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多丽丝·莱辛是20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被誉为“文坛常青树”，于200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到十九号房间》是一篇体现莱辛女性主义思想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苏姗的一场失败的寻找自我之旅。作者巧妙创构了多个不同的空间，包括父权制背景下的社会空间、苏姗在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下所逃向的物理空间以及展现苏姗整个心路历程的精神空间。本文结合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分析《到十九号房间》的空间艺术，从而深入莱辛的心灵，探究其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和对父权制度的声讨。
關键词：空间叙事;《到十九号房间》;悲剧命运;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2
在小说叙事领域，人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都是叙事的时间性，而对空间有所忽视，约瑟夫·弗兰克发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后，空间问题逐渐受到重视。20世纪后期，“批评理论出现了‘空间转向’”[1]，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空间”，陆续出现了《空间的生产》《规训与惩罚》《空间的诗学》等论著，空间叙事不断发展。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2]《到十九号房间》出自莱辛196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合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是莱辛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女性被家庭束缚，对自由求而不得，最终自杀的故事。“空间”对《到十九号房间》的情节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为人物的塑造以及思想的传达增色不少[3]，从空间叙事角度解读主人公苏姗的悲剧命运，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与审美价值。
1 社会空间——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产品。”[2]“每一种社会形态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里主要有两种社会关系：一是生物性生产关系，比如夫妻、性别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是物质性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资料的占有、剥削及产品分配关系。”[4]在《到十九号房间》中，莱辛主要构建的是苏姗与丈夫以及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尤以前者为重，展现了女性在20世纪父权制社会下的生存困境以及对自我身份认知的迷茫。
苏姗婚前任职于一家广告公司，有一套自己的公寓房间，与马修在各方面都很般配，婚后同丈夫与四个孩子住进了里奇蒙区的一幢花园洋房，并自觉接受着传统社会规范对自己的约束，“没有错误地为了自己的独立而开始工作”[5]，选择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上，无私奉献一切。她清楚地明白，“为了美满的婚姻，为了四个健壮的孩子，为了带花园的白洋房，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5]。苏姗这个被男权思想困住的“聪明人”，以一颗包容的心对待生活中的波澜，不让自己竭力维系的婚姻、地位等毁于一旦。所以当马修坦承自己有外遇时，苏姗不仅原谅了他，甚至“理解”他，毫不反抗地向男权主义妥协。
每一个人的性格、命运都与其所在的社会空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的熏陶下，苏姗的做法是情有可原的。父权制社会要求女性不计回报地为家庭付出，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而不考虑自己真正的人生价值[6]，哪怕受过教育的女性也难逃这样的命运。苏姗结婚以后，从一个职业女性变为家庭主妇，她在商业绘画上的天赋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与展现，日复一日地操劳着，为丈夫、为孩子而活。她感觉生活很空虚，尽力“自我开解与安慰”[7]，男权文化促使她不断作出“理智”的选择，但理性的枷锁让她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愤懑情绪[8]，心头的阴郁驱散不去[9]，这一矛盾决定了苏姗的悲剧是无法避免也是不能避免的[10]。
