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江津区，有一对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浙江籍老夫妻。老先生魏澹，曾任原江津先锋区副区长（主持工作），1991年从江津林业局调研员岗位离休，今年已79岁；老太太袁静，也已77岁高龄。他们从同窗变成私奔的小情侣，又一起投身革命，共同走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波，其坎坷曲折却幸福美满的质朴爱情，令人动容。
　　
　　激情燃烧冲破禁锢私奔革命
　　
　　魏澹本叫魏吉人，袁静本叫袁雪春。受革命思想影响，1949年，热血青年魏吉人借古人“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义，为自己和袁雪春分别更名为“澹”和“静”，改成了今天的名字。
　　两人的老家，在紧靠钱塘江的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周浦乡，茶山桑园、小桥流水、炊烟人家，处处都勾勒着江南的秀美。
　　1929年出生的魏吉人是一个地主家的大少爷，家境殷实；而袁雪春出生于一个小生意人家庭，一大家子人全靠经营小杂货店维生。
　　尽管战火纷纷，但激进的新思想还是让两人都争取到了上学受教育的机会。在同一所学校里念书的两个孩子，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那时候，袁家一直靠能干的祖母支撑。因为穷，他们根本买不起房子，找一位亲戚租了间门面，开了家小杂货铺。雪春在袁家七姊妹中排行第一，很懂事，也很勤快。
　　战乱中商品供不应求。虽然杂货店赚不了多少钱，但为了保住维系全家生活的店铺，祖母选择了当时维系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有效途径——联姻，把雪春许配给那位租门面给他们的亲戚的小孙子，一个比袁雪春小3岁的小男孩。
　　得知此事后，倔强的雪春死活不依。作为一家之长的祖母态度也很强硬：“如果反抗，你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袁雪春坚决不向包办婚姻屈服，把菜刀横在脖子上，宁愿死也不依从。见硬的不行，祖母又开始来软的。她声泪俱下地说：“全家十几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你是家里的老大，怎能不为家里分忧？”一席话说得袁雪春唏嘘不已。
　　逼婚的压力让袁雪春痛苦不已。
　　1945年，成绩优异的魏吉人考上当时的杭州市立中学，而袁雪春因为家里穷，上学的事情就此搁浅，家里也抓紧时间筹备她的婚事。
　　袁雪春天天哭闹，但祖母仍然无动于衷。袁雪春一咬牙，找到小学时候的校长，求他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在校长的帮助和同学魏吉人的鼓励下，她如愿考进当时的杭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虽然两人不在同一所学校，但他们都思想激进，常常通信，交流心得，互诉衷肠。两颗年轻的心也因此挨得更紧。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的喜讯传遍大江南北，革命的战火也迅速烧到杭州。解放区民主的生活、自由的氛围，甚至解放区传过来的民歌小调，都吸引着两颗年轻火热的心。他们在信中开始密谋：我们要挣脱封建家庭的禁锢，逃到苏北解放区去，投身到火热的革命中去！
　　在同学的帮助下，魏吉人揣着20多元钱，带着袁雪春一起逃到义乌，寄居在一个熟人家里。
　　魏吉人和袁雪春的“私奔”，引起了袁家不小的震动，祖母找人四处打听，要把她捉拿回去。袁雪春的父亲在寻找袁雪春时，还险些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对于这些，当时的袁雪春并不知道，她的心，已经全部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事业中。
　　
　　风雨同舟岁月动荡爱情坚贞
　　
　　两人到达义乌时，这里已经解放。“那时候，解放区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自由的味道，人们心潮澎湃，都想在这个新天地中干一番事业。”初到义乌时的兴奋，袁静至今难忘。两人改名为魏澹和袁静后，双双参军，并随部队转战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因是知识分子，他们被录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学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日，二野军大的大学生士兵们集结在湖北沙市，开始向大西南进军。
　　经过艰苦卓绝的行军战斗，二野军大的学员们在当年年底抵达重庆，魏澹和袁静被分到江津县（现江津区），开始为重庆的建设奉献青春和热血。
　　1952年，23岁的魏澹任江津县先峰区副区长，袁静则在团县委任组织干事。这个时候，两人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虽然感情甚笃，却因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并没提及婚嫁。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已经颁布实施，时任江津县县委书记王昭对袁静敢于冲破封建包办婚姻枷锁、追求自由爱情的勇气极为赞赏，当即批准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结婚。
