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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佩甫曾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平原人：吃苦耐劳、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生生不息，[1]这是千年来扎根于土地的平原精神。但在城乡急速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平原客们不得不从泥土中拔根而起，原本古朴坚毅的平原精神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面是对在城市中求活的渴望，一面是来自乡村故土的牵绊，平原客的精神轨迹是充满矛盾的，是憧憬与痛并存的。在渴求生存与留恋乡土的扭曲中，平原客终于迷失了，他们遭遇了由于失去根植土壤而导致的精神生态危机。这迷失是何时开始的，又是怎么进行的？李佩甫在《平原客》里做出了深刻的剖析与反思。
关键词：李佩甫；《平原客》；平原精神
作者简介：刘婧瑶，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2015级本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3
一、由村入城：灵魂漂浮者的精神转型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结构面临剧烈变革，乡村也随之转型。城乡过渡、融合的过程中，传统的农耕社会土崩瓦解，大批农村人或心怀憧憬，或逼不得已地走出乡村，走入城市。然而不论是主动离开还是被迫出走，不论是否已在城市中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与地位，生存环境的陡然变化都使这群离乡的农村人失去了原有的土地信仰与精神依靠。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城市也在迅速抛弃老一辈的城市人，旧时代的道德准则与人生信念在经济飞速发展、作风日渐开放的新城市中被蔑视、被唾弃，他们也面临着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于是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混沌的城乡交叉空间的上空，出现了一批灵魂漂浮者——虽然他们身在城市，物质生活甚至可能很丰富，但在精神方面，他们仍饱受彷徨之苦，找不到落脚之处。因此，为了得到身份归属感，更紧要的是为了凭借这份身份归属感在变化纷繁的城市里活下去，漂浮者们不得不经历精神转型的痛苦。
从转型方式来看，《平原客》中的精神转型主要分为主动转型和被动转型。主动转型者如最初的花匠之子、后来的黄淮市常任副市长刘金鼎；最初跑腿的花客、后来的“花世界”集团董事长谢之长；最初的乡村小保姆、后来的副省长夫人徐二彩……他们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自己的目标——要彻底摆脱贫穷卑微的过去，从内而外地成为“城里人”。所以他们努力顺应着城市和官场的游戏规则，见缝插针地往高处钻营，凭着过人的运气，他们都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可虽然已是众星环绕的明月，对于城市来说，他们身上仍贴着隐形的“客”的标签，精神上仍备受空虚失落，他们比普通的进城农民更渴望被城市完全接纳。
