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腐防变，从点滴做起。一滴就可以改变本色……”这样的标语，醒目地粘在岳阳市规划局办公楼的电梯内。但这毕竟只是口号，这里的情况，正悄然起变化。
　　岳阳市规划局位于青年中路92号，从1楼乘电梯到4楼，出电梯口右转，第一眼看到的，是墙壁上的一块“工作人员去向”的指示牌。指示牌显示，曹学军和杨劲松的去向，均指向了“出差”。但这不过是昔日同事和下属，给领导予最后的“尊严”。
　　曹学军和杨劲松，此前分别是岳阳市规划局局长和常务副局长。5月底，随着曹被纪委带走，岳阳市规划局就一直笼罩在紧张而凝重的气氛里：这已经是该局第三个被纪委带走的人！此前一个月，杨劲松刚被带走。在杨被带走前，规划局的一名科长被带走。
　　岳阳市纪委办公室负责人向《南风窗》记者证实，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岳阳市规划局确实已有3个人被“双规”。
　　岳阳市委已免去曹学军规划局党组书记职务，并暂停其担任的局长职务，目前正提交建议市人大常委会按法律程序免去其局长职务。此外，杨劲松也已被暂停担任规划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职务。
　　几乎与此同时，湖南郴州市汝城县规划局长邱明祥，也被当地纪委“双规”。
　　他们的落马，都与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腐败有关。这些年，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房地产开发建设在很多城市变得异常火热，而与地产开发建设有密切联系的规划部门，也一次次成为腐败领域的重灾区：成都、重庆、海口等地，都出现了规划领域的腐败窝案。昆明市3任规划局局长，更是“前腐后继”。
　　对此，曾在岳阳市规划局做了12年局长的欧阳政伟，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感慨，“我总结了一下，可能不大雅观：规划是什么？规划就是谁的权力大，谁就是规划！感觉规划像个妓女，谁都可以弄一下。”
　　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
　　“人是会变的”
　　岳阳市规划局一楼大厅的墙上，还张贴着该局关于“争先创优”的公开承诺书。记者注意到，今年3月10日，曹学军在他的承诺书中写有这么一句，“做严守纪律，清正廉洁的表率”。
　　局里其他党员的承诺书中，在“党支部审定意见”一栏，都有党支部手写的意见“请遵照执行”并加盖公章，唯独曹学军的没有。
　　“作为下级，怎敢对上级提出‘请遵照执行’的要求？”规划局知情人士透露，规划局机关党委书记李建军只是规划局的党组成员，而曹学军是规划局的党组书记，曹作为名副其实的“老大”，下级怎好监督和要求他？
　　也正是在监督的失控、诱惑加码的背景下，拥有充分自由裁量权的曹学军等人，才步步走上腐败的道路。
　　现年55岁的曹学军是湖北广水人，案发前，他已经在岳阳市规划局工作了15年：1997年7月，曹在岳阳市规划局任党组成员、副局长。2006年4月起至今年5月底案发前，他一直担任岳阳市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
　　曹的落马，让欧阳政伟有些尴尬。他说，“曹学军出事，我面子有些挂不住。”原因是，在曹的政治生涯中，欧阳政伟曾提携和推荐过他。
　　欧阳政伟任岳阳市规划局局长前，曾任岳阳市规划勘测设计院院长，在调离规划勘测设计院时，他特别推荐了在当时市政公司上班的曹学军来做院长。曹学军因此在1992年5月，来到岳阳市规划勘测设计院担任院长一职。“当时觉得他人不错，但人是会变的。”欧阳政伟说。
　　岳阳市规划局成立时，欧阳政伟是规划局的首任局长，而且一干就是12年。胡宁荪是第二任局长，曹学军是第三任局长。这3任局长，都是湖南大学毕业，且曹学军和欧阳政伟还是同一届毕业的，因此大家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在曹学军就任规划局局长时，欧阳政伟以老局长和老同学的身份，曾和他谈过，“你不能全学我，也不能全学老胡（胡宁荪），你应该各吸取我们的长处，避免我们的短处。”欧阳政伟说，自己太呆板了，太讲原则了，所以得罪领导，上不去。老胡则是太圆滑了，全听领导的，结果得罪老百姓，搞得自己也很被动。
　　这一次的叮嘱，还是无法让曹学军保住晚节。欧阳政伟说，曹这个人，本质上是不坏的，主要还是和我们这个体制有关，规划领域，自己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自由裁量权很大，涉及地产等领域的诱惑，也很多。
