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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合来看，香港进入经济周期下行、争斗与矛盾频发的社会“新常态”，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社会民生福利改善提升有限。如果这些困扰社会的普遍而基本的问题不能妥善加以解决，香港的长治久安就难以实现。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涉及香港普罗大众福祉的经济民生问题，使社会重拾希望和信心，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翻开新的篇章。
[关键词] 香港 “后政改” 经济增长 社会民生 问题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5）05-0007-03
[作者简介] 金萍（1964 — ），北京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研究方向：港澳问题、区域合作。
自2013年起，历时近两年，经历“占中”风波冲击的香港政改方案，于2015年6月被反对派捆绑否决，香港社会进入了纷争更为复杂的所谓后政改时期。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要放下政改争拗、聚焦经济民生，这一呼吁尽管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并不能遏制社会纷争的不断发生和社会更加政治化的趋向。香港近期爆发的“铅水事件”和“港大副校长遴选事件”表明，香港错综复杂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已经对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形成掣肘，而反对派和激进势力的蓄意挑衅依然来势汹汹，香港社会各种矛盾不仅没有因为“占中”和政改结束而告暂缓或平息，反而通过各种形式不断爆发。而从2013年开始，香港经济下行的势头突显，“占中”之后旅游和零售市场明显走低，使得香港经济增长步入2%（甚至更低）时代，可以说，以“占中”为标志，香港进入了经济周期下行、争斗与矛盾频发的社会“新常态”。
回归18年以来，香港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是1997至2003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重创，又恰逢全球科技股灾、禽流感和SARS等来袭，股市、楼市断崖式暴跌，市场极度萧条，经济大幅度滑坡。二是自2004年起，主要是实施CEPA和开放自由行，在内地需求的刺激下，香港GDP总量（以市值计价）才得以恢复到1997年水平，经济发展经历了十年比较稳定的发展期，尽管期间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但仍实现了十年平均4%的实质增长。但与上世纪60至90年代接近双位数的增长相比，明显动力不足。
作为小型经济开放体，香港在回归之后经历了多轮外部冲击，在经济大落大起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CEPA实施后，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内地需求的推动下，香港经济要素不断向服务业聚集，服务业占比目前已超过93%，并形成高端金融和低端商贸两大主要核心产业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航运物流、旅游和工商专业服务。高端金融服务业是香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而低端商贸服务业则承担了吸收普罗大众就业的功能。香港经济高度依赖于单一的服务产业及其产业二元化形态，使得香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空间狭窄，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2013年香港人均GDP达3.8万美元，但贫困人口却达131.2万历史新高，占总人口的19.6%，成为世界发达地区中少有的贫富最悬殊地区。而且，香港经济的二元化已从收入二元化走向了财富二元化。
面对内地的巨大需求，香港完全处于自由放任状态。然而，兴旺的内地需求并未给香港普罗大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作为小型服务经济体，外部需求的增加，本应该是重大利好，但数据表明，从2003年到2013年，香港实际GDP增长了55.6%，而从业者的薪金并没有明显提高。香港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仅从1万港元增加到1.3万港元，折合年增长率不足3%；“按行业类别划分的就业人士评价薪金指数”显示，以1999年第一季度为100，2003年和2013年所有行业类别的实质指数分别为106.8和114.3，表明香港普通工薪阶层并未从对内地开放中得到实惠。由于没有及时有效地增加服务设施供给，这些需求反而带来租金的大幅上涨、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日趋恶化。以就医方面为例，香港的医疗条件曾经非常令人称道，但目前的情况则是医疗供应严重不足，医疗设施超负荷运转，公立医院人满为患。2003年到2013年，香港医疗机构病床数从每千人5.3张下降到5.1张。与此同时，香港人口年龄中位数快速上升，每年增加约0.4岁，2013年已达到42岁。年龄中位数的上升，意味着城市活力的下降，也意味着今后对于社会福利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幅增加，而内地需求的无限制加入无疑使原本就显不足的供给更加紧张，社会冲突不可避免。
香港经济结构变化引发的社会矛盾既是外在因素推动的结果，也离不开内在因素的作用。香港作为一个小型开放服务经济体，在完全自由的市场模式下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市场垄断，特别是土地和房地产高度集中所造成的超高成本，几乎剥夺了所有产业和民生发展的空间；而特区政府坚信自由主义的理念，在调控市场、改善民生方面无所作为，使得社会民生矛盾逐步累积日益加剧，突出表现在住房、就学、养老等诸多方面。
