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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经济观念，人们的经济观念主导了人们的理性社会行为。苦聪移民的经济观念变迁是苦聪社会发展的前提。调查显示，易地扶贫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生活情景的变化，导致了苦聪移民的经济观念发生了变迁。
关键词：易地扶贫；经济观念；苦聪人
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人们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经济观念，是人们的经济观念主导了人们的理性社会行为。社会学的先哲们认为社会行动者是理性人、经济人、社会人。苦聪人的社会经济现状决定了其社会行为，也决定了其对于迁移扶贫的态度，更决定了迁移后的经济观念的变迁和社会发展。
一、苦聪人及其传统经济观念
镇沅县苦聪人是1987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归属为拉祜族称谓的，属于拉祜族的一支，全国有苦聪人30000余人，镇沅有14300余人，苦聪人主要居住在神秘的哀牢山腹地中段，位于镇沅县城东北部。这里地形复杂，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山中有山，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山区、高山区地貌特征和其后特点。苦聪人大都居住于海拔1300-1900米之间，主要以狩猎为生。苦聪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帮助下，不经过民主改革运动，跨越几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
苦聪社会在许多方面都不同程度上保存着原始残余。原住地苦聪人的经济观念表现如下：
（一）生产方面
苦聪社会发育程度低，社会分工很原始，劳动技能上停留在原始农耕的基础上。以家为单位的原始农耕型生产，小而全，技术含量低；以自然经济为主，靠天吃饭，生产无目的、计划，积极性不高。羞于言买卖，很少种植经济作物，只种植粮食作物；“靠天吃饭”、“安土为本”，出门经商的很少，小富即安。大多数家庭几乎无积累，只是维持简单的温饱和低水平的生存繁衍。
（二）消费方面
长期以来苦聪人形成了吃饭自家养牛种粮，吃肉自家养猪鸡鸭鹅，喝茶自家采摘加工，吸烟自家种烤。商品经济观念十分淡薄，商品消费很少，文化的消费基本为零。但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太文明、合理的消费，畸形消费突出，主要表现在为人情而吃，为炫耀而穿，为信仰而闹。穿在银上、闹在鬼上、吃在酒上便是这种消费方式的概括。原始共产主义遗风仍存，“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羞于言“私”。
（三）投资理财方面
由于苦聪社会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不强，重农轻商，生产方式脱离市场，“购物不穷，卖物不富”的心理左右着其行为，因此根本谈不上基于成本核算的理性投资理财行为。
在人类历史上，通常是器物文化的变迁速度最快，其次是制度文化，而变迁速度最慢的是观念文化。封闭的社会，落后的经济，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孕育出的传统经济观念，其必然严重地阻滞着苦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二、易地迁移反贫困
2005年新华社记者报道了苦聪人依然贫困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自此对苦聪人的援助如火如荼地进行起来。200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云南省各级政府研究制定并编制了《哀牢山中部镇沅苦聪人扶贫开发规划（2006-2010年）》，规划总投资20827万元，脱贫规划年限为5年，头2年主要解决安居温饱问题，后3年主要是巩固温饱成果。2006年，云南省开始实施拉祜族苦聪人5年脱贫计划，当年共投入1.18亿元为苦聪人建设了9个安置点。扶贫模式可以概括为：
模式1：传统的输血式扶贫。通过易地迁移改善苦聪人的人居环境和资源，改善居住状况，做到3通（通路、通电、通水）。
模式2：产业扶贫。实施产业开发扶贫，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茶叶、核桃、畜牧、烤烟、竹子、蚕桑等特色产业。
模式3：科技教育扶贫。免收中小学学生杂费，实行“两免一补”。教给苦聪人致富的本领很重要，文化知识的提升、科学技术的培训、生活观念的转变也是扶贫的重要内容。
模式4：对口结对扶贫。上海宝钢公司、上海市协作办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协商重点解决当地饮用水卫生等问题和对学校校舍的修建、产业化扶贫等方面。县委、县政府实行单位包村、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的工作机制。捐赠。
