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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列尔莫·桑佩里奥（1948-2016），墨西哥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出生于墨西哥城的圣阿尔瓦罗村，西班牙后裔。作为一名高产作家，他广泛涉猎多种文学体裁，一生出版了五十多本书，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越南文等多种语言。他的作品常常融合多种文类，瑰丽的幻想与现实交织，突出创造力和虚构性。他在墨西哥多个城市设立过文学工作坊，引导和提携年轻一代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故事集《当触觉发言》（1974）、故事集《足球上的列宁》（1977）、小说《抽象眼镜》（1994）、小说《无线腹语术》（1996）、故事集《骑自行车的乔达康》（2001）、诗集《在月亮的边缘》（2005）等。1977年，凭小说集《恐惧环境》获得美洲之家文学奖;1988年，凭故事集《虚构笔记本》获得国家新闻文学奖。
如果在一天里你还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事情，那么这一天还不算过完。
——约翰·阿奇博尔德
第一章
在覆盖着柔软金属线的窗帘后面，上午十一点的阳光打到玻璃窗上。一束强烈的光从某一帘缝射入，把房间分割成两个深色的多面体。光线在墙壁上雕刻出一道镀铂的粗线条，似乎侵蚀了这层灰色的墙漆。在那个较大的多面体里，恩里克·麦德林斜倚在床头。他长时间思索着要不要起床。他时而注视那束光线，时而转开视线。与此同时他沉思着，他是谁，他在哪儿，以及起床后将要进行的动作的顺序。
他整个夜晚都沉浸在宇宙的浩瀚之中，和前几日一样难以自拔。在某处偏远的地方，栖息着他那与身体分离的、细小的生命，分散在房间的宽阔领域中。
当他醒来时，他察觉到阳光的鞭子正在打碎他的宇宙。他想起来昨晚走神了，忘记把窗帘拉得严丝合缝。突然，他发现他的走神恰好把一个现象摆在眼前：在光的内部，沸腾着一种结构、折射、发射的激烈复杂性;聚积与反弹。微妙的连续发射。
光亮与黑暗之间的界限没有形成一条精准的直线。这是一种互补的分离，一种共振活动的微弱组合，从明到暗，又从暗到明。同时指向两个区域的一种坠落;任何坠落最终都没有在坠落—悬停的边界停留。停滞地下落也许是最接近的表达，但在一定程度上是错的，因为我在这两个深色多面体里隐约看到了闪光的共振，而在同一束光里也可见那两个多面体的黑暗的影响。然而，与这个暗与明的内在结构交织在一起的，是真正世界的无形的微粒和线条，它们熙攘地麇集着。这些物质在时间的多重密度里前行;它们途中收集在宇宙的这隅地方曾经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人类生灵的本质。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种难以表述的错综交织，我就处于其中某一时刻。大概还得算上电流、纬线、脉冲，它们从房间外面垂落至房间内部。再加上那些从房间内部坠落至外面的东西，它们处在另一个坠落-—懸停结构中。
恩里克·麦德林就以这种方式展现着他的时刻，在正午时分斜倚着。他观察、领悟、感觉、证实、猜想、分析、推断、感受着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和他在昨晚身体刚刚迷失在属于梦的另一个广阔空间时所离开的那个宇宙几乎截然不同。
他缓缓起身，小心翼翼，同时回想起昨天的短暂流逝。他慢腾腾地掀开被子，开始感到焦躁，几乎在慢镜头里似的，终于能够在床垫右侧欠起身来。他悬空光脚坐着，面朝墙壁，把脚落到地上，谨慎地把左脚伸到散落在床边和床底下的杂物里搜寻拖鞋。他碰到了一个东西，可能是一只皱成团的袜子，或者一截被啃过的面包。他继续滑着脚，直到辨认出了拖鞋;他用大拇脚趾把它拽到脚底下。在脚趾尖辨识着拖鞋的长毛绒时，他想起了他前一日拜访母亲的情景，并不愉快。当时，塔皮亚上校也在场，正僵硬地坐在那个女人旁边。实际上，恩里克说不清楚他自己为什么去看望母亲;也许只是想和母亲静静地待一会儿，感受一下家的温热。这是他当前的一个基本需求。然而那位矮小的老妇人很想讲话，她很快就责备起儿子的糟糕脸色。不过，恩里克对此几乎无动于衷。你才二十九岁就像个瘦老头了，掉了一半头发，胡髭像两道墨水。母亲冲儿子滴溜溜地转着小眼睛，打量着他的面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母亲。上校和我都想好了，你得看医生，——她停顿了一下，瞥了一眼老头，——马上。我不想听您说话，母亲;我不是来听讲的。他用一种没有起伏的、不高不低的声调说话，仿佛想准确地吐出这些单词，或者不想损害这些词。你让我担心;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我现在还是你的母亲。你照照镜子，你才二十九岁，奇克（恩里克的昵称）。女人发现儿子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简直一副活肖像。我不是来听讲的，母亲。他几乎无动于衷。他原本希望有勇气进行一场毫不留情的辩驳，抬起胳膊以示威胁。但是，一种比仇恨略低的冰冷尖锐之感攫住了他。他向前走去，既不是走向那个矮小、唠叨的女人，也不是走向那位为此次会面穿着便装的老头。他没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地。感觉的铅锤正在下坠，穿过仇恨、卑劣、怨恨、无耻、愁闷、痛苦、麻木，直到陷没在我的生命的某个地方，好像一潭深湖里的淤泥，什么都看不清。他没意识到“厌倦”这个词是最恰当的，最靠近铅锤陷没的地方。你想想吧，奇克。你别不放在心上，儿子。你不用现在做决定。好好反思，然后给我们一个答复。
大拇指像一只胖肚子毛毛虫一样拱进拖鞋里，碰触到长毛绒的底部。他联想起被踩扁的毛毛虫的形象，它们因脚趾肚的挤压而窒息。这个形象引发了太阳穴处的一丝细微电流。他看向那束光，随光的明显变化而挪动身体。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已经计划好的外出事项的顺序：去专利局，去研究所，或者把笔记本留给母亲。也许他应该给里波尔·克拉斯尼寄一份复印件。按什么顺序呢？贝尔德兰工程师曾为他打过包票，原谅了他的散漫。当这只脚最终安放进拖鞋里的时候，恩里克·麦德林把脚向前挪了两厘米，仿佛鞋子会立刻逃离他似的。他停下动作，儿童拖鞋的形象突然钻进他的脑海。这时，又一阵电流的震颤滑过。
第二章
从我幼年起，我的母亲就纵容我钻研东西的兴趣。不过我后来确立志向的时候，很后悔母亲当年做我的同谋。在初步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恩里克·麦德林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拆卸家里丢弃的钟表。他如出一辙地拆毁了一座发条钟和一只发条手表。 一天晚上，我的父母从市中心购物回来，我们用一台新收音机，替换了那台嘈杂的“飞利浦”。我对新收音机没怎么激动，它也是一台“飞利浦”。我垂涎那只旧收音机，就去跟父亲要。他当场拒绝了我，说家里不可以堆满破烂。 麦德林先生是一位讲究实际的人，他的独特爱好就是把家保持得井井有条。他是个干瘦的高个子，恩里克遗传了他的外貌。重要的是，他是做保险销售代理的，他尽量把目光放在不远的将来。他在生活中没有债务，为了买那台新收音机，他一点一点把钱攒够全款才买的。这是一种获得财富的方法。要寻找它，然后逐渐获得它。小心翼翼的快感。让他把旧收音机拿到他房间里去吧。母亲插嘴说。要占地儿就占孩子的地儿吧。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却能让围裙在家里具有威严。我可不希望他的房间变成一个无线电车间。我父亲讨厌家中凌乱。我母亲和我都明白，如果从未来的角度理解他的嘲讽，其中是留有一道允许的缝隙的。母亲抓住了这道缝隙，对儿子挤了挤眼睛，微微点头示意他趁着为时不晚赶紧把收音机搬走。对于恩里克的个头来说，这件物什体积庞大，但他还是忙不迭地把收音机抬进房间，看都没看父亲一眼，而那个男人早就去从包裹中取出他的收音机了。
当我远远地听到乐曲的声音时，我觉得事情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那晚我有些失眠。我把安着几个小灯泡的金属板从旧收音机的木骨架上拆了下来;那些旋钮仿佛琥珀，环绕指示盘的椭圆片也像琥珀。我喜欢这个颜色。
从那晚起，天平一直向恩里克倾斜，持续了多年。如果当时他的父亲坚决地拒绝了他，那么恩里克·麦德林的命运就可能与其他孩子大同小异了。但是他的母亲渐渐地把家里退换掉的或者弃掷的大型机器交给他，像铝制烤面包机，其他钟表，她的德国音乐盒，甚至洗衣机的发动机。她还给了他一座迷人的布谷鸟钟，那是姥姥的遗物。但是有一次，我越过了我和母亲维持的心照不宣的界线，我把那座钟给拆坏了。那一天他们看电影去了。虽然我等待挨批评等了好多天，但是他们从没怀疑过我。那座钟，和其他每隔一阵子就坏掉的机器一样，已恢复正常了。
让父母惊讶的是，恩里克的房间并没有变成一个无线电车间。他拆卸机器，尽其所能地研究它们的运行原理。为了理解其中的设计，他重新组装机器，最后又把它们拆了。他在小笔记本上记下一些数据，然后把那些最有趣的作品分门别类地保留，剩余的就扔掉。这算得上是一种选择性收藏，避免他的卧室里破烂成堆。这样我就既讨爸爸高兴又能和妈妈保持统一战线，我就能继续设计我的机器了。
他把大量五花八门的零件聚集在一起，螺钉、灯泡、金属板、齿轮、小线缆等等。他开始创造他自己的版本了。我特别喜欢小型装置;我觉得和谐很重要，实用性倒是其次。我拒绝模仿现有的机器。有些可以活动，有些动不了。如果机器的造型符合我的预期，我会兴高采烈。有时候我觉得某件机器已经造好了，结果第二天我又给它添加零件，比如一根横穿结构的铜丝，在上方加一只齿轮，或者在边沿处加上一排旋钮。我的五脏六腑都激荡着愉悦。
我在聊天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小型装置可以扩大好几倍复制出来，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一台蓝底白点的旋转咖啡机完全可以代替一座雕塑来装饰公园中心。大物以小物为基础。大型机器也能够使用，为此我需要运用更多技巧。总之，大型机器呈现出一种具有美感的独特吸引力。只需要把正在走针的怀表和正在工作的洗衣机的发动机两者的机械外形比较一下就够了。
然而，这个点子成了他的第一个难题。怎么造出既实用又有艺术感的装置呢？他在尝试制造了好几个机器后，得出一个比较恰当的答案。我猜想的答案是随心所欲。我喜欢随心所欲，这将成为我第一个重要的工作假设。实用且有生产力的机器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以前人们就一直在发明这些机器，将来人们还会继续发明这些机器。复制这样的程序，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因此，他的父亲在无线电车间的那件事上就搞错了。恩里克并不乐意组装家用机器;他总是排斥这种活动，虽然后来父母发现儿子的能力之后让他帮过忙。
于是，他决定专心设计一种用处有限的机器，其功能仅限于机器本身。这些仪器一定得让我特别喜欢才行，哪怕和其他机器有一点雷同。从那时起，直觉告诉我，艺术和技术是难以协调的两个领域。它们在我的脑海里相互排斥。旧“飞利浦”收音机被改装了，它听起来像一台发出低沉的金属杂音的盒子。通过把几只滑轮紧绷在小发动机的齿轮上，它就可以连续重复奇怪的音乐将近两个小时。他把收音机拿去给父母展示。我的母亲碍于面子夸赞了一番，五分钟后，她露出她丈夫脸上那种乏味的表情，让我把收音机关掉。它只能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停下。你的音乐盒都不能超过两分钟呢。你把它拿到外面去，别让人听到;你的父亲正在核对保险单呢。“希望这对孩子未来读工程学有所帮助。”父亲对他的妻子说。这次对话在恩里克身体的某个地方引发了忧伤。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有些悲伤地听他的巨大音乐盒发出的声音整整两个小时。我的母亲把艺术的部分贬低了，我的父亲只盯着技术的部分。父母的态度让他离他的工作假设更加近了，还预示了母亲的同谋战线的方向改变了。
他幻想与母亲重归于好。他安慰自己，不得不承认有些齿轮转动時很可怕，但是有些齿轮无论静止还是转动都很美丽。一切事物都是这样的。于是，一种独特的冲动引导他的思想。几颗小灯泡按某种顺序放置在柠檬绿的木板上，其中几个灯泡涂成鲜红色，另外几个涂成黄色，看起来很迷人。有些古老机器的设计遵循独特的艺术品位。我最喜爱的是殖民地老咖啡厅里的那种咖啡机，它的管子呼啸作响。那位毛发稀少、打着陈旧蝴蝶领结的店老板，收藏了各种咖啡机和咖啡研磨器，令人羡慕。不过我也喜欢打字机、研磨轮、小飞机的螺旋桨和一些测量仪器，比如等高仪、长腿经纬仪，甚至一个简单的铅锤。把这些仪器逐步地汇聚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越古老的仪器越美，越出自能工巧匠之手。我想做的事正是如此。
当他的父母意识到儿子把大量时间花在这种事上并且漠视中学学业的时候，他们开始干预了。麦德林先生批评他的妻子，麦德林夫人则抱怨那天让旧短波收音机落入奇克之手的人。然而，恩里克已完全处于狂妄自大、固执追求理想的青少年时期。他坚持自己的工作假设：设计用途有限、令人喜爱的仪器。他凭借自己的本事获得了一些零件，每天好几个小时泡在图书馆里，以期偶遇奇妙的想法。他请人去向公司讨要机器的图纸、技术信息、说明书或平面图。他们不怎么回应他。 我的父亲试图板起脸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时，他更关心的是获得一份丰厚的退休金。他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我最不高兴的就是我母亲与他的婚姻，尤其是当我整晚整晚留下来照顾母亲而我父亲出差去销售保险、料理别人的死亡的时候。从那时起，我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从我父母身上我看不到这个常识：年纪大的人结婚是为了相互陪伴。在这种婚姻里，第三人不能替代这种陪伴。而且那个第三人不久后终会离开。我和我的父亲外貌相似，让我不舒服。我本想改变自己的容貌。在脸颊上划一个刀口。或者染我母亲的那种金发。我的母亲经常站在我这一边，但是她背着我把一切悄悄告诉了那个老头。我的父亲拿出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勇气。他勉强挺直干瘦且有些佝偻的躯体。你要把你那些随心所欲的技术活儿解决了。我只让你考虑一下明天。脚踏实地吧。你要怎么做？这是你的事儿;你想做的事儿已经做完了，你的母亲给你打了掩护。我知道你不傻。他一直到死都在拿妻子作挡箭牌。但是我没怎么把这事放在心上，我很清楚地察觉到他的话里有一种肯定。我早就知道了，少年恩里克心想。令夫妇和儿子都没有想到的是，这项所有孩子童年初期都共有的兴趣，竟在未来成了这个男孩的主要活动。
青年恩里克·麦德林出于对那种随心所欲的技术的热衷，已经成了一名优秀的工业技术设计师。他在第二年放弃了工程学专业，按照自己的想法路线随意阅读，从科学到历史，或从哲学走向一点点整体。母亲带到世界上的这个固执儿子，受到天体物理学、光学与声学研究所的欢迎。他加入了名为“器械组”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成员在精制领域重新定义测量仪器和控制仪器。他们希望仪器更加精准，减少危险性。他们注重液体的化学成分、压强、温度，特别是能量转化的结果，以及该领域所要求的实验。短时间内，恩里克·麦德林就精通了所有说明手册，加入研究所的常规工作中。在工程师路易斯·贝尔德兰的指导下，他开始重新设计一些仪器，从与仪器的互动中确定该产品的技术应用。
工程师贝尔德兰是仪器制造的老手，自从在系里认识了恩里克之后，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倾向于关注奇怪的仪器难题。工程师令人敬佩地默许他的助手经常捣鼓异端实验。那个年轻人高高瘦瘦，仿佛为了隐藏身高似的躬着脖子，而这个工程师是个中等身高的魁梧中年人，也许曾是壁球球手。按某些实验员和设计师的话说，这两人形成一对滑稽的组合。贝尔德兰知道，我在研究所能开展我自己的研究，而且我对他也有所帮助，他就善良地省略掉一些官僚主义的苛求。工作的形式在恩里克看来非常无趣。但是我依然勤勤勉勉。工作能让他有饭吃，在中产阶级中生活舒适，讨好一位夜女郎，还能给母亲买礼物。后来，两年前从麦德林先生那里继承的退休金，对于麦德林夫人来说用处不大了，因为她住进了塔皮亚上校的家里。这位上校已经为恩里克买了一套公寓。