苏姗的“理智不断告诉她一切都好”[5]，但这也让她更加失落、彷徨和孤独，内心无法保持平静，于是她开始寻求自由，女性意识觉醒，但当时的社会无法容忍这样的思想与行为，要想真正“突破传统的观念”[11]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苏姗始终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她注定会“被理智禁锢与自我突围无果的折磨与绝望所吞噬”[12]，最终走上绝路，成为“父权制度下的壮烈牺牲品”[13]。
2 物理空间——自我与社会冲突下的主动自救
“物理空间属于感知层面，指人类的空间生产实践活动及构成社会形态的具体场所和空间集合。”[14]在《到十九号房间》中，物理空间就是指深感抑郁的苏姗在内心自我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下寻找的“妈妈房间”、汤森小姐的小旅馆、威尔士山区以及弗雷德旅店中的十九号房间，苏姗希望寻到一个物理空间来实现自我救赎[15]。物理空间的变化一步步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也将苏姗的内心矛盾准确地展现了出来，让读者获得了“多层次的审美体验”[16]。
首先是“妈妈房间”。苏姗原以为孩子上学后自己能好好享受七个小时的自由，但过度的理智让她始终无法从时间的压力中挣脱出来。与丈夫谈话后，一个新的制度在家中建立起来，即房子顶层的空屋变成一间挂着“免进！勿打扰！”告示的“妈妈房间”。令苏姗感到恼火的是，这件事情竟然需要马修和孩子们进行多次严肃的讨论。慢慢地，“妈妈房间”又再次变成了一间家用房间，这标志着苏姗第一次自救的失败。
其次是汤森小姐的小旅馆。苏姗在维多利亚找到了一家小旅馆，借口身体不好开了一间房，她“闭上眼睛，坐在熏黑了的椅子上，背冲着熏黑了的窗户”[5]，静静地待在这一方小天地中。随着旅馆女经理汤森小姐的到来，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被打破，面对汤森小姐善意的接近，苏姗无法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编造自己患有贫血症，而后付账离开了旅馆。第二次自救也以失败告终。
再次是威尔士山区。苏姗决定“不顾一切代价，也要安排自己的生活”[5]，于是前去威尔士度假，并且找了偏僻的地方。但苏姗在旅行的过程中始终被电话线牢牢“缠”住，她难以摆脱“罗林斯夫人”这一身份的羁绊，因此她看不见美丽的景色，只能看见她的魔鬼——苏姗内心“恐惧的化身”。第三次自救同样失败了。 最后是弗雷德旅店的十九号房间。苏姗招了一个寄宿女学生，让她在家里扮演主妇，自己则化名为琼斯太太，每周在十九号房间中度过几段美好的时光，她发现“这个房间比她住的家更属于她”[5]。马修认为妻子有了情人，打听妻子的行踪，并承认了自己的风流韵事，苏姗还“理智”地杜撰了一个出版商迈克尔·普兰特，接受了“四人合欢”的提议。至此，苏姗已被彻底推入了深渊[17]，对丈夫、对婚姻，甚至对自己感到深深的恐惧，精疲力竭的她选择用生命换取永恒的宁静与自由。
苏姗对物理空间的需求其实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她苦心寻找四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从充满希望到无奈绝望。她想拥有一个不受他人打扰的独立空间，但在父权制社会中，她的一次次努力“走向了虚无”[18]，她的自救必然会遭到无情的压制，但这同时也体现出了苏姗对自由的无限憧憬，体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光彩[19]，激发了读者的悲悯之感[20]。
3 精神空间——对主体意识追求的放弃
“精神空间即理性思考抽象出来的空间，也就是感知经验所察觉的空间。”[21]在父权制社会空间的压迫下，苏姗找不到能让自己喘息的物理空间，“现实与理想的碰撞”[22]让她在追寻自我身份的道路上备受煎熬，她的精神空间产生了激烈的震荡，最后毅然选择了死亡。
父权制下的女性难以拥有人生的主动权。苏姗经常克制自己的非理性情绪，不做出与男性中心主义原则相悖的行为，心灵长期以来受到戕害。当苏姗满心欢喜地把孩子送去上学后，她不愿待在花园里，总感觉有一个敌人和她在一起，甚至有一天还在花园的尽头看到了这个敌人——魔鬼，这一幻觉正是苏姗纠结内心的投射。面对残酷的父权制度，苏姗的力量太过弱小，她为摆脱社会空间对女性的种种桎梏付出了徒劳的努力。
西方女性主义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23]拥有一个房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自身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房间对女性来说更是一种精神空间的存在。苏姗和马修是令人艳羡的一对，但这“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5]婚姻并没有朝着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没有工作的苏姗只能依附于丈夫，习惯了逆来顺受，保持沉默，难以消解自己的种种负面情绪，逐渐丧失了自我价值感，她和马修变成了“两个还算友好的陌生人，共同住在这所大房子里”[5]。苏姗鼓起勇气，小心迈出步伐，希望找到一个物理空间来寄托自己的灵魂，但一次次的失望让她丧失理智，精神分裂。