然而精神转型实在是一个漫长且煎熬的过程，这些向往城市的人甚至早在真正迈入城市以前就开始谋求精神上的“城市化”，比如刘金鼎在上学时就把自己的名字由“金定”改为了“金鼎”以示志向。农村姑娘徐二彩在成为省长夫人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把名字改成“徐亚男”——她再不愿被人“踩”了。从“金定”到“金鼎”、从“二彩”到“亚男”，几个字的更变暴露了名字主人渴望出人头地、获得城市身份认同的勃勃野心，农村人面对城市时的复杂心理从这两次不起眼的改名就可略见一斑。这二人中，徐二彩的内心变化尤为剧烈。尽管嫁给了小麦专家，做了高官夫人，但这个习惯了被忽视、被嘲弄的农村姑娘，在面对五光十色的城市及城里人时，心中仍积存着二十年多年来她耻于承认的自卑。她的自卑主要表现在她言行方面的强势：家庭里，她要求李德林按时“交公粮”以满足她的生理需求，捉奸成功后她更是高举道德大旗把丈夫批得体无完肤，让他跪在自己面前承认错误——她从肉体到精神上都要压倒这个被外人捧上天去的男人，如此一来，她从某种意义上也算获得了比受到万人奉承更高一等的待遇。生活里，她不遗余力地向他人展示并利用着她高贵的身份：儿子满月酒时，她不顾丈夫反对，请来各市的官员庆贺；兄弟犯事了，她就一通电话打给县委书记……深入骨髓的自卑与地位的骤变，造成了徐二彩精神意识同现实待遇间的混乱纠缠，最终导致了她心理的急速膨胀甚至扭曲。
与主动转型相比，被动的精神转变则更加充满矛盾性。这些被动的转变者心中也曾有自己的坚持与原则，他们甚至原本就是秩序的卫道者，但当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之时，势单力薄的他们也只好缴械投降，他们的转变是饱含无奈的痛楚和悲剧意味的。李德林本是个真正的学者，他胸怀天下，渴望凭自己的学识与技术造福社会，然而身在城市，这位农民之子却无时无刻不承受着精神困境对他的折磨。以婚姻生活为例，李德林的两任妻子罗秋旖和徐二彩分别象征着“城”、“乡”两个相互排斥的精神领域，李德林在这截然相反的两段婚姻里充分展现了他充满矛盾的心路历程：成长于农村，他受不了书香门第出身的罗秋旖给他定下的条条框框；可多年的城市教育却使他对徐二彩尚未开化般的野蛮言行也忍无可忍。即使在如此困顿的精神状态下，李德林也从未主动选择过堕落，恰好相反的是，他一直都试图竭力保持正直的品格。是乌烟瘴气的官场文化让他“被腐蚀”，是经历城市变异后的徐二彩对他进行的非人折磨让他“被出轨”，是帮凶的煽动和蛊惑让他“被杀人”……前后两段失败的婚姻和一连串身不由己的被动堕落，展现了农村人李德林在城市这飞速旋转的巨大漩涡中被迫由“乡”入“城”的挣扎和崩溃，印证了农村人在精神的城乡夹缝中谋生存求发展的苦痛与艰辛。
赫连东山同样是被迫转变的代表，与儿子断绝关系则宣告了他转型的失败。赫连东山是平原上的“刀片”，是令犯人闻风丧胆的出色的警察。可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被自己的儿子视为头号敌人。他与儿子是兩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象征，他兢兢业业、勤恳忘我地工作了一辈子，想不通光靠打游戏，儿子怎么能年薪百万。在即将卸下工作重担之时，他又被一个八零后的年轻人指着鼻子大声质问：“五零后吧……知道什么是快乐么？”这如当头棒喝一般的质疑，让赫连东山迷茫了、犹豫了，他坚守了一辈子的信念就这样被弃若敝履，接下来他还能靠什么在这时代生活下去呢？在儿子傲人的成就面前，赫连东山屈服了：他终于承认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承认自己的落伍，这无可奈何的屈服是代际变换所导致的精神悲剧。拖着沉重的旧时代尾巴的赫连东山，无论如何也跨不过那道时间造就的鸿沟，所以他“转型”失败了。 二、回归故土：来自田野深处的忏悔
平原是李佩甫坚守的“领地”，在“平原三部曲”和《平原客》中，我们都能轻易找到有关平原的大段描写。李佩甫笔下的平原，雨水充沛，土壤肥沃，植物丰茂，它承载了无数历史的兴盛与伤痛，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根”。对于作者而言，这样一片厚重而复杂的“平原”，早已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语境，成为他在变幻莫测的物质世界中渴望回归的古老而安详的精神故土。对精神家园的渴求驱动李佩甫孜孜不倦地探索与发掘着这片平原及其孕育的生命，使他把抒写平原精神生态的发展与嬗变作为恒久的创作主题。身为平原之子，李佩甫是匍匐在土地上，把人物当植物来写的。