就好像我的父亲通过处理别人的死亡，早早安排好了自己的死亡。他留下了太多活着的顾客。
第三章
反复思索工作是我在这个时候保持清醒、对世界稍微产生一丝兴趣的唯一方式了。工程师贝尔德兰从他的前几节课里就表现出一种我所需要的父亲形象，他的亲切也对我大有裨益。在最后半个月里，我每天早上都觉得我不会出门太远，好像我应该每天学着在家外面生活似的。无边的苦闷，持续的忧郁，从床垫上向下拖坠着我。铅锤下落，最终沉入浑浊的湖底。当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在研究所里待到很晚;黑暗帮助了我。我终于放弃了我的工作假设的曙光，不再确信我能实现假设、把它转换为手中明晃晃的现实了。是我放弃，不是因为我的父亲。
第二只脚开始寻找另一只拖鞋了。它碰到了几个不同的物品，但没有遇到拖鞋。麦德林缓缓地跪在床边，他仍处于那个较大的深色多面体里。他伸出胳膊找到了拖鞋。他艰难地蹲起来，以这种姿势穿上这一只拖鞋，仿佛在把一只活猫穿在脚上。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两只活猫裹着他的脚的想法挥之不去。他凑近床头柜，在上面摸索，拿起一副墨镜。他戴上墨镜，望向那条光的鞭子。窗玻璃后面有些微弱的淡红色的形状在隐约波动。他一步一步挪向另一个较小的多面体;他感受到一只亮光的球如何在他的体侧反弹，他幻想在睡衣上出现一道灼痕。但是他已经来到浴室的门槛了。他摘下墨镜，放进浴室储物盒，小便。他打开一盏正对镜子的紫罗兰色的灯。他把水扑到脸上，打肥皂。他观察自己的脸，好像有人用发磷光的紫色面霜给他化了妆似的。他很容易就发现了一茬茬胡须。他看向自己的脚，那两只青紫色的猫仍然静静地趴在那儿，处于恩里克的重压之下。动物的顺从让他诧异。他面朝前方，拿起剃须刀，小心翼翼地刮起胡须。我的母亲说得对。我的确好久没照镜子了，也许我不再看自己第二次了。他感受到刀片正在将那些胡茬斩首。他把它们想象成从面颊探出头来的微小生命。它们一个接一个坠落，昆虫大小的头颅混合着紫罗兰色的泡沫。我最终放弃了假设的曙光。放弃来得太快了，或许也是时候了。或者别的时候。想法返回到正确的地方，仿佛从他的脑海里跑出来的一个回音。绝对不是我父母的原因。
第四章
他在还是小年轻时就制造了几只钟表，成功设计了一款能记录时间怪异性的手表。它通过指向使用者手腕的磁场接收一系列脉冲，以此推动机械运转。他从幼年起就发现了成人世界仅满足于对时间的肤浅记录。我在青少年的时候认识到，这对成年人的实际生活来说，别无他法，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也把这种记录方式应用在私密的、精神的、爱情的生活上。他们追求简化生活。恩里克·麦德林起初有异于其他孩子，后来有异于其他青年人。他认为，那些被成年人称为不幸、巧合、意外或难以解释的事，是一些对现实的无形展示，无法以成年人的方式解释，如同隐藏在多层面纱后面的东西。这类事物的运行规律与我们熟知的规律相似，但并非一定吻合。它们缺少兼容性，需要我们着手处理。于是，我设想可能存在一种基于非连贯性的时间维度。我大胆猜测这种维度与普通钟表记录的水平维度有不同的功能。只要想想非连贯时间的可行性，这件事就很有趣了，可能会突然获得另一种时间观念。話虽如此，仅是一个猜想罢了。 第一款手表呈现一系列复杂的数字。它体积庞大，戴在胳膊上的时候就像戴了一只潜水镜似的。在第四次尝试里，他简化了操作，获得了更加清晰的数据。手表的体积和设计没有太多变化。他渴望将之投入市场。第一次心血来潮平息后，他意识到没什么人想了解他们所存在的时间的非连贯性。
我猜测，现代社会的生活基于波澜不惊的连续性。最好的情况是，人们把生活设想成螺旋形的，以这个形状把生活投射到历史中。虽然在连续性的背景下，生活如此易碎。钟表、计时器和日历的无意识的推波助澜，促进了关于时间流逝的最微妙也最危险的煽动，这建立在速度的加速度上。我不是指实际用途。令人悲伤的是，经济和权力的原因维持着表象。这就是我们支付在共识上的时间钱币;对此我们很少扪心自问过。每十分之一秒，我们都在逐渐遗忘。
我把第四款手表称为“断裂的时间”。戴上手表的人可以立刻读取时间的不连贯性，获知他真正生活在哪个时间和年代里。此处无须详解原理。他在和家里关系亲近的人身上一一测试。他母亲的妹妹拉盖尔非常喜爱奇克，他便请求姨妈连续七天戴这块手表。拉盖尔抱怨这个仪器碍事，担心办公室的人怎么说她。它根本不像手表。侄子默默回避了那些议论。拜托了，姨妈。他用不被人理解的孩子的可怜兮兮的表情请求道。这就足以让拉盖尔姨妈扭着硕大的胯部把手表带走了，几天后把手表连带测试结果还给他。她在空中挥动手表，对吉克抛了一个狡黠的微笑。我立刻把她带到我的卧室也是实验室里，对她揭示，整整上一周她生活在一七九二年的三月到六月之间，通常是傍晚。她微微紧张地笑着，露出理解的表情。两天在五月，一天提前到六月，三天在四月，当她摘下手表的那天正好在三月。只有一天显示在清晨。恩里克在感谢她的配合的同时，开玩笑地称她是另一个时代的女人。我听着像句赞美。她爱抚了一下我的脸。有些男人已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了。如果我当时跟她好好解释了这句玩笑话，让她明白我的赞美其实指的是事实，她可能会感到不高兴。告别时，她在我的脸颊上印了一个胭脂色的吻。
他做了其他试验，那个来他家熨衣服的女孩薇森塔测出十七世纪的日期。他的父亲配合恩里克时很冷漠，其测试结果具有戏剧性。他的好几个日期落在十八世纪，然后又突然提早了四个世纪，回溯到十四世纪初期。这种时间的不稳定性，隐藏在他那貌似井井有条的性格和置身未来的隐秘欲望之后。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断裂的时间”向我揭示了基因的一个格外有趣的本质：所谓的文化遗传，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保留着。“断裂的时间”触及了这种在人类身上隐藏、遗忘、失落的回忆。我父亲身上的矛盾变化体现了多种文化决定因素。也许亚原子生物学领域的某些实验能够涉及这类分析。我本可以把具体日期与他的情绪反应或性格反应联系在一起，与他的文化变体相统一，说不定就能获得一种旁门左道的历史精神分析，分析父亲身上我常常遗忘的、从未用语言触碰过的东西。经过这些考量，恩里克不愿意让他的母亲戴这块手表。测试结果的解读可能与我父亲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或许回避了一个更惊人的结果。我不想看透她。
我向我父亲的三位老主顾寻求帮助，他们那时已经是家里的友人了。他们分别是律师、将军和公众会计师。这三个人戴上手表后，没有测出任何日期。我把它给塔皮亚上校戴上，表盘指示零的平方根，于是我认为“断裂的时间”已经坏掉了。我又很快给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孩奥拉弗戴上手表。这个男孩被其家人视为白痴，他喜欢画出他所谓的他的回忆，画画仿佛给世界拍照似的。手表在他身上持续指示二○八四年十一月。总之，这块表坏掉了。我再次尝试，姨妈答应了再佩戴它一星期。然后，我既满意又惊讶地确认了。我的拉盖尔姨妈依然摇曳生姿地走在十八世纪。她在我的另一个脸颊上印了一个吻。既然如此，在拉盖尔之前佩戴手表的人，手表测出的时间是正确的。至于男孩奥拉弗，我羞愧地承认了手表本来就是公正的，我没有想到它会指示二○八四年。
“断裂的时间”表明，时间旅行这种古老的梦是自我们所谓的文明伊始人人都有的日常现实。它也暗示了最终没有人想时间旅行，这不过是一种伪装，伪装人类不惜任何代价逃避死亡、获得永恒的渴求罢了。这个梦掩饰、消解了一个更遥远的、几乎已缓和了的欲望：向着人类最渺远的回忆旅行。这块手表显示出多么严峻的醒悟啊。对于某些人来说，获知他们实际属于的历史时刻，是非常残酷的事。
我想通过一场普查来确认某些迹象，只基于问一个问题：你幻想去哪一年旅行？我父亲回答说他对当下的时代很满意;可能他因为缺乏想象力才给了这个回答，但是我觉得他缺少真诚。他的话也可能是针对手表的日期而言的。我的姨妈最诚实，她回答说最喜欢十九世纪。我知道她搞错了世纪，但是她胸无城府。公众会计师埃斯塔尼斯拉·布里奥奈斯从没有想过那个问题。律师马希亚斯·古埃瓦拉表示，如果他能毫无风险地在一个空间胶囊里旅行，他幻想能见证形成太阳系的宇宙大爆炸。塔皮亚上校的答复比较乏味，无可辩驳：我哪一年都不想去。薇森塔这样回答我：我想认识我的家人。而奥拉弗则把他的一个回忆交给了我。他画了一片雾，仿佛它要从纸面上跑出来似的，或者一个人可以钻进这片雾里，好像我们戴着3D立体眼镜看它似的。他用分散在霧间的纤小的印刷体字母写下了“呼吸”这个词。
我确证了每个人都在时间旅行里奔波，他们或清楚，或否认，或在错误的虚构中展现时间旅行。说到底，人们并不觉得它过于荒唐。需要考虑至少两点差异：个人经验所累积的时间和遗传经验所累积的时间。关于螺旋形时间的说辞可能是为人和社会的流动赋予一定秩序的权宜之计。
他在其中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对奥拉弗的答案的困惑，并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呼吸位于本源。某些远古部落常常举行一种仪式，他们援引他们起源的那一瞬间，即物体首次出现、从雾中冒出来的时候，直到他们正在说话的那一刻。他们由此给世界命名，如同描绘故事而没有遗漏任何细节一样。通过这种仪式，他们获得了定位自己的存在的能力。他们认识到自己属于自己的地域，不忘记他们得以存在于此的原因。他们活在回忆与现状之间。他们和世界的物体融为一体，他们自己就是世界的物体。这个白痴男孩的存在可能就属于这个情况的某种时间变体。我的羞愧最终有了一个更贴近的解释，但仍不完整。 第五章
在中学的最后几年里，恩里克与安格尔·乌洛亚老师建立了一种模糊的私人关系，但是涉及历史学科时两人常有冲突。当这个学生质疑人们是否生活在不平等的历史时间里时，乌洛亚老师用心地给他推荐了几本课外文献，但这对麦德林而言依然不够。在列举那些书名的时候，老师把绿色灯芯绒上衣的纽扣扣上又解开，这件衣服与他的牛仔裤和咖啡色靴子很搭配。最后，他轻轻扯着粗胡须，想在他的学生的眼里发现点什么东西，这个学生可不会就此止步的。假设我们能够对同一群体里的每位成员进行时间分析，我们将会得到个体的历史时间的广泛差异性。从中算出一个平均值是可行的，差不多正是这个群体所处于的历史时间。在这个群体内部，定位出每个社会阶级所存在的准确时间，别管他们的代表人和领导的观点。要实施一场人口普查;每位调查者都佩戴手表。谁也不能歧视，包括疯子和重病患者。为了监督，也要发布一份简短的问卷。
乌洛亚老师的想法是，为了避免如此烦琐复杂的研究，需要借助历史学和其他亲缘学科，如种族学和人类学，甚至考古学，这些学科将对漫长的田野调查有所帮助。手表的这个想法真浪漫，但我不想讓你泄气，有些历史学家就怀有伟大的构想。你的手表真的很有诗意，它让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英国著名小说家，作品富有辛辣的政治讽刺和批判）。但是老师，假如我们能对时间进行一个准确干净的评价，就可以免去暗示、解读和方法了。麦德林斟酌着词汇，慢腾腾地解释道。这样的评价，首先有助于削弱那些有倾向性的宗派主义和种族言论。有了这种“干净”的数据，就不存在理论和话语的伪装了。
你想一下子扫除历史的历史。乌洛亚确信这是青年特有的夸夸其谈。年轻人回答说绝对不是。我认为有必要记录、验证、归类历史变化的独特性;如今世界施行着老师您要求的综合意义上的正确测量方法，但是方法需要不偏不倚的公正。世界运转的混乱、种族的混沌、突然崛起的势力，都在要求这种公正。历史编纂学是不是倾向于把使用高科技、享受现代性的民族称为文明人？高科技和现代性正是东西方的两大支柱，不是吗？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某些现代地区测出一个远古时期的平均数，而另外一些地区，由于他们的前工业生产方式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而被认为处在欠文明时期，反而惊人地测出一个更超前的历史时间呢？这该如何解释？乌洛亚把灯芯绒上衣的扣子解开，保持沉默。他觉得听如此乌托邦的蠢话真是浪费时间。但是这位烦人的学生还没有止步。现代人可能在飞速地消磨时间，就像指针到了某个特定的点就开始向后转并画出一个倒置的椭圆，与他们本应该以正常节奏走的道路平行，即走上远古的道路，某些人夸张地称之为衰退。我用螺旋线的形象给您解释。一方面，前工业时代的民族缓慢地消磨时间，这将引发指针在某X点上向前运动，超出了合理的椭圆线。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它的发展是相当一致的。手表让他们面向未来，显示了他们对时间的节省。因此，这块手表是有可能测出超出二十世纪的日期的。应该这样解读指针：第一种情况是“衰退”，第二种情况是“增长”。这是一种时间倒置观，由非连贯性规律产生的，以该规律为基础。讲述这种不平等的、复合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事实，这种说法解释了主流话语中的历史分歧。
前工业时代的民族可以在他们的文化凝聚力中延续他们的生活节奏，这种文化凝聚力给他们带来了“落后”“野蛮”“不文明”的标签，但是他们可能置身于比方说二○八四年。而那些快速消耗个体时间的人，会落入他们历史的过去时，因为手表让他们面向过去，显示了他们对时间的过量使用，会测出一七九一年、一三一一年、一六四五年，或者您喜欢的年代等等。他们的文化凝聚力对他们用处不大，因为支撑文化凝聚力的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所要求的高速时间产品。这是自然的要求。为了在合理的椭圆线上站稳脚跟，他们必须以非法性为同谋。他们全身污泥，喊着大一统的口号、象征和目标。只有恐怖、战争和地理侵犯才能推迟他们的返古衰退。然而，这种办法更是犯了时代错误的，也更令人羞愧，因为宇宙已经给过每个人机会。这种情况下，手表指针指示出洪水灭世之前的日期。在同一个命运的群体中，我不区分种族、宗教、精神状态或智力水平。
像这样的思想交流，麦德林在高中和大学两年里有过几次。最终，老师们都迁就地听他讲话，大部分情况下都赞同他。他们的态度通常让恩里克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父母的态度。老师们询问他的思想来源、理论家的名字、权威文献或指导方法论。恩里克坦白说他的推论主要来自“断裂的时间”。
老师们无法把这个想法当回事，继续用他们的课程大纲解释世界，把学生麦德林视为一个奇葩。除了贝尔德兰工程师外，乌洛亚老师也曾试图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殖民地老咖啡厅里，让学生给他戴上手表。他半嘲讽半讶异地盯着这块表。我察觉到老师不知道说什么好，仿佛老鼠啃掉了他的舌头。一开始，他握住我的手，然后又松开了。他保持神态自然;抽烟，喝咖啡。他一直沉默着，“断裂的时间”戴在手腕上。我们喝完香气扑鼻的咖啡后，我告诉他，他活在一八九四年的年末，没那么糟糕。我大胆建议他改变一下态度，他应该放弃他所栖身的紧凑时间，这样才会更好。他应该贬低自己、描述自己、轻蔑自己，才能向前迈出简单、庄严的几步，尽管从他的教授生活来看这正好是相反的。他依然保持着嘲讽的神态，他唯一认可的事是，十九世纪的音乐唤起了他的幻想。他向恩里克伸出手，揉了揉学生的脑袋。他们怀着某种莫名其妙的悲伤告别了。
有一次，两人在走廊面对面相遇了，但乌洛亚改变了路线。当看到那灯芯绒上衣、牛仔裤和棕色靴子在长长的走廊里远去的时候，嘲讽的微笑逐渐浮现在学生恩里克的脸上。后来又上了几节课，高中毕业后恩里克再也没有见过乌洛亚老师。相反，工程师路易斯·贝尔德兰与这个年轻人并无太多争执，工程师更愿意听他讲述，虽然没有信服，但仍腼腆地鼓励这位工程学专业的大学生。贝尔德兰这种更加平静的反应，让恩里克展现出了另一种态度，一种他在大学——他永远不认同的机构——之外发展起来的态度。工程师虽然怀疑恩里克的贡献，但更被一种父爱之感所打动，便把他带进研究所。工程师注意到年轻人独来独往，仿佛忘却了日常社会关系的存在。他让恩里克做自己的助手。 其他人，可能也包括贝尔德兰本人，都觉得恩里克有些古怪。更善良的说法是，他异想天开，与一切作对。麦德林一旦工作起来，就不再踏入任何一所大学了。他喜欢独自探寻，全神贯注，沉浸在一本书里，又从这本书发散到其他书，逐渐形成一系列随机的、折中主义的书目。假如存在这样一所学校，恩里克会很乐意入学。他在内心深处没有兴趣澄清，这种情况究竟是他从小延续下来的坏毛病，还是一种由执念引发的心理状态，还是未征求他的意见而强加于他的命运，或是证实随心所欲的怀疑论研究？恩里克捍卫自己的性格。他相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像他这样的人，正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或者像他的朋友里波尔·克拉斯尼那样的极少数的人，他们从世界的其他实验室收到恩里克的来信。里波尔·克拉斯尼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完成了学业，但是很快就转行了。他偷偷在他工作的医院里搭建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很多人像里波尔一样，在努力实现他们的个人计划。里波尔比恩里克小三岁。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想法没人听，或者被视为离经叛道，或者地球上的聪明人仅仅不愿意听他们说罢了。他们为了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已经垂下了帷幔，不再多言。但是，会有别的机会吗？
