路，打起仗来，你们支援得上吗？你们能保障铁路线畅通无阻吗？帮我们搞起来，你们的负担就减轻了。”
听了何长工的一席话，维辛斯基诚恳地说：“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先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每逢谈判需要拍板时，
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
苏联方面对谈判相当重视，组成了由维辛斯基负责的七人委员会，成员来自外贸部、国防部、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总设计院等单位。主持日常谈判的是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部主管发动机的副部长、总设计院的院长波依佐夫。
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道路和原则。开始时，苏方对中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理解。他们认为先谈修理的问题，制造是以后的事。何长工、段子俊反复解释了要有长远观点的意义，强调一开始就要从布局、土建、设备安装等方面考虑向制造的过渡。经过力争，苏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修理的规模，双方议定当年修理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主要机型是米格－9、15，雅克－11、18，拉－9、11等。建设规模为年修理量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
最费周折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工厂的设计在哪里进行。苏方一再坚持在莫斯科设计，送图纸到中国依照施工。何、段则反复指出这样难以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在选点、水文地质勘探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我们不能为修改与现实脱离的图纸，整天乘飞机往苏联跑。最后，苏方同意到中国设计的原则。
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先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等请示。
谈判达成协议，在签字的前一天，何长工通过电话告诉周恩来：“谈判顺利成功，明天可以签字。”周恩来随即叮嘱：“要算账，他们是一个卢布都不舍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又对准备签约的协议草案作了修改。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苏方立即将草案送斯大林审批。据说上午11点送去，下午2点就批了下来。代表团感到斯大林在中国航空工业的援建问题上是坚持了国际主义立场的。
谈判结束，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亲自举行宴会，为中国代表团饯行。他风趣地对何长工说：“何同志，下一次见面时，希望你带两个空军团到莫斯科来，在红场上降落，请斯大林同志检阅。”何长工笑着回答：“那不成问题，也许带三个团啦。”引得席间笑声不断。
苏联总顾问说：
我国政府交给我的任务是修理飞机
中国航空工业终于艰难地起步了。但周恩来关于“中国的航空工业要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指示，始终让段子俊魂牵梦萦。
朝鲜战场战事炽热，飞机修理当然是第一位的。可如何从修理向制造过渡？生产建设上应如何安排、分几个步骤、创造怎样的条件？必须从此刻就开始考虑。这些对初涉航空工业的段子俊来说是力所不及的，但必须求教于苏联顾问。
然而，苏联驻中国航空工业局的总顾问波斯别霍夫听了段子俊的询问后，一个劲儿地摇头：“我国政府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搞飞机修理，修理出了问题，我负责任。但对飞机制造，我无权发表意见，那是需要提请两国政府商定的事。”
波斯别霍夫封了口，段子俊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他想到了基建计划处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瓦西列夫对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非常热心，他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称赞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段子俊想从他那里得到些帮助。
瓦西列夫毫无保留地告诉段子俊，根据他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飞机修理厂与飞机制造厂的建设最初不应分开，而应结合起来考虑，这样可使从修理到制造的过程加快三至四年。
他仔细地分析说：“已选定的五个大厂厂址离城市中心很近，交通、水电、线路均可借用原有设施，无需另建。如果筹建大厂时就把修理和制造结合起来，在修理的同时，就开始零部件制造，直到把飞机全部制造出来。这种边修理、边组织零配件制造的过程，也是各类人员培养、成长，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的过程。这样做是最快的。”
段子俊问道：“制造飞机是不是应该有个顺序？”瓦西列夫说：“根据你们的条件，先上雅克－18为宜，若纳入重点进行，明年就有希望出飞机。这是从最快速度而言的，因为这种飞机构造比较简单。至于米格飞机，全力以赴也需三至四年。”