模式5：易地迁移扶贫。2006-2007年云南省政府还将每年安排500万元扶贫资金，对生态条件特别恶劣、急需搬迁的约300户苦聪人贫困农户进行易地搬迁。
对苦聪移民的扶贫做到了5种模式的有机结合，全面发挥每种模式的优势。例如通过传统输血式扶贫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实现了器物文化的变迁，为观念文化的传承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产业扶贫增强了苦聪社会的自造血功能，是实现由帮扶到自立自发展的关键前提。通过科技教育扶贫，从根本上实现人力资本的飞跃。而迁移更是苦聪社会融入主流社会发展的重要抉择。通过结对扶贫，提高了苦聪人以及苦聪社会整体的社会资本，是苦聪社会脱贫的有力保障。
三、经济观念变迁的调查及结论
2008年7月2日到7月9日，笔者对云南省镇沅县恩乐镇大坪掌和那本坝两安置点对苦聪移民进行了实地调查。这两个安置点具有代表性，主要是移民主要来自苦聪人在镇沅县居住的4个乡镇中的3个——九甲乡、和平乡和者东乡，属于插花安置。那本坝安置点安置移民1100人，大坪掌安置点安置移民100人，调查随机选取了160名年龄在20-50岁之间的成年男性或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已婚者优先。之后选取了村委会干部和交流能力较强的村民进行了安置点整体情况和村民自身发展状况的典型调查，为了便于进行搬迁与不搬迁结果的比较，还选取了原住地居民代表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对象的选取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该年龄段的人通常承担着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其经济观念决定了其社会行为和家庭发展，影响着下一代的经济观念，决定了苦聪社会的脱贫和再发展。调查的基本结论如下：
（一）生产观念——有目标和计划的生产
家庭主要收入主要来自家庭劳动的收入，主要的形式是家庭养殖、种植和外出务工，小数人在附加打零工或者经商。
搬迁后水田和旱土面积都有减少，种植种类一样，但是数量减少，产量却比以前高。种植作物主要用于自家生活用和养殖，养殖以养猪为主，大多数移民是小规模养殖，有少数移民看到当年猪价高计划贷款扩大养殖规模。养猪与各家原来经济状况有关，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年出栏生猪头数多，反之就少，这是因为土地上不能提供足够的饲料，必须购买饲料养猪。少数移民为了改善家庭生活，饲养鸡鸭。大多数移民不养鸡鸭主要是不能像在原住地那样放养，迁移地周围都是外族人的田地，放养可能引起矛盾，另外和养猪受到限制一样，家庭粮食作物产量有限。由此可见市场引导和市场参与使移民的生产和投资更具目的性和营利取向，并且能够量力而行，考虑家庭经济背景许可和社会环境许可。
打工经济是移民的主要经济形式。各家各户都有打工者，青年男女一般都外出务工。打工以在云南省内的居多，下广东、福建的次之，也有上北京和上海打工的。打工以上工地和從事服务型行业的居多，进厂打工的次之。打工对于东南沿海省份和中部省份的农民来说是件平常的事，但是对于苦聪人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在原住地信息和交通都十分闭塞，苦聪人生于斯长于斯，躬耕垄亩，苦聪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上过初中高中的人都寥寥无几，相当一部分人不会说普通话，少数人听不懂普通话，大多数人没有一技之长，有的只是体力，因此他们很少外出务工。搬迁后，外界的发展改变了苦聪人的观念，他们开始追求好的生活和财富，而客观上信息的灵通和交通的便利以及主观上可以耕种的田地减少、劳动力的剩余，促成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军的形成。
为了生产和发展，族际交往更加频繁，苦聪移民已经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调查中的恩乐镇大坪掌和那本坝安置点分别来自九甲乡、和平乡和者东镇，实行插花安置，住户集中；又由于搬迁地周围居住的是其他民族，族际交往增多。其与外族人的交往较深，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交往中能够获得许多信息，平时也能互相照应。他们觉得外族人和善讲义气，感到外族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比苦聪人要高，认为在族际交往中要注意礼节。他们都参加过政府组织的技术培训，政府也派人进行过入户技术指导，他们希望政府组织更多的技术指导和信息交流。
（二）消费方面——更高的生活追求