一想到胡茬的頭颅已经被砍掉了，就令人忧伤。我不能让贝尔德兰对任何事负责。他只不过是一段走过的路、一只慷慨的手罢了。这时，恩里克·麦德林刚刚从浴室的昏暗中走出来。他用温水洗了脸。他照着镜子，只见颗颗水滴映现出微弱的紫罗兰色的光泽，仿佛变成了装饰衣物的亮片。他理顺头发，甩掉亮片，再次拿起墨镜，趿拉着拖鞋走向那两个深色多面体。他在返回途中察觉到房间气流封闭的陈旧味，夹杂着衣服上的汗味和干掉了的食物的味道。衣柜在那个较小的多面体里。他伸手随便拿了两件，背对着光束穿上。他估计穿上了一双不对称的袜子，然后为了不搞错鞋子，从衣柜深处摸索出了运动鞋。他脱下那两只“猫”，戴上石棉手套，为了去取床头柜上的装着“抽象眼镜”的匣子，他得穿过光鞭。他立刻感受到一道灼伤赫然出现在身体的另一侧。他仍然还没有定好顺序：研究所，母亲，专利局，或者反过来。不要忘记里波尔。我今天必须定好一切了，但绝对不是出于我父母的原因。
第六章
就这样，校园里的冷落和嘲讽并没有影响他的动力。渐渐地，他放弃了“断裂的时间”的实践，转而研究其他仪器，其中几件后来成了政府专利局的死档案。
他按照克拉斯尼的建议创造了“抽象眼镜”。在此之前，他保留了两件还算有些意义的机器。无须多想，这两件机器都与时间以及在现实表层之下迷失的回忆有关。第一件机器叫“时间调节器”，是一只小型蓝色金属盒，让人联想到擦鞋工具箱。盒子上层装有工具和刻度盘，盒子其中一个斜面是一个门，通过琥珀色的旋钮紧紧密封着。盒子一端伸出一串电缆。只要从侧门塞进一个物品持续几秒，调节器就以每分钟1×700 000的比率加速它的时间生命，这意味着某些元素高速衰退。把一幅长约十五厘米、宽约八厘米的仿画塞进机器里是可行的。假如仿作之人绘画技术高超，甚至还能精细摹画出原画家的失误，那么就可以从这台机器里得到原画家笔下的两张一模一样的真品。比方说，“时间调节器”能让赝品的时间回溯至凡·高画完原作的时期。仿作一旦从机器里拿出来，它和原作这两幅画都将成为第一次创作的原作了，连专家也无法辨别，任何化学检验都无用，因为这正是“调节器”能达到的水平。恩里克对艺术品的欺诈性倒卖不感兴趣，而且，一个体积更大的调节器可能需要超额的能量消耗，因为能量消耗是按照伽利略提出的平方立方定律成比例增长的。仅一次试验，恩里克·麦德林就可能需要耗掉天体物理学、光学与声学研究所加起来整整一年所使用的能量;也就是说，整个研究所就要专门投入到贝尔德兰工程师——研究所的初级主管——的助手的实验中去。
另一方面，我对制作酸奶、奶酪或者一杯好酒更不感兴趣。机器有可能让时间回溯到有机形成的最初阶段，但这也能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实验室里，尤其是在氨基酸领域的。克拉斯尼建造了一台相同的机器，他告诉恩里克，自己不介意伪造一些小玩意儿。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风气不重视道德。说到底，与“断裂的时间”相比而言，“调节器”只能粗浅地运用时间。此外，人们有一种该死的需要，即拒绝衰老，推迟他们身上的嘀嗒声，哪怕在追求不衰老的过程中时间匆匆流逝。
第二个机器稍微复杂一点儿，名为“倾听者”，是一种声音窃听器，能记录并打印出在室内或室外某个空间里的持久的声波。然后它播放一种混合的声音，夹杂重叠着只言片语和不同的嘈杂声，形成一种回声室效果。在析出某些碎片后，我格外艰难地辨别出了一些东西，比如棒槌在金属上的敲击声，几个古西班牙语的音节，机械的气喘吁吁声，以及转瞬即逝的木轮车的嘎吱声。经过两年的努力，我拯救出了最重要的东西：短短一段女声。录音说：“我不愿再关心如此虚妄的财富……”（出自墨西哥女诗人索尔·胡安那·伊内斯·德·拉·克鲁斯的七音节诗《幻灭中的确切慰藉》）这句话里的明显的音乐性揭示了它属于一首诗，要么是七音节诗中的两行，要么是十四音节诗中的一行，因为这就是“倾听者”破译的音节总数。她的语调表现出一种不安与温柔的混合，仿佛这个女人正在对另一个人娓娓道来似的。
和“调节器”一样，我在研发“倾听者”时遇到一系列困难。这个仪器能捕捉横向和纵向的声波，却也在时间中发声，仿佛地壳层里的一道锥形裂口。但是录音把这些在不同时刻发出的声音混合成了同一瞬间发出的声音，记录在一段磁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有限的音调与音阶可以区分出多个声波，但是在实践中无法清除掉多年的裂口。“倾听者”这个接收器像抛到声音时间边界的诱饵，只为捕捉十七世纪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它不是主动的。更形象生动地说，“倾听者”在时间的变化形态中钻孔，毫不区分地收集它遇到的一切。也许八十年后会有人继续研究它。麦德林某次心情消沉的时候，把这两个仪器都送到了专利局。
第七章
两年前，研究所的实验室使用从石油里提取的多种塑料成分进行实验，终于生产出一系列有光学应用的晶体。他们改变了这些晶体的结构，使之具有细微的差异性。他们用高倍显微镜和强力激光进行了试验，将晶体折射、切割。这种晶体衰变迅速，寿命短暂，但是它的光学变化比石英和钻石还要复杂。原则上，它毫无疑问地适用于极其精准的、具有高风险的实验。 工程师贝尔德兰把他的助手任命为“器械组”领域的代表。恩里克将与化学工程师阿古艾约和里维拉共同参与这个项目，那两人是光学研究专家。我们生产了不同性质和种类的镜片，希望光束穿过这些镜片时能产生反欧几里得学说的奇特效果。当阿古艾约和里维拉意识到他们的实验结果和研究界现有的、更有声望的结果雷同时，决定放弃这个项目。但是在贝尔德兰的默许下，我又多坚持了一阵子。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应用这些镜片，比如让仪器读数更精准。
几个星期后，我制造了几个镜片，与之前的没有太大差异;我调整了厚度、曲度和角度的变量，尤其是镜面的内部构造。我选择了两组镜片进行组合装配;实际上我已验证过，我制造的零件在精确度和有效性方面，与市场销售的或工程师阿古艾约和里维拉制造的零件不相上下。对此，贝尔德兰也骄傲地认可。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待在研究所里直到深夜，这里只剩下看守警察了，我便试图通过电子显微镜交换组合那两组镜片。试验效果逐个符合预期和规律。但是在其中某次组合中，我透过镜片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估计是电源不稳导致的，我相信这两个镜片不可能相互阻挡光线。
他核对了其他镜片，发现问题真的出在刚才的镜片上。他再次测试了失败的組合，结果依旧如此：什么都看不到。他干脆认为，在这种独特的组合方式里，画面以一种经典的诡异方式被消除了。确实存在阻挡：晶体纹络以该顺序阻碍了光的通过。但是按照他的计算，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某个镜片有缺陷。
他去倒了一杯咖啡，在黑暗中穿过走廊，与一名警察打招呼，然后回到实验室;他呷着那杯咖啡，再次走近显微镜。
我长久地观察着，然后发觉，我刚才还是紧张的、全神贯注的情绪状态，莫名其妙地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但是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在我观察的虚无中，跳动着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光环。我休息了一下，又看了一眼：光环搏动的一瞬，向圆心缩回去，然后长时间地熄灭。我明白了我之所以第一次什么都没有看到，是因为这个光环或者类似什么东西正处于它的萎缩阶段。令人费解的是，化学物质已经挥发了，但是光环仍然留在晶体里。
那个晚上他进一步想到，光环的跳动来自镜片与外界建立的联系，物质一旦消失，这种能产生独特光谱的联系就消失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恩里克专心制造一台光学仪器，他在仪器里加入了变焦镜头，以实现微观和宏观的双重用途。严格地说，他使用了那天晚上的镜片组合。这台仪器的外表让人联想到一战时期的飞行员护目镜，但是它可以手动调节，最终变成一只圆柱形的号角。它可以被想象成短短一截独角兽的角，或者一只年幼犀牛的角。这就是恩里克头戴这副“护目镜”时联想到的。他在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并寄往捷克斯洛伐克。给恩里克拍照片的人说，这个机器让他想起了战争时期的防毒面具。
这是他与里波尔·克拉斯尼的十年友谊里寄给里波尔的第一张他自己的照片。里波尔回复说他很喜欢这张肖像照，就是不知道望远镜后面的人是谁。他们经常忽略彼此的日常家庭细节，有时会聊对科学论文的见解。两人讨论染色体和研究者的问题时，里波尔说他遗传了爷爷米莱克的红头发，没有长到当小学老师的父亲达利波尔那样高。他在高中实验室失去了左手小指，还被多斯塔尔老师记着。多年以后他遇到了非常喜欢的一句话：要不是因为有钢琴师，要小指何用？里波尔还谈及其他类似的事，比如他的出生年月，他在医院工作，他试图在那儿搭建半秘密实验室。里波尔心情消沉的时候，就会想起奧古斯丁修道院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一八六五年，孟德尔在自家菜园里凭借园艺学和统计学知识发现了遗传学的基本规律。直到一九○○年，即他去世近二十年后，一个荷兰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奥匈帝国的人决定公开承认他。他们本可以忽视孟德尔在那个雾蒙蒙的一八六五年发表在维也纳的那篇晦涩深奥的论文。但是，弗里斯、考伦斯和车尔麦克（来自荷兰、德国、奥匈帝国的三位科学家）仍在上个世纪末宣布了这个消息，这也成了发明竞赛历史上一场值得纪念的伟大诚信举动。恩里克，你注意到了吗？我的同胞去世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成了一门新学科的创始人。在本世纪末困扰我们的忧虑是什么？孟德尔修士最终得到了认可，如果他转化成了环境能量，他就会看到，他所实践的异端授粉将改变二十世纪科学的方向。正如阿西莫夫（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所说，孟德尔的创举引领我们研究某些不良身体形态的遗传方式，这可以帮助医生在特定情况下建议或者不建议病人结婚，或者研究如何预测遗传病的发生。我认为，对于精神遗传也可以这样做，以便医生提出类似的建议，这有可能比前者更有必要呢。
当里波尔跟他讲这类事情的时候，恩里克吐露了自己与父亲相似的可怕事实。他的祖父埃尔南身材矮胖，是个靠创意为生的冒险家。他制造了一种开口直径更大的牙膏管：每次刷牙，顾客都会使用两倍数量的牙膏。大公司购买了他的创意，市面上很快流通起这种大口径牙膏管。他还设计了能持久封住旧汽车车门的别针。好几个这样的妙点子给他赚来了足够的钱过上平静的生活。他周游世界，醉心于美食美酒。但是我听说，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很少见面。
他去世时我才两三岁，我对他的形象的回忆非常朦胧。我现在梳头时需要使用一种类似胶水的凝胶。小时候，我母亲用柠檬花蜜给我梳头。她的波浪形卷发如此柔顺。她要做的便是把她的那只巨大的梳子穿过头发，按照那个时代的风格梳成一袭飘浮的长发。我看着她经过，仿佛她整个人也在世界飘浮。我爸爸顶着一头从某个地方遗传来的铁丝般的乱发。正如你所见，我家充满了偶然和混乱。如今，我们很需要你所提到的那位修士做榜样。
这些就是里波尔和恩里克聊到的个人信息，常和其他类型的话题夹杂在一起。但是他俩仿佛从童年起就熟识了，也许最重要的是暗示和直觉，包括那些没写出来的文字。冥冥之中的相似让天各一方的两人拉近了距离。
这台仪器的微观观测结果和宏观观测结果，与之前已出的结果没有太大不同。但是这种相似性暗示了某个新颖之处：从宏观角度来看，消解了“远”的内涵和在微观层面上消解了“近”的内涵一样。这两种观测情况中，仪器没有显示任何图像，除了我临时称之为“光环”的物体，还会让人产生一种细微的情绪变化，我把它命名为“光环的感觉”。几天后，我在惊异之余想到，科学可以测量行星和恒星之间的距离、中子和电子之间的距离或两个给定的点之间的距离，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忽略了测量距离本身的距离。也就是说，我未曾思考过距离本身。在这个层次上讲，距离本身从一个客体对象上升为哲学。经过这些思考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的仪器可以消解远与近的两个相对内涵从而观测到距离本身，远和近本身不是可同日而语的对象。 第八章
工程师贝尔德兰穿着他那件没洗的绿色大褂，同意戴上犀牛角似的眼镜，他每隔一会儿就朝别的方向望望。他对助手说的话表示肯定和理解。这台仪器或许对虚无主义哲学家有用，他们可以证实虚无的物质存在。他停顿了一下，核对镜片和镜子的装配、电子系统的秩序。没有任何花招。是的，恩里克，这个仪器消除了空间的相对概念。我也感受到我的情绪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改变，真是不可思议。我怀疑光学现象与观测者的情绪结构建立起某种联系。助手受到了鼓舞。这是肯定的，工程师。不过，神秘主义者或冥思苦想者通过思考或感官，或者综合这两种方式，也可以在某些精神状态下产生相似的症状，而无须借助这个设备。我知道您对哲学不感兴趣，所以我明白了您在嘲笑我。贝尔德兰微笑了一下。你说得没错，我是不感兴趣，但是我不否认你的努力。我曾经希望我的操作越来越精确……现在我敢说，你的仪器达到了不含任何目的的精确，是精确本身的精确。我对这方面不太关心，但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你。精确是科学认识所追求的一种品质，这两者不是彼此孤立的。极端地说，精确是一个起点，我从中发现了精确所导向的人类的终极。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你不要介意。
恩里克·麦德林很高兴。绝不会的，您很清楚，我特别感激您的宽容态度和器重。
贝尔德兰脱下大褂准备离开。最后一件事，我决定你在光环上不可能再有进展了;只有了解了它的构造，我们才能确定它的起源和影响。你的设备和其他类似的设备都没有能力分析它。我建议你就此打住吧。思考一下，写几页文字，发表一篇论文吧。
我同意您的看法。非常感谢。
贝尔德兰告辞了。那么，去吧。
恩里克·麦德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琢磨着他和那位仪器业老行家的对话。他在这个想法上又有了进展，整理下来给里波尔写了一封信，也在他的笔记本上抄了一份：在消解近和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距离了。只有消除了空间的这两个具体的、相对的内涵时，这才可能实现，我们由此获得空间裸体。所以，距离等于它的不确定性，它最终成为虚无的光学表现。
一天晚上，他在公寓里写道：工程师贝尔德兰没有意识到他的嘲笑包含了一个哲学内涵：虚无是空间裸体的距离。或者反过来说：空间的裸体是虚无的距离。这两种观点都可以不失准确性地围绕对方展开。通过引入光环这个元素，可以得到生动的结论：空间裸体是虚无的距离的一种不确定的光环。虚无是空间裸体的距离的一种不确定的光环。我认为，承认公式中的无法定义的部分，正是一种不会犯错的定义的方法。通常情况下，人类把不确定事物排斥在科学的肯定以外，或者把它推迟到有更好的时机时去解决。但是，接受它作为一种积极的事实，意味着接受一种世界存在的方式。它存在着，活动着，补充了思想的经验。在这种思想的秩序里，或许，宇宙也包含着一种永远不确定的不确定性级别，正如宇宙深处的非连贯性时间法则，如今仍被世人沉默。
他因为无法分析光环而感到不安，便给克拉斯尼写信。克拉斯尼希望先见到并好好理解这个仪器，然后再发表意见。不过，朋友的一句话同样引起了麦德林的好奇心：实验要么给出答案，要么再次遮掩答案。因此，他不顾老师的建议，挑选了几个被排除在实验外的镜片，用来替换他的仪器中那些最常规的镜片。这回，恩里克从宏观层面入手。在某個星期四下午五点左右，他把镜头摆放在实验室的窗户旁，瞄准街道。他换着一个又一个镜片，观察汽车、行人和几处风景，还有一扇窗户后的某个房间的内景。与此同时，他的思想飞往那个一贯的方向：当有人发现了一条惊人的、难以预料的道路——它因为难以置信或指向无关学科（如哲学思想和历史学）而被世人否定——这条路将会向世人揭示，精准科学和人文科学并没有相距如此遥远。