住房方面，香港人多地少，居住问题一直是民生头等大事。港英时期实行的“居者有其屋”计划，使得60%的居民住上了政府提供的公屋（廉租房）和居屋（经济适用房），大大缓解了居住矛盾。回归前，港英有意实行高地价、高房价和高福利政策，抬高了香港的营商成本。回归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为香港长远发展考虑推出“八万五计划”并加大了土地供应。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出现了大量的负资产居户，2003年后特区政府基本停止了土地供应，也不再建居屋。此后号称亚洲大都会的香港每年供应的私人住宅不到1万套，仅相当于内地大城市一个中型楼盘的供应量。到2013年，香港居然无地可供。香港很多土地是不能开发建设的郊野公园，而农地变成商业用地程序又极为复杂，因此香港房价飚涨，大多数居民置业、青年人成家立业的目标都成了泡影。土地是一切供应的核心，土地供应减少不仅影响了居民的住房问题，购物商场、写字楼、医院、学校、交通设施和新产业发展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础设施和商业楼宇供应不足造成的资产价格大幅度膨胀，大大加剧了本来就相当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趋势，并从收入的两极分化走向财富的两极分化。 就学方面，大学升学率低是主要问题。2013年香港的大学学士学位升学率不到30%，包括海外留学和自费课程，香港适龄青年上大学本科学位者在35%左右①。这一数据不仅与国际发达经济体相差太远，也与北京、上海等内地大城市有较大差距，因此就不难理解香港大学校园内对来自内地、占10%的学生的敌视或不友好。年轻人升学艰难，自然没有更多好的就业机会，而薪金也不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再加上飙升的房价，使得很多青年一进入社会即沦为贫困。据2009年统计数据分析，青年贫困人口为18万，贫困率高达20%，比十年前增加28%。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年轻人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前景，社会上有个风吹草动，他们打先锋、冲出来闹事的几率必然会很大。
社保方面，由于没有全民退休保障，香港长者贫困率居高不下。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香港有近1/3的长者生活于贫困线下，其数据可谓触目惊心。根据政府2012年发表的人口推算数字，香港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在2041年达至30%。如果不计算其它致贫因素人口，单是长者的增加，已使贫穷人口净增加45万。在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代版每天都可能在八旬老人身上上演，这种景象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给予了强有力支持，频频送出“大礼包”，但由于香港社会没有构建合理的分配机制，受惠的主要是商界和持有房产的既得利益阶层，结果反而加剧了香港的贫富差距和社会资源紧张的矛盾，形成了收入和财富的双重二元化结构；而特区政府管治的放任，特别是对社会问题的回避，也使得民怨不断加深。近年来特区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仍不断出台不惜伤害长远发展、换取短暂和缓的“短视”政策，更加剧了香港未来的风险。
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民生是现代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石。回顾香港回归18年的历程，不难发现期间发生的两次重大的社会事件，即2003年的“七一事态”和2014年的“占领中环”，都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其中内外因素导致的经济民生困顿是社会爆发危机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困扰香港社会的普遍而基本的问题不能妥善加以解决，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难以实现，一点微小的事情都会酿成频发的社会运动。这就是香港越来越政治化甚至激进化的社会基础。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说到底就是社会的经济资源高度垄断，人员的流动和上升空间狭小甚至停滞，青年人上不了大学，适应不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中产阶级生活质量不断下降；老年人晚境堪忧，整个社会发展无望，弥漫着很重的怨气和戾气。应该说，这十多年来问题不断积累，矛盾不断深化，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践表明，香港社会已经进入内部争斗的政治化漩涡而难以自拔。如果再不下决心从源头上加以解决，迟早会不断爆发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央和特区政府应该下定决心，果断决策，在外围环境和香港经济出现急剧恶化和危机之前，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涉及香港普罗大众福祉的经济民生问题，使社会重拾希望和信心，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翻开新的篇章。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Hong Kong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period in which the economic growth slows dow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welfare improvement are limited. If these problems cannot be properly resolve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Hong Kong. Therefore， Hong Kong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solve economic and livelihood issues， and then society will regain the hope and confidence. In this way，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actice will successfully open a new chapter.