家本该是温暖的港湾，但却成了苏姗不愿踏入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她找不到个体生命的意义，而十九号房间能让她做回真正的自己，它被丈夫发现后，苏姗“竭力让自己缩回到房间的保护中去”[5]，但这个房间已然没有她的自我了。苏姗回家后，发现自己仿佛成了整个家庭的局外人，“她是疏远的，和他们格格不入”[5]。苏姗的精神空间完全崩溃，她“头也不回地离开家”[5]，选择把又脏又破的十九号房间作为自己灵魂与肉体最后的归宿。“躺在那里，她很满足，听着煤气轻微模糊的嘶嘶声，煤气灌满房间，灌进她的肺，灌进她的脑子，她不由自主地向漆黑的河流漂去。”[5]死亡是苏姗实现自由的唯一方式，某种意义上，她“从痛苦中解脱”了[24]，“获得了心灵重生”[25]，所以死对她来说恰恰是最美好的结局。
苏姗的悲剧具有普遍性，莱辛很好地把握了苏姗的心理变化[26]，通过《到十九号房间》让人们思考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受压迫、被剥削的现实情况，意义深远。很多现代女性为了努力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放弃了工作，囿于家庭和婚姻，囿于社会对女性的“标准”，和苏姗一样为找寻自我而无力挣扎，难以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如何找到自我而非迷失自我[27]？苏姗虽然选择以死亡来逃避这个问题，但她身上体现出的女性个体意识是非常可贵的。
4 结语
《到十九号房间》是莱辛的一曲女性主义高歌，展现了知识女性苏姗的悲剧命运。在父权制社会中，苏姗无比艰难地想寻找一个私人空间，但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虽然她的精神空间被彻底摧毁，但她最终离开了压抑的社会空间。莱辛将社会空间、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三者完美融合，给读者带来了别样的享受。《到十九号房间》的空间叙事研究，不仅能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小说的思想精髓，也给我们探索莱辛的其他作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程锡麟.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J].江西社会科學，2007（11）：25.
[2]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1：26，154.
[3] 童景熙.空间叙事的文学特征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体现[J].汉字文化，2020（18）：112.
[4] 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14.
[5] 钱兆明.二十世纪英美短篇小说选（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429，435，433，457，459，475，423，463，481，483，491，493.
[6] 袁晨霏.浅析《面纱》中吉娣爱情悲剧的必然性[J].汉字文化，2020（03）：87.
[7] 阮若桐.多情易感——纳兰性德词中“情”浅析[J].汉字文化，2020（24）：75.
[8] 金毅.笑中带泪的宋明遗民笔记文学——以《武林旧事》和《陶庵梦忆》为例[J].汉字文化，2020（04）：42.
[9] 王学韬.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虚无笼罩之下的个体生命追求[J].汉字文化，2020（19）：120.
[10] 许愿.浅析《红楼梦》怡红院中的四位“奇”女子[J].汉字文化，2020（16）：49.
[11] 徐煜晖.乱世有佳人——浅析主人公斯嘉丽的人物特征[J].汉字文化，2019（18）：90. [12] 刘春艳，李珮尧.母职意识形态禁锢与心灵戕害下的女性献祭者人物塑造——对多丽丝·莱辛《到第十九号房间》的女性主义解读[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5（05）：43.
[13] 周林晔.巴金《家》中三组女性形象对比[J].汉字文化，2020（15）：57.
[14] 孙全胜.列斐伏尔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特征及其建构意义[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05）：450-451.
[15] 雍远，王志鹏.感悟《红楼梦》的悲剧意蕴[J].汉字文化，2020（22）：35.
[16] 刘佳.浅析《红楼梦》中“梦”的情感取向和细节伏笔[J].汉字文化，2020（08）：101.
[17] 侍渝杰.浅论《罪与罚》的伦理观[J].大众文艺，2019（07）：46.
[18] 卫蔚.《卡拉马佐夫兄弟》：传统与（下转第页）（上接第页）现代[J].汉字文化，2020（16）：121.
[19] 陈子诺.浅析《白鲸》的悲剧效果[J].汉字文化，2020（02）：109.
[20] 基语馨.《桃花扇》悲剧溯源——浅谈“阴阳”二元性模式的运用[J].汉字文化，2020（12）：50.
[21] 孫全胜.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15：85.
[22] 基语馨.美学视角下浅谈《桃花扇》“多层次”之美[J].汉字文化，2019（15）：53.
[23]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2.
[24] 卜嘉敏.从美学的角度论述西方悲剧的审美艺术特征[J].汉字文化，2020（15）：122.
[25] 孙夏洁.伯格曼《野草莓》中的梦境与现实[J].戏剧之家，2019（23）：118.
[26] 顾雯清.论《搜神记》人鬼恋故事的思想内涵[J].汉字文化，2020（22）：43.
