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由国家统计局印发实施，按照新体系，“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不再作为中间投入，而是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从2017年三季度起，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极大变化。此前，按照传统的GDP统计原则，只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纳入统计。因为研发投入产生之时，生产部门尚未形成最终的产品和服务，所以研发只能算作“中间投入”，并不纳入GDP统计。但现在，这一情况改变了。
　　GDP统计口径之变，原因显然是有关部门希望GDP除了体现量，更体现城市实体经济研发的活跃度，这是口径之变的本源。在某种意义上讲，口径之变其实宣告城市GDP“数字竞争”时代的终结，它绝不能发展成为另一个标准下的城市GDP争论。否则，反倒让一项十九大之后富有“正能量”的统计数据变革，偏离了初心。
　　放眼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全球超大城市，从优良的公共治理经验，以及实体经济的运行规则来看，研发和投入的多少，只是一种表面的结果，而研发投入的意愿和能力，必须有赖于对营商环境的长期打造，特别是能实打实地改善企业的利润表。
　　“后GDP”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的超大城市将如何赢得自己的未来？
　　创新的本质和最大敌人
　　统计口径之变，是为了鼓励创新，而不是为了新的“数字竞争”。这里，有必要讲一个美国的故事。
　　说到美国人鼓励创新，很多人都会说现任总统特朗普减税，比如他的减税方案将把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0%，这既会吸引企业回流，也会极大地鼓励企业研发。其实，奥巴马才是当之无愧的“鼓励创新”的总统—至少，在繁琐的政策文件制定上，他是的。
　　在奥巴马即将卸任之时，白宫网站发布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这篇“雄文”总结了卸任之前的几年，为提升美国的创新能力，奥巴马所推出的100项科技创新政策。整整100项，真是卷轶浩繁。
　　比如，文章强调，2009年2月颁发复苏法案，设立183亿美元用于研发，创下美国历史上研发费用最大年度增幅。之后，奥巴马每次提出的预算都将研发费用放在首位。此外，还有一条是对研究和实验（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