Keywords：Hong Kong， Post-Political Reform， economic growth，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s and challenges
（收稿日期： 2015-09-21 责任编辑： 垠 喜）
[关键词] 香港 “后政改” 经济增长 社会民生 问题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5）05-0007-03
[作者简介] 金萍（1964 — ），北京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研究方向：港澳问题、区域合作。
自2013年起，历时近两年，经历“占中”风波冲击的香港政改方案，于2015年6月被反对派捆绑否决，香港社会进入了纷争更为复杂的所谓后政改时期。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要放下政改争拗、聚焦经济民生，这一呼吁尽管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并不能遏制社会纷争的不断发生和社会更加政治化的趋向。香港近期爆发的“铅水事件”和“港大副校长遴选事件”表明，香港错综复杂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已经对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形成掣肘，而反对派和激进势力的蓄意挑衅依然来势汹汹，香港社会各种矛盾不仅没有因为“占中”和政改结束而告暂缓或平息，反而通过各种形式不断爆发。而从2013年开始，香港经济下行的势头突显，“占中”之后旅游和零售市场明显走低，使得香港经济增长步入2%（甚至更低）时代，可以说，以“占中”为标志，香港进入了经济周期下行、争斗与矛盾频发的社会“新常态”。
回归18年以来，香港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是1997至2003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重创，又恰逢全球科技股灾、禽流感和SARS等来袭，股市、楼市断崖式暴跌，市场极度萧条，经济大幅度滑坡。二是自2004年起，主要是实施CEPA和开放自由行，在内地需求的刺激下，香港GDP总量（以市值计价）才得以恢复到1997年水平，经济发展经历了十年比较稳定的发展期，尽管期间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但仍实现了十年平均4%的实质增长。但与上世纪60至90年代接近双位数的增长相比，明显动力不足。
作为小型经济开放体，香港在回归之后经历了多轮外部冲击，在经济大落大起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CEPA实施后，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内地需求的推动下，香港经济要素不断向服务业聚集，服务业占比目前已超过93%，并形成高端金融和低端商贸两大主要核心产业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航运物流、旅游和工商专业服务。高端金融服务业是香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而低端商贸服务业则承担了吸收普罗大众就业的功能。香港经济高度依赖于单一的服务产业及其产业二元化形态，使得香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空间狭窄，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2013年香港人均GDP达3.8万美元，但贫困人口却达131.2万历史新高，占总人口的19.6%，成为世界发达地区中少有的贫富最悬殊地区。而且，香港经济的二元化已从收入二元化走向了财富二元化。
面对内地的巨大需求，香港完全处于自由放任状态。然而，兴旺的内地需求并未给香港普罗大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作为小型服务经济体，外部需求的增加，本应该是重大利好，但数据表明，从2003年到2013年，香港实际GDP增长了55.6%，而从业者的薪金并没有明显提高。香港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仅从1万港元增加到1.3万港元，折合年增长率不足3%；“按行业类别划分的就业人士评价薪金指数”显示，以1999年第一季度为100，2003年和2013年所有行业类别的实质指数分别为106.8和114.3，表明香港普通工薪阶层并未从对内地开放中得到实惠。由于没有及时有效地增加服务设施供给，这些需求反而带来租金的大幅上涨、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日趋恶化。以就医方面为例，香港的医疗条件曾经非常令人称道，但目前的情况则是医疗供应严重不足，医疗设施超负荷运转，公立医院人满为患。2003年到2013年，香港医疗机构病床数从每千人5.3张下降到5.1张。与此同时，香港人口年龄中位数快速上升，每年增加约0.4岁，2013年已达到42岁。年龄中位数的上升，意味着城市活力的下降，也意味着今后对于社会福利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幅增加，而内地需求的无限制加入无疑使原本就显不足的供给更加紧张，社会冲突不可避免。
香港经济结构变化引发的社会矛盾既是外在因素推动的结果，也离不开内在因素的作用。香港作为一个小型开放服务经济体，在完全自由的市场模式下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市场垄断，特别是土地和房地产高度集中所造成的超高成本，几乎剥夺了所有产业和民生发展的空间；而特区政府坚信自由主义的理念，在调控市场、改善民生方面无所作为，使得社会民生矛盾逐步累积日益加剧，突出表现在住房、就学、养老等诸多方面。
