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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大思想家，也是一位大教育家。《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书。从汉朝起，越来越多的学问研究者对这本书做出注释、解析，力图通过自己的想法来解读、诠释孔子的思想，今人杨伯峻所撰《论语译注》便是其一，笔者以本篇读书笔记记录下阅读《论语》及《论语译注》时的简单心得体会，包括孔子的思想境界之高和杨伯峻先生的治学严谨之处。
关键词：论语，论语译注
《论语》是一部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该书由孔子的弟子编撰而成，现在较为流行的看法是由孔子的弟子曾参的学生编写的，大概成书于春秋与战国之交。书中以对话的形式辑录了孔子的言行和一些孔子弟子的言行。《论语》一书，共有 20 篇，495 条语录，因此也称为“论五百”。《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论语》中讲“礼”75 次， 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 109 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但孔子的思想体系还是“礼”和“仁”的统一。“仁”是內在的道德体系的最高范畴，“礼”是“仁”的外在标准。
在《论语》中，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孔子“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一句“当仁，不让于师”——“面临着仁德，就是老师，也不同他谦让。”就将孔子对于“仁”的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公冶长》篇中孔子陈其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希望“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青人使他怀念我”，简洁明了却道出了体贴、爱惜百姓的仁政的真谛。《先进》篇里，孔子大骂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因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敛而附益之”。冉求不体察百姓，一味为季氏搜刮财物，便触及了孔子“仁”的原则。《颜渊》篇中“子贡问政”，孔子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放于粮食和军备之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没有粮食，不过死亡，但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此处已对“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陈述。孔子不仅自己主张“仁”，而且也一直向弟子传播“仁”的学说，《颜渊》篇中“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若认为如果百姓的用度够，国君怎么会不够，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国君怎么会够，这样的述说足以说明其对于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有着极深刻的认识。
孔子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孔子穷其一生的时间要达到“仁”的境界，对待自己、对待学生、对待所有他接触的人，都是用“仁”字来对待。他想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及他所传授的思想，来逐渐改变那个社会，从而使天下变得更为和谐，更有秩序。
《论语》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不断被推崇，至唐文宗时，被列入经书，之后许多朝代都把这本书当做统治阶级的工具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种思想是非常利于统治的，能够使各阶级的人群安于现状，而且听命于朝。因此，从汉朝起，至清朝终，越来越多的学问研究者，读书人，对这本书做出注释、解析，力图通过自己的想法来解读、诠释孔子的思想，甚至于韩国、日本，也有大量的关于《论语》的研究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关于《论语》的注解类书籍就至少有3000部之多，这其中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比较通行的注本有，魏何晏集解、宋邢昺梳的《论语注疏》，而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可以说把儒家的学说推向了顶峰，还有清刘宾楠的《论语正义》，以及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杨伯峻先生，是一位研究古汉语语言文学的专家，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其所作的《论语译注》一书影响非常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被日本的两所大学用做教材，该书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结论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的基础上颇多个人新见。因此，杨伯峻版的《论语译注》可以算是了解孔子思想和《论语》精髓的一本较为权威的书。
