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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楚国进步的政治活动家。他才能卓越，理想高远，曾任左徒，主张对内改革积弊，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统六国。然而，他的主张和措施严重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因而遭到诬陷谗毁。而楚怀王、楚顷襄王父子两代昏君都听信了佞臣谗言，使屈原一生政治命运堪悲，遭受了两次流放。
第一次流放在楚北地区，一直到达汉北。在此期间，楚怀王废弃了屈原的外交政策，于是屡中圈套，被劫至咸阳，要挟割地，最后客死于秦。怀王死后，楚顷襄王即位，楚国政治更加腐败。为继续推行对秦妥协投降路线，防止屈原的东山再起，昏君佞臣加紧勾结，进一步谗毁屈原，使他遭受了第二次流放。流放地点是楚南蛮荒之野，诗歌《涉江》对流放路线记载得十分清楚：江湘～鄂渚一方林一沅水一枉陪一辰阳一溆浦。流放范围除“鄂渚”（武昌）以外，其他都属今湖南境内。可是，溆浦以后却没有地点标示了，此后屈原究竟去了哪里呢？多方面的依据可以证明他去了楚南都梁，即今天的湖南邵阳武冈。
《涉江》“明示”了
屈原南往都梁的路线
屈原在第二次被流放来到溆浦后，有四条前行路线：往东北去安化;走大路绕道去新化;抄小路往东径直去新化;南往邵阳武冈。
屈原究竟选择了哪条路线呢？
溆浦的东面横亘着南北走向的雪峰山脉，东西方向的大路到此被完全阻断。直到今天，溆浦通往新化的公路和铁路，都先要向东北绕道到柘溪然后再向西南迂回，画了半个圆，到达目的地的行程是直线距离的1.5倍。古代走大路绕道去新化，与今汽车和火车的行驶路线大体相同。
这条路线与第一条去安化的路线沿途的地势地貌一样，雪峰山地逐渐演变成低矮的丘陵和许多分散的狭小平原，资江岸畔土地肥沃，生民阜盛，根本没有《涉江》中描写的“峻高以蔽日”的山峰和荒无人烟的景象。当然，在资江今柘溪水库东岸，有九龙池，海拔1622米，但它距“两条路线”最近点的直线距离也有30公里，不是沿途视野内的景物，与《涉江》描写的高山无关。更为重要的是，两条路线都要行经资江穿越雪峰山峡谷一段很长的距离，这里山回水转，滩多流急，陡险异常。这种特征迥异的沿途景物，诗人不可能不作描写，但《涉江》中却只字未现。诗歌内容与沿途景物完全不合的事实告诉我们，前两条路线可以完全否定。
屈原还有可能尝试第三条路线。这是当地山民和猎人才走的一条路，不过他走到溆浦东南的陶金坪就应该是无路可走的。因为这里的雪峰山地是沅江和资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一道道密布的南北走向的峡谷激流和悬崖峭壁总是不断地把东西走向的林间小路拦腰斩断。屈原循行在峡谷来回寻觅浅滩，但刚刚涉水攀上对岸，小路又消失在丛林之中，无迹可寻。路在何方，人往何处？他迷茫四望，徘徊不定，不知往哪里走好（“入溆浦余僮佃兮，迷不知吾所如”）。他呐喊寻找帮助，但只有幽深阴暗的林海的涛声和野兽的吼叫声（“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狻狡之所居”）。当时正值“秋冬”，天气转寒，一旦冰雪封山，“幽独”一人，绝难存活。面对这条死路，他不可能不知难而退，从陶金坪西进靠近水东，来到南往都梁的大道。
都粱大道虽然也处在雪峰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中，但宽敞平坦，少有岔道，只要沿着沅江支流溆水逆流而上，就可以顺利到达龙谭、黄茅园，然后再沿着资江支流平溪顺流而下，会依次来到都梁边鄙塘湾、江口、月溪、洞口塘等地。在龙谭、黄茅园一带的东边，是雪峰山的第二高峰白马山，海拔1780米。此山之高，令人喟叹;然而它只是一个铺垫，更高的山峰还在后头。当进入塘湾、江口、月溪一带时，人们会觉得行进的峡谷陡然收拢，日光失色，飞瀑无声，千山万壑，似从四面八方倾压而来，令人沉重得窒息。原来，这一带的西边就是雪峰山的最高峰苏宝顶，海拔1934米。它高耸入云，遮天蔽日，幽深的峡谷因而变得昏暗不明;高山气候变化万千，山峰冰雹雪花纷飞，一望无际，而山麓却云雾霏霏，雨水浙沥（“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山峰从上到下依次出现了四种气象：冰雹、雪花、云雾、雨水，此山非雪峰山脉最高峰莫属，是屈原经过此地前往都梁腹地的“明证”。既然已经来到此地，那么他的唯一“出路”就是峡谷大出口——洞口塘;再后，他唯一的去处就是都梁腹地。曲里庙为屈原的都梁行踪