在谈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条件时，瓦西列夫认为关键是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培养。他最后对段子俊说：“今天只谈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我随后就可以提供一份图表，注明详细的数据，或许对你考虑问题和拟定规划有帮助。”
40余年后，段子俊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他的成套建议，对落实周恩来由修理到制造的指示，作出了具体的设计。特别是他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先修造结合、再修造分离的步骤，既满足了战争对飞机修理的需要，又大大缩短了向制造过渡的时间。”
李富春亲自与波斯别霍夫交谈
根据瓦西列夫提交的图表，段子俊对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计划又进行了一番思考后，再次找到波斯别霍夫，诚恳地希望他能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献策。
波斯别霍夫在一番沉思后说：“如果两国政府下决心的话，在中国制造雅克-18教练机，我想是很快能实现的。至于进一步搞米格飞机的事，我实在不好讲。”
经与苏联顾问的几次交谈，段子俊对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向制造的步骤和时间，有了较清晰的思路。他同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商议后，召开了部党组会议，在会上议定了航空工业3~5年计划，目标是1953年试制出雅克-18及米格飞机；1955年试制出米格－15；有可能的话，争取在此后试制出轻型轰炸机图－2。
3~5年计划首先报到李富春处，了解到苏联总顾问对中国准备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修理转向制造的过程有异议，李富春便亲自与波斯别霍夫作了交谈。他坦诚地摆出了一些客观存在的困难，但同时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的决心。
波斯别霍夫被说服了，他最后对计划表示赞同，并说：“只要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要求和拟建工厂的地点、任务与发展规模等实际情况向苏联政府提出，我估计苏联政府一定会同意的。”他随即专程回莫斯科汇报此事，得到了苏联政府的认可。
跑道起飞线上，
3架军绿色的飞机翘首待飞
1954年7月26日清晨，在江西省南昌市附近，平素显得有些荒凉的国营320厂试飞站，突然人声鼎沸。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省委副书记白栋材、空军副政委吴法宪、二机部四局的负责人、总顾问，以及空军、海军的领导，汇集在临时搭架的主席台上。
在简陋的飞机跑道起飞线上，3架军绿色的飞机翘首待飞。赵尔陆为飞机剪彩后，绿色的信号弹划破长空，3架飞机振翼腾空，在试飞站上空变换编队，做着种种特技表演。
这3架飞机，就是3~5年计划中预定于1955年第二、三季度试制出的雅克-18教练机。
两年后的同月，米格－17喷气式战斗机也制造了出来，并试飞成功，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一年。
（摘编自《红墙记忆》）
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
1950年12月，李富春与东北邮电总局党组书记段子俊一见面，就告诉他：“中国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要调你去工作，而且马上就组团到莫斯科，进行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谈判。”
志愿军赴朝后，当时因掌握不了制空权，地面部队和交通线总处在美军的空中威胁之下，边境地区领空也常遭袭扰。毛泽东指出：“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对付头上的敌机，就是凭不怕死，凭勇敢，凭敢于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随即着手研究筹划创建中国航空工业事宜。
段子俊匆匆赶到北京后，就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参加的人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道路问题。会上，周恩来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首先要解决的。
针对中国先有空军，后有航空工业的特殊情况，周恩来讲述了由毛泽东审定的先修理后制造，再自行设计的航空工业建设方针。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建立修理工厂的同时，就要考虑以后转为制造厂的问题。周恩来在总结发言时说：“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
会议还商定了组团赴苏联谈判的事宜。关于谈判，周恩来已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打了招呼。会上定下谈判代表团由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组成，何长工担任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们交待说：我国的航空工业没有什么基础，因此同苏联谈判，原则上是依靠他们，请他们帮助我们建成配套的航空工业，道路是由修理走向制造。“开始时规模要搞得小一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打仗。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底子薄，还很穷，搞大的没有力量。”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说：
