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内部的一份调查报告，促使欧盟官员开始权衡对中国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的应对策略。而这场贸易磨擦，将有可能升级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地区性贸易冲突。但华为显然不会放松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它最近宣布，将投资7000万欧元，在芬兰赫尔辛基开设一处研发中心。华为公司的计划，相当于将欧洲员工人数扩大至14000人。早在九月份，该公司就曾宣布，计划投资20亿美元用于扩大英国业务规模。
　　欧盟对华为的指控，更大程度是出于贸易政策需要，与实际市场竞争并无太多关联。美国试图遏制华为在美扩张的一些做法，可能也对欧盟的行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不考虑遭受到的国家安全指控，华为在美国的扩张本可以被看作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有利于美国政府和业界公司，同样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维护消费者利益。首先，华为在美国的扩张，为美国带来了工作岗位、资本和税收；其次，华为给竞争对手带来了外部价格压力；第三，该公司在美国维护着六个以上的高级研发中心；第四，依靠出类拔萃的安全检查机制，华为创造了全程覆盖的全球网络安全保障机制。
　　尽管欧盟对华为的指责，表面看起来，重点关注的是贸易融资，而不是安全问题，但背后的动机，却与美国毫无二致。市场并不反对华为在欧洲的扩张，但布鲁塞尔对此却并不欢迎。换言之，拒绝华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而是为了维护企业的利益。
　　据报道，欧盟委员会的内部报告声称：华为和中兴公司销售的无线电网络设备，价格比“市场公允价格”低35%。在华为登陆欧洲以后，业内利润即大幅下滑。但是从消费者利益出发，价格下降却是高科技行业的常态。所谓的“市场公允价格”也并非永久不变。在过去三十年间，决定此类价格的区域，也从美国转移到欧洲，随后又转移到亚洲。
　　欧盟这份报告之所以成为布鲁塞尔眼中烫手的山芋，另外一层原因就在于：报告把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的成功的原因，归结于中国政府直接为两家公司及购买其设备的客户提供的支持。
　　2000年至2001年互联网和通讯产业泡沫破裂之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拯救了欧美残留的设备制造商。然后，随着欧美制造商将生产设施及研发中心迁移至新兴国家，他们也为自己制造出了新的竞争对手，包括中国私营企业华为公司和国企中兴通讯。
　　在电信技术行业，产业价值中心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以移动通讯行业为例，1980年代，模拟信号手机（1G）的价值，主要由美国公司控制；随后十年间，欧洲厂商主导了数字手机（2G）时代；而在此前的十年中，包括台湾和韩国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在多媒体手机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3G）。在2010年代，宽带手机（4G）将会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和印度产业巨头控制。在此过程中，由于后起公司更能够将成本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传统的产业成本结构体系也在不断崩塌。
　　并不出人意料的一个细节就是：欧盟指责中国政府为华为公司提供国家补贴的时间，正好就是2010年夏天，也就是欧债危机开始爆发的时间。但中国各大银行通过华为公司为其客户提供的信贷额度，受益者是华为公司的客户，而不是华为公司自身。出口信贷融资也远远不是华为公司或者中国特有的问题，甚至不止出现在大型新兴经济体。提供出口信贷可以说是所有国家的通例，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出口信贷额度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是仅仅与特定公司有关。像其他中国跨国公司一样，华为公司能够蓬勃发展，除了有足以撬动市场的成本控制能力之外，品牌和创新能力也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