他装上第四个镜片，戴上独角兽“护目镜”，把镜头对准窗户，然后他看到那个光环迅速变成微弱的不稳定的光振动。一股眩晕之流从受压的眼眶里溢了出来，长驱直入，涌向身体内部。麦德林立即做了抵抗，岔开两腿，努力支撑住身体;他稍微前倾，克制眩晕，努力感受这种体验。但是，这种情况既不属于物理领域也不属于自然领域，恩里克·麦德林开始在熟悉的画面里看到了他的幻想，并沉浸在情节里：一条地下河挟卷着他撞向洞穴的尖利边沿;他置身在一所半明半暗的房子里，心怀恐惧地在光秃秃的墙壁之间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总是听到自己前面有女人的窃窃私语或聊闲话的声音，然而当他追寻那声音时，他感觉到自己被一种环绕的东西所围困。一时间他不在那里了，恩里克觉得自己终于走了出来，但是他只是又进入了一个亮如白昼的房间，白晃晃的灯光使他睁不开眼。这时他意识到，这座城市由众多相互嵌合在一起的房子组成，房间出于某种隐蔽的目的而随意聚积、建造，仿佛一只巨大的手突然打翻了一桶骰子，落在这墨色和黄色的山谷里，然后众多房间漫溢出来，毫无出路，俨然一座封闭之城。那些女人的声音从前面传来，总是相隔几个房间。他爬上一座金字塔的顶端，转身眺望广漠的景观时，感到有人抓住了他的两只胳膊。他扭头向两边看，发现两个半裸的男人，古铜色皮肤，目光炯炯。他们把他悬空架起，往后拽去，不停地摇晃他，然后把他抛向深渊，一个人说：现在，逃吧。建筑物在残酷的噪音里坍塌瓦解，直到压垮了麦德林所在的第五层，他正困在一间持续下坠的电梯里;许多颗人头在他面前滚落，其中一颗是他的头，带着两只空荡荡的眼睛;一条地下河挟卷着他撞向洞穴的尖利边沿。
他感受到他脚下地面的支撑力;在画面深处，光振动逐渐失去力量，向中心缩退。眩晕感把他从一个情节带入另一个情节，画面重复出现，直到他一下子扯下眼镜。晕眩和幻象顿时被切断了。它们来自恩里克·麦德林的梦境、印象、隐蔽的回忆和幻想。
他慢慢呼吸着，看向实验室，人和物体的轮廓依然如旧。他坐在椅子上，眼镜悬在右手上;他开始感到平静。他那张迷幻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知道他发现了一件奇妙的事。
他忍不住想去拥抱他身边正在工作的人，想欢呼雀跃，想亲吻一下工程师贝尔德兰，但他更想留存住这份喜悦。这次体验的时间太短了：刚刚四秒钟。 那天下午，他去市中心古董店买了一只黑色皮质的匣子。在回公寓的路上，他决定当晚不再戴那副眼镜看幻象了，他打算留到即将到来的周末再看。星期五清晨，他在仪器上添加了一个装置，佩戴者可以用它随时挡住视线。到了下午，他感到筋疲力尽。我前一天的努力和紧张削减了我的活力。为了恢复体力，我星期六很晚才起床，带着“护目镜”出门，在不同的地点佩戴观测。每次观测的结果都不同，往往分为两类：出现眩晕的和没出现眩晕的。三次佩戴眼镜时出现了眩晕，强度相似，当它达到顶峰时我挡住了镜头。画面通常含有灾难、荒诞、恐惧或者死亡的元素，与我已克服的害怕有所不同。我分别在工厂、居民楼街道和城市供给仓库这三个没有等价关系的区域体验到了眩晕。在这三种情况下，眩晕的冲动仿佛要让我的身体从内而外地爆炸了。
星期六当晚，他的疲惫更加明显。星期日他一直睡到晚上，醒来时太阳穴密匝匝地沉重。他煮了一壶咖啡，在笔记本上写东西。他试图捋清思路和情绪，一直思索、写作到黎明。星期一，他没去工作。
幻象的短暂和画面的浩瀚令人思考：一种开放空间里的浓缩的、激烈的时间，突然引发多个画面剧烈释放，人在注视这些画面的时候仿佛正在真实的时间里经历这一切，画面的冲击使人情绪凌乱。当眩晕出现的时候，真正的观察就不存在了，尽管光仍在背景里振动。这时出现一种随心所欲的梦呓状态，它唤醒、搅动个人的回忆、欲望、梦境，或者某些千年的古老原型等，没有超出佩戴者的范畴。眩晕出现在三个截然不同的地点：一个工业区，一个住宅区，一个商业区。这些幻象可以称之为带眩晕的意象，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心理学或者拉康精神分析学。
然而，在没产生眩晕的幻象里，我发现了我从小就猜想的事，尽管我对它的称呼不一样：我们活在其中、生命流逝的那个现实，是一具穿着衣服的身体，在她的裙子底下藏着她最隐秘、终极的存在。我将把我的仪器命名为“抽象眼镜”，它能脱去现实的外衣。也许更准确地说，它把现实剥皮剔骨。对于这些幻象，可以严谨地称之为不带眩晕的意象。它们才是真正展开体验的幻象。实验的独到之处与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就在于不带眩晕的意象。
虽然虚无源自空间的赤裸，但这种赤裸又引发了现实的几种内涵的赤裸，这几种内涵既是具体的又是相对的，在不带眩晕的意象里，暴露了来自同一个现实的抽象且绝对的关系，超出了佩戴者的范畴。
我的眼镜里出现的不带眩晕的意象，缺乏形状和通约性，其颜色永远不可捉摸。里波尔大胆猜测它们是微粒。但是正如贝尔德兰预测的那样，它难以验证。
戴上眼镜时，观察者便建立了一种赤裸而抽象的关系。这是一种纯粹的对话，是纯粹、绝对的抽象事物之间的对话。也许它是一段抽象独白，在我们观望它时把我们吞并。无论如何，这都像一场没有语言、没有思想的对话。没有能得出有逻辑的结论的具体论证;没有谬论或真理，没有逻辑欠缺。无眩晕的幻象超出了一致性与不一致性，似乎蔑视了荒诞与和谐。既无诗韵，也无音调。它不是一本复杂的书，没有破解最深奥的数学公式。它不像任何音乐，也不像任何绘画。它与致幻剂引起的幻觉也不相似。它也不是带眩晕的幻象引起的梦呓状态。它超出了上述所有假设。面对纯粹抽象的对话，刚刚的所述都变成了天真、滑稽和结结巴巴的比较。
空间的赤裸在某个特定情况下突然向观察者展现，没有衣物和面纱遮挡，没有解释，不存在任何媒介。
無论如何，人类需要专门为它发明一套字母表和一种语言。我认为，这种语言是特殊的符号和标志，它们构成不可能的组合，形成一个位于宇宙之下的宇宙。在这个新宇宙里，时间的非连贯性在一种永远不确定的级别里展开。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空间裸体的见证者，可以看见崇高的抽象领域：新情侣的爱情，和谐，获奖科学家的快乐。可以看见复杂的领域：一场历史机遇的积极条件，多重决定的形成过程，正音学的特殊变体的功能，或者合成分析的众多工具。甚至更加复杂的领域：排除第三者的原则，社会制度存在的理由，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一直讨论的有意识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抽象眼镜”观察到，而不需要事先得知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或属于什么学科，也不需要拥有任何关于抽象的知识储备。“抽象眼镜”可以让人类直接观测抽象事物，无须在修辞、理论、学说上绕弯，甚至不需要思想体系。
无眩晕的图像是对根源的直接观测。
微妙的事情在于，当佩戴者把镜头对准一个事物，比如观察在花园里踢球的孩子们时，他可能会猛然感受到光环的搏动，身体随之剧烈震动。或许他在情感上或精神上都无法承受。
当我察觉到光环的不确定性时，我本应该知足，就此打住研究。这个道理明明白白，哪怕在工程师贝尔德兰的嘲讽话里也是如此。克拉斯尼的那句关于实验目的的精辟之语让我有所启发。总之，我不想说服他或者说服任何人。说到底，我没有对话者。我的行为举止就像任何一位科学家一样，尽管我虚伪地和大学保持距离。当我说虚无是空间裸体的距离的一种不确定的光环时，我应该猜测在这句天真的话背后隐藏着什么，我可以通过实验观察阐述这句话。我本可以声称，现实事物间的抽象且绝对的关系已经暴露。但是，这种引导我走到今天的不知足，逼迫我继续前进。所以我说，我没有对话者。这是一种无止境的执念。贝尔德兰和克拉斯尼与此无关。
类似光环的物体变成了瞬间坠落的光线，这些光线形态各异，不断颤动，几乎难以察觉，它们损伤了观察者的最脆弱、最确定的本质。幻象在吞并他的时候将他排斥了，模糊了经验和事物的界限，因为这个人属于空间裸体的距离。除非他的目光是上帝的目光，或机器人的目光，或测量仪器的目光，否则别无他法。不确定的光环向观察者涌来，也从他的眼里流出来。
把事物命名为“光线”“坠落”“颤动”“本质”或者“确定性”，就是赋予了事物本来没有的名字。这是一种暗示它、支撑它的简陋方法，一种理解它的不充分方法。
我敢说，想要透过“抽象眼镜”观察的人，必须要具备强大的精神、非凡的理解力和高尚的人性素质，而且通过“断裂的时间”，他能测出有说服力的、完满、坚定、平稳的时间。也许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这个人才能把他的目光投入“抽象眼镜”之中。 观察者必须对他的幻象完全负责，哪怕面对公证人也是如此。对观察者的这些严格的要求，让我联想到那些不应该做观察者的人。那些人声称活在二十世纪，也不乏二十一世纪的甚至二十二世纪的后代。那些人尚未同自己和解，更别说和宇宙和解。那些人在民族和种族的泥淖里挣扎，对民主持有怀疑态度;他们处于两性的紧张冲突里，无论是赤裸裸的冲突还是遮遮掩掩的冲突;宗教战争的狂热分子，虐待儿童的人;他们固守权力，贪得无厌，把同性恋妖魔化;他们鼓动战争强国持续扩军备战;他们生活在害虫、感染病和麻醉剂之中。总之，那些决心亲自吞噬掉地球的人。他们意识不到时间流逝。
但是我想解释清楚：我不责怪任何人任何事。每个人都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不配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些不过是从实验中得出的结论而已。另一方面，我仅仅重复了报纸、电视和某些调查所报道的事。我想指出，如果上述人去观察空间裸体，可能会导致棘手的问题。或许会有所裨益，但是我个人并不建议这样做。可能有人想用死刑犯来做实验。不管怎样，进一步区分这两种幻象的后果仍是必要的。
我觉得这些严格的要求简直可以作为“抽象眼镜”的简易使用说明了。但是我要说，哪怕在最好的条件下，我不确定人类能否避免这两种幻象的影响。我唯一确认的是，如果观察者挺过了这段体验，并且保持清醒，那么他可能会被一种忧伤攫住，这种忧伤稠密、广阔、无可救药，遍布他的身体内外，栖息在每件物品上。它存在于手臂的运动里，呼吸里，这个房间的墙壁里，在窗户后面，在平流层之外，在这只正在写字的手的节奏里。
我不想再透过“抽象眼镜”观察了。对于那些正在此时此刻一心想毁掉银河系里的这片凄惨之地的人来说，我相信眼镜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我得把这些笔记复印下来，寄给里波尔·克拉斯尼。
第九章
恩里克·麦德林在星期日黎明写下这些笔记后无法入睡。他辨别出四种感受：恐惧、震惊、焦虑和一种想久睡的强烈欲望。但是这种情感的鸡尾酒式混合，让他一直清醒到第二天。当晨曦落入房间，他发现一大团流光从他的卧室里满溢开来。周一一大早，他去市中心买了覆盖着柔软金属线的窗帘，安装在公寓的所有窗户上。窗帘全部装完后，他发现他的动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缓慢、小心翼翼，仿佛他担心被一把假想的椅子绊倒似的。疲惫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终于再次睡着了，这比醒着更好。上午十点醒来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犹豫是起床还是继续躺在星期二的缓慢节奏上。彻底的黑暗让他松了一口气。他还是决定从床上爬起来。他去了研究所，告诉工程师贝尔德兰他前天生病了，感觉不舒服，他只是顺口一提，没有强调。恐惧，如同介于皮肤和肌肉之间的一层薄薄细沙，迫使他对眼镜的事避而不谈。贝尔德兰对此几乎没怎么留心，他马上要去参加一个关于预算问题的会议。
麦德林趁着白天，用阿古艾约和里维拉打造的两块晶体制成了一副偏振镜。下午，他戴着这副墨镜去了一趟市中心，买了十二盏暗室灯，用来替换他公寓里的灯。他把食物带进卧室;他处在完全的黑暗中，等待恐惧消退。他感觉在最近五天里流逝着一种广阔、无穷、多重、深不可测的时间。试图量化它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他对此毫无兴趣。他只觉得这种复杂的时间仍然在他身上栖息。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的日常生活惯例被徹底打破了。他每十分之一秒都在衰弱。在恩里克不知情的时候，贝尔德兰已经和麦德林遗孀谈过此事。这位夫人打了好几通电话，她的儿子才勉强同意去上校家一趟。恩里克·麦德林偶尔做一些笔记。在他最后一本笔记本的末尾，写着只有作者才有破译密钥的句子。
幻象在个体中演化。它揭示了本源，并开始影响观察者。它唤起了他的赤裸，剥脱了个体的身份。它在变形。它有自己的生命，然后逐渐占据观察者的生命。观察者的部分生命存在于被观察的事物中。时间深不可测。我们行走在听不见的声音里。
次能级展现出壮观的图像。
前所未有的利益。既无道德也无推理。
尘世的匮乏。
它们从成就、梦、欲望和幻想中吸取养分。
来自生命本身。
外表是面包碎渣。
世界在次能级的游戏里运行。
宇宙呼吸的特征。
仿佛金属变得心明眼亮了。
第十章
他走出大楼，头戴墨镜，身穿灰色外套、黑色T恤和绿色裤子，脚蹬一双蓝黄条纹的运动鞋。袜子一只蓝色，一只咖啡色。他慢慢地走下三级台阶。他携带着黑皮匣子，还有一捆他从青少年起积攒的笔记本。他不知道在烟熏色的镜片外面天是热是冷。这是一个微冷的中午，浓雾在城市低空扩散。恩里克拦了一辆出租车，他拉开车门，钻进去，坐下，几乎在慢镜头里似的。抱歉。出租车司机笑了。当恩里克跟他招手的时候，他就认定这位先生是个盲人，但是他不明白盲人是怎么看到他的。他看着乘客钻进车里，猜测墨镜后面是一个白化病患者。这是司机的解释。恩里克打算去专利所，然后见他的母亲，下午去研究所。或许他应该给里波尔邮寄复印件。或者先去研究所，下午见母亲。他虽然对出租车司机说了专利局地址，但是中途改变了想法，跟司机说了母亲的地址。他要把笔记本留给母亲，和贝尔德兰谈最后一次，给里波尔写几行字，登记专利，然后回到他的公寓里上吊。今天必须定好一切。
出租车在上校的房子前停了下来，位于一片靠近赛马场的殖民地。恩里克慢腾腾地下了车，按动门铃。墨镜只透过够他走路的必要信息。一位矮小、丰满、几乎满头银发的女人把门打开一条缝。当她发现儿子时，将要露出的微笑消失了。她怔了一阵儿，最终还是让这个仿佛戴着盲人眼镜的男人进来了。进来吧，奇克。他向客厅慢慢挪步。当他经过母亲面前时，他冲空气说了一声“早上好”。
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昨天坐过的椅子上，矮小的女人面对着他落座，两人都保持沉默。
恩里克觉得他做错了，他应该把笔记本留给工程师。本子里除了有他的各种仪器的图解，还有一些自传笔记、他对父母和其他人的观点，以及与克拉斯尼的通信。我真正的家人最后居然是工程师贝尔德兰。他想站起来离开，但是他已经无所谓了。或许应该把笔记本送到任何对他有用的人那里去，或送给里波尔本人。他拿着笔记本的手颤动了一下，这时女人开口了。我希望你反思过了，上校也很担心，他跟我说，军事医院可以接待你，把你当成他的儿子一样。贝尔德兰工程师说最好让研究所负责。你必须做出选择了。感情向下坠得更深，直到落入淤泥之中。他小心地把那捆笔记本放在椅子旁边。就按你们决定的做吧。他用一种没有任何起伏的、不高不低的声调说话。你们就答应了吧。微笑终于浮现在老妇人的脸上。恩里克把玩着匣子上的锁扣。你的父亲会感谢你的。我很难过，儿子，你才二十九岁，看看你自己吧。顺便说一句，昨天的事我欠你一个道歉，你才不像个老头，真的;贝尔德兰工程师说这是两码事，他虽然没再说什么，我觉得他说得对。我们把能给你的一切都给你了，我认为我们没对你造成过什么伤害。真痛心。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们按照人们教导的那种方式爱你。恩里克·麦德林扭开锁扣，打开匣子，摸索那副“抽象眼镜”。你们就答应了吧。不，奇克，你来决定，今天我们就能陪你去，我现在就给上校打电话。好啦，妈妈，你决定吧，你别管别人了。但是……你决定吧，妈妈。那好，我们待会去军事医院，让一辆救护车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在医院和上校碰面。好极了。他们目光交汇，很快又移开了，再次保持沉默。恩里克慢慢地抚摸着他的仪器，他盯着自己的手的运动。
夫人站了起来，恩里克·麦德林也站了起来，从匣子里取出“眼镜”。但是首先我想让你看看这个。你知道我不懂这些东西，儿子。你不需要懂。这是我最后一件有用的发明。拿着吧。他把眼镜放在老妇的手里。但是她不知道拿这个东西怎么办，便望向奇克的墨镜，想在那张无动于衷的脸上找到一丝表情。你看看它，把它翻转过来。妇人按他的话做了，仿佛手里捧着一只幼小的黑背鳄鱼。你不需要懂它，你只要戴上它透过镜头看，然后你就懂了。戴上吧。不，奇克，我不喜欢这些玩意儿。来吧。真是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啊，奇克。恩里克·麦德林拉住母亲的胳膊，一阵电流穿过他的太阳穴。一瞬间，他的脸恢复了青少年时的几分模样。拜托了，妈妈。他用不被人理解的小孩子般可怜兮兮的表情请求道，这就足以让老妇人让步了。好吧，为了你高兴，儿子。