[27] 范云燕.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下《德米安》中辛克莱的成长过程分析[J].汉字文化，2020（15）：128.
作者简介：顾雯清（1999—），女，江苏苏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指导老师：吉玉萍
關键词：空间叙事;《到十九号房间》;悲剧命运;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2
在小说叙事领域，人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都是叙事的时间性，而对空间有所忽视，约瑟夫·弗兰克发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后，空间问题逐渐受到重视。20世纪后期，“批评理论出现了‘空间转向’”[1]，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空间”，陆续出现了《空间的生产》《规训与惩罚》《空间的诗学》等论著，空间叙事不断发展。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2]《到十九号房间》出自莱辛196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合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是莱辛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女性被家庭束缚，对自由求而不得，最终自杀的故事。“空间”对《到十九号房间》的情节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为人物的塑造以及思想的传达增色不少[3]，从空间叙事角度解读主人公苏姗的悲剧命运，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与审美价值。
1 社会空间——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产品。”[2]“每一种社会形态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里主要有两种社会关系：一是生物性生产关系，比如夫妻、性别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是物质性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资料的占有、剥削及产品分配关系。”[4]在《到十九号房间》中，莱辛主要构建的是苏姗与丈夫以及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尤以前者为重，展现了女性在20世纪父权制社会下的生存困境以及对自我身份认知的迷茫。
苏姗婚前任职于一家广告公司，有一套自己的公寓房间，与马修在各方面都很般配，婚后同丈夫与四个孩子住进了里奇蒙区的一幢花园洋房，并自觉接受着传统社会规范对自己的约束，“没有错误地为了自己的独立而开始工作”[5]，选择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上，无私奉献一切。她清楚地明白，“为了美满的婚姻，为了四个健壮的孩子，为了带花园的白洋房，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5]。苏姗这个被男权思想困住的“聪明人”，以一颗包容的心对待生活中的波澜，不让自己竭力维系的婚姻、地位等毁于一旦。所以当马修坦承自己有外遇时，苏姗不仅原谅了他，甚至“理解”他，毫不反抗地向男权主义妥协。
每一个人的性格、命运都与其所在的社会空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的熏陶下，苏姗的做法是情有可原的。父权制社会要求女性不计回报地为家庭付出，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而不考虑自己真正的人生价值[6]，哪怕受过教育的女性也难逃这样的命运。苏姗结婚以后，从一个职业女性变为家庭主妇，她在商业绘画上的天赋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与展现，日复一日地操劳着，为丈夫、为孩子而活。她感觉生活很空虚，尽力“自我开解与安慰”[7]，男权文化促使她不断作出“理智”的选择，但理性的枷锁让她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愤懑情绪[8]，心头的阴郁驱散不去[9]，这一矛盾决定了苏姗的悲剧是无法避免也是不能避免的[10]。
苏姗的“理智不断告诉她一切都好”[5]，但这也让她更加失落、彷徨和孤独，内心无法保持平静，于是她开始寻求自由，女性意识觉醒，但当时的社会无法容忍这样的思想与行为，要想真正“突破传统的观念”[11]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苏姗始终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她注定会“被理智禁锢与自我突围无果的折磨与绝望所吞噬”[12]，最终走上绝路，成为“父权制度下的壮烈牺牲品”[13]。
2 物理空间——自我与社会冲突下的主动自救