　　欧阳政伟坦承，自己就任规划局局长时，就感觉到规划局的权力很大，但由于当时地产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诱惑没那么多。
　　被“双规”的杨劲松，此前曾在岳阳市建委任办公室主任，那时，欧阳政伟任岳阳市建委副主任。他对杨的印象是，“还是比较有才华的”。
　　对此，那个曾在媒体上揭秘领导签字“如果竖着签，表示一办到底。横着签，表示可以搁置不办”的官场异类—临湘市前副市长姜宗福也表示，自己此前在岳阳的官场中，曾和杨有过接触。他对杨的评价也是，“有才华，写材料很厉害”、“能力超强，为人低调”。
　　但无论是曹学军，还是杨劲松，终究抵挡不住诱惑。
　　规划系统成为腐败重灾区
　　一个月时间，规划局连续有3人被“双规”后，规划局的气氛也骤然紧张，大家平时很少去议论这些事。
　　岳阳市规划局机关党委书记李建军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曹和杨的工作，分别由岳阳市政府副秘书长范安辉和岳阳市政府办副主任李国伟接替。至于曹学军等3人的犯案细节，李建军直言“不清楚”。岳阳市规划局办公室主任朱秘也说，案发后，岳阳市纪委来宣布曹、杨等人因涉及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要求规划局加强内部管理。
　　记者通过其他官方渠道获悉，曹学军等人被“双规”，是因为利用手中的规划权为开发商提高容积率、改变土地性质和退规划红线等，这使开发商获得暴利，同时他们也分享了其中的“成果”。据当地官场知情人士透露，曹学军涉嫌收受贿赂的金额高达上千万，而杨劲松涉嫌受贿金额也有近300万元。
　　对此，姜宗福也有所耳闻，“我也听朋友说了，说曹涉及金额有8位数，而杨劲松涉及的金额有200万～300万元。但这毕竟不是官方发布的数据，具体还是以纪委发布为准。”
　　岳阳市纪委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涉嫌的金额也还在核准、统计中，因此暂时没有其他信息可发布。 　　而在今年4月11日，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规划局长邱明祥也被“双规”。前几年，因和房地产开发商勾结而引发的规划领域腐败窝案，在成都、重庆、海南等地陆续上演。云南昆明市的3任规划局局长，甚至“前腐后继”，涉及金额之多，范围之广，这在其他领域的腐败中，都比较罕见。
　　规划领域倒台的很多官员，有一些，欧阳政伟也有接触，甚至有交情。诸如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就是湖南人，他在住建部担任一个部门的处长时，欧阳政伟就和他很熟。此外，被“双规”的一位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欧阳政伟还和他喝过酒。
　　法院的判决显示，蒋勇主要是从土地出让、规划调整等环节来为开发商提供方便，5年时间里共受贿1796万余元，后被判死缓。
　　规划领域的腐败问题，引发高层关注。2008年1月1日，被喻为规划领域《宪法》的《城乡规划法》正式实施，原施行的《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较之前的《城市规划法》，新的《城乡规划法》在城乡规划修改要经过哪些程序、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进行建设如何处罚等，进行了细化，要求更严厉。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集中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查办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干预城乡规划审批、招标投标、土地审批和出让以谋取私利，甚至索贿受贿的大案要案”。
　　然而，在规划部门和地产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期望仅靠《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和一场运动式的督查就能遏制住，显然不现实。
　　为何是规划局？
　　何为容积率？规划部门是如何调整容积率来搞权钱交易的？
