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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牛棚”
1969年7月的一天，天气又闷又热，一辆卡车开进湖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大院里。
“周立波，快下来！”卡车刚停住，一个身穿黄制服、满脸横肉、胖乎乎的家伙，凶神恶煞般地吆喝着。
一听“周立波”的名字，我不觉一惊，忐忑不安地走过去。只见周立波弓着瘦长的身子，从车上慢慢地爬了下来。他手里抱着铺盖卷，头戴青色制帽，身穿白色衬衫，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颧骨突出，脸庞瘦削，面色苍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差点叫出来：啊！11年不见，就苍老这么多了！顿时，1958年秋天，我第一次在北京香山见到周立波的情形，浮现在眼前。那时，他虽然也很瘦，可是，脸色红润，神采奕奕，精力充沛，谈笑风生。
周立波走进“牛棚”，一见里边都是熟识的老领导、老同事，他微笑着一一点头打招呼。可是，回答他的却是冷漠，凄然的眼光，和死一般的静寂。我看到周立波立即收敛了笑容，眉头紧锁，两个眼角鱼尾似的皱纹，伸向银灰的鬓发。不知是他不忍看这冷酷的现实，还是他要记住这个生活的镜头？
沉默、冷淡，并没有使周立波发窘。他轻巧地打开被包，熟练地在房间西头靠北面的一角架起地铺来。他刚架好铺，“专政班”的那位方头圆脸、头顶光秃、个子矮胖的班长走了过来，摘下老花眼镜，像演员背诵台词似地向周立波交代：“周立波，你来这里，首先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周立波坦然地望着这位过去的老战友，憨厚地微笑回答：“毛泽东同志的书，都应该读。我过去也都读过。”说到这里，他突然皱起眉头，眯缝着近视眼，疑惑地凝视着对方。“可是，现在为什么单指定我读这两篇文章？”他沉思了片刻，两个嘴角的肌肉微微抽动了几下，细细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声调激动高亢，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南京政府的人！”
那位秃顶班长尴尬地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解释说：“这是上面的规定，凡是进‘专政班’的，都要学这两篇文章。这是我们的必学课，你怎么能例外呢？”
当时，我一方面暗自敬佩周立波的正直和胆略，另一方面对眼前的现实感到茫然、疑惑。
角落里的谈话
当天下午，周立波找我谈话。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处境下，我们选择在大院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交谈。
为了避免周立波的误会，我首先回忆了1958年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曾去香山访问他，并请他两次给我们人大同学讲话的情景。接着自我表白：“文化大革命”初期， 我因反对“顶峰论”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小邓拓”，也被专过政，后因我属“红五类”，又叫我来看管专政对象。
周立波听后，风趣地微笑着问我：“你是湘乡人吧？”
“我的家，解放前属湘乡，如今划归双峰县。”
接着我便问他：“您想找我谈什么？”
“毛主席最近讲，‘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还说有的专案组搞逼供信。搞我的那个专案组就是专搞逼供信的！他们给我强加的种种罪名都是查无实据，有意诬陷的。”
我回答：“‘事出有因’，我不理解，‘查无实据’的事，确实多得很哩。”
周立波面露愠色，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的一贯传统是讲实事求是的嘛！”
接着他又说：“说是群众运动，只怕是运动群众。”
讲到这里，周立波很生气，接着说起他在湖南省公安局被监禁时的一些情况来。有一次，有人找他谈话，侮辱他的人格，他发了一通脾气，指着对方说：“你们把我当作敌我矛盾搞，你们不要犯斯大林同志晚期的错误，搞肃反扩大化！”还有一次，有两个外调人员威逼他写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材料”，被他严正拒绝。对方恼羞成怒辱骂他，他忍无可忍，拍着桌子说：“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我还怀疑你们是台湾派来的哩！”
当时，我完全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被周立波大义凛然的精神所吸引，全神贯注地听着、思考着。
“牛棚”里的批判会
周立波进“牛棚”不久，某些头头凭他们的特殊嗅觉，感知他“态度顽抗”，便决定“以毒攻毒”，策划由“专政班”召开批判会，整他的“态度”。一天上午，批判会在“牛棚”里进行，主持者首先强令周立波“交代罪行”。
周立波在座位上挺直身子，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从容不迫地说：“我是个写小说的，要打倒我，就要先打倒我的作品！”
还没等周立波说完，有人就站起来批判：“周立波，你还这么狂妄，顽固！你知道吗？江青同志在林副主席委托她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名批判过你。江青同志说，周立波这个人坏透了！他一写英雄人物，就要把英雄写死。”
周立波淡淡地一笑，缓缓地回答：“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嘛，有活着的英雄，也有死去的英雄。应该都可以写嘛。”他略微停顿了一会，继续说：“说我把英雄赵玉林写成被土匪打伤后死去，这种事在战争年代多得很嘛，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政治问题？”