《平原客》中对人的植物化暗示无处不在。与刘金鼎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是那株以大巴山深处的老梅树做桩嫁接的“梅王”。“梅王”开花时风光无限，刘金鼎进入官场后也是顺风顺水。可没根的老树总会面临死亡，失去精神依靠的刘金鼎在官场中盲目追逐，最终还是疯狂地撞上了毁灭之墙。李德林的“植物映射”是小麦，小麦扎根于土地，李德林也曾虔诚地蹲在麦田旁，他的理想是将毕生所学用于造福人民。小麦的一生默默无闻，正如李德林时常念叨的那样：“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声音，我怎么就信了呢？”在官场中浸淫多时的李德林像远离了土地的小麦，早在他自己的不知不觉中就变异了。
植物成长于泥土，一路向上，但死后仍要回归泥土。以植物喻人，从中似乎可以窥见李佩甫对生命循环的思考：一个人无论经历怎样的变化发展，不论他是否愿意，最后还是要回归一元的本真状态，李佩甫相信的是“落叶归根”的精神轨迹。刘金鼎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临被逮捕之时，他本可以趁机潜逃出境，却“鬼使神差”地回到了梅陵，那个他大学毕业后再也没回去过的地方，可我们知道，那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根”的召唤。“三十九年后刘金鼎又跟梅花睡在了一起”，像当初那个懵懂的少年一样，他又回归了一无所有的状态。在释放着原始生命蓬勃气息的玉米田里，在黑暗诡谲的野树林里，在苍凉广袤的平原天地间，赤裸裸的刘金鼎再不复原本的敏捷狡猾，浓雾遮住了他的视线，使他像个瞎子似的在夜色中的田野遭遇了“鬼打墙”。见惯了物质世界的纸醉金迷，身经百战的刘金鼎却在最淳朴的乡村里迷失了，乡村的氛围有多么静谧安祥，刘金鼎的迷茫与悔恨就有多么深刻。宛如山崩一般的恐惧瞬间吞噬了他，他崩溃了，他双膝跪下，歇斯底里地呐喊：“老天，你收了我吧，我有罪，我是个罪人！”刘金鼎在荒无人烟的田野里受到了土地对他最为严厉的呵斥与审判，他作出了发自内心的忏悔。
一夜白头的李德林蹲在狭小的看守所里，与他为伴的是坚固的铜墙铁壁，可每当他闭上眼睛，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麦田。几十年过去了，李德林的那辆被周遭人事所胁迫着失速前行的精神列车在经历了惨烈的撞击后终于停了下来。他的脑海前所未有的一片澄明，曾经的乡村生活虽然穷苦，却纯净平和，散发着生命的活力。他曾最爱赤脚坐在田埂上，感受被太阳晒过后土地的温度，闻小麦的气味。“不该呀，他不该丢了小麦。他是先有小麦，后有人生的。如今他离开了小麦，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仿佛听到了小麦的哭泣声，小麦是为他哭的。”身在监牢，李德林却听见了记忆深处小麦为他奏响的哀歌。温暖干净的麦田剥去城市给李德林强加的层层武装，让他直面自己千疮百孔的心灵，让他记起自己的当初梦想，记起自己走入城市的原因。在他臆想中的麦田里，矛盾了多年、纠结了多年、早已扭曲变形的李德林终于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他对曾经最挚爱的麦田发出了痛彻骨髓的忏悔。
三、聚焦平原精神：城乡文学叙事中的忧思与关怀
在创作《生命册》之时，李佩甫就曾引用过伊朗剧作家阿巴斯的话，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当车轮滚滚向前时，我们仍要关心那些趴在铁轨上酣睡的蝴蝶’。”在《平原客》的创作谈里，李佩甫又提到了“酣睡的蝴蝶”，他似乎有些迷茫，也有些悲伤，他问：“开始了。车轮滚滚向前。那只蝴蝶，卧在铁轨上的蝴蝶，它醒了么？”
一直以来，“乡土”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主题，然而随着城乡转型的快速发展，乡土文学原本赖以生存的根基与土壤正在逐渐变质。另一方面，城市化尚处于低水平的客观现状决定了我们的城市文学也远达不到涵盖一切现实文学主题的高度。于是在从“乡村”到“城乡”的转型过程中，“城乡文学”作为一个亟待关注的新的主题走入了作家视野。对于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而言，故事的背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城乡文学既然同时以“城”、“乡”这两个天然对立的地域概念冠名，就明示了这个主题是以一个不断变化且充满矛盾和撕裂的时代作为故事背景的，乡村与城镇既相互隔离，又不断面临交融与整合。