　　容积率，是指一个小区的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对于发展商来说，容积率决定地价成本在房屋中占的比例，而对于住户来说，容积率直接涉及居住的舒适度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欧阳政伟举例说，假如某小区土地面积是1万平方米，规定的容积率是3，也就是说，建筑面积可以建到3万平方米。此后，开发商通过加高楼层或是占用公共绿化面积起房子，假如容积率最终变成3.5，这样，实际建筑面积是3.5万平方米，这比之前规划定下的3万平方米，多出了5000平方米。假如当地房价是每平方米6000元，那么，仅仅增加了0.5的容积率，这个楼盘就可多得3000万元的收入。房价越高，利润也就更加丰厚。即使事后被罚点土地出让金，但相对丰厚利润而言，实乃小巫见大巫。
　　岳阳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南风窗》记者，一般情况下，规划局也知道他们违规超建、扩建，但一般不会去阻止，等建好以后，再来处罚，开发商也很乐意去缴纳这笔钱，因为被处罚并缴钱后，非法就变成合法的了，相对丰厚的利润而言，这点处罚根本不算什么。
　　姜宗福说，开发商和规划局彼此达成了一种默契，此外，处罚的标准有比较大的弹性空间，规划局可以“亲商、爱商、护商”等名义就低处罚，同时通过处罚让开发商的违建合法化，双方互利互惠，寻租由此产生。
　　如蒋勇就曾和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重庆市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等组成腐败同盟，他们在重庆市富洲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富洲新城”项目上，分别为开发商在拿地、提高容积率等方面提供方便。在他们运作下，“富洲新城”规划建筑面积得以从130万平方米提高至200万平方米，新增面积使开发商获利超过了2亿元。
　　欧阳政伟表示，规划局自由裁量权大，稍微帮开发商调整容积率，开发商就可获得上千万甚至过亿元收入，因此，规划部门成为开发商渴望攻破的重点对象，并不懈努力。
　　“哪怕是拿出10%来贿赂官员，也还有90%的利润，开发商何乐而不为？”欧阳政伟说，开发商只拿出一丁点来回报官员，但这对官员已有足够的诱惑力。
　　除容积率外，改变土地性质也是规划局和开发商常联手操控的把戏。以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方式，规划局协助开发商把许多公益用地改变成商业用地，牟取暴利。这方面，昆明市原3任规划局长堪称“典范”。
　　毕竟，房地产项目赢利与否、赢利多少和规划局的数字怎么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规划部门把容积率调高一点点，规划红线退一点点，对房地产商来说就是巨额利润。”姜宗福说，一些不大的改动，一般人是觉察不出来的。因此，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化率这些指标，就成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重点对象。
　　但有时候规划部门也只是在背黑锅。欧阳政伟举例说，分管的领导给规划部门打个电话，说某个规划你斟酌一下或要求你修改一下，你改还是不改？
　　“我们干部管理体制是对上负责，是上级领导而不是老百姓决定你的升迁。”欧阳政伟说，领导只打电话，他自己又不签字，出了事，规划部门就得去背黑锅了。据欧阳政伟了解，一般上级审定的规划，回到地方调整或修编的，大概达到90%以上—这不只是在岳阳，全国各地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改规划，这除了和领导的私人利益有关系外，还因为迎合地产商的要求来改规划，可以给地方财政带来增收，这对很多依赖土地财政来发展城市的领导者而言，是快速来钱的一条捷径。
　　此外，随着领导的更换，不同的领导常持不同看法。在当下的中国，领导的看法，在一些地方比法律还管用。而规划部门又是属于地方政府的编制和管理，住建部或省住建厅在监管方面，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规划在地方官员手中，因此可以犹如面团一样，随意拿捏。
　　制度的漏洞和官员的失足，最终让城市规划变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