“物理空间属于感知层面，指人类的空间生产实践活动及构成社会形态的具体场所和空间集合。”[14]在《到十九号房间》中，物理空间就是指深感抑郁的苏姗在内心自我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下寻找的“妈妈房间”、汤森小姐的小旅馆、威尔士山区以及弗雷德旅店中的十九号房间，苏姗希望寻到一个物理空间来实现自我救赎[15]。物理空间的变化一步步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也将苏姗的内心矛盾准确地展现了出来，让读者获得了“多层次的审美体验”[16]。
首先是“妈妈房间”。苏姗原以为孩子上学后自己能好好享受七个小时的自由，但过度的理智让她始终无法从时间的压力中挣脱出来。与丈夫谈话后，一个新的制度在家中建立起来，即房子顶层的空屋变成一间挂着“免进！勿打扰！”告示的“妈妈房间”。令苏姗感到恼火的是，这件事情竟然需要马修和孩子们进行多次严肃的讨论。慢慢地，“妈妈房间”又再次变成了一间家用房间，这标志着苏姗第一次自救的失败。
其次是汤森小姐的小旅馆。苏姗在维多利亚找到了一家小旅馆，借口身体不好开了一间房，她“闭上眼睛，坐在熏黑了的椅子上，背冲着熏黑了的窗户”[5]，静静地待在这一方小天地中。随着旅馆女经理汤森小姐的到来，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被打破，面对汤森小姐善意的接近，苏姗无法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编造自己患有贫血症，而后付账离开了旅馆。第二次自救也以失败告终。
再次是威尔士山区。苏姗决定“不顾一切代价，也要安排自己的生活”[5]，于是前去威尔士度假，并且找了偏僻的地方。但苏姗在旅行的过程中始终被电话线牢牢“缠”住，她难以摆脱“罗林斯夫人”这一身份的羁绊，因此她看不见美丽的景色，只能看见她的魔鬼——苏姗内心“恐惧的化身”。第三次自救同样失败了。 最后是弗雷德旅店的十九号房间。苏姗招了一个寄宿女学生，让她在家里扮演主妇，自己则化名为琼斯太太，每周在十九号房间中度过几段美好的时光，她发现“这个房间比她住的家更属于她”[5]。马修认为妻子有了情人，打听妻子的行踪，并承认了自己的风流韵事，苏姗还“理智”地杜撰了一个出版商迈克尔·普兰特，接受了“四人合欢”的提议。至此，苏姗已被彻底推入了深渊[17]，对丈夫、对婚姻，甚至对自己感到深深的恐惧，精疲力竭的她选择用生命换取永恒的宁静与自由。
苏姗对物理空间的需求其实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她苦心寻找四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从充满希望到无奈绝望。她想拥有一个不受他人打扰的独立空间，但在父权制社会中，她的一次次努力“走向了虚无”[18]，她的自救必然会遭到无情的压制，但这同时也体现出了苏姗对自由的无限憧憬，体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光彩[19]，激发了读者的悲悯之感[20]。
3 精神空间——对主体意识追求的放弃
“精神空间即理性思考抽象出来的空间，也就是感知经验所察觉的空间。”[21]在父权制社会空间的压迫下，苏姗找不到能让自己喘息的物理空间，“现实与理想的碰撞”[22]让她在追寻自我身份的道路上备受煎熬，她的精神空间产生了激烈的震荡，最后毅然选择了死亡。
父权制下的女性难以拥有人生的主动权。苏姗经常克制自己的非理性情绪，不做出与男性中心主义原则相悖的行为，心灵长期以来受到戕害。当苏姗满心欢喜地把孩子送去上学后，她不愿待在花园里，总感觉有一个敌人和她在一起，甚至有一天还在花园的尽头看到了这个敌人——魔鬼，这一幻觉正是苏姗纠结内心的投射。面对残酷的父权制度，苏姗的力量太过弱小，她为摆脱社会空间对女性的种种桎梏付出了徒劳的努力。
西方女性主义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23]拥有一个房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自身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房间对女性来说更是一种精神空间的存在。苏姗和马修是令人艳羡的一对，但这“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5]婚姻并没有朝着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没有工作的苏姗只能依附于丈夫，习惯了逆来顺受，保持沉默，难以消解自己的种种负面情绪，逐渐丧失了自我价值感，她和马修变成了“两个还算友好的陌生人，共同住在这所大房子里”[5]。苏姗鼓起勇气，小心迈出步伐，希望找到一个物理空间来寄托自己的灵魂，但一次次的失望让她丧失理智，精神分裂。
家本该是温暖的港湾，但却成了苏姗不愿踏入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她找不到个体生命的意义，而十九号房间能让她做回真正的自己，它被丈夫发现后，苏姗“竭力让自己缩回到房间的保护中去”[5]，但这个房间已然没有她的自我了。苏姗回家后，发现自己仿佛成了整个家庭的局外人，“她是疏远的，和他们格格不入”[5]。苏姗的精神空间完全崩溃，她“头也不回地离开家”[5]，选择把又脏又破的十九号房间作为自己灵魂与肉体最后的归宿。“躺在那里，她很满足，听着煤气轻微模糊的嘶嘶声，煤气灌满房间，灌进她的肺，灌进她的脑子，她不由自主地向漆黑的河流漂去。”[5]死亡是苏姗实现自由的唯一方式，某种意义上，她“从痛苦中解脱”了[24]，“获得了心灵重生”[25]，所以死对她来说恰恰是最美好的结局。
