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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他手里提着一只白藤箱，胳膊上挂着枣木手杖，顺着石楼的台阶，一步步走到院中。正是麦收时分，庭院闲寂。”这是《人面桃花》的开篇，格非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晚清末年、民国初年的江南官宦小姐秀米的故事，就像是她父亲一步步，徐徐走来。小说取材于清末民初的反清革命历史，讲述陆秀米从一个乡村女子到革命党人的传奇人生。父亲的突然失踪使她開始正视世界，革命党人张季元就是这个神秘世界的象征，两人滋生了情感却因革命党被剿灭特别是张季元的猝死而告终。秀米出嫁途中被土匪绑架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处湖心小岛上。读了张季元留下的日记，秀米了解了革命党创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动机。于是，她后来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理想，还有花家舍的土匪实践，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她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活了下来，看到了革命胜利之后的乱象才去世，因而又经历了更大的幻灭——对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理想、信仰的幻灭。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中，“文学的本质最清楚地显现于文学所涉猎的范畴中。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1]，在《人面桃花》中，秀米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历史社会背景：晚清末年、民国初年。秀米的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的人生就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她父亲追寻的“桃花源”，表哥张季元的“大同新世界”的梦想，都是作者格非想象、虚构出来的，但是创造这一虚构、想象的世界的灵感是来源于真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的。‘文学’一词如果限指文学艺术，即想象性的文学，似乎是最恰当的。即勒内·韦勒克所主张的：文学的突出特征是“虚构性”、“创造性”、“想象性”。以上我谈到了“虚构性”与“想象性”，下面来谈谈“创造性”。
“语言是文学的材料，就像是石头和铜是雕刻的材料，颜色是绘画的材料或是音乐的材料一样。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语言不像是是石头一样仅仅是惰性的东西，而是人的创造物”[2]，作为文学的材料的语言是人们所创造的，这就体现了任何一部作品，无论是其文学本质形成的材料，还是这部作品的虚构的、想象的世界，都是由作家所创造出来的，即文学的突出特征：创造性。
《人面桃花》中塑造了很多的人物形象以及勾勒了许多典型而具体的事件，但是作为“想象性”的文学，“这里必须廓清一种很普遍的关于意象在文学中的作用的误解。即‘想象性’的文学不必一定要使用意象”[3]。“作家只是勾勒出一些人物的草图或者某一特征。[4]”秀米、张季元、六指、花家舍等都是作家所创造出来的，却并不是意象。“尽管有些读者惯于摹想，而且文学中有些篇章从行文上看似乎也要求这样的想象，但这是心理学上的问题。[5]”，《人面桃花》中，秀米的父亲追寻“桃花源”，花家舍的“老大”王观澄建立花家舍的初衷也是寻找“世外桃源”，这些伏笔似的的联系只不过是作者为了写出晚清民初，新旧交替时，人们心中向往自由的侧面写照，而不是诗中“菊”、“梅”等象征特定具体的意象。
“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6]”，《人面桃花》，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整个时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与近代中国厚重的历史交织在了一起，悬念迭生，余韵悠长。
乱世红颜，世俗革命。《人面桃花》中，秀米的少女时代，视角亦放在她身上，从她的眼睛看世界。她母亲的情人张季元爱慕她，她感觉到了，这种情欲汹涌的爱既吸引着她，又令她抗拒。张季元因为革命而死，给秀米留下了一本日记。而《人面桃花》里的革命党人是道貌岸然、嫖妓的乡绅，是面色苍白、调情高手、刻薄残忍的书生，是报复心极强、嗜血的六指畸人。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无论个人或群体付出怎样的努力，人总是无能为力于历史。人是这样渺小，秀米出狱后说：“我觉得自己家就像是一只花间的蚂蚁，一切都是卑微的，琐屑的和没有意义的，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挽回。”格非让秀米回归了一种他认为最理想的生活。小说最后一章“禁语”是全书最温暖动人、饱含诗意的，也是秀米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秀米和喜鹊终于从喧嚣动乱的外界退回到她们最后的温情脉脉的庭院。秀米种花草、读闲书、观星象，像一个古代士大夫那样过着隐居的生活。秀米还学会了种菜、洗衣、纺鞋等作为女人最普通最实在的事。
格非自己称他在这部作品中力图“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人面桃花》的确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将个人的经历与历史的纠缠以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理想主义的人生追求和奋斗构成了秀米人生壮美的传奇，将一个不谙世事、天真纯情的少女在历史的大动荡时代身体和心灵逐渐成熟的过程展现了出来。
注释：