许多移民愿意搬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苦怕了、穷怕了。搬迁后，政府扶持修建了新房，扶贫单位捐赠了大部分家具，进村路面进行了硬化，扶持了产业，衣食住行都有了着落。通过自己的劳动，家庭收入大大增加。搬迁后参与市场的机会增多了，买进卖出的东西也多了，家庭生活用品比以前多，很多家庭添置了家具，对房子进行了完善，有十多户家庭买了摩托车，他们彻底告别了草药治病的时代，小病上村卫生院，大病上县城医院。嗜酒已由原来的陋习变成了一种理性的行为。年轻人一般都不喝酒，中年人不再沉迷酒中，家庭很少酿酒，喝酒仅仅是应酬客人而已。并且有相当的移民反映为了和周围的外族群众和睦相处，即使应酬客人，也不多喝。搬迁后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家长已经不再满足于将小孩送到村里的希望小学上学，而是将小孩送到了县城小学学习。搬迁后他们的人情开支普遍增加了，有年迈双亲在原住地的移民，每次省亲都要买上许多礼品。
（三）投资理财方面——成本核算主导了经济事务
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移民家庭经济有盈余的不多。兴建住房的费用由搬迁户与援助单位共同支付，住房造价大概十来万的房子，搬迁户承担两万元，由信用社暂时支付，属于低息贷款。大部分移民希望尽早偿还债务，欠债有心理压力，部分移民已经还清债务。但是为了发展，有少数移民计划再贷款扩大养殖规模或者经商。有十多户家庭买了摩托车载客，有几户买了微型车跑运输。这些移民一般都接受过初中或者高中教育，人们认为贷款利率低，贷款养殖效益可观；或者认为应该把钱花在能赚钱的事情上。调查统计显示90%的移民对一年的活动有计划，对近期要做的事心中有数，对一年的开支有计划，并且对应急用钱有防备。在经济上，他们更愿意兄弟朋友之间互通有无，互相接济和照应，不需要利息。大部分人都认同钱花在小孩学习上最合算。
封建迷信观念普遍淡薄了，迷信活动和节日庆典活动普遍减少，时间和金钱的花费减少了。很多年轻人表示不相信迷信，不再参加这些集体性的活动，个性得到了尊重和发展。组织这些活动的人也少了，人们有了更多的、更理性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农闲时往往从事其他赚钱的活计，教育小孩、和家人计划家事、串门和看电视等等，在安置点没有赌博现象。目前大型的节日庆典活动苦聪人的畲皅节，一年一次，统一组织，经费大部分由县里承担。
参考文献：
1、李根,黄欣.“直过民族”历史变迁中的政策界定[J].创造,2000(4).
2、(美)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王寧.新疆贫困状况分析及扶贫模式的比较和选择[J].新疆社会科学,2003(2).
（作者单位：朱军，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王亚文，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作者为副教授、民族学博士）
关键词：易地扶贫；经济观念；苦聪人
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人们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经济观念，是人们的经济观念主导了人们的理性社会行为。社会学的先哲们认为社会行动者是理性人、经济人、社会人。苦聪人的社会经济现状决定了其社会行为，也决定了其对于迁移扶贫的态度，更决定了迁移后的经济观念的变迁和社会发展。
一、苦聪人及其传统经济观念
镇沅县苦聪人是1987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归属为拉祜族称谓的，属于拉祜族的一支，全国有苦聪人30000余人，镇沅有14300余人，苦聪人主要居住在神秘的哀牢山腹地中段，位于镇沅县城东北部。这里地形复杂，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山中有山，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山区、高山区地貌特征和其后特点。苦聪人大都居住于海拔1300-1900米之间，主要以狩猎为生。苦聪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帮助下，不经过民主改革运动，跨越几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
苦聪社会在许多方面都不同程度上保存着原始残余。原住地苦聪人的经济观念表现如下：
（一）生产方面
苦聪社会发育程度低，社会分工很原始，劳动技能上停留在原始农耕的基础上。以家为单位的原始农耕型生产，小而全，技术含量低；以自然经济为主，靠天吃饭，生产无目的、计划，积极性不高。羞于言买卖，很少种植经济作物，只种植粮食作物；“靠天吃饭”、“安土为本”，出门经商的很少，小富即安。大多数家庭几乎无积累，只是维持简单的温饱和低水平的生存繁衍。
（二）消费方面
长期以来苦聪人形成了吃饭自家养牛种粮，吃肉自家养猪鸡鸭鹅，喝茶自家采摘加工，吸烟自家种烤。商品经济观念十分淡薄，商品消费很少，文化的消费基本为零。但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太文明、合理的消费，畸形消费突出，主要表现在为人情而吃，为炫耀而穿，为信仰而闹。穿在银上、闹在鬼上、吃在酒上便是这种消费方式的概括。原始共产主义遗风仍存，“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羞于言“私”。