周立波刚说完，另一个站起来，指着他：“周立波，你的态度还这么恶劣！对江青同志的批判你还反抗？康老还指名批判你啦。康生同志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周扬有个侄子，叫什么周立波，写了一篇大毒草《韶山的节日》。他批判你造谣生事，写毛主席上坟，丑化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
周立波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是周扬的侄子，屈指一算，相隔十多代，300年前共祖宗。”听他这么幽默的口气，我差点笑出声来。接着他提高了声调，显得有些激动：“即使是亲侄子，也不能算作罪状嘛。至于写《韶山的节日》，我是事先去韶山作过多次调查的。我写的内容，都是群众向我反映他们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同志上山看父母的坟，确有其事，我不知毒在哪里？”他抬起头来，望着批判他的那位没挂白符号的人（“专政对象”都挂白符号），然后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要父母的嘛！”
那位不知趣的批判者还强词夺理：“领袖的个人生活，不能随便乱写！”
周立波偏着头，斜视了一下对方，继续说：“领袖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嘛！文艺作品为什么不可以描写？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生活，从恋爱、结婚到家庭，不都有人描写过吗？苏联的一些优秀作品，就真实而生动地反映过列宁、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嘛。”
“牛棚”的批判会，没能改变周立波的态度，于是便召开大会“围剿”。当时有人来动员我上台批判《山乡巨变》，我严正拒绝了。在批判会上，一些奉命批判者对《山乡巨变》、《韶山的节日》、《山那边人家》和《禾场上》等作品，肆意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在会上，周立波横眉冷对，不予理睬。会后回到“牛棚”，他取下头上的帽子，弓着身子，用手指着自己秃了顶的脑袋，对在场的一位副省长、一位老红军和我说：“你们看，我的头发都快脱光了。过去我每写一部小说，几乎都要病一场。真想不到今天因此挨批判！”说完，他热泪盈眶，泪珠簌簌地往下掉。
回想周立波来“牛棚”两个多月，平时整天微笑，从没发过愁，流过泪。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有人说你是个书呆子，进了‘牛棚’还整天笑呢！”周立波含笑回答：“我没有值得难过内疚的事嘛！”如今，他为什么热泪滚滚？我想这是他对摧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暴行的悲愤吧！
同住“牛棚”小房
不久，灾难落到我的头上。以“立场动摇，包庇叛徒、走资派，吹捧黑作家”的罪名，对我进行批判斗争，最后也把我关进“牛棚”，与周立波同住一间小房。我初进“牛棚”，心情气愤、烦躁，公开顶撞学习班的一些头头。周立波慈祥地笑着对我说：“你是为我们受委屈的。不过，你对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这个波折，用不着后悔，也许这是千载难逢的生活体验呢！我不蹲国民党的监牢，就写不出《铁门里》。”在周立波的感染与教育下，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有时甚至还很开心。如每天强令做基督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时，我常看到周立波不恭不敬地望着呢呢喃喃、念念有词的别人微笑，我觉得很滑稽，也跟着开心地笑起来。
在我进“牛棚”之前，还有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与周立波隔开，使我们不能畅所欲言。而现在我们就无所不谈了，使我从中获得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受到了难忘的教育。在“牛棚”中，周立波对我谈过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和他第一次见鲁迅的情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参观托尔斯泰故居的感受等。我无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认真坦率地回答。有一次，我问他：“有人批判你的《禾场上》是一篇丑化贫下中农、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毒草，你有什么看法？”他回答：“看不到3000年中国小农经济私有制的历史包袱，就不能深刻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另一次，当我提到有人批判他的《山那边人家》写了一个爱发表长篇议论的兽医，是攻击党的领导时，他毫不含糊地说：“生活中不是有那样不择场合，喜欢讲空话、讲废话、讲大话的人吗？人民群众不是吃过这种空话、大话的苦头吗？人民群众很讨厌这种人，所以，我嘲弄讽刺这种人。”听了周立波的这些谈话，我深深感到，他不愧是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真惋惜，与周立波相处的时间太短了，在“牛棚”里只有3个多月。
特别遗憾的是，当他离开“牛棚”时，我们无法道别，并从此永诀。
我经常怀念周立波，他也一直没有忘记我。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多次向有关同志询问我的情况，在他重病住院时，还托金振林捎了一封信给我：“谭冬梅同志：你好！我时常想到你。听说你还在《长沙晚报》，希望常常写点文学评论文章。我因为病，不能多写了。”周立波的信，言简、情重、意深，是留给我最珍贵的纪念