　　1953年3月30日，在简陋的区公所宿舍里，昔日的同窗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喜结良缘。到1957年，魏澹和袁静已经有了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第三个孩子也将出世。一家人相处的时间虽不多，却也其乐融融。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1957年，全国上下大搞“反右运动”，魏澹因其“地主少爷”的出身被打成“右派”，遣送到四面山劳动改造。
　　袁静回忆说，那些年，每到冬天，四面山就冰天雪地。魏澹在山上劳动改造，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还要到结了冰的水田里干活。
　　挺着大肚子的袁静四处奔波，为夫请命。尽管魏澹曾经多次受到上级组织表扬，是当时江津地区的先进典范，但一些人始终拿他的“地主少爷”身份说事，说他是“打入人民内部的敌人”。
　　袁静白天拼命工作，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学习，给全家人缝补，有时候，孩子们连饭都吃不饱，家里的衣服也是泡在脚盆里几天都没有时间洗。袁静更惦记的，是还在四面山上受苦的魏澹。尽管挺着大肚子不方便，她还是想方设法躲过盯梢，偷偷搭货车到山下，然后再走几十公里山路，进山去看望正在受苦的爱人。
　　后来，魏澹患了病，才被转移回来治疗，在县城继续劳动改造。魏澹的“右派”身份，让袁静和孩子们都受到了影响。大儿子在学校经常受人排挤，连入团都成了极难的事情；小儿子读小学，连当红小兵的资格都没有；袁静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她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负责人却非逼她与丈夫划清界线不可。一边是深爱的丈夫，一边是崇敬的党组织，袁静进退两难。
　　袁静说，在那不堪回首的20余年，支撑自己坚强走下去的，是对丈夫的信任和挚爱，是对党的信任和挚爱。她始终相信，丈夫是清白的，党组织一定会还丈夫一个公道。
　　作为一位历尽坎坷的老革命，魏澹一直和他的名字一样，淡泊，宁静：“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远大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况且我还有相濡以沫的爱人和孩子，共同走过了艰辛岁月。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信仰和希望！”魏澹说，是青少年时代自己在二野军大受到的教育，坚定了他的人生信仰，才使他能平静地走过这几十年的磨难岁月。
　　
　　老骥伏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魏澹被安排到江津县木材公司任副经理。至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魏澹才真正完全“落实政策”，到县林业局任调研员。1991年，在县林业局工作了两三年后离休时，魏澹已是62岁的老人。
　　奋斗几十年，突然闲了下来，魏澹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自己的身子骨还硬朗，为什么不能发挥余热呢？和爱人一合计，他联系到了退休在家的另外三位老同志，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组”，在当地开创了老年人有组织地关心、帮助青少年的先河，后来又担任了江津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作为“关心下一代工作组”最初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袁静虽然心疼老伴为那些孩子的事情奔波劳累，但她认为老伴的的决定是正确的，她应该支持。在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上，清楚地记录着一笔笔账目，十几年来，魏澹个人捐赠的扶贫助学资金已达4.5万元。在他的资助下，有28名濒临辍学的贫困学生先后重返校园。袁静也不甘落后，从自己的离休金中挤出1.1万元，帮助8个贫困学生圆了上学梦。在两位老人的带动下，他们的儿子和媳妇也先后资助了两名贫困学生，小孙女还和当地紫云小学的一位贫困女学生结成了“手拉手”帮扶对子。关心帮助年轻人，让两位老人感到自己依然年轻。“自从接受您捐助，每时每刻都好像有一双手，在后面推着我不断前进。”魏澹读着一大摞受助孩子的来信，一脸灿烂，“今年（2007年），我资助的23名贫困生中，有6位考上大学，1位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十几年来，魏澹不顾自己身患多种疾病，深入学校、机关单位，给青少年作报告300余场，听众达16万人次。他还撰写了40多篇报告文学作品。这位被誉为“特殊园丁”的老人，先后多次被中国关工委、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袁静也因为工作出色，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而今，两位老人经常回忆起战争年代的激情岁月：“当年在进军大西南的路上，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校长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要为西南人民贡献毕生的力量’，这是教诲，也是嘱托。”这对年逾古稀的革命夫妻，不管遇到什么坎坷，都一如既往地践行着他们对党的承诺。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尽管岁月动荡，但他们的爱情永远坚贞，就像一首革命歌曲唱的那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它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它不怕风吹雨打，它不怕天寒地冻，它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