（三）投资理财方面
由于苦聪社会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不强，重农轻商，生产方式脱离市场，“购物不穷，卖物不富”的心理左右着其行为，因此根本谈不上基于成本核算的理性投资理财行为。
在人类历史上，通常是器物文化的变迁速度最快，其次是制度文化，而变迁速度最慢的是观念文化。封闭的社会，落后的经济，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孕育出的传统经济观念，其必然严重地阻滞着苦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二、易地迁移反贫困
2005年新华社记者报道了苦聪人依然贫困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自此对苦聪人的援助如火如荼地进行起来。200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云南省各级政府研究制定并编制了《哀牢山中部镇沅苦聪人扶贫开发规划（2006-2010年）》，规划总投资20827万元，脱贫规划年限为5年，头2年主要解决安居温饱问题，后3年主要是巩固温饱成果。2006年，云南省开始实施拉祜族苦聪人5年脱贫计划，当年共投入1.18亿元为苦聪人建设了9个安置点。扶贫模式可以概括为：
模式1：传统的输血式扶贫。通过易地迁移改善苦聪人的人居环境和资源，改善居住状况，做到3通（通路、通电、通水）。
模式2：产业扶贫。实施产业开发扶贫，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茶叶、核桃、畜牧、烤烟、竹子、蚕桑等特色产业。
模式3：科技教育扶贫。免收中小学学生杂费，实行“两免一补”。教给苦聪人致富的本领很重要，文化知识的提升、科学技术的培训、生活观念的转变也是扶贫的重要内容。
模式4：对口结对扶贫。上海宝钢公司、上海市协作办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协商重点解决当地饮用水卫生等问题和对学校校舍的修建、产业化扶贫等方面。县委、县政府实行单位包村、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的工作机制。捐赠。
模式5：易地迁移扶贫。2006-2007年云南省政府还将每年安排500万元扶贫资金，对生态条件特别恶劣、急需搬迁的约300户苦聪人贫困农户进行易地搬迁。
对苦聪移民的扶贫做到了5种模式的有机结合，全面发挥每种模式的优势。例如通过传统输血式扶贫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实现了器物文化的变迁，为观念文化的传承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产业扶贫增强了苦聪社会的自造血功能，是实现由帮扶到自立自发展的关键前提。通过科技教育扶贫，从根本上实现人力资本的飞跃。而迁移更是苦聪社会融入主流社会发展的重要抉择。通过结对扶贫，提高了苦聪人以及苦聪社会整体的社会资本，是苦聪社会脱贫的有力保障。
三、经济观念变迁的调查及结论
2008年7月2日到7月9日，笔者对云南省镇沅县恩乐镇大坪掌和那本坝两安置点对苦聪移民进行了实地调查。这两个安置点具有代表性，主要是移民主要来自苦聪人在镇沅县居住的4个乡镇中的3个——九甲乡、和平乡和者东乡，属于插花安置。那本坝安置点安置移民1100人，大坪掌安置点安置移民100人，调查随机选取了160名年龄在20-50岁之间的成年男性或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已婚者优先。之后选取了村委会干部和交流能力较强的村民进行了安置点整体情况和村民自身发展状况的典型调查，为了便于进行搬迁与不搬迁结果的比较，还选取了原住地居民代表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对象的选取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该年龄段的人通常承担着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其经济观念决定了其社会行为和家庭发展，影响着下一代的经济观念，决定了苦聪社会的脱贫和再发展。调查的基本结论如下：
（一）生产观念——有目标和计划的生产
家庭主要收入主要来自家庭劳动的收入，主要的形式是家庭养殖、种植和外出务工，小数人在附加打零工或者经商。
搬迁后水田和旱土面积都有减少，种植种类一样，但是数量减少，产量却比以前高。种植作物主要用于自家生活用和养殖，养殖以养猪为主，大多数移民是小规模养殖，有少数移民看到当年猪价高计划贷款扩大养殖规模。养猪与各家原来经济状况有关，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年出栏生猪头数多，反之就少，这是因为土地上不能提供足够的饲料，必须购买饲料养猪。少数移民为了改善家庭生活，饲养鸡鸭。大多数移民不养鸡鸭主要是不能像在原住地那样放养，迁移地周围都是外族人的田地，放养可能引起矛盾，另外和养猪受到限制一样，家庭粮食作物产量有限。由此可见市场引导和市场参与使移民的生产和投资更具目的性和营利取向，并且能够量力而行，考虑家庭经济背景许可和社会环境许可。