苏姗的悲剧具有普遍性，莱辛很好地把握了苏姗的心理变化[26]，通过《到十九号房间》让人们思考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受压迫、被剥削的现实情况，意义深远。很多现代女性为了努力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放弃了工作，囿于家庭和婚姻，囿于社会对女性的“标准”，和苏姗一样为找寻自我而无力挣扎，难以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如何找到自我而非迷失自我[27]？苏姗虽然选择以死亡来逃避这个问题，但她身上体现出的女性个体意识是非常可贵的。
4 结语
《到十九号房间》是莱辛的一曲女性主义高歌，展现了知识女性苏姗的悲剧命运。在父权制社会中，苏姗无比艰难地想寻找一个私人空间，但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虽然她的精神空间被彻底摧毁，但她最终离开了压抑的社会空间。莱辛将社会空间、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三者完美融合，给读者带来了别样的享受。《到十九号房间》的空间叙事研究，不仅能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小说的思想精髓，也给我们探索莱辛的其他作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程锡麟.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J].江西社会科學，2007（11）：25.
[2]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1：26，154.
[3] 童景熙.空间叙事的文学特征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体现[J].汉字文化，2020（18）：112.
[4] 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14.
[5] 钱兆明.二十世纪英美短篇小说选（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429，435，433，457，459，475，423，463，481，483，491，493.
[6] 袁晨霏.浅析《面纱》中吉娣爱情悲剧的必然性[J].汉字文化，2020（03）：87.
[7] 阮若桐.多情易感——纳兰性德词中“情”浅析[J].汉字文化，2020（24）：75.
[8] 金毅.笑中带泪的宋明遗民笔记文学——以《武林旧事》和《陶庵梦忆》为例[J].汉字文化，2020（04）：42.
[9] 王学韬.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虚无笼罩之下的个体生命追求[J].汉字文化，2020（19）：120.
[10] 许愿.浅析《红楼梦》怡红院中的四位“奇”女子[J].汉字文化，2020（16）：49.
[11] 徐煜晖.乱世有佳人——浅析主人公斯嘉丽的人物特征[J].汉字文化，2019（18）：90. [12] 刘春艳，李珮尧.母职意识形态禁锢与心灵戕害下的女性献祭者人物塑造——对多丽丝·莱辛《到第十九号房间》的女性主义解读[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5（05）：43.
[13] 周林晔.巴金《家》中三组女性形象对比[J].汉字文化，2020（15）：57.
[14] 孙全胜.列斐伏尔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特征及其建构意义[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05）：450-451.
[15] 雍远，王志鹏.感悟《红楼梦》的悲剧意蕴[J].汉字文化，2020（22）：35.
[16] 刘佳.浅析《红楼梦》中“梦”的情感取向和细节伏笔[J].汉字文化，2020（08）：101.
[17] 侍渝杰.浅论《罪与罚》的伦理观[J].大众文艺，2019（07）：46.
[18] 卫蔚.《卡拉马佐夫兄弟》：传统与（下转第页）（上接第页）现代[J].汉字文化，2020（16）：121.
[19] 陈子诺.浅析《白鲸》的悲剧效果[J].汉字文化，2020（02）：109.
[20] 基语馨.《桃花扇》悲剧溯源——浅谈“阴阳”二元性模式的运用[J].汉字文化，2020（12）：50.
[21] 孫全胜.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15：85.
[22] 基语馨.美学视角下浅谈《桃花扇》“多层次”之美[J].汉字文化，2019（15）：53.
[23]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2.
[24] 卜嘉敏.从美学的角度论述西方悲剧的审美艺术特征[J].汉字文化，2020（15）：122.
[25] 孙夏洁.伯格曼《野草莓》中的梦境与现实[J].戏剧之家，2019（23）：118.
[26] 顾雯清.论《搜神记》人鬼恋故事的思想内涵[J].汉字文化，2020（22）：43.
[27] 范云燕.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下《德米安》中辛克莱的成长过程分析[J].汉字文化，2020（15）：128.
作者简介：顾雯清（1999—），女，江苏苏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指导老师：吉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