当恩里克给她戴上眼镜的时候，麦德林遗孀微笑了。为了你，儿子。她的神态像是一个马上要背着父母偷偷搞恶作剧的小女孩。她宛如一位未来的仙女教母，一只胖乎乎的矮小的独角兽。夹得有点紧，奇克。就在这时，咔嗒一声响起，在“抽象眼镜”的右边亮起了一盏琥珀色的灯。
如果在一天里你还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事情，那么这一天还不算过完。
——约翰·阿奇博尔德
第一章
在覆盖着柔软金属线的窗帘后面，上午十一点的阳光打到玻璃窗上。一束强烈的光从某一帘缝射入，把房间分割成两个深色的多面体。光线在墙壁上雕刻出一道镀铂的粗线条，似乎侵蚀了这层灰色的墙漆。在那个较大的多面体里，恩里克·麦德林斜倚在床头。他长时间思索着要不要起床。他时而注视那束光线，时而转开视线。与此同时他沉思着，他是谁，他在哪儿，以及起床后将要进行的动作的顺序。
他整个夜晚都沉浸在宇宙的浩瀚之中，和前几日一样难以自拔。在某处偏远的地方，栖息着他那与身体分离的、细小的生命，分散在房间的宽阔领域中。
当他醒来时，他察觉到阳光的鞭子正在打碎他的宇宙。他想起来昨晚走神了，忘记把窗帘拉得严丝合缝。突然，他发现他的走神恰好把一个现象摆在眼前：在光的内部，沸腾着一种结构、折射、发射的激烈复杂性;聚积与反弹。微妙的连续发射。
光亮与黑暗之间的界限没有形成一条精准的直线。这是一种互补的分离，一种共振活动的微弱组合，从明到暗，又从暗到明。同时指向两个区域的一种坠落;任何坠落最终都没有在坠落—悬停的边界停留。停滞地下落也许是最接近的表达，但在一定程度上是错的，因为我在这两个深色多面体里隐约看到了闪光的共振，而在同一束光里也可见那两个多面体的黑暗的影响。然而，与这个暗与明的内在结构交织在一起的，是真正世界的无形的微粒和线条，它们熙攘地麇集着。这些物质在时间的多重密度里前行;它们途中收集在宇宙的这隅地方曾经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人类生灵的本质。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种难以表述的错综交织，我就处于其中某一时刻。大概还得算上电流、纬线、脉冲，它们从房间外面垂落至房间内部。再加上那些从房间内部坠落至外面的东西，它们处在另一个坠落-—懸停结构中。
恩里克·麦德林就以这种方式展现着他的时刻，在正午时分斜倚着。他观察、领悟、感觉、证实、猜想、分析、推断、感受着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和他在昨晚身体刚刚迷失在属于梦的另一个广阔空间时所离开的那个宇宙几乎截然不同。
他缓缓起身，小心翼翼，同时回想起昨天的短暂流逝。他慢腾腾地掀开被子，开始感到焦躁，几乎在慢镜头里似的，终于能够在床垫右侧欠起身来。他悬空光脚坐着，面朝墙壁，把脚落到地上，谨慎地把左脚伸到散落在床边和床底下的杂物里搜寻拖鞋。他碰到了一个东西，可能是一只皱成团的袜子，或者一截被啃过的面包。他继续滑着脚，直到辨认出了拖鞋;他用大拇脚趾把它拽到脚底下。在脚趾尖辨识着拖鞋的长毛绒时，他想起了他前一日拜访母亲的情景，并不愉快。当时，塔皮亚上校也在场，正僵硬地坐在那个女人旁边。实际上，恩里克说不清楚他自己为什么去看望母亲;也许只是想和母亲静静地待一会儿，感受一下家的温热。这是他当前的一个基本需求。然而那位矮小的老妇人很想讲话，她很快就责备起儿子的糟糕脸色。不过，恩里克对此几乎无动于衷。你才二十九岁就像个瘦老头了，掉了一半头发，胡髭像两道墨水。母亲冲儿子滴溜溜地转着小眼睛，打量着他的面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母亲。上校和我都想好了，你得看医生，——她停顿了一下，瞥了一眼老头，——马上。我不想听您说话，母亲;我不是来听讲的。他用一种没有起伏的、不高不低的声调说话，仿佛想准确地吐出这些单词，或者不想损害这些词。你让我担心;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我现在还是你的母亲。你照照镜子，你才二十九岁，奇克（恩里克的昵称）。女人发现儿子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简直一副活肖像。我不是来听讲的，母亲。他几乎无动于衷。他原本希望有勇气进行一场毫不留情的辩驳，抬起胳膊以示威胁。但是，一种比仇恨略低的冰冷尖锐之感攫住了他。他向前走去，既不是走向那个矮小、唠叨的女人，也不是走向那位为此次会面穿着便装的老头。他没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地。感觉的铅锤正在下坠，穿过仇恨、卑劣、怨恨、无耻、愁闷、痛苦、麻木，直到陷没在我的生命的某个地方，好像一潭深湖里的淤泥，什么都看不清。他没意识到“厌倦”这个词是最恰当的，最靠近铅锤陷没的地方。你想想吧，奇克。你别不放在心上，儿子。你不用现在做决定。好好反思，然后给我们一个答复。
大拇指像一只胖肚子毛毛虫一样拱进拖鞋里，碰触到长毛绒的底部。他联想起被踩扁的毛毛虫的形象，它们因脚趾肚的挤压而窒息。这个形象引发了太阳穴处的一丝细微电流。他看向那束光，随光的明显变化而挪动身体。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已经计划好的外出事项的顺序：去专利局，去研究所，或者把笔记本留给母亲。也许他应该给里波尔·克拉斯尼寄一份复印件。按什么顺序呢？贝尔德兰工程师曾为他打过包票，原谅了他的散漫。当这只脚最终安放进拖鞋里的时候，恩里克·麦德林把脚向前挪了两厘米，仿佛鞋子会立刻逃离他似的。他停下动作，儿童拖鞋的形象突然钻进他的脑海。这时，又一阵电流的震颤滑过。
第二章
从我幼年起，我的母亲就纵容我钻研东西的兴趣。不过我后来确立志向的时候，很后悔母亲当年做我的同谋。在初步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恩里克·麦德林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拆卸家里丢弃的钟表。他如出一辙地拆毁了一座发条钟和一只发条手表。 一天晚上，我的父母从市中心购物回来，我们用一台新收音机，替换了那台嘈杂的“飞利浦”。我对新收音机没怎么激动，它也是一台“飞利浦”。我垂涎那只旧收音机，就去跟父亲要。他当场拒绝了我，说家里不可以堆满破烂。 麦德林先生是一位讲究实际的人，他的独特爱好就是把家保持得井井有条。他是个干瘦的高个子，恩里克遗传了他的外貌。重要的是，他是做保险销售代理的，他尽量把目光放在不远的将来。他在生活中没有债务，为了买那台新收音机，他一点一点把钱攒够全款才买的。这是一种获得财富的方法。要寻找它，然后逐渐获得它。小心翼翼的快感。让他把旧收音机拿到他房间里去吧。母亲插嘴说。要占地儿就占孩子的地儿吧。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却能让围裙在家里具有威严。我可不希望他的房间变成一个无线电车间。我父亲讨厌家中凌乱。我母亲和我都明白，如果从未来的角度理解他的嘲讽，其中是留有一道允许的缝隙的。母亲抓住了这道缝隙，对儿子挤了挤眼睛，微微点头示意他趁着为时不晚赶紧把收音机搬走。对于恩里克的个头来说，这件物什体积庞大，但他还是忙不迭地把收音机抬进房间，看都没看父亲一眼，而那个男人早就去从包裹中取出他的收音机了。
当我远远地听到乐曲的声音时，我觉得事情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那晚我有些失眠。我把安着几个小灯泡的金属板从旧收音机的木骨架上拆了下来;那些旋钮仿佛琥珀，环绕指示盘的椭圆片也像琥珀。我喜欢这个颜色。
从那晚起，天平一直向恩里克倾斜，持续了多年。如果当时他的父亲坚决地拒绝了他，那么恩里克·麦德林的命运就可能与其他孩子大同小异了。但是他的母亲渐渐地把家里退换掉的或者弃掷的大型机器交给他，像铝制烤面包机，其他钟表，她的德国音乐盒，甚至洗衣机的发动机。她还给了他一座迷人的布谷鸟钟，那是姥姥的遗物。但是有一次，我越过了我和母亲维持的心照不宣的界线，我把那座钟给拆坏了。那一天他们看电影去了。虽然我等待挨批评等了好多天，但是他们从没怀疑过我。那座钟，和其他每隔一阵子就坏掉的机器一样，已恢复正常了。
让父母惊讶的是，恩里克的房间并没有变成一个无线电车间。他拆卸机器，尽其所能地研究它们的运行原理。为了理解其中的设计，他重新组装机器，最后又把它们拆了。他在小笔记本上记下一些数据，然后把那些最有趣的作品分门别类地保留，剩余的就扔掉。这算得上是一种选择性收藏，避免他的卧室里破烂成堆。这样我就既讨爸爸高兴又能和妈妈保持统一战线，我就能继续设计我的机器了。
他把大量五花八门的零件聚集在一起，螺钉、灯泡、金属板、齿轮、小线缆等等。他开始创造他自己的版本了。我特别喜欢小型装置;我觉得和谐很重要，实用性倒是其次。我拒绝模仿现有的机器。有些可以活动，有些动不了。如果机器的造型符合我的预期，我会兴高采烈。有时候我觉得某件机器已经造好了，结果第二天我又给它添加零件，比如一根横穿结构的铜丝，在上方加一只齿轮，或者在边沿处加上一排旋钮。我的五脏六腑都激荡着愉悦。
我在聊天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小型装置可以扩大好几倍复制出来，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一台蓝底白点的旋转咖啡机完全可以代替一座雕塑来装饰公园中心。大物以小物为基础。大型机器也能够使用，为此我需要运用更多技巧。总之，大型机器呈现出一种具有美感的独特吸引力。只需要把正在走针的怀表和正在工作的洗衣机的发动机两者的机械外形比较一下就够了。
然而，这个点子成了他的第一个难题。怎么造出既实用又有艺术感的装置呢？他在尝试制造了好几个机器后，得出一个比较恰当的答案。我猜想的答案是随心所欲。我喜欢随心所欲，这将成为我第一个重要的工作假设。实用且有生产力的机器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以前人们就一直在发明这些机器，将来人们还会继续发明这些机器。复制这样的程序，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因此，他的父亲在无线电车间的那件事上就搞错了。恩里克并不乐意组装家用机器;他总是排斥这种活动，虽然后来父母发现儿子的能力之后让他帮过忙。
于是，他决定专心设计一种用处有限的机器，其功能仅限于机器本身。这些仪器一定得让我特别喜欢才行，哪怕和其他机器有一点雷同。从那时起，直觉告诉我，艺术和技术是难以协调的两个领域。它们在我的脑海里相互排斥。旧“飞利浦”收音机被改装了，它听起来像一台发出低沉的金属杂音的盒子。通过把几只滑轮紧绷在小发动机的齿轮上，它就可以连续重复奇怪的音乐将近两个小时。他把收音机拿去给父母展示。我的母亲碍于面子夸赞了一番，五分钟后，她露出她丈夫脸上那种乏味的表情，让我把收音机关掉。它只能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停下。你的音乐盒都不能超过两分钟呢。你把它拿到外面去，别让人听到;你的父亲正在核对保险单呢。“希望这对孩子未来读工程学有所帮助。”父亲对他的妻子说。这次对话在恩里克身体的某个地方引发了忧伤。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有些悲伤地听他的巨大音乐盒发出的声音整整两个小时。我的母亲把艺术的部分贬低了，我的父亲只盯着技术的部分。父母的态度让他离他的工作假设更加近了，还预示了母亲的同谋战线的方向改变了。
他幻想与母亲重归于好。他安慰自己，不得不承认有些齿轮转动時很可怕，但是有些齿轮无论静止还是转动都很美丽。一切事物都是这样的。于是，一种独特的冲动引导他的思想。几颗小灯泡按某种顺序放置在柠檬绿的木板上，其中几个灯泡涂成鲜红色，另外几个涂成黄色，看起来很迷人。有些古老机器的设计遵循独特的艺术品位。我最喜爱的是殖民地老咖啡厅里的那种咖啡机，它的管子呼啸作响。那位毛发稀少、打着陈旧蝴蝶领结的店老板，收藏了各种咖啡机和咖啡研磨器，令人羡慕。不过我也喜欢打字机、研磨轮、小飞机的螺旋桨和一些测量仪器，比如等高仪、长腿经纬仪，甚至一个简单的铅锤。把这些仪器逐步地汇聚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越古老的仪器越美，越出自能工巧匠之手。我想做的事正是如此。
当他的父母意识到儿子把大量时间花在这种事上并且漠视中学学业的时候，他们开始干预了。麦德林先生批评他的妻子，麦德林夫人则抱怨那天让旧短波收音机落入奇克之手的人。然而，恩里克已完全处于狂妄自大、固执追求理想的青少年时期。他坚持自己的工作假设：设计用途有限、令人喜爱的仪器。他凭借自己的本事获得了一些零件，每天好几个小时泡在图书馆里，以期偶遇奇妙的想法。他请人去向公司讨要机器的图纸、技术信息、说明书或平面图。他们不怎么回应他。 我的父亲试图板起脸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时，他更关心的是获得一份丰厚的退休金。他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我最不高兴的就是我母亲与他的婚姻，尤其是当我整晚整晚留下来照顾母亲而我父亲出差去销售保险、料理别人的死亡的时候。从那时起，我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从我父母身上我看不到这个常识：年纪大的人结婚是为了相互陪伴。在这种婚姻里，第三人不能替代这种陪伴。而且那个第三人不久后终会离开。我和我的父亲外貌相似，让我不舒服。我本想改变自己的容貌。在脸颊上划一个刀口。或者染我母亲的那种金发。我的母亲经常站在我这一边，但是她背着我把一切悄悄告诉了那个老头。我的父亲拿出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勇气。他勉强挺直干瘦且有些佝偻的躯体。你要把你那些随心所欲的技术活儿解决了。我只让你考虑一下明天。脚踏实地吧。你要怎么做？这是你的事儿;你想做的事儿已经做完了，你的母亲给你打了掩护。我知道你不傻。他一直到死都在拿妻子作挡箭牌。但是我没怎么把这事放在心上，我很清楚地察觉到他的话里有一种肯定。我早就知道了，少年恩里克心想。令夫妇和儿子都没有想到的是，这项所有孩子童年初期都共有的兴趣，竟在未来成了这个男孩的主要活动。
青年恩里克·麦德林出于对那种随心所欲的技术的热衷，已经成了一名优秀的工业技术设计师。他在第二年放弃了工程学专业，按照自己的想法路线随意阅读，从科学到历史，或从哲学走向一点点整体。母亲带到世界上的这个固执儿子，受到天体物理学、光学与声学研究所的欢迎。他加入了名为“器械组”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成员在精制领域重新定义测量仪器和控制仪器。他们希望仪器更加精准，减少危险性。他们注重液体的化学成分、压强、温度，特别是能量转化的结果，以及该领域所要求的实验。短时间内，恩里克·麦德林就精通了所有说明手册，加入研究所的常规工作中。在工程师路易斯·贝尔德兰的指导下，他开始重新设计一些仪器，从与仪器的互动中确定该产品的技术应用。
工程师贝尔德兰是仪器制造的老手，自从在系里认识了恩里克之后，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倾向于关注奇怪的仪器难题。工程师令人敬佩地默许他的助手经常捣鼓异端实验。那个年轻人高高瘦瘦，仿佛为了隐藏身高似的躬着脖子，而这个工程师是个中等身高的魁梧中年人，也许曾是壁球球手。按某些实验员和设计师的话说，这两人形成一对滑稽的组合。贝尔德兰知道，我在研究所能开展我自己的研究，而且我对他也有所帮助，他就善良地省略掉一些官僚主义的苛求。工作的形式在恩里克看来非常无趣。但是我依然勤勤勉勉。工作能让他有饭吃，在中产阶级中生活舒适，讨好一位夜女郎，还能给母亲买礼物。后来，两年前从麦德林先生那里继承的退休金，对于麦德林夫人来说用处不大了，因为她住进了塔皮亚上校的家里。这位上校已经为恩里克买了一套公寓。
就好像我的父亲通过处理别人的死亡，早早安排好了自己的死亡。他留下了太多活着的顾客。
第三章
反复思索工作是我在这个时候保持清醒、对世界稍微产生一丝兴趣的唯一方式了。工程师贝尔德兰从他的前几节课里就表现出一种我所需要的父亲形象，他的亲切也对我大有裨益。在最后半个月里，我每天早上都觉得我不会出门太远，好像我应该每天学着在家外面生活似的。无边的苦闷，持续的忧郁，从床垫上向下拖坠着我。铅锤下落，最终沉入浑浊的湖底。当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在研究所里待到很晚;黑暗帮助了我。我终于放弃了我的工作假设的曙光，不再确信我能实现假设、把它转换为手中明晃晃的现实了。是我放弃，不是因为我的父亲。