打工经济是移民的主要经济形式。各家各户都有打工者，青年男女一般都外出务工。打工以在云南省内的居多，下广东、福建的次之，也有上北京和上海打工的。打工以上工地和從事服务型行业的居多，进厂打工的次之。打工对于东南沿海省份和中部省份的农民来说是件平常的事，但是对于苦聪人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在原住地信息和交通都十分闭塞，苦聪人生于斯长于斯，躬耕垄亩，苦聪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上过初中高中的人都寥寥无几，相当一部分人不会说普通话，少数人听不懂普通话，大多数人没有一技之长，有的只是体力，因此他们很少外出务工。搬迁后，外界的发展改变了苦聪人的观念，他们开始追求好的生活和财富，而客观上信息的灵通和交通的便利以及主观上可以耕种的田地减少、劳动力的剩余，促成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军的形成。
为了生产和发展，族际交往更加频繁，苦聪移民已经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调查中的恩乐镇大坪掌和那本坝安置点分别来自九甲乡、和平乡和者东镇，实行插花安置，住户集中；又由于搬迁地周围居住的是其他民族，族际交往增多。其与外族人的交往较深，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交往中能够获得许多信息，平时也能互相照应。他们觉得外族人和善讲义气，感到外族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比苦聪人要高，认为在族际交往中要注意礼节。他们都参加过政府组织的技术培训，政府也派人进行过入户技术指导，他们希望政府组织更多的技术指导和信息交流。
（二）消费方面——更高的生活追求
许多移民愿意搬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苦怕了、穷怕了。搬迁后，政府扶持修建了新房，扶贫单位捐赠了大部分家具，进村路面进行了硬化，扶持了产业，衣食住行都有了着落。通过自己的劳动，家庭收入大大增加。搬迁后参与市场的机会增多了，买进卖出的东西也多了，家庭生活用品比以前多，很多家庭添置了家具，对房子进行了完善，有十多户家庭买了摩托车，他们彻底告别了草药治病的时代，小病上村卫生院，大病上县城医院。嗜酒已由原来的陋习变成了一种理性的行为。年轻人一般都不喝酒，中年人不再沉迷酒中，家庭很少酿酒，喝酒仅仅是应酬客人而已。并且有相当的移民反映为了和周围的外族群众和睦相处，即使应酬客人，也不多喝。搬迁后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家长已经不再满足于将小孩送到村里的希望小学上学，而是将小孩送到了县城小学学习。搬迁后他们的人情开支普遍增加了，有年迈双亲在原住地的移民，每次省亲都要买上许多礼品。
（三）投资理财方面——成本核算主导了经济事务
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移民家庭经济有盈余的不多。兴建住房的费用由搬迁户与援助单位共同支付，住房造价大概十来万的房子，搬迁户承担两万元，由信用社暂时支付，属于低息贷款。大部分移民希望尽早偿还债务，欠债有心理压力，部分移民已经还清债务。但是为了发展，有少数移民计划再贷款扩大养殖规模或者经商。有十多户家庭买了摩托车载客，有几户买了微型车跑运输。这些移民一般都接受过初中或者高中教育，人们认为贷款利率低，贷款养殖效益可观；或者认为应该把钱花在能赚钱的事情上。调查统计显示90%的移民对一年的活动有计划，对近期要做的事心中有数，对一年的开支有计划，并且对应急用钱有防备。在经济上，他们更愿意兄弟朋友之间互通有无，互相接济和照应，不需要利息。大部分人都认同钱花在小孩学习上最合算。
封建迷信观念普遍淡薄了，迷信活动和节日庆典活动普遍减少，时间和金钱的花费减少了。很多年轻人表示不相信迷信，不再参加这些集体性的活动，个性得到了尊重和发展。组织这些活动的人也少了，人们有了更多的、更理性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农闲时往往从事其他赚钱的活计，教育小孩、和家人计划家事、串门和看电视等等，在安置点没有赌博现象。目前大型的节日庆典活动苦聪人的畲皅节，一年一次，统一组织，经费大部分由县里承担。
参考文献：
1、李根,黄欣.“直过民族”历史变迁中的政策界定[J].创造,2000(4).
2、(美)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王寧.新疆贫困状况分析及扶贫模式的比较和选择[J].新疆社会科学,2003(2).
（作者单位：朱军，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王亚文，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作者为副教授、民族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