提供了“原始”佐证
距洞口塘30里的资江岸畔，有一个叫“曲里庙”的古老乡村，村东的庙宇残址迄今犹存。
1976年，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教授（1985年当选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经溆浦来此地寻访屈原行踪，发现庙宇短垣下有断碑残字称此地为“曲里”。询问村民，人人都知道“曲里”就是“屈里”，是屈原曾经居住过的乡里。而且，自古以来，方圆近百里的人们，都把“曲”读成qiu，称此地为qiu里庙。
庙宇石碑为什么要把“屈”写成“曲”呢？
第一种解释是“鸣冤说”，当地村民大多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把“屈”写成“曲”，是要表明屈原一生备受委屈和冤枉，让世代为他大鸣不平。但事实正好相反，从古到今，“屈”有这样的义项，而“曲”却没有“委屈”“冤屈”之意。
第二种解释是“讹转说”，汤炳正教授持如此观点。他认为，因为“曲”“屈”发音相近，且义亦相通（二者都有“弯曲”之意），所以容易产生“讹转”，即错误地转换字形，把姓氏的“屈”写成了弯曲的“曲”。但显然，这种怀疑也是根据不足的。世界上写错名人姓氏的情况本来不多，还要把错姓勒碑刻石千古流传更是不可能。
笔者认为，把“屈”写成“曲”是為了避讳，而把“曲”读成qiu，则是战国时期楚语遗留下来的上古音读。
在第二次流放中，屈原从洞口塘来到这里小住或作稍长滞留，与当地父老有过密切交往，人们都为他强烈的爱国激情所感动。后来，他离开了，人们怀念他，盼望他重返朝廷，辅君选贤任能，立法富楚强国;然而，人们得到的却是他以身殉国的噩耗。父老们嚎啕大哭，如丧考妣，在屈原曾经居住过的小屋处临时搭建起一座简陋的小庙，庙内设置灵堂和神主牌位，而神主的称谓就面临一个避讳问题。 避讳大约起源于周代，战国时期并不盛行，但父老们为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情，不仅要避讳，还要把礼仪升级到最高规格。自古以来讳名不讳姓，但“屈”为稀姓，如不讳之，则“屈”字就等于明指了屈原本人，这是人们不忍心看到的。只要能表达崇敬屈原的朴素感情，民间避讳破例也无所谓，于是以“曲”代“屈”，神主牌位就写成了“楚三闾大夫曲氏老大人之神位”。接着，司仪就恭敬地高捧神主牌位大声宣读，然而，他所念出的上古音读，一般是我们今天难以知道的。
由于上古时代距今遥远，既无反切标出音读，也无韵书分辨音系，欲明上古音读，有两条途径：一是从先秦典籍中探求（如根据《诗经》的押韵和《说文》的谐声系统及古书中的异文、古读和声训研究上古韵部和声母）;二是从特定的民间方言中探求。例如不久前汤炳正教授在溆浦就邂逅了这种惊喜：屈原在《惜往日》里有“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之句，其中的古音读hai早已失传，不料在几千年后人们的口语“回了老家要多hai几天”中存活着。
这样的例子不少，如江、甫、客、野等的上古音读至今依然在楚地民间方言中大量使用着。
可以肯定，司仪在宣读屈原的神主牌位时，是把“曲”念成qiu的，因为这一上古音读至今还存活在当地方圆近百里的人们的口语中。
宣读结束后，司仪就把神主牌位请入灵堂中央的上方，然后为亡者举行招魂和祭奠仪式。人们三跪九叩，五体投地，表达对三闾大夫的无限哀思。
此后，这座悼念屈原的小庙就叫“曲里庙”，而且庙名演变成村名，遐迩闻名。由于地名文字和读音的稳定性，加上世代口口相传和勒碑刻石的维护，虽经两千多年，但它依然保存完整，依然讳“屈”为“曲”和读“曲”为qiu，为屈原曾来都梁腹地提供着“原始”佐证。
可以肯定的是，湖南武冈曲里庙村的曲里庙，是国内留下屈原真迹的历史最悠久的屈原庙之一。