第二只脚开始寻找另一只拖鞋了。它碰到了几个不同的物品，但没有遇到拖鞋。麦德林缓缓地跪在床边，他仍处于那个较大的深色多面体里。他伸出胳膊找到了拖鞋。他艰难地蹲起来，以这种姿势穿上这一只拖鞋，仿佛在把一只活猫穿在脚上。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两只活猫裹着他的脚的想法挥之不去。他凑近床头柜，在上面摸索，拿起一副墨镜。他戴上墨镜，望向那条光的鞭子。窗玻璃后面有些微弱的淡红色的形状在隐约波动。他一步一步挪向另一个较小的多面体;他感受到一只亮光的球如何在他的体侧反弹，他幻想在睡衣上出现一道灼痕。但是他已经来到浴室的门槛了。他摘下墨镜，放进浴室储物盒，小便。他打开一盏正对镜子的紫罗兰色的灯。他把水扑到脸上，打肥皂。他观察自己的脸，好像有人用发磷光的紫色面霜给他化了妆似的。他很容易就发现了一茬茬胡须。他看向自己的脚，那两只青紫色的猫仍然静静地趴在那儿，处于恩里克的重压之下。动物的顺从让他诧异。他面朝前方，拿起剃须刀，小心翼翼地刮起胡须。我的母亲说得对。我的确好久没照镜子了，也许我不再看自己第二次了。他感受到刀片正在将那些胡茬斩首。他把它们想象成从面颊探出头来的微小生命。它们一个接一个坠落，昆虫大小的头颅混合着紫罗兰色的泡沫。我最终放弃了假设的曙光。放弃来得太快了，或许也是时候了。或者别的时候。想法返回到正确的地方，仿佛从他的脑海里跑出来的一个回音。绝对不是我父母的原因。
第四章
他在还是小年轻时就制造了几只钟表，成功设计了一款能记录时间怪异性的手表。它通过指向使用者手腕的磁场接收一系列脉冲，以此推动机械运转。他从幼年起就发现了成人世界仅满足于对时间的肤浅记录。我在青少年的时候认识到，这对成年人的实际生活来说，别无他法，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也把这种记录方式应用在私密的、精神的、爱情的生活上。他们追求简化生活。恩里克·麦德林起初有异于其他孩子，后来有异于其他青年人。他认为，那些被成年人称为不幸、巧合、意外或难以解释的事，是一些对现实的无形展示，无法以成年人的方式解释，如同隐藏在多层面纱后面的东西。这类事物的运行规律与我们熟知的规律相似，但并非一定吻合。它们缺少兼容性，需要我们着手处理。于是，我设想可能存在一种基于非连贯性的时间维度。我大胆猜测这种维度与普通钟表记录的水平维度有不同的功能。只要想想非连贯时间的可行性，这件事就很有趣了，可能会突然获得另一种时间观念。話虽如此，仅是一个猜想罢了。 第一款手表呈现一系列复杂的数字。它体积庞大，戴在胳膊上的时候就像戴了一只潜水镜似的。在第四次尝试里，他简化了操作，获得了更加清晰的数据。手表的体积和设计没有太多变化。他渴望将之投入市场。第一次心血来潮平息后，他意识到没什么人想了解他们所存在的时间的非连贯性。
我猜测，现代社会的生活基于波澜不惊的连续性。最好的情况是，人们把生活设想成螺旋形的，以这个形状把生活投射到历史中。虽然在连续性的背景下，生活如此易碎。钟表、计时器和日历的无意识的推波助澜，促进了关于时间流逝的最微妙也最危险的煽动，这建立在速度的加速度上。我不是指实际用途。令人悲伤的是，经济和权力的原因维持着表象。这就是我们支付在共识上的时间钱币;对此我们很少扪心自问过。每十分之一秒，我们都在逐渐遗忘。
我把第四款手表称为“断裂的时间”。戴上手表的人可以立刻读取时间的不连贯性，获知他真正生活在哪个时间和年代里。此处无须详解原理。他在和家里关系亲近的人身上一一测试。他母亲的妹妹拉盖尔非常喜爱奇克，他便请求姨妈连续七天戴这块手表。拉盖尔抱怨这个仪器碍事，担心办公室的人怎么说她。它根本不像手表。侄子默默回避了那些议论。拜托了，姨妈。他用不被人理解的孩子的可怜兮兮的表情请求道。这就足以让拉盖尔姨妈扭着硕大的胯部把手表带走了，几天后把手表连带测试结果还给他。她在空中挥动手表，对吉克抛了一个狡黠的微笑。我立刻把她带到我的卧室也是实验室里，对她揭示，整整上一周她生活在一七九二年的三月到六月之间，通常是傍晚。她微微紧张地笑着，露出理解的表情。两天在五月，一天提前到六月，三天在四月，当她摘下手表的那天正好在三月。只有一天显示在清晨。恩里克在感谢她的配合的同时，开玩笑地称她是另一个时代的女人。我听着像句赞美。她爱抚了一下我的脸。有些男人已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了。如果我当时跟她好好解释了这句玩笑话，让她明白我的赞美其实指的是事实，她可能会感到不高兴。告别时，她在我的脸颊上印了一个胭脂色的吻。
他做了其他试验，那个来他家熨衣服的女孩薇森塔测出十七世纪的日期。他的父亲配合恩里克时很冷漠，其测试结果具有戏剧性。他的好几个日期落在十八世纪，然后又突然提早了四个世纪，回溯到十四世纪初期。这种时间的不稳定性，隐藏在他那貌似井井有条的性格和置身未来的隐秘欲望之后。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断裂的时间”向我揭示了基因的一个格外有趣的本质：所谓的文化遗传，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保留着。“断裂的时间”触及了这种在人类身上隐藏、遗忘、失落的回忆。我父亲身上的矛盾变化体现了多种文化决定因素。也许亚原子生物学领域的某些实验能够涉及这类分析。我本可以把具体日期与他的情绪反应或性格反应联系在一起，与他的文化变体相统一，说不定就能获得一种旁门左道的历史精神分析，分析父亲身上我常常遗忘的、从未用语言触碰过的东西。经过这些考量，恩里克不愿意让他的母亲戴这块手表。测试结果的解读可能与我父亲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或许回避了一个更惊人的结果。我不想看透她。
我向我父亲的三位老主顾寻求帮助，他们那时已经是家里的友人了。他们分别是律师、将军和公众会计师。这三个人戴上手表后，没有测出任何日期。我把它给塔皮亚上校戴上，表盘指示零的平方根，于是我认为“断裂的时间”已经坏掉了。我又很快给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孩奥拉弗戴上手表。这个男孩被其家人视为白痴，他喜欢画出他所谓的他的回忆，画画仿佛给世界拍照似的。手表在他身上持续指示二○八四年十一月。总之，这块表坏掉了。我再次尝试，姨妈答应了再佩戴它一星期。然后，我既满意又惊讶地确认了。我的拉盖尔姨妈依然摇曳生姿地走在十八世纪。她在我的另一个脸颊上印了一个吻。既然如此，在拉盖尔之前佩戴手表的人，手表测出的时间是正确的。至于男孩奥拉弗，我羞愧地承认了手表本来就是公正的，我没有想到它会指示二○八四年。
“断裂的时间”表明，时间旅行这种古老的梦是自我们所谓的文明伊始人人都有的日常现实。它也暗示了最终没有人想时间旅行，这不过是一种伪装，伪装人类不惜任何代价逃避死亡、获得永恒的渴求罢了。这个梦掩饰、消解了一个更遥远的、几乎已缓和了的欲望：向着人类最渺远的回忆旅行。这块手表显示出多么严峻的醒悟啊。对于某些人来说，获知他们实际属于的历史时刻，是非常残酷的事。
我想通过一场普查来确认某些迹象，只基于问一个问题：你幻想去哪一年旅行？我父亲回答说他对当下的时代很满意;可能他因为缺乏想象力才给了这个回答，但是我觉得他缺少真诚。他的话也可能是针对手表的日期而言的。我的姨妈最诚实，她回答说最喜欢十九世纪。我知道她搞错了世纪，但是她胸无城府。公众会计师埃斯塔尼斯拉·布里奥奈斯从没有想过那个问题。律师马希亚斯·古埃瓦拉表示，如果他能毫无风险地在一个空间胶囊里旅行，他幻想能见证形成太阳系的宇宙大爆炸。塔皮亚上校的答复比较乏味，无可辩驳：我哪一年都不想去。薇森塔这样回答我：我想认识我的家人。而奥拉弗则把他的一个回忆交给了我。他画了一片雾，仿佛它要从纸面上跑出来似的，或者一个人可以钻进这片雾里，好像我们戴着3D立体眼镜看它似的。他用分散在霧间的纤小的印刷体字母写下了“呼吸”这个词。
我确证了每个人都在时间旅行里奔波，他们或清楚，或否认，或在错误的虚构中展现时间旅行。说到底，人们并不觉得它过于荒唐。需要考虑至少两点差异：个人经验所累积的时间和遗传经验所累积的时间。关于螺旋形时间的说辞可能是为人和社会的流动赋予一定秩序的权宜之计。
他在其中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对奥拉弗的答案的困惑，并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呼吸位于本源。某些远古部落常常举行一种仪式，他们援引他们起源的那一瞬间，即物体首次出现、从雾中冒出来的时候，直到他们正在说话的那一刻。他们由此给世界命名，如同描绘故事而没有遗漏任何细节一样。通过这种仪式，他们获得了定位自己的存在的能力。他们认识到自己属于自己的地域，不忘记他们得以存在于此的原因。他们活在回忆与现状之间。他们和世界的物体融为一体，他们自己就是世界的物体。这个白痴男孩的存在可能就属于这个情况的某种时间变体。我的羞愧最终有了一个更贴近的解释，但仍不完整。 第五章
在中学的最后几年里，恩里克与安格尔·乌洛亚老师建立了一种模糊的私人关系，但是涉及历史学科时两人常有冲突。当这个学生质疑人们是否生活在不平等的历史时间里时，乌洛亚老师用心地给他推荐了几本课外文献，但这对麦德林而言依然不够。在列举那些书名的时候，老师把绿色灯芯绒上衣的纽扣扣上又解开，这件衣服与他的牛仔裤和咖啡色靴子很搭配。最后，他轻轻扯着粗胡须，想在他的学生的眼里发现点什么东西，这个学生可不会就此止步的。假设我们能够对同一群体里的每位成员进行时间分析，我们将会得到个体的历史时间的广泛差异性。从中算出一个平均值是可行的，差不多正是这个群体所处于的历史时间。在这个群体内部，定位出每个社会阶级所存在的准确时间，别管他们的代表人和领导的观点。要实施一场人口普查;每位调查者都佩戴手表。谁也不能歧视，包括疯子和重病患者。为了监督，也要发布一份简短的问卷。
乌洛亚老师的想法是，为了避免如此烦琐复杂的研究，需要借助历史学和其他亲缘学科，如种族学和人类学，甚至考古学，这些学科将对漫长的田野调查有所帮助。手表的这个想法真浪漫，但我不想讓你泄气，有些历史学家就怀有伟大的构想。你的手表真的很有诗意，它让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英国著名小说家，作品富有辛辣的政治讽刺和批判）。但是老师，假如我们能对时间进行一个准确干净的评价，就可以免去暗示、解读和方法了。麦德林斟酌着词汇，慢腾腾地解释道。这样的评价，首先有助于削弱那些有倾向性的宗派主义和种族言论。有了这种“干净”的数据，就不存在理论和话语的伪装了。
你想一下子扫除历史的历史。乌洛亚确信这是青年特有的夸夸其谈。年轻人回答说绝对不是。我认为有必要记录、验证、归类历史变化的独特性;如今世界施行着老师您要求的综合意义上的正确测量方法，但是方法需要不偏不倚的公正。世界运转的混乱、种族的混沌、突然崛起的势力，都在要求这种公正。历史编纂学是不是倾向于把使用高科技、享受现代性的民族称为文明人？高科技和现代性正是东西方的两大支柱，不是吗？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某些现代地区测出一个远古时期的平均数，而另外一些地区，由于他们的前工业生产方式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而被认为处在欠文明时期，反而惊人地测出一个更超前的历史时间呢？这该如何解释？乌洛亚把灯芯绒上衣的扣子解开，保持沉默。他觉得听如此乌托邦的蠢话真是浪费时间。但是这位烦人的学生还没有止步。现代人可能在飞速地消磨时间，就像指针到了某个特定的点就开始向后转并画出一个倒置的椭圆，与他们本应该以正常节奏走的道路平行，即走上远古的道路，某些人夸张地称之为衰退。我用螺旋线的形象给您解释。一方面，前工业时代的民族缓慢地消磨时间，这将引发指针在某X点上向前运动，超出了合理的椭圆线。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它的发展是相当一致的。手表让他们面向未来，显示了他们对时间的节省。因此，这块手表是有可能测出超出二十世纪的日期的。应该这样解读指针：第一种情况是“衰退”，第二种情况是“增长”。这是一种时间倒置观，由非连贯性规律产生的，以该规律为基础。讲述这种不平等的、复合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事实，这种说法解释了主流话语中的历史分歧。
前工业时代的民族可以在他们的文化凝聚力中延续他们的生活节奏，这种文化凝聚力给他们带来了“落后”“野蛮”“不文明”的标签，但是他们可能置身于比方说二○八四年。而那些快速消耗个体时间的人，会落入他们历史的过去时，因为手表让他们面向过去，显示了他们对时间的过量使用，会测出一七九一年、一三一一年、一六四五年，或者您喜欢的年代等等。他们的文化凝聚力对他们用处不大，因为支撑文化凝聚力的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所要求的高速时间产品。这是自然的要求。为了在合理的椭圆线上站稳脚跟，他们必须以非法性为同谋。他们全身污泥，喊着大一统的口号、象征和目标。只有恐怖、战争和地理侵犯才能推迟他们的返古衰退。然而，这种办法更是犯了时代错误的，也更令人羞愧，因为宇宙已经给过每个人机会。这种情况下，手表指针指示出洪水灭世之前的日期。在同一个命运的群体中，我不区分种族、宗教、精神状态或智力水平。
像这样的思想交流，麦德林在高中和大学两年里有过几次。最终，老师们都迁就地听他讲话，大部分情况下都赞同他。他们的态度通常让恩里克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父母的态度。老师们询问他的思想来源、理论家的名字、权威文献或指导方法论。恩里克坦白说他的推论主要来自“断裂的时间”。
老师们无法把这个想法当回事，继续用他们的课程大纲解释世界，把学生麦德林视为一个奇葩。除了贝尔德兰工程师外，乌洛亚老师也曾试图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殖民地老咖啡厅里，让学生给他戴上手表。他半嘲讽半讶异地盯着这块表。我察觉到老师不知道说什么好，仿佛老鼠啃掉了他的舌头。一开始，他握住我的手，然后又松开了。他保持神态自然;抽烟，喝咖啡。他一直沉默着，“断裂的时间”戴在手腕上。我们喝完香气扑鼻的咖啡后，我告诉他，他活在一八九四年的年末，没那么糟糕。我大胆建议他改变一下态度，他应该放弃他所栖身的紧凑时间，这样才会更好。他应该贬低自己、描述自己、轻蔑自己，才能向前迈出简单、庄严的几步，尽管从他的教授生活来看这正好是相反的。他依然保持着嘲讽的神态，他唯一认可的事是，十九世纪的音乐唤起了他的幻想。他向恩里克伸出手，揉了揉学生的脑袋。他们怀着某种莫名其妙的悲伤告别了。
有一次，两人在走廊面对面相遇了，但乌洛亚改变了路线。当看到那灯芯绒上衣、牛仔裤和棕色靴子在长长的走廊里远去的时候，嘲讽的微笑逐渐浮现在学生恩里克的脸上。后来又上了几节课，高中毕业后恩里克再也没有见过乌洛亚老师。相反，工程师路易斯·贝尔德兰与这个年轻人并无太多争执，工程师更愿意听他讲述，虽然没有信服，但仍腼腆地鼓励这位工程学专业的大学生。贝尔德兰这种更加平静的反应，让恩里克展现出了另一种态度，一种他在大学——他永远不认同的机构——之外发展起来的态度。工程师虽然怀疑恩里克的贡献，但更被一种父爱之感所打动，便把他带进研究所。工程师注意到年轻人独来独往，仿佛忘却了日常社会关系的存在。他让恩里克做自己的助手。 其他人，可能也包括贝尔德兰本人，都觉得恩里克有些古怪。更善良的说法是，他异想天开，与一切作对。麦德林一旦工作起来，就不再踏入任何一所大学了。他喜欢独自探寻，全神贯注，沉浸在一本书里，又从这本书发散到其他书，逐渐形成一系列随机的、折中主义的书目。假如存在这样一所学校，恩里克会很乐意入学。他在内心深处没有兴趣澄清，这种情况究竟是他从小延续下来的坏毛病，还是一种由执念引发的心理状态，还是未征求他的意见而强加于他的命运，或是证实随心所欲的怀疑论研究？恩里克捍卫自己的性格。他相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像他这样的人，正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或者像他的朋友里波尔·克拉斯尼那样的极少数的人，他们从世界的其他实验室收到恩里克的来信。里波尔·克拉斯尼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完成了学业，但是很快就转行了。他偷偷在他工作的医院里搭建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很多人像里波尔一样，在努力实现他们的个人计划。里波尔比恩里克小三岁。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想法没人听，或者被视为离经叛道，或者地球上的聪明人仅仅不愿意听他们说罢了。他们为了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已经垂下了帷幔，不再多言。但是，会有别的机会吗？