这笔生意不太容易做呀！
1951年1月1日，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带着周恩来“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希望他们帮助”的嘱咐，在北京登上苏制伊尔－12型飞机，经赤塔前往莫斯科。
在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先单独约见了苏方的谈判主持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维辛斯基是久经沙场的老外交家，曾出任过驻英国大使，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且谈吐举止幽默风趣。
何长工俄语讲得不太好，但法语讲得很好，所以常用法语、英语、俄语同维辛斯基交谈。维辛斯基见何长工能讲几国语言，很奇怪地问：“你是干什么的，是位将军吗？”将军，对率兵打仗几十年的何长工来说当之无愧，但他想活跃一下气氛，就用俄语答道：“我是个游击队员。”
当何长工把话题引到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时，老外交家带着几分狡黠说：“关于创建航空工业，你们的困难是很多的，看来这笔生意不太容易做呀！”
何长工说：“这有什么难的！毛泽东主席一个电报，斯大林元帅一批准就解决了。你是外交部长，中、苏之间应该讲内政，不应该讲外交吧？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工业基础薄弱，搞航空工业，没有苏联的帮助就寸步难行……”
何长工继续说道：“你们不要担心我们搞不起来。我们的红军就是从无到有的。大革命失败上井冈山时，我们有什么呢？都让蒋介石搞光了，一片白色恐怖。我们还不是星火燎原，由弱变强，最后打垮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你们帮我们搞航空工业，我们会用生命捍卫胜利果实的，你不相信吗？”“我相信。”维辛斯基答道。
何长工进一步说服道，“维辛斯基同志，你仔细想想，我们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不容易夺取了全国性胜利，我们是带着胜利的旗帜、胜利的成果来跟你们谈判的。你们应该帮助我们，你们不能老当‘总后勤部长’。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一万多公里的铁路，打起仗来，你们支援得上吗？你们能保障铁路线畅通无阻吗？帮我们搞起来，你们的负担就减轻了。”
听了何长工的一席话，维辛斯基诚恳地说：“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先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每逢谈判需要拍板时，
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
苏联方面对谈判相当重视，组成了由维辛斯基负责的七人委员会，成员来自外贸部、国防部、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总设计院等单位。主持日常谈判的是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部主管发动机的副部长、总设计院的院长波依佐夫。
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道路和原则。开始时，苏方对中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理解。他们认为先谈修理的问题，制造是以后的事。何长工、段子俊反复解释了要有长远观点的意义，强调一开始就要从布局、土建、设备安装等方面考虑向制造的过渡。经过力争，苏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修理的规模，双方议定当年修理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主要机型是米格－9、15，雅克－11、18，拉－9、11等。建设规模为年修理量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
最费周折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工厂的设计在哪里进行。苏方一再坚持在莫斯科设计，送图纸到中国依照施工。何、段则反复指出这样难以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在选点、水文地质勘探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我们不能为修改与现实脱离的图纸，整天乘飞机往苏联跑。最后，苏方同意到中国设计的原则。
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先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等请示。
谈判达成协议，在签字的前一天，何长工通过电话告诉周恩来：“谈判顺利成功，明天可以签字。”周恩来随即叮嘱：“要算账，他们是一个卢布都不舍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又对准备签约的协议草案作了修改。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苏方立即将草案送斯大林审批。据说上午11点送去，下午2点就批了下来。代表团感到斯大林在中国航空工业的援建问题上是坚持了国际主义立场的。
谈判结束，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亲自举行宴会，为中国代表团饯行。他风趣地对何长工说：“何同志，下一次见面时，希望你带两个空军团到莫斯科来，在红场上降落，请斯大林同志检阅。”何长工笑着回答：“那不成问题，也许带三个团啦。”引得席间笑声不断。