《渔父》记载了屈原滞留都梁的生活片断
从曲里庙村沿资江逆流而上5里的水乐村，有渔父亭，这里也是屈原都梁行踪的标志。《湖南考古略》记载：“武冈沧浪水，即屈原见渔父处。”唐代诗人胡曾《渔父亭》写道：“武冈沧浪水，亦有渔父亭。”据不完全统计，在湖湘荆楚的古迹中，屈原庙有多处，而渔父亭却是唯此仅有。
据《史记》记载，屈原见渔父的故事当发生在第二次流放途中，但没有具体地点。我们认为，这一地点不可能在长江之滨的“鄂渚”和洞庭湖畔的“方林”一带，因为这一带距郢都虽然也不近，但水陆毗连，交通方便，乘船之外还可骑马坐车（“步余马兮山皋，抵余车兮方林”）。这里经济发达，民生富庶，屈原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应能维持。而且，第二次流放才刚刚起程，屈原怎么就穷困潦倒、病体难支到了“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程度？这种状况，只可能出现在他后来到达的缺食少药的偏远荒凉之所在。屈原见渔父的地点也不可能在沅江一带，因为屈原“乘黔船”逆流而上，行进艰难（“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而又时间紧迫，“朝发枉兮，夕宿辰阳”，接着又来到溆浦，步履匆匆而又行程迢迢，根本没有“游于江潭”的闲暇。但如今，他来到了都梁，长途跋涉后必须休整，应在资江之滨小住或作稍长滞留。这样，他就有可能在曲里庙村和水乐村一带披发“行吟泽畔”。由于穷困、劳累和疾病的折磨，他的身心健康遭受着严重危机，因而引起渔父的关注，并设法开导抚慰他。这就是《渔父》故事的缘起。
关于《渔父》，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不是屈原所作，而是后人对屈原生活片断的节录。《史记》也不把《渔父》算作屈原的作品，但沿用了它的内容。关于《渔父》的故事地点，如果从都梁独有古迹渔父亭及相关史料看，应在都梁资江无疑，但从屈原第二次流放的整体路线图看，尚在湘资二水间。
《渔父》能自证故事地点在资江而不在湘江吗？
在《渔父》中，屈原向渔父表达了自己高洁不染的品格和以身殉国的意志：“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这里，“湘流”是屈原意欲前往的流放地点，而不是他见渔父的地点。如果把见渔父的地点理解为湘江，那就令人大惑不解：当听到别人明言要在眼前投江自尽时，渔父能见死不救，“莞尔而笑，鼓而去”吗？可见，《渔父》的故事地点在资江而不在湘江。
但是，在《史記》中，却把“湘流”改为“常流”，地点就变成不知何处了。该相信谁呢？看来还是《渔父》的内容可靠些。一是《渔父》成文至少在秦汉之间，更接近屈原真实的生活细节。二是《渔父》既是生活片断的节录，更应该重视故事地点的把握。三是《渔父》对故事地点虽未明言，但暗示明显，文中人物情节并无矛盾。而《史记》却把故事地点定为湘江，于是产生了“自杀”和“不救”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把“湘流”改为“常流”。但此举不仅造成故事地点的缺失，而且仍然无法解决上述矛盾（因为“常流”也可实指现场的江流），于是只好删除渔父“笑去、乃歌、不言”的情节。可见，认定《渔父》的故事地点在资江而不在湘江，还是人物情节变化逻辑的必然要求。
那么，屈原“葬身鱼腹”的地点为什么不选择都梁资江呢？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和地缘政治决定的。屈原来到都梁后，虽然深感当地父老对他的关爱和崇敬，但他“哀南蛮之莫余知兮”的基本情结不变，认为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高远的理想和抱负，就像见到的渔父随波逐流、趋利避害的人生观与自己截然相反一样。如果把此地作为殉国的归宿，则音讯杳然，无声无息，岂能振聋发聩，唤醒国人？
可见，《渔父》不仅证明了屈原都梁资江见渔父故事的真实性，丰富了他在都梁的行踪内容，而且展现了他高洁的理想世界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综上所述，屈原在第二次流放途中来到都梁的历史事实是无可置疑的。