住房方面，香港人多地少，居住问题一直是民生头等大事。港英时期实行的“居者有其屋”计划，使得60%的居民住上了政府提供的公屋（廉租房）和居屋（经济适用房），大大缓解了居住矛盾。回归前，港英有意实行高地价、高房价和高福利政策，抬高了香港的营商成本。回归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为香港长远发展考虑推出“八万五计划”并加大了土地供应。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出现了大量的负资产居户，2003年后特区政府基本停止了土地供应，也不再建居屋。此后号称亚洲大都会的香港每年供应的私人住宅不到1万套，仅相当于内地大城市一个中型楼盘的供应量。到2013年，香港居然无地可供。香港很多土地是不能开发建设的郊野公园，而农地变成商业用地程序又极为复杂，因此香港房价飚涨，大多数居民置业、青年人成家立业的目标都成了泡影。土地是一切供应的核心，土地供应减少不仅影响了居民的住房问题，购物商场、写字楼、医院、学校、交通设施和新产业发展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础设施和商业楼宇供应不足造成的资产价格大幅度膨胀，大大加剧了本来就相当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趋势，并从收入的两极分化走向财富的两极分化。 就学方面，大学升学率低是主要问题。2013年香港的大学学士学位升学率不到30%，包括海外留学和自费课程，香港适龄青年上大学本科学位者在35%左右①。这一数据不仅与国际发达经济体相差太远，也与北京、上海等内地大城市有较大差距，因此就不难理解香港大学校园内对来自内地、占10%的学生的敌视或不友好。年轻人升学艰难，自然没有更多好的就业机会，而薪金也不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再加上飙升的房价，使得很多青年一进入社会即沦为贫困。据2009年统计数据分析，青年贫困人口为18万，贫困率高达20%，比十年前增加28%。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年轻人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前景，社会上有个风吹草动，他们打先锋、冲出来闹事的几率必然会很大。
社保方面，由于没有全民退休保障，香港长者贫困率居高不下。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香港有近1/3的长者生活于贫困线下，其数据可谓触目惊心。根据政府2012年发表的人口推算数字，香港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在2041年达至30%。如果不计算其它致贫因素人口，单是长者的增加，已使贫穷人口净增加45万。在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代版每天都可能在八旬老人身上上演，这种景象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给予了强有力支持，频频送出“大礼包”，但由于香港社会没有构建合理的分配机制，受惠的主要是商界和持有房产的既得利益阶层，结果反而加剧了香港的贫富差距和社会资源紧张的矛盾，形成了收入和财富的双重二元化结构；而特区政府管治的放任，特别是对社会问题的回避，也使得民怨不断加深。近年来特区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仍不断出台不惜伤害长远发展、换取短暂和缓的“短视”政策，更加剧了香港未来的风险。
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民生是现代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石。回顾香港回归18年的历程，不难发现期间发生的两次重大的社会事件，即2003年的“七一事态”和2014年的“占领中环”，都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其中内外因素导致的经济民生困顿是社会爆发危机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困扰香港社会的普遍而基本的问题不能妥善加以解决，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难以实现，一点微小的事情都会酿成频发的社会运动。这就是香港越来越政治化甚至激进化的社会基础。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说到底就是社会的经济资源高度垄断，人员的流动和上升空间狭小甚至停滞，青年人上不了大学，适应不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中产阶级生活质量不断下降；老年人晚境堪忧，整个社会发展无望，弥漫着很重的怨气和戾气。应该说，这十多年来问题不断积累，矛盾不断深化，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践表明，香港社会已经进入内部争斗的政治化漩涡而难以自拔。如果再不下决心从源头上加以解决，迟早会不断爆发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央和特区政府应该下定决心，果断决策，在外围环境和香港经济出现急剧恶化和危机之前，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涉及香港普罗大众福祉的经济民生问题，使社会重拾希望和信心，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翻开新的篇章。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Hong Kong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period in which the economic growth slows dow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welfare improvement are limited. If these problems cannot be properly resolve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Hong Kong. Therefore， Hong Kong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solve economic and livelihood issues， and then society will regain the hope and confidence. In this way，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actice will successfully open a new chapter.
Keywords：Hong Kong， Post-Political Reform， economic growth，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s and challenges
（收稿日期： 2015-09-21 责任编辑： 垠 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