这复杂的时代语境自然给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他们需要在城乡文学的创作中表现出这一特殊时期，城乡交叉空间里的人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精神轨迹种种方面的变化的全部过程。李佩甫曾在《守望“精神家园”》中说：“中国在变化中……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文学是时代的声音，也是人类生活的先导，是民族灵魂的灯，时代在呼唤文学的洪钟大吕。作家更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贴近生活、贴近人民，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是这样说的，也确实一直身体力行地履行着身为作家的使命，密切关注着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旁那些不起眼的“蝴蝶”们。《平原客》是李佩甫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平原，经过仔细观察后酝酿出的改革中的一群人的悲剧故事。在这幅“平原群像图”间，李佩甫好像就是“平原客”中的一员，他紧紧贴着他们的内心，他是有“疼感”的；但有时他又好像游离在他们之外，俯视着整个平原，直白冷静地揭露不堪与伤痛。它表达了作者对那个在城乡变革艰苦求生的群体的悲悯与关怀，更发出了作者在关注与创作过程中产生的有关这个时代的困惑之声。
《平原客》的故事里，没有谁是一个本质上的坏人。刘金鼎在做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为管辖范围内的村子做了诸如修路、建沼气池一类的造福百姓的事。谢之长本是个热心肠的花客，虽然他帮助别人是有所图，可他的上进、淳朴，还有那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拼搏劲儿，也曾是激荡人心的。李德林的沦陷则更是让人惋惜，他曾有着最神采飞扬的目光，他原有机会成为“小麦之父”。赫连东山呢？作为平原上赫赫有名的大英雄，面对无法与之沟通的儿子的质问与怜悯，他不堪一击地屈服了……
刘金鼎、谢之长、李德林，他们原本是平原土地上最出色的生命，他们分别试图通过官、商、学三种途径踏入那个美好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可城市回馈他们的，却是一再的精神扭曲。赫连东山勤恳工作一生，可当他就快要退休的时候，时代的变化却让他“一下子懵了”。因为“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跟他的想象完全是两种样子。就像是一个人怀揣着巨大的热情和理想，吃尽千辛万苦，要奔向一个地方，可到了地方一看，却是南辕北辙。”赫连东山的迷失也许是如今许多自称“搞不懂年轻人在想什么”的中年人的精神迷失，也许还是作者自己也倍感疑惑的精神困境——“这世界成什么样子了？都疯了么？到底是谁疯了？”
平原上这些最优秀的生命的迷失与陨落，让作者感到了深深的不解与疑惑：曾经生活在一元纯粹的世界的我们是那样渴望五光十色的多元生活；可當我们真正身处这物欲横流的混沌空间时，又有谁能做到不被时代洪流所挟持，做到不被逼着盲目前行呢？那些曾对城市充满无限憧憬的、背负土地前行的生命，在面对时代的裂变和都市的诱惑时该何去何从？这一切是城乡文学这一特定的文学题材所关注的，是令作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也是值得我们这个时代深刻反思的。
注释：
[1]李佩甫， 西风烈. 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J]. 青年作家， 2017（9）：4-12.
参考文献：
[1]李佩甫. 我的“植物说”[J]. 扬子江评论， 2013（4）：5-6.
[2]张继红， 雷达. 世纪转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雷达访谈录[J]. 文艺争鸣， 2015（12）：58-63.
