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非常擅长把人逼进绝路。
　　章子怡一直耿耿于怀于李安那个迟迟才来到的拥抱。在拍《卧虎藏龙》六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收工的时候，李安都会拥抱周润发、杨紫琼，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然而他从未拥抱过章子怡，哪怕章子怡每天结束后都会等待十几分钟，也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个肯定。一直到整个片子拍摄结束，她才获得了那个拥抱——这个故事，章子怡说了又说，在前不久的多伦多电影节上，她说起来还是会掉眼泪。她说，李安像《少年派》里的那个老虎，让她又爱又怕。
　　但这就是李安的方法。李安和侯孝贤是两类导演。侯孝贤说，“电影这个行业没有什么了不起，电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因此而折杀了人”，为此他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电影，工作人员经常是路边捡来的，他也几乎从不逼迫演员，甚至不和演员说戏。舒淇害怕吊威亚，他就取消了很多从高处跳下的镜头。但李安不是，李安是电影的狂教徒与传教士——他需要他的工作人员与他一起，在那一刻，把自己全心全意奉献给电影，自身反而无足轻重。
　　“章子怡不重要，我也不重要，玉娇龙很重要”——这位学生时代就开始琢磨表演理论的导演，这样理解电影、导演、演员之间的关系。他理解电影是依附色相而存在的，演员便是这层色相，观众需要看到演员，才能找到自己的投射。
　　除了电影，李安的人生里没有其他出路。他给其他工作人员同样的逼迫感——“我会给人家压力，那个压力不是说我脾气不好，或者怎么样。我想不是，只是我常常给自己定一个标准，我就自己照那个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们很怕让我失望，那种压力我常常自己不感觉，可是我会听到一些反映，也是挺折磨人的”。
　　他严苛地挑选与他一起共事的人。除了技术上不错，他还需要他们对电影本身抱有巨大的热爱。他在挑人的时候，不会挑那些只讲自己专业的人，摄影的就天天讲摄影，美术的就天天讲美术，这种人他觉得非常无聊。他希望他们跟他谈电影，谈人生，谈文学，谈什么都比谈他们的摄影好。
　　由此，他筛选出那些潜在的教徒——然后开始传教。他说：“你要把你的创意清晰地讲出来——除了演员，演员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你需要迷惑他。但是对于工作人员，你需要非常清晰地讲出来，这个清晰度是很奇怪的，我拍《理智与情感》的时候，英文句子都讲不全，可是我能把它讲清楚。”
　　身在其中的时候，李安很少能注意到工作人员身上的压力，“我太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了，除非他让我知道我才会知道，通常我不太去想这些事情。”而就算知道了對方的压力，李安也并不选择安抚，“他不爆发我就会继续做。”
　　Good enough is never good enough，李安知道这句话并不符合美国文化，很难开口，但他还是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说了，说得诚心诚意，然后开始提各种要求，“电脑不能做，就做新的电脑，没有放映机，就去解决放映机的问题”，在他的“不知民间疾苦”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做了一年多的后期，李安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这部电影时，“我觉得它就是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