[1][美] 勒内·韦勒克、[美] 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5页。
[2]《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1页。
[3]《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6页。
[4]《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7页。
[5]《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7页。
[6]《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8页。
作者简介：李笑园（1994—），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中，“文学的本质最清楚地显现于文学所涉猎的范畴中。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1]，在《人面桃花》中，秀米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历史社会背景：晚清末年、民国初年。秀米的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的人生就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她父亲追寻的“桃花源”，表哥张季元的“大同新世界”的梦想，都是作者格非想象、虚构出来的，但是创造这一虚构、想象的世界的灵感是来源于真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的。‘文学’一词如果限指文学艺术，即想象性的文学，似乎是最恰当的。即勒内·韦勒克所主张的：文学的突出特征是“虚构性”、“创造性”、“想象性”。以上我谈到了“虚构性”与“想象性”，下面来谈谈“创造性”。
“语言是文学的材料，就像是石头和铜是雕刻的材料，颜色是绘画的材料或是音乐的材料一样。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语言不像是是石头一样仅仅是惰性的东西，而是人的创造物”[2]，作为文学的材料的语言是人们所创造的，这就体现了任何一部作品，无论是其文学本质形成的材料，还是这部作品的虚构的、想象的世界，都是由作家所创造出来的，即文学的突出特征：创造性。
《人面桃花》中塑造了很多的人物形象以及勾勒了许多典型而具体的事件，但是作为“想象性”的文学，“这里必须廓清一种很普遍的关于意象在文学中的作用的误解。即‘想象性’的文学不必一定要使用意象”[3]。“作家只是勾勒出一些人物的草图或者某一特征。[4]”秀米、张季元、六指、花家舍等都是作家所创造出来的，却并不是意象。“尽管有些读者惯于摹想，而且文学中有些篇章从行文上看似乎也要求这样的想象，但这是心理学上的问题。[5]”，《人面桃花》中，秀米的父亲追寻“桃花源”，花家舍的“老大”王观澄建立花家舍的初衷也是寻找“世外桃源”，这些伏笔似的的联系只不过是作者为了写出晚清民初，新旧交替时，人们心中向往自由的侧面写照，而不是诗中“菊”、“梅”等象征特定具体的意象。
“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6]”，《人面桃花》，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整个时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与近代中国厚重的历史交织在了一起，悬念迭生，余韵悠长。
乱世红颜，世俗革命。《人面桃花》中，秀米的少女时代，视角亦放在她身上，从她的眼睛看世界。她母亲的情人张季元爱慕她，她感觉到了，这种情欲汹涌的爱既吸引着她，又令她抗拒。张季元因为革命而死，给秀米留下了一本日记。而《人面桃花》里的革命党人是道貌岸然、嫖妓的乡绅，是面色苍白、调情高手、刻薄残忍的书生，是报复心极强、嗜血的六指畸人。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无论个人或群体付出怎样的努力，人总是无能为力于历史。人是这样渺小，秀米出狱后说：“我觉得自己家就像是一只花间的蚂蚁，一切都是卑微的，琐屑的和没有意义的，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挽回。”格非让秀米回归了一种他认为最理想的生活。小说最后一章“禁语”是全书最温暖动人、饱含诗意的，也是秀米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秀米和喜鹊终于从喧嚣动乱的外界退回到她们最后的温情脉脉的庭院。秀米种花草、读闲书、观星象，像一个古代士大夫那样过着隐居的生活。秀米还学会了种菜、洗衣、纺鞋等作为女人最普通最实在的事。
格非自己称他在这部作品中力图“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人面桃花》的确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将个人的经历与历史的纠缠以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理想主义的人生追求和奋斗构成了秀米人生壮美的传奇，将一个不谙世事、天真纯情的少女在历史的大动荡时代身体和心灵逐渐成熟的过程展现了出来。
注释：
[1][美] 勒内·韦勒克、[美] 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5页。
[2]《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1页。
[3]《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6页。
[4]《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7页。
[5]《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7页。
[6]《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本质》第18页。
作者简介：李笑园（1994—），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