一想到胡茬的頭颅已经被砍掉了，就令人忧伤。我不能让贝尔德兰对任何事负责。他只不过是一段走过的路、一只慷慨的手罢了。这时，恩里克·麦德林刚刚从浴室的昏暗中走出来。他用温水洗了脸。他照着镜子，只见颗颗水滴映现出微弱的紫罗兰色的光泽，仿佛变成了装饰衣物的亮片。他理顺头发，甩掉亮片，再次拿起墨镜，趿拉着拖鞋走向那两个深色多面体。他在返回途中察觉到房间气流封闭的陈旧味，夹杂着衣服上的汗味和干掉了的食物的味道。衣柜在那个较小的多面体里。他伸手随便拿了两件，背对着光束穿上。他估计穿上了一双不对称的袜子，然后为了不搞错鞋子，从衣柜深处摸索出了运动鞋。他脱下那两只“猫”，戴上石棉手套，为了去取床头柜上的装着“抽象眼镜”的匣子，他得穿过光鞭。他立刻感受到一道灼伤赫然出现在身体的另一侧。他仍然还没有定好顺序：研究所，母亲，专利局，或者反过来。不要忘记里波尔。我今天必须定好一切了，但绝对不是出于我父母的原因。
第六章
就这样，校园里的冷落和嘲讽并没有影响他的动力。渐渐地，他放弃了“断裂的时间”的实践，转而研究其他仪器，其中几件后来成了政府专利局的死档案。
他按照克拉斯尼的建议创造了“抽象眼镜”。在此之前，他保留了两件还算有些意义的机器。无须多想，这两件机器都与时间以及在现实表层之下迷失的回忆有关。第一件机器叫“时间调节器”，是一只小型蓝色金属盒，让人联想到擦鞋工具箱。盒子上层装有工具和刻度盘，盒子其中一个斜面是一个门，通过琥珀色的旋钮紧紧密封着。盒子一端伸出一串电缆。只要从侧门塞进一个物品持续几秒，调节器就以每分钟1×700 000的比率加速它的时间生命，这意味着某些元素高速衰退。把一幅长约十五厘米、宽约八厘米的仿画塞进机器里是可行的。假如仿作之人绘画技术高超，甚至还能精细摹画出原画家的失误，那么就可以从这台机器里得到原画家笔下的两张一模一样的真品。比方说，“时间调节器”能让赝品的时间回溯至凡·高画完原作的时期。仿作一旦从机器里拿出来，它和原作这两幅画都将成为第一次创作的原作了，连专家也无法辨别，任何化学检验都无用，因为这正是“调节器”能达到的水平。恩里克对艺术品的欺诈性倒卖不感兴趣，而且，一个体积更大的调节器可能需要超额的能量消耗，因为能量消耗是按照伽利略提出的平方立方定律成比例增长的。仅一次试验，恩里克·麦德林就可能需要耗掉天体物理学、光学与声学研究所加起来整整一年所使用的能量;也就是说，整个研究所就要专门投入到贝尔德兰工程师——研究所的初级主管——的助手的实验中去。
另一方面，我对制作酸奶、奶酪或者一杯好酒更不感兴趣。机器有可能让时间回溯到有机形成的最初阶段，但这也能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实验室里，尤其是在氨基酸领域的。克拉斯尼建造了一台相同的机器，他告诉恩里克，自己不介意伪造一些小玩意儿。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风气不重视道德。说到底，与“断裂的时间”相比而言，“调节器”只能粗浅地运用时间。此外，人们有一种该死的需要，即拒绝衰老，推迟他们身上的嘀嗒声，哪怕在追求不衰老的过程中时间匆匆流逝。
第二个机器稍微复杂一点儿，名为“倾听者”，是一种声音窃听器，能记录并打印出在室内或室外某个空间里的持久的声波。然后它播放一种混合的声音，夹杂重叠着只言片语和不同的嘈杂声，形成一种回声室效果。在析出某些碎片后，我格外艰难地辨别出了一些东西，比如棒槌在金属上的敲击声，几个古西班牙语的音节，机械的气喘吁吁声，以及转瞬即逝的木轮车的嘎吱声。经过两年的努力，我拯救出了最重要的东西：短短一段女声。录音说：“我不愿再关心如此虚妄的财富……”（出自墨西哥女诗人索尔·胡安那·伊内斯·德·拉·克鲁斯的七音节诗《幻灭中的确切慰藉》）这句话里的明显的音乐性揭示了它属于一首诗，要么是七音节诗中的两行，要么是十四音节诗中的一行，因为这就是“倾听者”破译的音节总数。她的语调表现出一种不安与温柔的混合，仿佛这个女人正在对另一个人娓娓道来似的。
和“调节器”一样，我在研发“倾听者”时遇到一系列困难。这个仪器能捕捉横向和纵向的声波，却也在时间中发声，仿佛地壳层里的一道锥形裂口。但是录音把这些在不同时刻发出的声音混合成了同一瞬间发出的声音，记录在一段磁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有限的音调与音阶可以区分出多个声波，但是在实践中无法清除掉多年的裂口。“倾听者”这个接收器像抛到声音时间边界的诱饵，只为捕捉十七世纪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它不是主动的。更形象生动地说，“倾听者”在时间的变化形态中钻孔，毫不区分地收集它遇到的一切。也许八十年后会有人继续研究它。麦德林某次心情消沉的时候，把这两个仪器都送到了专利局。
第七章
两年前，研究所的实验室使用从石油里提取的多种塑料成分进行实验，终于生产出一系列有光学应用的晶体。他们改变了这些晶体的结构，使之具有细微的差异性。他们用高倍显微镜和强力激光进行了试验，将晶体折射、切割。这种晶体衰变迅速，寿命短暂，但是它的光学变化比石英和钻石还要复杂。原则上，它毫无疑问地适用于极其精准的、具有高风险的实验。 工程师贝尔德兰把他的助手任命为“器械组”领域的代表。恩里克将与化学工程师阿古艾约和里维拉共同参与这个项目，那两人是光学研究专家。我们生产了不同性质和种类的镜片，希望光束穿过这些镜片时能产生反欧几里得学说的奇特效果。当阿古艾约和里维拉意识到他们的实验结果和研究界现有的、更有声望的结果雷同时，决定放弃这个项目。但是在贝尔德兰的默许下，我又多坚持了一阵子。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应用这些镜片，比如让仪器读数更精准。
几个星期后，我制造了几个镜片，与之前的没有太大差异;我调整了厚度、曲度和角度的变量，尤其是镜面的内部构造。我选择了两组镜片进行组合装配;实际上我已验证过，我制造的零件在精确度和有效性方面，与市场销售的或工程师阿古艾约和里维拉制造的零件不相上下。对此，贝尔德兰也骄傲地认可。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待在研究所里直到深夜，这里只剩下看守警察了，我便试图通过电子显微镜交换组合那两组镜片。试验效果逐个符合预期和规律。但是在其中某次组合中，我透过镜片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估计是电源不稳导致的，我相信这两个镜片不可能相互阻挡光线。
他核对了其他镜片，发现问题真的出在刚才的镜片上。他再次测试了失败的組合，结果依旧如此：什么都看不到。他干脆认为，在这种独特的组合方式里，画面以一种经典的诡异方式被消除了。确实存在阻挡：晶体纹络以该顺序阻碍了光的通过。但是按照他的计算，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某个镜片有缺陷。
他去倒了一杯咖啡，在黑暗中穿过走廊，与一名警察打招呼，然后回到实验室;他呷着那杯咖啡，再次走近显微镜。
我长久地观察着，然后发觉，我刚才还是紧张的、全神贯注的情绪状态，莫名其妙地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但是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在我观察的虚无中，跳动着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光环。我休息了一下，又看了一眼：光环搏动的一瞬，向圆心缩回去，然后长时间地熄灭。我明白了我之所以第一次什么都没有看到，是因为这个光环或者类似什么东西正处于它的萎缩阶段。令人费解的是，化学物质已经挥发了，但是光环仍然留在晶体里。
那个晚上他进一步想到，光环的跳动来自镜片与外界建立的联系，物质一旦消失，这种能产生独特光谱的联系就消失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恩里克专心制造一台光学仪器，他在仪器里加入了变焦镜头，以实现微观和宏观的双重用途。严格地说，他使用了那天晚上的镜片组合。这台仪器的外表让人联想到一战时期的飞行员护目镜，但是它可以手动调节，最终变成一只圆柱形的号角。它可以被想象成短短一截独角兽的角，或者一只年幼犀牛的角。这就是恩里克头戴这副“护目镜”时联想到的。他在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并寄往捷克斯洛伐克。给恩里克拍照片的人说，这个机器让他想起了战争时期的防毒面具。
这是他与里波尔·克拉斯尼的十年友谊里寄给里波尔的第一张他自己的照片。里波尔回复说他很喜欢这张肖像照，就是不知道望远镜后面的人是谁。他们经常忽略彼此的日常家庭细节，有时会聊对科学论文的见解。两人讨论染色体和研究者的问题时，里波尔说他遗传了爷爷米莱克的红头发，没有长到当小学老师的父亲达利波尔那样高。他在高中实验室失去了左手小指，还被多斯塔尔老师记着。多年以后他遇到了非常喜欢的一句话：要不是因为有钢琴师，要小指何用？里波尔还谈及其他类似的事，比如他的出生年月，他在医院工作，他试图在那儿搭建半秘密实验室。里波尔心情消沉的时候，就会想起奧古斯丁修道院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一八六五年，孟德尔在自家菜园里凭借园艺学和统计学知识发现了遗传学的基本规律。直到一九○○年，即他去世近二十年后，一个荷兰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奥匈帝国的人决定公开承认他。他们本可以忽视孟德尔在那个雾蒙蒙的一八六五年发表在维也纳的那篇晦涩深奥的论文。但是，弗里斯、考伦斯和车尔麦克（来自荷兰、德国、奥匈帝国的三位科学家）仍在上个世纪末宣布了这个消息，这也成了发明竞赛历史上一场值得纪念的伟大诚信举动。恩里克，你注意到了吗？我的同胞去世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成了一门新学科的创始人。在本世纪末困扰我们的忧虑是什么？孟德尔修士最终得到了认可，如果他转化成了环境能量，他就会看到，他所实践的异端授粉将改变二十世纪科学的方向。正如阿西莫夫（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所说，孟德尔的创举引领我们研究某些不良身体形态的遗传方式，这可以帮助医生在特定情况下建议或者不建议病人结婚，或者研究如何预测遗传病的发生。我认为，对于精神遗传也可以这样做，以便医生提出类似的建议，这有可能比前者更有必要呢。
当里波尔跟他讲这类事情的时候，恩里克吐露了自己与父亲相似的可怕事实。他的祖父埃尔南身材矮胖，是个靠创意为生的冒险家。他制造了一种开口直径更大的牙膏管：每次刷牙，顾客都会使用两倍数量的牙膏。大公司购买了他的创意，市面上很快流通起这种大口径牙膏管。他还设计了能持久封住旧汽车车门的别针。好几个这样的妙点子给他赚来了足够的钱过上平静的生活。他周游世界，醉心于美食美酒。但是我听说，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很少见面。
他去世时我才两三岁，我对他的形象的回忆非常朦胧。我现在梳头时需要使用一种类似胶水的凝胶。小时候，我母亲用柠檬花蜜给我梳头。她的波浪形卷发如此柔顺。她要做的便是把她的那只巨大的梳子穿过头发，按照那个时代的风格梳成一袭飘浮的长发。我看着她经过，仿佛她整个人也在世界飘浮。我爸爸顶着一头从某个地方遗传来的铁丝般的乱发。正如你所见，我家充满了偶然和混乱。如今，我们很需要你所提到的那位修士做榜样。
这些就是里波尔和恩里克聊到的个人信息，常和其他类型的话题夹杂在一起。但是他俩仿佛从童年起就熟识了，也许最重要的是暗示和直觉，包括那些没写出来的文字。冥冥之中的相似让天各一方的两人拉近了距离。
这台仪器的微观观测结果和宏观观测结果，与之前已出的结果没有太大不同。但是这种相似性暗示了某个新颖之处：从宏观角度来看，消解了“远”的内涵和在微观层面上消解了“近”的内涵一样。这两种观测情况中，仪器没有显示任何图像，除了我临时称之为“光环”的物体，还会让人产生一种细微的情绪变化，我把它命名为“光环的感觉”。几天后，我在惊异之余想到，科学可以测量行星和恒星之间的距离、中子和电子之间的距离或两个给定的点之间的距离，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忽略了测量距离本身的距离。也就是说，我未曾思考过距离本身。在这个层次上讲，距离本身从一个客体对象上升为哲学。经过这些思考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的仪器可以消解远与近的两个相对内涵从而观测到距离本身，远和近本身不是可同日而语的对象。 第八章
工程师贝尔德兰穿着他那件没洗的绿色大褂，同意戴上犀牛角似的眼镜，他每隔一会儿就朝别的方向望望。他对助手说的话表示肯定和理解。这台仪器或许对虚无主义哲学家有用，他们可以证实虚无的物质存在。他停顿了一下，核对镜片和镜子的装配、电子系统的秩序。没有任何花招。是的，恩里克，这个仪器消除了空间的相对概念。我也感受到我的情绪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改变，真是不可思议。我怀疑光学现象与观测者的情绪结构建立起某种联系。助手受到了鼓舞。这是肯定的，工程师。不过，神秘主义者或冥思苦想者通过思考或感官，或者综合这两种方式，也可以在某些精神状态下产生相似的症状，而无须借助这个设备。我知道您对哲学不感兴趣，所以我明白了您在嘲笑我。贝尔德兰微笑了一下。你说得没错，我是不感兴趣，但是我不否认你的努力。我曾经希望我的操作越来越精确……现在我敢说，你的仪器达到了不含任何目的的精确，是精确本身的精确。我对这方面不太关心，但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你。精确是科学认识所追求的一种品质，这两者不是彼此孤立的。极端地说，精确是一个起点，我从中发现了精确所导向的人类的终极。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你不要介意。
恩里克·麦德林很高兴。绝不会的，您很清楚，我特别感激您的宽容态度和器重。
贝尔德兰脱下大褂准备离开。最后一件事，我决定你在光环上不可能再有进展了;只有了解了它的构造，我们才能确定它的起源和影响。你的设备和其他类似的设备都没有能力分析它。我建议你就此打住吧。思考一下，写几页文字，发表一篇论文吧。
我同意您的看法。非常感谢。
贝尔德兰告辞了。那么，去吧。
恩里克·麦德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琢磨着他和那位仪器业老行家的对话。他在这个想法上又有了进展，整理下来给里波尔写了一封信，也在他的笔记本上抄了一份：在消解近和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距离了。只有消除了空间的这两个具体的、相对的内涵时，这才可能实现，我们由此获得空间裸体。所以，距离等于它的不确定性，它最终成为虚无的光学表现。
一天晚上，他在公寓里写道：工程师贝尔德兰没有意识到他的嘲笑包含了一个哲学内涵：虚无是空间裸体的距离。或者反过来说：空间的裸体是虚无的距离。这两种观点都可以不失准确性地围绕对方展开。通过引入光环这个元素，可以得到生动的结论：空间裸体是虚无的距离的一种不确定的光环。虚无是空间裸体的距离的一种不确定的光环。我认为，承认公式中的无法定义的部分，正是一种不会犯错的定义的方法。通常情况下，人类把不确定事物排斥在科学的肯定以外，或者把它推迟到有更好的时机时去解决。但是，接受它作为一种积极的事实，意味着接受一种世界存在的方式。它存在着，活动着，补充了思想的经验。在这种思想的秩序里，或许，宇宙也包含着一种永远不确定的不确定性级别，正如宇宙深处的非连贯性时间法则，如今仍被世人沉默。
他因为无法分析光环而感到不安，便给克拉斯尼写信。克拉斯尼希望先见到并好好理解这个仪器，然后再发表意见。不过，朋友的一句话同样引起了麦德林的好奇心：实验要么给出答案，要么再次遮掩答案。因此，他不顾老师的建议，挑选了几个被排除在实验外的镜片，用来替换他的仪器中那些最常规的镜片。这回，恩里克从宏观层面入手。在某個星期四下午五点左右，他把镜头摆放在实验室的窗户旁，瞄准街道。他换着一个又一个镜片，观察汽车、行人和几处风景，还有一扇窗户后的某个房间的内景。与此同时，他的思想飞往那个一贯的方向：当有人发现了一条惊人的、难以预料的道路——它因为难以置信或指向无关学科（如哲学思想和历史学）而被世人否定——这条路将会向世人揭示，精准科学和人文科学并没有相距如此遥远。