1969年7月的一天，天气又闷又热，一辆卡车开进湖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大院里。
“周立波，快下来！”卡车刚停住，一个身穿黄制服、满脸横肉、胖乎乎的家伙，凶神恶煞般地吆喝着。
一听“周立波”的名字，我不觉一惊，忐忑不安地走过去。只见周立波弓着瘦长的身子，从车上慢慢地爬了下来。他手里抱着铺盖卷，头戴青色制帽，身穿白色衬衫，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颧骨突出，脸庞瘦削，面色苍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差点叫出来：啊！11年不见，就苍老这么多了！顿时，1958年秋天，我第一次在北京香山见到周立波的情形，浮现在眼前。那时，他虽然也很瘦，可是，脸色红润，神采奕奕，精力充沛，谈笑风生。
周立波走进“牛棚”，一见里边都是熟识的老领导、老同事，他微笑着一一点头打招呼。可是，回答他的却是冷漠，凄然的眼光，和死一般的静寂。我看到周立波立即收敛了笑容，眉头紧锁，两个眼角鱼尾似的皱纹，伸向银灰的鬓发。不知是他不忍看这冷酷的现实，还是他要记住这个生活的镜头？
沉默、冷淡，并没有使周立波发窘。他轻巧地打开被包，熟练地在房间西头靠北面的一角架起地铺来。他刚架好铺，“专政班”的那位方头圆脸、头顶光秃、个子矮胖的班长走了过来，摘下老花眼镜，像演员背诵台词似地向周立波交代：“周立波，你来这里，首先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周立波坦然地望着这位过去的老战友，憨厚地微笑回答：“毛泽东同志的书，都应该读。我过去也都读过。”说到这里，他突然皱起眉头，眯缝着近视眼，疑惑地凝视着对方。“可是，现在为什么单指定我读这两篇文章？”他沉思了片刻，两个嘴角的肌肉微微抽动了几下，细细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声调激动高亢，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南京政府的人！”
那位秃顶班长尴尬地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解释说：“这是上面的规定，凡是进‘专政班’的，都要学这两篇文章。这是我们的必学课，你怎么能例外呢？”
当时，我一方面暗自敬佩周立波的正直和胆略，另一方面对眼前的现实感到茫然、疑惑。
角落里的谈话
当天下午，周立波找我谈话。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处境下，我们选择在大院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交谈。
为了避免周立波的误会，我首先回忆了1958年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曾去香山访问他，并请他两次给我们人大同学讲话的情景。接着自我表白：“文化大革命”初期， 我因反对“顶峰论”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小邓拓”，也被专过政，后因我属“红五类”，又叫我来看管专政对象。
周立波听后，风趣地微笑着问我：“你是湘乡人吧？”
“我的家，解放前属湘乡，如今划归双峰县。”
接着我便问他：“您想找我谈什么？”
“毛主席最近讲，‘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还说有的专案组搞逼供信。搞我的那个专案组就是专搞逼供信的！他们给我强加的种种罪名都是查无实据，有意诬陷的。”
我回答：“‘事出有因’，我不理解，‘查无实据’的事，确实多得很哩。”
周立波面露愠色，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的一贯传统是讲实事求是的嘛！”
接着他又说：“说是群众运动，只怕是运动群众。”
讲到这里，周立波很生气，接着说起他在湖南省公安局被监禁时的一些情况来。有一次，有人找他谈话，侮辱他的人格，他发了一通脾气，指着对方说：“你们把我当作敌我矛盾搞，你们不要犯斯大林同志晚期的错误，搞肃反扩大化！”还有一次，有两个外调人员威逼他写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材料”，被他严正拒绝。对方恼羞成怒辱骂他，他忍无可忍，拍着桌子说：“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我还怀疑你们是台湾派来的哩！”
当时，我完全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被周立波大义凛然的精神所吸引，全神贯注地听着、思考着。
“牛棚”里的批判会
周立波进“牛棚”不久，某些头头凭他们的特殊嗅觉，感知他“态度顽抗”，便决定“以毒攻毒”，策划由“专政班”召开批判会，整他的“态度”。一天上午，批判会在“牛棚”里进行，主持者首先强令周立波“交代罪行”。
周立波在座位上挺直身子，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从容不迫地说：“我是个写小说的，要打倒我，就要先打倒我的作品！”
还没等周立波说完，有人就站起来批判：“周立波，你还这么狂妄，顽固！你知道吗？江青同志在林副主席委托她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名批判过你。江青同志说，周立波这个人坏透了！他一写英雄人物，就要把英雄写死。”
周立波淡淡地一笑，缓缓地回答：“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嘛，有活着的英雄，也有死去的英雄。应该都可以写嘛。”他略微停顿了一会，继续说：“说我把英雄赵玉林写成被土匪打伤后死去，这种事在战争年代多得很嘛，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政治问题？”