打开杨先生的这部书，马上就能了解到他的治学之严谨，对于研究之认真。对于《论语》中的文字，他不会随意解释任何一个字，在注释中，对于有异议的字，杨先生要把这个字追根究底地想清楚，往往需要引经据典，甚至还要讲上一段故事，然后才告诉你，这就是他如此翻译这段文字的原因。例如，对于《学而》篇中“学而时习之”的“时”字，杨先生虽然在译文中将其译为“按一定的时间”，但是在注释中，他引用了两种解释，一是王肃的《论语注》中的解释：“时”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等于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的“以时”，“在一定的时候”或者“在适当的时候” 的意思;一是朱熹《论语集注》中将“时”解释为“时常”。对于《为政》篇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句中的“殆”字，杨先生在译文中将其解为“疑惑”，在注释中同样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下文第十八章‘多见阙殆’的‘殆’当‘疑惑’解（说本王引之《经义述闻》）”，一是“微子篇‘今之从政者殆而’的‘殆’当危险解”，同时杨先生也引《诗经·小雅·节南山》中的“罔”“殆”对文：“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己，无小人殆。”（“无小人殆”卽“无殆小人”，因韵脚而倒装。），并指出“旧注有以‘罔然无所得’释“罔”，以‘精神疲殆’释‘殆’的，似乎难以圆通”。同样，对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的“知”字，除了译文中“聪明智慧”的翻译，在注释中也给出了“知”字如字读的翻译：这就是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再有，“默而知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一句，“何有于我哉”取“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哪些呢”之意，但作者仍然保留了另一种译法，即“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并说明了“这种译 法便不是孔子谦虚之词，而和下文第二十八章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以及‘抑爲之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相同了”。
除了在注释中保留不同说法，翻译不武断、不绝对化之外，杨先生还会仔细研读对比不同版本的注本，同时加以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见解，给出尽量贴合对话所在时代和所处环境下的翻译。例如，在“学而时习之”句中对“习”字选取“实习”之意，杨先生是这样说的：“一般人把习解为‘温习’，但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的意义，如《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这一‘习’字，更是演习的意思。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所以这‘习’字以讲爲实习爲好。”再如，《里仁》篇中，“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对于“贯”字取用了“贯穿、统贯”的解释，认为《阮元·揅经室集》的“一贯说”中认为论语的“贯”字都是“行”、“事”的意义未必可信。还有，《先进》篇中，对“由也兼人，故退之”中“兼人”一词的翻译，杨先生显然做过了细致的思考，他认为“孔安国和朱熹都把‘兼人’解爲‘胜人’，但子路虽勇，未必‘务在胜尚人’;反不如张敬夫把‘兼人’解为‘勇为’为适当。”
当然，我们学习《论语》不能局限于任何版本的译注，不管《论语》的哪种释注、解说都只是一家之言，其译文通常只是选取一种含义，而《论语》本书可能还有其他层次的含义。原文是提示性质的，译文则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一个译本如何力求完善，它总是不及原书。因此，我们应该多看不同译本的《论语》，待熟悉之后，再认真思考《论语》原文，得出自己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
[2] 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班编：《中国古代文学要籍介绍》，北京：北京图书馆，1979年。
[3] 丁华等编：《文史大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关键词：论语，论语译注
《论语》是一部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该书由孔子的弟子编撰而成，现在较为流行的看法是由孔子的弟子曾参的学生编写的，大概成书于春秋与战国之交。书中以对话的形式辑录了孔子的言行和一些孔子弟子的言行。《论语》一书，共有 20 篇，495 条语录，因此也称为“论五百”。《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论语》中讲“礼”75 次， 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 109 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但孔子的思想体系还是“礼”和“仁”的统一。“仁”是內在的道德体系的最高范畴，“礼”是“仁”的外在标准。
在《论语》中，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孔子“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一句“当仁，不让于师”——“面临着仁德，就是老师，也不同他谦让。”就将孔子对于“仁”的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公冶长》篇中孔子陈其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希望“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青人使他怀念我”，简洁明了却道出了体贴、爱惜百姓的仁政的真谛。《先进》篇里，孔子大骂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因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敛而附益之”。冉求不体察百姓，一味为季氏搜刮财物，便触及了孔子“仁”的原则。《颜渊》篇中“子贡问政”，孔子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放于粮食和军备之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没有粮食，不过死亡，但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此处已对“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陈述。孔子不仅自己主张“仁”，而且也一直向弟子传播“仁”的学说，《颜渊》篇中“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若认为如果百姓的用度够，国君怎么会不够，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国君怎么会够，这样的述说足以说明其对于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有着极深刻的认识。