他装上第四个镜片，戴上独角兽“护目镜”，把镜头对准窗户，然后他看到那个光环迅速变成微弱的不稳定的光振动。一股眩晕之流从受压的眼眶里溢了出来，长驱直入，涌向身体内部。麦德林立即做了抵抗，岔开两腿，努力支撑住身体;他稍微前倾，克制眩晕，努力感受这种体验。但是，这种情况既不属于物理领域也不属于自然领域，恩里克·麦德林开始在熟悉的画面里看到了他的幻想，并沉浸在情节里：一条地下河挟卷着他撞向洞穴的尖利边沿;他置身在一所半明半暗的房子里，心怀恐惧地在光秃秃的墙壁之间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总是听到自己前面有女人的窃窃私语或聊闲话的声音，然而当他追寻那声音时，他感觉到自己被一种环绕的东西所围困。一时间他不在那里了，恩里克觉得自己终于走了出来，但是他只是又进入了一个亮如白昼的房间，白晃晃的灯光使他睁不开眼。这时他意识到，这座城市由众多相互嵌合在一起的房子组成，房间出于某种隐蔽的目的而随意聚积、建造，仿佛一只巨大的手突然打翻了一桶骰子，落在这墨色和黄色的山谷里，然后众多房间漫溢出来，毫无出路，俨然一座封闭之城。那些女人的声音从前面传来，总是相隔几个房间。他爬上一座金字塔的顶端，转身眺望广漠的景观时，感到有人抓住了他的两只胳膊。他扭头向两边看，发现两个半裸的男人，古铜色皮肤，目光炯炯。他们把他悬空架起，往后拽去，不停地摇晃他，然后把他抛向深渊，一个人说：现在，逃吧。建筑物在残酷的噪音里坍塌瓦解，直到压垮了麦德林所在的第五层，他正困在一间持续下坠的电梯里;许多颗人头在他面前滚落，其中一颗是他的头，带着两只空荡荡的眼睛;一条地下河挟卷着他撞向洞穴的尖利边沿。
他感受到他脚下地面的支撑力;在画面深处，光振动逐渐失去力量，向中心缩退。眩晕感把他从一个情节带入另一个情节，画面重复出现，直到他一下子扯下眼镜。晕眩和幻象顿时被切断了。它们来自恩里克·麦德林的梦境、印象、隐蔽的回忆和幻想。
他慢慢呼吸着，看向实验室，人和物体的轮廓依然如旧。他坐在椅子上，眼镜悬在右手上;他开始感到平静。他那张迷幻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知道他发现了一件奇妙的事。
他忍不住想去拥抱他身边正在工作的人，想欢呼雀跃，想亲吻一下工程师贝尔德兰，但他更想留存住这份喜悦。这次体验的时间太短了：刚刚四秒钟。 那天下午，他去市中心古董店买了一只黑色皮质的匣子。在回公寓的路上，他决定当晚不再戴那副眼镜看幻象了，他打算留到即将到来的周末再看。星期五清晨，他在仪器上添加了一个装置，佩戴者可以用它随时挡住视线。到了下午，他感到筋疲力尽。我前一天的努力和紧张削减了我的活力。为了恢复体力，我星期六很晚才起床，带着“护目镜”出门，在不同的地点佩戴观测。每次观测的结果都不同，往往分为两类：出现眩晕的和没出现眩晕的。三次佩戴眼镜时出现了眩晕，强度相似，当它达到顶峰时我挡住了镜头。画面通常含有灾难、荒诞、恐惧或者死亡的元素，与我已克服的害怕有所不同。我分别在工厂、居民楼街道和城市供给仓库这三个没有等价关系的区域体验到了眩晕。在这三种情况下，眩晕的冲动仿佛要让我的身体从内而外地爆炸了。
星期六当晚，他的疲惫更加明显。星期日他一直睡到晚上，醒来时太阳穴密匝匝地沉重。他煮了一壶咖啡，在笔记本上写东西。他试图捋清思路和情绪，一直思索、写作到黎明。星期一，他没去工作。
幻象的短暂和画面的浩瀚令人思考：一种开放空间里的浓缩的、激烈的时间，突然引发多个画面剧烈释放，人在注视这些画面的时候仿佛正在真实的时间里经历这一切，画面的冲击使人情绪凌乱。当眩晕出现的时候，真正的观察就不存在了，尽管光仍在背景里振动。这时出现一种随心所欲的梦呓状态，它唤醒、搅动个人的回忆、欲望、梦境，或者某些千年的古老原型等，没有超出佩戴者的范畴。眩晕出现在三个截然不同的地点：一个工业区，一个住宅区，一个商业区。这些幻象可以称之为带眩晕的意象，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心理学或者拉康精神分析学。
然而，在没产生眩晕的幻象里，我发现了我从小就猜想的事，尽管我对它的称呼不一样：我们活在其中、生命流逝的那个现实，是一具穿着衣服的身体，在她的裙子底下藏着她最隐秘、终极的存在。我将把我的仪器命名为“抽象眼镜”，它能脱去现实的外衣。也许更准确地说，它把现实剥皮剔骨。对于这些幻象，可以严谨地称之为不带眩晕的意象。它们才是真正展开体验的幻象。实验的独到之处与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就在于不带眩晕的意象。
虽然虚无源自空间的赤裸，但这种赤裸又引发了现实的几种内涵的赤裸，这几种内涵既是具体的又是相对的，在不带眩晕的意象里，暴露了来自同一个现实的抽象且绝对的关系，超出了佩戴者的范畴。
我的眼镜里出现的不带眩晕的意象，缺乏形状和通约性，其颜色永远不可捉摸。里波尔大胆猜测它们是微粒。但是正如贝尔德兰预测的那样，它难以验证。
戴上眼镜时，观察者便建立了一种赤裸而抽象的关系。这是一种纯粹的对话，是纯粹、绝对的抽象事物之间的对话。也许它是一段抽象独白，在我们观望它时把我们吞并。无论如何，这都像一场没有语言、没有思想的对话。没有能得出有逻辑的结论的具体论证;没有谬论或真理，没有逻辑欠缺。无眩晕的幻象超出了一致性与不一致性，似乎蔑视了荒诞与和谐。既无诗韵，也无音调。它不是一本复杂的书，没有破解最深奥的数学公式。它不像任何音乐，也不像任何绘画。它与致幻剂引起的幻觉也不相似。它也不是带眩晕的幻象引起的梦呓状态。它超出了上述所有假设。面对纯粹抽象的对话，刚刚的所述都变成了天真、滑稽和结结巴巴的比较。
空间的赤裸在某个特定情况下突然向观察者展现，没有衣物和面纱遮挡，没有解释，不存在任何媒介。
無论如何，人类需要专门为它发明一套字母表和一种语言。我认为，这种语言是特殊的符号和标志，它们构成不可能的组合，形成一个位于宇宙之下的宇宙。在这个新宇宙里，时间的非连贯性在一种永远不确定的级别里展开。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空间裸体的见证者，可以看见崇高的抽象领域：新情侣的爱情，和谐，获奖科学家的快乐。可以看见复杂的领域：一场历史机遇的积极条件，多重决定的形成过程，正音学的特殊变体的功能，或者合成分析的众多工具。甚至更加复杂的领域：排除第三者的原则，社会制度存在的理由，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一直讨论的有意识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抽象眼镜”观察到，而不需要事先得知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或属于什么学科，也不需要拥有任何关于抽象的知识储备。“抽象眼镜”可以让人类直接观测抽象事物，无须在修辞、理论、学说上绕弯，甚至不需要思想体系。
无眩晕的图像是对根源的直接观测。
微妙的事情在于，当佩戴者把镜头对准一个事物，比如观察在花园里踢球的孩子们时，他可能会猛然感受到光环的搏动，身体随之剧烈震动。或许他在情感上或精神上都无法承受。
当我察觉到光环的不确定性时，我本应该知足，就此打住研究。这个道理明明白白，哪怕在工程师贝尔德兰的嘲讽话里也是如此。克拉斯尼的那句关于实验目的的精辟之语让我有所启发。总之，我不想说服他或者说服任何人。说到底，我没有对话者。我的行为举止就像任何一位科学家一样，尽管我虚伪地和大学保持距离。当我说虚无是空间裸体的距离的一种不确定的光环时，我应该猜测在这句天真的话背后隐藏着什么，我可以通过实验观察阐述这句话。我本可以声称，现实事物间的抽象且绝对的关系已经暴露。但是，这种引导我走到今天的不知足，逼迫我继续前进。所以我说，我没有对话者。这是一种无止境的执念。贝尔德兰和克拉斯尼与此无关。
类似光环的物体变成了瞬间坠落的光线，这些光线形态各异，不断颤动，几乎难以察觉，它们损伤了观察者的最脆弱、最确定的本质。幻象在吞并他的时候将他排斥了，模糊了经验和事物的界限，因为这个人属于空间裸体的距离。除非他的目光是上帝的目光，或机器人的目光，或测量仪器的目光，否则别无他法。不确定的光环向观察者涌来，也从他的眼里流出来。
把事物命名为“光线”“坠落”“颤动”“本质”或者“确定性”，就是赋予了事物本来没有的名字。这是一种暗示它、支撑它的简陋方法，一种理解它的不充分方法。
我敢说，想要透过“抽象眼镜”观察的人，必须要具备强大的精神、非凡的理解力和高尚的人性素质，而且通过“断裂的时间”，他能测出有说服力的、完满、坚定、平稳的时间。也许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这个人才能把他的目光投入“抽象眼镜”之中。 观察者必须对他的幻象完全负责，哪怕面对公证人也是如此。对观察者的这些严格的要求，让我联想到那些不应该做观察者的人。那些人声称活在二十世纪，也不乏二十一世纪的甚至二十二世纪的后代。那些人尚未同自己和解，更别说和宇宙和解。那些人在民族和种族的泥淖里挣扎，对民主持有怀疑态度;他们处于两性的紧张冲突里，无论是赤裸裸的冲突还是遮遮掩掩的冲突;宗教战争的狂热分子，虐待儿童的人;他们固守权力，贪得无厌，把同性恋妖魔化;他们鼓动战争强国持续扩军备战;他们生活在害虫、感染病和麻醉剂之中。总之，那些决心亲自吞噬掉地球的人。他们意识不到时间流逝。
但是我想解释清楚：我不责怪任何人任何事。每个人都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不配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些不过是从实验中得出的结论而已。另一方面，我仅仅重复了报纸、电视和某些调查所报道的事。我想指出，如果上述人去观察空间裸体，可能会导致棘手的问题。或许会有所裨益，但是我个人并不建议这样做。可能有人想用死刑犯来做实验。不管怎样，进一步区分这两种幻象的后果仍是必要的。
我觉得这些严格的要求简直可以作为“抽象眼镜”的简易使用说明了。但是我要说，哪怕在最好的条件下，我不确定人类能否避免这两种幻象的影响。我唯一确认的是，如果观察者挺过了这段体验，并且保持清醒，那么他可能会被一种忧伤攫住，这种忧伤稠密、广阔、无可救药，遍布他的身体内外，栖息在每件物品上。它存在于手臂的运动里，呼吸里，这个房间的墙壁里，在窗户后面，在平流层之外，在这只正在写字的手的节奏里。
我不想再透过“抽象眼镜”观察了。对于那些正在此时此刻一心想毁掉银河系里的这片凄惨之地的人来说，我相信眼镜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我得把这些笔记复印下来，寄给里波尔·克拉斯尼。
第九章
恩里克·麦德林在星期日黎明写下这些笔记后无法入睡。他辨别出四种感受：恐惧、震惊、焦虑和一种想久睡的强烈欲望。但是这种情感的鸡尾酒式混合，让他一直清醒到第二天。当晨曦落入房间，他发现一大团流光从他的卧室里满溢开来。周一一大早，他去市中心买了覆盖着柔软金属线的窗帘，安装在公寓的所有窗户上。窗帘全部装完后，他发现他的动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缓慢、小心翼翼，仿佛他担心被一把假想的椅子绊倒似的。疲惫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终于再次睡着了，这比醒着更好。上午十点醒来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犹豫是起床还是继续躺在星期二的缓慢节奏上。彻底的黑暗让他松了一口气。他还是决定从床上爬起来。他去了研究所，告诉工程师贝尔德兰他前天生病了，感觉不舒服，他只是顺口一提，没有强调。恐惧，如同介于皮肤和肌肉之间的一层薄薄细沙，迫使他对眼镜的事避而不谈。贝尔德兰对此几乎没怎么留心，他马上要去参加一个关于预算问题的会议。
麦德林趁着白天，用阿古艾约和里维拉打造的两块晶体制成了一副偏振镜。下午，他戴着这副墨镜去了一趟市中心，买了十二盏暗室灯，用来替换他公寓里的灯。他把食物带进卧室;他处在完全的黑暗中，等待恐惧消退。他感觉在最近五天里流逝着一种广阔、无穷、多重、深不可测的时间。试图量化它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他对此毫无兴趣。他只觉得这种复杂的时间仍然在他身上栖息。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的日常生活惯例被徹底打破了。他每十分之一秒都在衰弱。在恩里克不知情的时候，贝尔德兰已经和麦德林遗孀谈过此事。这位夫人打了好几通电话，她的儿子才勉强同意去上校家一趟。恩里克·麦德林偶尔做一些笔记。在他最后一本笔记本的末尾，写着只有作者才有破译密钥的句子。
幻象在个体中演化。它揭示了本源，并开始影响观察者。它唤起了他的赤裸，剥脱了个体的身份。它在变形。它有自己的生命，然后逐渐占据观察者的生命。观察者的部分生命存在于被观察的事物中。时间深不可测。我们行走在听不见的声音里。
次能级展现出壮观的图像。
前所未有的利益。既无道德也无推理。
尘世的匮乏。
它们从成就、梦、欲望和幻想中吸取养分。
来自生命本身。
外表是面包碎渣。
世界在次能级的游戏里运行。
宇宙呼吸的特征。
仿佛金属变得心明眼亮了。
第十章
他走出大楼，头戴墨镜，身穿灰色外套、黑色T恤和绿色裤子，脚蹬一双蓝黄条纹的运动鞋。袜子一只蓝色，一只咖啡色。他慢慢地走下三级台阶。他携带着黑皮匣子，还有一捆他从青少年起积攒的笔记本。他不知道在烟熏色的镜片外面天是热是冷。这是一个微冷的中午，浓雾在城市低空扩散。恩里克拦了一辆出租车，他拉开车门，钻进去，坐下，几乎在慢镜头里似的。抱歉。出租车司机笑了。当恩里克跟他招手的时候，他就认定这位先生是个盲人，但是他不明白盲人是怎么看到他的。他看着乘客钻进车里，猜测墨镜后面是一个白化病患者。这是司机的解释。恩里克打算去专利所，然后见他的母亲，下午去研究所。或许他应该给里波尔邮寄复印件。或者先去研究所，下午见母亲。他虽然对出租车司机说了专利局地址，但是中途改变了想法，跟司机说了母亲的地址。他要把笔记本留给母亲，和贝尔德兰谈最后一次，给里波尔写几行字，登记专利，然后回到他的公寓里上吊。今天必须定好一切。
出租车在上校的房子前停了下来，位于一片靠近赛马场的殖民地。恩里克慢腾腾地下了车，按动门铃。墨镜只透过够他走路的必要信息。一位矮小、丰满、几乎满头银发的女人把门打开一条缝。当她发现儿子时，将要露出的微笑消失了。她怔了一阵儿，最终还是让这个仿佛戴着盲人眼镜的男人进来了。进来吧，奇克。他向客厅慢慢挪步。当他经过母亲面前时，他冲空气说了一声“早上好”。
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昨天坐过的椅子上，矮小的女人面对着他落座，两人都保持沉默。
恩里克觉得他做错了，他应该把笔记本留给工程师。本子里除了有他的各种仪器的图解，还有一些自传笔记、他对父母和其他人的观点，以及与克拉斯尼的通信。我真正的家人最后居然是工程师贝尔德兰。他想站起来离开，但是他已经无所谓了。或许应该把笔记本送到任何对他有用的人那里去，或送给里波尔本人。他拿着笔记本的手颤动了一下，这时女人开口了。我希望你反思过了，上校也很担心，他跟我说，军事医院可以接待你，把你当成他的儿子一样。贝尔德兰工程师说最好让研究所负责。你必须做出选择了。感情向下坠得更深，直到落入淤泥之中。他小心地把那捆笔记本放在椅子旁边。就按你们决定的做吧。他用一种没有任何起伏的、不高不低的声调说话。你们就答应了吧。微笑终于浮现在老妇人的脸上。恩里克把玩着匣子上的锁扣。你的父亲会感谢你的。我很难过，儿子，你才二十九岁，看看你自己吧。顺便说一句，昨天的事我欠你一个道歉，你才不像个老头，真的;贝尔德兰工程师说这是两码事，他虽然没再说什么，我觉得他说得对。我们把能给你的一切都给你了，我认为我们没对你造成过什么伤害。真痛心。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们按照人们教导的那种方式爱你。恩里克·麦德林扭开锁扣，打开匣子，摸索那副“抽象眼镜”。你们就答应了吧。不，奇克，你来决定，今天我们就能陪你去，我现在就给上校打电话。好啦，妈妈，你决定吧，你别管别人了。但是……你决定吧，妈妈。那好，我们待会去军事医院，让一辆救护车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在医院和上校碰面。好极了。他们目光交汇，很快又移开了，再次保持沉默。恩里克慢慢地抚摸着他的仪器，他盯着自己的手的运动。
夫人站了起来，恩里克·麦德林也站了起来，从匣子里取出“眼镜”。但是首先我想让你看看这个。你知道我不懂这些东西，儿子。你不需要懂。这是我最后一件有用的发明。拿着吧。他把眼镜放在老妇的手里。但是她不知道拿这个东西怎么办，便望向奇克的墨镜，想在那张无动于衷的脸上找到一丝表情。你看看它，把它翻转过来。妇人按他的话做了，仿佛手里捧着一只幼小的黑背鳄鱼。你不需要懂它，你只要戴上它透过镜头看，然后你就懂了。戴上吧。不，奇克，我不喜欢这些玩意儿。来吧。真是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啊，奇克。恩里克·麦德林拉住母亲的胳膊，一阵电流穿过他的太阳穴。一瞬间，他的脸恢复了青少年时的几分模样。拜托了，妈妈。他用不被人理解的小孩子般可怜兮兮的表情请求道，这就足以让老妇人让步了。好吧，为了你高兴，儿子。
当恩里克给她戴上眼镜的时候，麦德林遗孀微笑了。为了你，儿子。她的神态像是一个马上要背着父母偷偷搞恶作剧的小女孩。她宛如一位未来的仙女教母，一只胖乎乎的矮小的独角兽。夹得有点紧，奇克。就在这时，咔嗒一声响起，在“抽象眼镜”的右边亮起了一盏琥珀色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