苏联总顾问说：
我国政府交给我的任务是修理飞机
中国航空工业终于艰难地起步了。但周恩来关于“中国的航空工业要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指示，始终让段子俊魂牵梦萦。
朝鲜战场战事炽热，飞机修理当然是第一位的。可如何从修理向制造过渡？生产建设上应如何安排、分几个步骤、创造怎样的条件？必须从此刻就开始考虑。这些对初涉航空工业的段子俊来说是力所不及的，但必须求教于苏联顾问。
然而，苏联驻中国航空工业局的总顾问波斯别霍夫听了段子俊的询问后，一个劲儿地摇头：“我国政府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搞飞机修理，修理出了问题，我负责任。但对飞机制造，我无权发表意见，那是需要提请两国政府商定的事。”
波斯别霍夫封了口，段子俊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他想到了基建计划处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瓦西列夫对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非常热心，他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称赞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段子俊想从他那里得到些帮助。
瓦西列夫毫无保留地告诉段子俊，根据他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飞机修理厂与飞机制造厂的建设最初不应分开，而应结合起来考虑，这样可使从修理到制造的过程加快三至四年。
他仔细地分析说：“已选定的五个大厂厂址离城市中心很近，交通、水电、线路均可借用原有设施，无需另建。如果筹建大厂时就把修理和制造结合起来，在修理的同时，就开始零部件制造，直到把飞机全部制造出来。这种边修理、边组织零配件制造的过程，也是各类人员培养、成长，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的过程。这样做是最快的。”
段子俊问道：“制造飞机是不是应该有个顺序？”瓦西列夫说：“根据你们的条件，先上雅克－18为宜，若纳入重点进行，明年就有希望出飞机。这是从最快速度而言的，因为这种飞机构造比较简单。至于米格飞机，全力以赴也需三至四年。”
在谈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条件时，瓦西列夫认为关键是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培养。他最后对段子俊说：“今天只谈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我随后就可以提供一份图表，注明详细的数据，或许对你考虑问题和拟定规划有帮助。”
40余年后，段子俊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他的成套建议，对落实周恩来由修理到制造的指示，作出了具体的设计。特别是他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先修造结合、再修造分离的步骤，既满足了战争对飞机修理的需要，又大大缩短了向制造过渡的时间。”
李富春亲自与波斯别霍夫交谈
根据瓦西列夫提交的图表，段子俊对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计划又进行了一番思考后，再次找到波斯别霍夫，诚恳地希望他能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献策。
波斯别霍夫在一番沉思后说：“如果两国政府下决心的话，在中国制造雅克-18教练机，我想是很快能实现的。至于进一步搞米格飞机的事，我实在不好讲。”
经与苏联顾问的几次交谈，段子俊对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向制造的步骤和时间，有了较清晰的思路。他同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商议后，召开了部党组会议，在会上议定了航空工业3~5年计划，目标是1953年试制出雅克-18及米格飞机；1955年试制出米格－15；有可能的话，争取在此后试制出轻型轰炸机图－2。
3~5年计划首先报到李富春处，了解到苏联总顾问对中国准备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修理转向制造的过程有异议，李富春便亲自与波斯别霍夫作了交谈。他坦诚地摆出了一些客观存在的困难，但同时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的决心。
波斯别霍夫被说服了，他最后对计划表示赞同，并说：“只要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要求和拟建工厂的地点、任务与发展规模等实际情况向苏联政府提出，我估计苏联政府一定会同意的。”他随即专程回莫斯科汇报此事，得到了苏联政府的认可。
跑道起飞线上，
3架军绿色的飞机翘首待飞
1954年7月26日清晨，在江西省南昌市附近，平素显得有些荒凉的国营320厂试飞站，突然人声鼎沸。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省委副书记白栋材、空军副政委吴法宪、二机部四局的负责人、总顾问，以及空军、海军的领导，汇集在临时搭架的主席台上。
在简陋的飞机跑道起飞线上，3架军绿色的飞机翘首待飞。赵尔陆为飞机剪彩后，绿色的信号弹划破长空，3架飞机振翼腾空，在试飞站上空变换编队，做着种种特技表演。
这3架飞机，就是3~5年计划中预定于1955年第二、三季度试制出的雅克-18教练机。
两年后的同月，米格－17喷气式战斗机也制造了出来，并试飞成功，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一年。
（摘编自《红墙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