关键词：李佩甫；《平原客》；平原精神
作者简介：刘婧瑶，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2015级本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3
一、由村入城：灵魂漂浮者的精神转型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结构面临剧烈变革，乡村也随之转型。城乡过渡、融合的过程中，传统的农耕社会土崩瓦解，大批农村人或心怀憧憬，或逼不得已地走出乡村，走入城市。然而不论是主动离开还是被迫出走，不论是否已在城市中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与地位，生存环境的陡然变化都使这群离乡的农村人失去了原有的土地信仰与精神依靠。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城市也在迅速抛弃老一辈的城市人，旧时代的道德准则与人生信念在经济飞速发展、作风日渐开放的新城市中被蔑视、被唾弃，他们也面临着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于是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混沌的城乡交叉空间的上空，出现了一批灵魂漂浮者——虽然他们身在城市，物质生活甚至可能很丰富，但在精神方面，他们仍饱受彷徨之苦，找不到落脚之处。因此，为了得到身份归属感，更紧要的是为了凭借这份身份归属感在变化纷繁的城市里活下去，漂浮者们不得不经历精神转型的痛苦。
从转型方式来看，《平原客》中的精神转型主要分为主动转型和被动转型。主动转型者如最初的花匠之子、后来的黄淮市常任副市长刘金鼎；最初跑腿的花客、后来的“花世界”集团董事长谢之长；最初的乡村小保姆、后来的副省长夫人徐二彩……他们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自己的目标——要彻底摆脱贫穷卑微的过去，从内而外地成为“城里人”。所以他们努力顺应着城市和官场的游戏规则，见缝插针地往高处钻营，凭着过人的运气，他们都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可虽然已是众星环绕的明月，对于城市来说，他们身上仍贴着隐形的“客”的标签，精神上仍备受空虚失落，他们比普通的进城农民更渴望被城市完全接纳。
然而精神转型实在是一个漫长且煎熬的过程，这些向往城市的人甚至早在真正迈入城市以前就开始谋求精神上的“城市化”，比如刘金鼎在上学时就把自己的名字由“金定”改为了“金鼎”以示志向。农村姑娘徐二彩在成为省长夫人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把名字改成“徐亚男”——她再不愿被人“踩”了。从“金定”到“金鼎”、从“二彩”到“亚男”，几个字的更变暴露了名字主人渴望出人头地、获得城市身份认同的勃勃野心，农村人面对城市时的复杂心理从这两次不起眼的改名就可略见一斑。这二人中，徐二彩的内心变化尤为剧烈。尽管嫁给了小麦专家，做了高官夫人，但这个习惯了被忽视、被嘲弄的农村姑娘，在面对五光十色的城市及城里人时，心中仍积存着二十年多年来她耻于承认的自卑。她的自卑主要表现在她言行方面的强势：家庭里，她要求李德林按时“交公粮”以满足她的生理需求，捉奸成功后她更是高举道德大旗把丈夫批得体无完肤，让他跪在自己面前承认错误——她从肉体到精神上都要压倒这个被外人捧上天去的男人，如此一来，她从某种意义上也算获得了比受到万人奉承更高一等的待遇。生活里，她不遗余力地向他人展示并利用着她高贵的身份：儿子满月酒时，她不顾丈夫反对，请来各市的官员庆贺；兄弟犯事了，她就一通电话打给县委书记……深入骨髓的自卑与地位的骤变，造成了徐二彩精神意识同现实待遇间的混乱纠缠，最终导致了她心理的急速膨胀甚至扭曲。