周立波刚说完，另一个站起来，指着他：“周立波，你的态度还这么恶劣！对江青同志的批判你还反抗？康老还指名批判你啦。康生同志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周扬有个侄子，叫什么周立波，写了一篇大毒草《韶山的节日》。他批判你造谣生事，写毛主席上坟，丑化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
周立波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是周扬的侄子，屈指一算，相隔十多代，300年前共祖宗。”听他这么幽默的口气，我差点笑出声来。接着他提高了声调，显得有些激动：“即使是亲侄子，也不能算作罪状嘛。至于写《韶山的节日》，我是事先去韶山作过多次调查的。我写的内容，都是群众向我反映他们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同志上山看父母的坟，确有其事，我不知毒在哪里？”他抬起头来，望着批判他的那位没挂白符号的人（“专政对象”都挂白符号），然后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要父母的嘛！”
那位不知趣的批判者还强词夺理：“领袖的个人生活，不能随便乱写！”
周立波偏着头，斜视了一下对方，继续说：“领袖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嘛！文艺作品为什么不可以描写？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生活，从恋爱、结婚到家庭，不都有人描写过吗？苏联的一些优秀作品，就真实而生动地反映过列宁、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嘛。”
“牛棚”的批判会，没能改变周立波的态度，于是便召开大会“围剿”。当时有人来动员我上台批判《山乡巨变》，我严正拒绝了。在批判会上，一些奉命批判者对《山乡巨变》、《韶山的节日》、《山那边人家》和《禾场上》等作品，肆意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在会上，周立波横眉冷对，不予理睬。会后回到“牛棚”，他取下头上的帽子，弓着身子，用手指着自己秃了顶的脑袋，对在场的一位副省长、一位老红军和我说：“你们看，我的头发都快脱光了。过去我每写一部小说，几乎都要病一场。真想不到今天因此挨批判！”说完，他热泪盈眶，泪珠簌簌地往下掉。
回想周立波来“牛棚”两个多月，平时整天微笑，从没发过愁，流过泪。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有人说你是个书呆子，进了‘牛棚’还整天笑呢！”周立波含笑回答：“我没有值得难过内疚的事嘛！”如今，他为什么热泪滚滚？我想这是他对摧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暴行的悲愤吧！
同住“牛棚”小房
不久，灾难落到我的头上。以“立场动摇，包庇叛徒、走资派，吹捧黑作家”的罪名，对我进行批判斗争，最后也把我关进“牛棚”，与周立波同住一间小房。我初进“牛棚”，心情气愤、烦躁，公开顶撞学习班的一些头头。周立波慈祥地笑着对我说：“你是为我们受委屈的。不过，你对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这个波折，用不着后悔，也许这是千载难逢的生活体验呢！我不蹲国民党的监牢，就写不出《铁门里》。”在周立波的感染与教育下，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有时甚至还很开心。如每天强令做基督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时，我常看到周立波不恭不敬地望着呢呢喃喃、念念有词的别人微笑，我觉得很滑稽，也跟着开心地笑起来。
在我进“牛棚”之前，还有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与周立波隔开，使我们不能畅所欲言。而现在我们就无所不谈了，使我从中获得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受到了难忘的教育。在“牛棚”中，周立波对我谈过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和他第一次见鲁迅的情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参观托尔斯泰故居的感受等。我无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认真坦率地回答。有一次，我问他：“有人批判你的《禾场上》是一篇丑化贫下中农、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毒草，你有什么看法？”他回答：“看不到3000年中国小农经济私有制的历史包袱，就不能深刻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另一次，当我提到有人批判他的《山那边人家》写了一个爱发表长篇议论的兽医，是攻击党的领导时，他毫不含糊地说：“生活中不是有那样不择场合，喜欢讲空话、讲废话、讲大话的人吗？人民群众不是吃过这种空话、大话的苦头吗？人民群众很讨厌这种人，所以，我嘲弄讽刺这种人。”听了周立波的这些谈话，我深深感到，他不愧是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真惋惜，与周立波相处的时间太短了，在“牛棚”里只有3个多月。
特别遗憾的是，当他离开“牛棚”时，我们无法道别，并从此永诀。
我经常怀念周立波，他也一直没有忘记我。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多次向有关同志询问我的情况，在他重病住院时，还托金振林捎了一封信给我：“谭冬梅同志：你好！我时常想到你。听说你还在《长沙晚报》，希望常常写点文学评论文章。我因为病，不能多写了。”周立波的信，言简、情重、意深，是留给我最珍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