孔子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孔子穷其一生的时间要达到“仁”的境界，对待自己、对待学生、对待所有他接触的人，都是用“仁”字来对待。他想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及他所传授的思想，来逐渐改变那个社会，从而使天下变得更为和谐，更有秩序。
《论语》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不断被推崇，至唐文宗时，被列入经书，之后许多朝代都把这本书当做统治阶级的工具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种思想是非常利于统治的，能够使各阶级的人群安于现状，而且听命于朝。因此，从汉朝起，至清朝终，越来越多的学问研究者，读书人，对这本书做出注释、解析，力图通过自己的想法来解读、诠释孔子的思想，甚至于韩国、日本，也有大量的关于《论语》的研究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关于《论语》的注解类书籍就至少有3000部之多，这其中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比较通行的注本有，魏何晏集解、宋邢昺梳的《论语注疏》，而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可以说把儒家的学说推向了顶峰，还有清刘宾楠的《论语正义》，以及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杨伯峻先生，是一位研究古汉语语言文学的专家，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其所作的《论语译注》一书影响非常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被日本的两所大学用做教材，该书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结论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的基础上颇多个人新见。因此，杨伯峻版的《论语译注》可以算是了解孔子思想和《论语》精髓的一本较为权威的书。
打开杨先生的这部书，马上就能了解到他的治学之严谨，对于研究之认真。对于《论语》中的文字，他不会随意解释任何一个字，在注释中，对于有异议的字，杨先生要把这个字追根究底地想清楚，往往需要引经据典，甚至还要讲上一段故事，然后才告诉你，这就是他如此翻译这段文字的原因。例如，对于《学而》篇中“学而时习之”的“时”字，杨先生虽然在译文中将其译为“按一定的时间”，但是在注释中，他引用了两种解释，一是王肃的《论语注》中的解释：“时”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等于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的“以时”，“在一定的时候”或者“在适当的时候” 的意思;一是朱熹《论语集注》中将“时”解释为“时常”。对于《为政》篇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句中的“殆”字，杨先生在译文中将其解为“疑惑”，在注释中同样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下文第十八章‘多见阙殆’的‘殆’当‘疑惑’解（说本王引之《经义述闻》）”，一是“微子篇‘今之从政者殆而’的‘殆’当危险解”，同时杨先生也引《诗经·小雅·节南山》中的“罔”“殆”对文：“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己，无小人殆。”（“无小人殆”卽“无殆小人”，因韵脚而倒装。），并指出“旧注有以‘罔然无所得’释“罔”，以‘精神疲殆’释‘殆’的，似乎难以圆通”。同样，对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的“知”字，除了译文中“聪明智慧”的翻译，在注释中也给出了“知”字如字读的翻译：这就是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再有，“默而知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一句，“何有于我哉”取“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哪些呢”之意，但作者仍然保留了另一种译法，即“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并说明了“这种译 法便不是孔子谦虚之词，而和下文第二十八章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以及‘抑爲之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相同了”。
除了在注释中保留不同说法，翻译不武断、不绝对化之外，杨先生还会仔细研读对比不同版本的注本，同时加以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见解，给出尽量贴合对话所在时代和所处环境下的翻译。例如，在“学而时习之”句中对“习”字选取“实习”之意，杨先生是这样说的：“一般人把习解为‘温习’，但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的意义，如《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这一‘习’字，更是演习的意思。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所以这‘习’字以讲爲实习爲好。”再如，《里仁》篇中，“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对于“贯”字取用了“贯穿、统贯”的解释，认为《阮元·揅经室集》的“一贯说”中认为论语的“贯”字都是“行”、“事”的意义未必可信。还有，《先进》篇中，对“由也兼人，故退之”中“兼人”一词的翻译，杨先生显然做过了细致的思考，他认为“孔安国和朱熹都把‘兼人’解爲‘胜人’，但子路虽勇，未必‘务在胜尚人’;反不如张敬夫把‘兼人’解为‘勇为’为适当。”
当然，我们学习《论语》不能局限于任何版本的译注，不管《论语》的哪种释注、解说都只是一家之言，其译文通常只是选取一种含义，而《论语》本书可能还有其他层次的含义。原文是提示性质的，译文则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一个译本如何力求完善，它总是不及原书。因此，我们应该多看不同译本的《论语》，待熟悉之后，再认真思考《论语》原文，得出自己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
[2] 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班编：《中国古代文学要籍介绍》，北京：北京图书馆，1979年。
[3] 丁华等编：《文史大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