到达都梁以后，屈原又去了哪里呢？从《渔父》可以看出，他当然去了令他魂牵梦萦的湘水，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从彭咸之所居”的“美政”归宿。
第一次流放在楚北地区，一直到达汉北。在此期间，楚怀王废弃了屈原的外交政策，于是屡中圈套，被劫至咸阳，要挟割地，最后客死于秦。怀王死后，楚顷襄王即位，楚国政治更加腐败。为继续推行对秦妥协投降路线，防止屈原的东山再起，昏君佞臣加紧勾结，进一步谗毁屈原，使他遭受了第二次流放。流放地点是楚南蛮荒之野，诗歌《涉江》对流放路线记载得十分清楚：江湘～鄂渚一方林一沅水一枉陪一辰阳一溆浦。流放范围除“鄂渚”（武昌）以外，其他都属今湖南境内。可是，溆浦以后却没有地点标示了，此后屈原究竟去了哪里呢？多方面的依据可以证明他去了楚南都梁，即今天的湖南邵阳武冈。
《涉江》“明示”了
屈原南往都梁的路线
屈原在第二次被流放来到溆浦后，有四条前行路线：往东北去安化;走大路绕道去新化;抄小路往东径直去新化;南往邵阳武冈。
屈原究竟选择了哪条路线呢？
溆浦的东面横亘着南北走向的雪峰山脉，东西方向的大路到此被完全阻断。直到今天，溆浦通往新化的公路和铁路，都先要向东北绕道到柘溪然后再向西南迂回，画了半个圆，到达目的地的行程是直线距离的1.5倍。古代走大路绕道去新化，与今汽车和火车的行驶路线大体相同。
这条路线与第一条去安化的路线沿途的地势地貌一样，雪峰山地逐渐演变成低矮的丘陵和许多分散的狭小平原，资江岸畔土地肥沃，生民阜盛，根本没有《涉江》中描写的“峻高以蔽日”的山峰和荒无人烟的景象。当然，在资江今柘溪水库东岸，有九龙池，海拔1622米，但它距“两条路线”最近点的直线距离也有30公里，不是沿途视野内的景物，与《涉江》描写的高山无关。更为重要的是，两条路线都要行经资江穿越雪峰山峡谷一段很长的距离，这里山回水转，滩多流急，陡险异常。这种特征迥异的沿途景物，诗人不可能不作描写，但《涉江》中却只字未现。诗歌内容与沿途景物完全不合的事实告诉我们，前两条路线可以完全否定。
屈原还有可能尝试第三条路线。这是当地山民和猎人才走的一条路，不过他走到溆浦东南的陶金坪就应该是无路可走的。因为这里的雪峰山地是沅江和资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一道道密布的南北走向的峡谷激流和悬崖峭壁总是不断地把东西走向的林间小路拦腰斩断。屈原循行在峡谷来回寻觅浅滩，但刚刚涉水攀上对岸，小路又消失在丛林之中，无迹可寻。路在何方，人往何处？他迷茫四望，徘徊不定，不知往哪里走好（“入溆浦余僮佃兮，迷不知吾所如”）。他呐喊寻找帮助，但只有幽深阴暗的林海的涛声和野兽的吼叫声（“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狻狡之所居”）。当时正值“秋冬”，天气转寒，一旦冰雪封山，“幽独”一人，绝难存活。面对这条死路，他不可能不知难而退，从陶金坪西进靠近水东，来到南往都梁的大道。
都粱大道虽然也处在雪峰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中，但宽敞平坦，少有岔道，只要沿着沅江支流溆水逆流而上，就可以顺利到达龙谭、黄茅园，然后再沿着资江支流平溪顺流而下，会依次来到都梁边鄙塘湾、江口、月溪、洞口塘等地。在龙谭、黄茅园一带的东边，是雪峰山的第二高峰白马山，海拔1780米。此山之高，令人喟叹;然而它只是一个铺垫，更高的山峰还在后头。当进入塘湾、江口、月溪一带时，人们会觉得行进的峡谷陡然收拢，日光失色，飞瀑无声，千山万壑，似从四面八方倾压而来，令人沉重得窒息。原来，这一带的西边就是雪峰山的最高峰苏宝顶，海拔1934米。它高耸入云，遮天蔽日，幽深的峡谷因而变得昏暗不明;高山气候变化万千，山峰冰雹雪花纷飞，一望无际，而山麓却云雾霏霏，雨水浙沥（“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山峰从上到下依次出现了四种气象：冰雹、雪花、云雾、雨水，此山非雪峰山脉最高峰莫属，是屈原经过此地前往都梁腹地的“明证”。既然已经来到此地，那么他的唯一“出路”就是峡谷大出口——洞口塘;再后，他唯一的去处就是都梁腹地。曲里庙为屈原的都梁行踪
