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前后短短半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扭转了危急的抗日形势。然而，发动事变的两位将领之一的杨虎城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往事，在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回忆里，印象最深的是西安事变后陪同父亲杨虎城拜望何香凝。
　　回忆当年拜望何香凝
　　杨拯民回忆说：1937年4月下旬，父亲被南京政府免职，并被派出国，名为出国考察军事，实为流放海外。6月下旬，我和王维之从北平到达上海。我到上海后和父亲住在一起。
　　有一天上午，父亲带着新娘（杨虎城第三任妻子）和我去拜望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女婿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到弄堂口迎接，在客厅口迎接的是廖梦醒。何香凝因腿疾下楼不方便，所以一切活动均在二楼。廖夫人一口广东话，我们听不大懂，就由她的女婿和女儿做翻译。廖夫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肯定，提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尤愤愤不平，严词痛斥。
　　当时上海已进入伏天，可廖夫人还穿着春装。她说：“我把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九一八事变时送去一套；长城抗战，热河沦亡，我又给他送去一套，也给何应钦一套，喻他们的不抵抗行为如弱女子一般，只配穿妇人衣服；‘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抵抗，结果却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屈辱卖国，我又给蒋介石送去一套。这样可换洗的衣服就不多了，只能穿着旧衣服见客了。可是蒋介石还是毫无觉悟。”
　　吃饭时，廖夫人招待我们吃的是粤菜。我是第一次吃粤菜，特别是吃到冬瓜盅。当这道菜端上饭桌时，廖夫人说昨天就准备了，瓜盅上刻了“共同抗日”四个字，道劲有力，有美感，更能激励人心。几个小时的会见中充满着豪情正义，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使我深深感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爱国爱民的忠贞情操。
　　经党组织批准后结婚
　　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美说，她的母亲谢葆真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西安书院门的女子模范学校，她思想进步、性格刚烈。1927年毅然投笔从戎，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前线工作团，后在前线工作时入了党。1927年调入杨虎城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任战地宣传队长和太和县妇联主任，工作成绩显著，深得杨虎城赞许，之后两人恋爱结婚。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也回忆说，1928年，谢葆真同杨虎城在皖北太和县结婚，是事先经过党组织批准后才办的。
　　西安事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陈祥林说，当年在杨、谢的喜宴上有人问：“杨将军为什么爱上小谢？”杨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知道她思想进步，为革命我需要她。结了婚，可以直接帮助我。”此话显然是有一定含义的。
　　杨虎城之子杨拯民曾回忆说，父亲身边的共产党，有些是杨虎城知道的，主要是高中级干部；有些则不是很清楚，这些主要是基层干部和战士。从1931年到西安事变前夕，十七路军备部几乎都先后建立了秘密党组织，其中时间最长、力量最强的是杨虎城的直属部队，特别是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这个团的前身是卫队营，早就由陕西省委军委派人建立了党支部。营长张汉民、连长史唯然、李明轩、魏树林、王建三等，都是共产党员。警卫营扩编成警卫团后，又相应建立了中共警卫团党委会，共产党员发展到200多人，后被人称为“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杨虎城将军一直和共产党人有着亲密的合作，并曾要求加入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谢葆真的影响下，杨虎城的思想进步很快。据杨拯民先生回忆，杨虎城多次向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表示与共产党合作到底的坚定信念，并希望做“第二个贺龙”，要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陈祥林说，杨、谢结婚后不久，杨即向党的皖北特委负责人魏野畴提出参加中共的申请，却因左倾关门主义影响未予批准。
　　邢大军据《党史博览》、《华商报》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