与主动转型相比，被动的精神转变则更加充满矛盾性。这些被动的转变者心中也曾有自己的坚持与原则，他们甚至原本就是秩序的卫道者，但当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之时，势单力薄的他们也只好缴械投降，他们的转变是饱含无奈的痛楚和悲剧意味的。李德林本是个真正的学者，他胸怀天下，渴望凭自己的学识与技术造福社会，然而身在城市，这位农民之子却无时无刻不承受着精神困境对他的折磨。以婚姻生活为例，李德林的两任妻子罗秋旖和徐二彩分别象征着“城”、“乡”两个相互排斥的精神领域，李德林在这截然相反的两段婚姻里充分展现了他充满矛盾的心路历程：成长于农村，他受不了书香门第出身的罗秋旖给他定下的条条框框；可多年的城市教育却使他对徐二彩尚未开化般的野蛮言行也忍无可忍。即使在如此困顿的精神状态下，李德林也从未主动选择过堕落，恰好相反的是，他一直都试图竭力保持正直的品格。是乌烟瘴气的官场文化让他“被腐蚀”，是经历城市变异后的徐二彩对他进行的非人折磨让他“被出轨”，是帮凶的煽动和蛊惑让他“被杀人”……前后两段失败的婚姻和一连串身不由己的被动堕落，展现了农村人李德林在城市这飞速旋转的巨大漩涡中被迫由“乡”入“城”的挣扎和崩溃，印证了农村人在精神的城乡夹缝中谋生存求发展的苦痛与艰辛。
赫连东山同样是被迫转变的代表，与儿子断绝关系则宣告了他转型的失败。赫连东山是平原上的“刀片”，是令犯人闻风丧胆的出色的警察。可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被自己的儿子视为头号敌人。他与儿子是兩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象征，他兢兢业业、勤恳忘我地工作了一辈子，想不通光靠打游戏，儿子怎么能年薪百万。在即将卸下工作重担之时，他又被一个八零后的年轻人指着鼻子大声质问：“五零后吧……知道什么是快乐么？”这如当头棒喝一般的质疑，让赫连东山迷茫了、犹豫了，他坚守了一辈子的信念就这样被弃若敝履，接下来他还能靠什么在这时代生活下去呢？在儿子傲人的成就面前，赫连东山屈服了：他终于承认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承认自己的落伍，这无可奈何的屈服是代际变换所导致的精神悲剧。拖着沉重的旧时代尾巴的赫连东山，无论如何也跨不过那道时间造就的鸿沟，所以他“转型”失败了。 二、回归故土：来自田野深处的忏悔
平原是李佩甫坚守的“领地”，在“平原三部曲”和《平原客》中，我们都能轻易找到有关平原的大段描写。李佩甫笔下的平原，雨水充沛，土壤肥沃，植物丰茂，它承载了无数历史的兴盛与伤痛，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根”。对于作者而言，这样一片厚重而复杂的“平原”，早已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语境，成为他在变幻莫测的物质世界中渴望回归的古老而安详的精神故土。对精神家园的渴求驱动李佩甫孜孜不倦地探索与发掘着这片平原及其孕育的生命，使他把抒写平原精神生态的发展与嬗变作为恒久的创作主题。身为平原之子，李佩甫是匍匐在土地上，把人物当植物来写的。
《平原客》中对人的植物化暗示无处不在。与刘金鼎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是那株以大巴山深处的老梅树做桩嫁接的“梅王”。“梅王”开花时风光无限，刘金鼎进入官场后也是顺风顺水。可没根的老树总会面临死亡，失去精神依靠的刘金鼎在官场中盲目追逐，最终还是疯狂地撞上了毁灭之墙。李德林的“植物映射”是小麦，小麦扎根于土地，李德林也曾虔诚地蹲在麦田旁，他的理想是将毕生所学用于造福人民。小麦的一生默默无闻，正如李德林时常念叨的那样：“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声音，我怎么就信了呢？”在官场中浸淫多时的李德林像远离了土地的小麦，早在他自己的不知不觉中就变异了。
植物成长于泥土，一路向上，但死后仍要回归泥土。以植物喻人，从中似乎可以窥见李佩甫对生命循环的思考：一个人无论经历怎样的变化发展，不论他是否愿意，最后还是要回归一元的本真状态，李佩甫相信的是“落叶归根”的精神轨迹。刘金鼎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临被逮捕之时，他本可以趁机潜逃出境，却“鬼使神差”地回到了梅陵，那个他大学毕业后再也没回去过的地方，可我们知道，那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根”的召唤。“三十九年后刘金鼎又跟梅花睡在了一起”，像当初那个懵懂的少年一样，他又回归了一无所有的状态。在释放着原始生命蓬勃气息的玉米田里，在黑暗诡谲的野树林里，在苍凉广袤的平原天地间，赤裸裸的刘金鼎再不复原本的敏捷狡猾，浓雾遮住了他的视线，使他像个瞎子似的在夜色中的田野遭遇了“鬼打墙”。见惯了物质世界的纸醉金迷，身经百战的刘金鼎却在最淳朴的乡村里迷失了，乡村的氛围有多么静谧安祥，刘金鼎的迷茫与悔恨就有多么深刻。宛如山崩一般的恐惧瞬间吞噬了他，他崩溃了，他双膝跪下，歇斯底里地呐喊：“老天，你收了我吧，我有罪，我是个罪人！”刘金鼎在荒无人烟的田野里受到了土地对他最为严厉的呵斥与审判，他作出了发自内心的忏悔。