提供了“原始”佐证
距洞口塘30里的资江岸畔，有一个叫“曲里庙”的古老乡村，村东的庙宇残址迄今犹存。
1976年，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教授（1985年当选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经溆浦来此地寻访屈原行踪，发现庙宇短垣下有断碑残字称此地为“曲里”。询问村民，人人都知道“曲里”就是“屈里”，是屈原曾经居住过的乡里。而且，自古以来，方圆近百里的人们，都把“曲”读成qiu，称此地为qiu里庙。
庙宇石碑为什么要把“屈”写成“曲”呢？
第一种解释是“鸣冤说”，当地村民大多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把“屈”写成“曲”，是要表明屈原一生备受委屈和冤枉，让世代为他大鸣不平。但事实正好相反，从古到今，“屈”有这样的义项，而“曲”却没有“委屈”“冤屈”之意。
第二种解释是“讹转说”，汤炳正教授持如此观点。他认为，因为“曲”“屈”发音相近，且义亦相通（二者都有“弯曲”之意），所以容易产生“讹转”，即错误地转换字形，把姓氏的“屈”写成了弯曲的“曲”。但显然，这种怀疑也是根据不足的。世界上写错名人姓氏的情况本来不多，还要把错姓勒碑刻石千古流传更是不可能。
笔者认为，把“屈”写成“曲”是為了避讳，而把“曲”读成qiu，则是战国时期楚语遗留下来的上古音读。
在第二次流放中，屈原从洞口塘来到这里小住或作稍长滞留，与当地父老有过密切交往，人们都为他强烈的爱国激情所感动。后来，他离开了，人们怀念他，盼望他重返朝廷，辅君选贤任能，立法富楚强国;然而，人们得到的却是他以身殉国的噩耗。父老们嚎啕大哭，如丧考妣，在屈原曾经居住过的小屋处临时搭建起一座简陋的小庙，庙内设置灵堂和神主牌位，而神主的称谓就面临一个避讳问题。 避讳大约起源于周代，战国时期并不盛行，但父老们为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情，不仅要避讳，还要把礼仪升级到最高规格。自古以来讳名不讳姓，但“屈”为稀姓，如不讳之，则“屈”字就等于明指了屈原本人，这是人们不忍心看到的。只要能表达崇敬屈原的朴素感情，民间避讳破例也无所谓，于是以“曲”代“屈”，神主牌位就写成了“楚三闾大夫曲氏老大人之神位”。接着，司仪就恭敬地高捧神主牌位大声宣读，然而，他所念出的上古音读，一般是我们今天难以知道的。
由于上古时代距今遥远，既无反切标出音读，也无韵书分辨音系，欲明上古音读，有两条途径：一是从先秦典籍中探求（如根据《诗经》的押韵和《说文》的谐声系统及古书中的异文、古读和声训研究上古韵部和声母）;二是从特定的民间方言中探求。例如不久前汤炳正教授在溆浦就邂逅了这种惊喜：屈原在《惜往日》里有“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之句，其中的古音读hai早已失传，不料在几千年后人们的口语“回了老家要多hai几天”中存活着。
这样的例子不少，如江、甫、客、野等的上古音读至今依然在楚地民间方言中大量使用着。
可以肯定，司仪在宣读屈原的神主牌位时，是把“曲”念成qiu的，因为这一上古音读至今还存活在当地方圆近百里的人们的口语中。
宣读结束后，司仪就把神主牌位请入灵堂中央的上方，然后为亡者举行招魂和祭奠仪式。人们三跪九叩，五体投地，表达对三闾大夫的无限哀思。
此后，这座悼念屈原的小庙就叫“曲里庙”，而且庙名演变成村名，遐迩闻名。由于地名文字和读音的稳定性，加上世代口口相传和勒碑刻石的维护，虽经两千多年，但它依然保存完整，依然讳“屈”为“曲”和读“曲”为qiu，为屈原曾来都梁腹地提供着“原始”佐证。
可以肯定的是，湖南武冈曲里庙村的曲里庙，是国内留下屈原真迹的历史最悠久的屈原庙之一。
《渔父》记载了屈原滞留都梁的生活片断
从曲里庙村沿资江逆流而上5里的水乐村，有渔父亭，这里也是屈原都梁行踪的标志。《湖南考古略》记载：“武冈沧浪水，即屈原见渔父处。”唐代诗人胡曾《渔父亭》写道：“武冈沧浪水，亦有渔父亭。”据不完全统计，在湖湘荆楚的古迹中，屈原庙有多处，而渔父亭却是唯此仅有。
据《史记》记载，屈原见渔父的故事当发生在第二次流放途中，但没有具体地点。我们认为，这一地点不可能在长江之滨的“鄂渚”和洞庭湖畔的“方林”一带，因为这一带距郢都虽然也不近，但水陆毗连，交通方便，乘船之外还可骑马坐车（“步余马兮山皋，抵余车兮方林”）。这里经济发达，民生富庶，屈原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应能维持。而且，第二次流放才刚刚起程，屈原怎么就穷困潦倒、病体难支到了“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程度？这种状况，只可能出现在他后来到达的缺食少药的偏远荒凉之所在。屈原见渔父的地点也不可能在沅江一带，因为屈原“乘黔船”逆流而上，行进艰难（“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而又时间紧迫，“朝发枉兮，夕宿辰阳”，接着又来到溆浦，步履匆匆而又行程迢迢，根本没有“游于江潭”的闲暇。但如今，他来到了都梁，长途跋涉后必须休整，应在资江之滨小住或作稍长滞留。这样，他就有可能在曲里庙村和水乐村一带披发“行吟泽畔”。由于穷困、劳累和疾病的折磨，他的身心健康遭受着严重危机，因而引起渔父的关注，并设法开导抚慰他。这就是《渔父》故事的缘起。
关于《渔父》，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不是屈原所作，而是后人对屈原生活片断的节录。《史记》也不把《渔父》算作屈原的作品，但沿用了它的内容。关于《渔父》的故事地点，如果从都梁独有古迹渔父亭及相关史料看，应在都梁资江无疑，但从屈原第二次流放的整体路线图看，尚在湘资二水间。
《渔父》能自证故事地点在资江而不在湘江吗？
在《渔父》中，屈原向渔父表达了自己高洁不染的品格和以身殉国的意志：“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这里，“湘流”是屈原意欲前往的流放地点，而不是他见渔父的地点。如果把见渔父的地点理解为湘江，那就令人大惑不解：当听到别人明言要在眼前投江自尽时，渔父能见死不救，“莞尔而笑，鼓而去”吗？可见，《渔父》的故事地点在资江而不在湘江。
但是，在《史記》中，却把“湘流”改为“常流”，地点就变成不知何处了。该相信谁呢？看来还是《渔父》的内容可靠些。一是《渔父》成文至少在秦汉之间，更接近屈原真实的生活细节。二是《渔父》既是生活片断的节录，更应该重视故事地点的把握。三是《渔父》对故事地点虽未明言，但暗示明显，文中人物情节并无矛盾。而《史记》却把故事地点定为湘江，于是产生了“自杀”和“不救”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把“湘流”改为“常流”。但此举不仅造成故事地点的缺失，而且仍然无法解决上述矛盾（因为“常流”也可实指现场的江流），于是只好删除渔父“笑去、乃歌、不言”的情节。可见，认定《渔父》的故事地点在资江而不在湘江，还是人物情节变化逻辑的必然要求。
那么，屈原“葬身鱼腹”的地点为什么不选择都梁资江呢？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和地缘政治决定的。屈原来到都梁后，虽然深感当地父老对他的关爱和崇敬，但他“哀南蛮之莫余知兮”的基本情结不变，认为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高远的理想和抱负，就像见到的渔父随波逐流、趋利避害的人生观与自己截然相反一样。如果把此地作为殉国的归宿，则音讯杳然，无声无息，岂能振聋发聩，唤醒国人？
可见，《渔父》不仅证明了屈原都梁资江见渔父故事的真实性，丰富了他在都梁的行踪内容，而且展现了他高洁的理想世界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综上所述，屈原在第二次流放途中来到都梁的历史事实是无可置疑的。
到达都梁以后，屈原又去了哪里呢？从《渔父》可以看出，他当然去了令他魂牵梦萦的湘水，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从彭咸之所居”的“美政”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