一夜白头的李德林蹲在狭小的看守所里，与他为伴的是坚固的铜墙铁壁，可每当他闭上眼睛，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麦田。几十年过去了，李德林的那辆被周遭人事所胁迫着失速前行的精神列车在经历了惨烈的撞击后终于停了下来。他的脑海前所未有的一片澄明，曾经的乡村生活虽然穷苦，却纯净平和，散发着生命的活力。他曾最爱赤脚坐在田埂上，感受被太阳晒过后土地的温度，闻小麦的气味。“不该呀，他不该丢了小麦。他是先有小麦，后有人生的。如今他离开了小麦，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仿佛听到了小麦的哭泣声，小麦是为他哭的。”身在监牢，李德林却听见了记忆深处小麦为他奏响的哀歌。温暖干净的麦田剥去城市给李德林强加的层层武装，让他直面自己千疮百孔的心灵，让他记起自己的当初梦想，记起自己走入城市的原因。在他臆想中的麦田里，矛盾了多年、纠结了多年、早已扭曲变形的李德林终于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他对曾经最挚爱的麦田发出了痛彻骨髓的忏悔。
三、聚焦平原精神：城乡文学叙事中的忧思与关怀
在创作《生命册》之时，李佩甫就曾引用过伊朗剧作家阿巴斯的话，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当车轮滚滚向前时，我们仍要关心那些趴在铁轨上酣睡的蝴蝶’。”在《平原客》的创作谈里，李佩甫又提到了“酣睡的蝴蝶”，他似乎有些迷茫，也有些悲伤，他问：“开始了。车轮滚滚向前。那只蝴蝶，卧在铁轨上的蝴蝶，它醒了么？”
一直以来，“乡土”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主题，然而随着城乡转型的快速发展，乡土文学原本赖以生存的根基与土壤正在逐渐变质。另一方面，城市化尚处于低水平的客观现状决定了我们的城市文学也远达不到涵盖一切现实文学主题的高度。于是在从“乡村”到“城乡”的转型过程中，“城乡文学”作为一个亟待关注的新的主题走入了作家视野。对于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而言，故事的背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城乡文学既然同时以“城”、“乡”这两个天然对立的地域概念冠名，就明示了这个主题是以一个不断变化且充满矛盾和撕裂的时代作为故事背景的，乡村与城镇既相互隔离，又不断面临交融与整合。这复杂的时代语境自然给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他们需要在城乡文学的创作中表现出这一特殊时期，城乡交叉空间里的人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精神轨迹种种方面的变化的全部过程。李佩甫曾在《守望“精神家园”》中说：“中国在变化中……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文学是时代的声音，也是人类生活的先导，是民族灵魂的灯，时代在呼唤文学的洪钟大吕。作家更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贴近生活、贴近人民，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是这样说的，也确实一直身体力行地履行着身为作家的使命，密切关注着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旁那些不起眼的“蝴蝶”们。《平原客》是李佩甫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平原，经过仔细观察后酝酿出的改革中的一群人的悲剧故事。在这幅“平原群像图”间，李佩甫好像就是“平原客”中的一员，他紧紧贴着他们的内心，他是有“疼感”的；但有时他又好像游离在他们之外，俯视着整个平原，直白冷静地揭露不堪与伤痛。它表达了作者对那个在城乡变革艰苦求生的群体的悲悯与关怀，更发出了作者在关注与创作过程中产生的有关这个时代的困惑之声。
《平原客》的故事里，没有谁是一个本质上的坏人。刘金鼎在做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为管辖范围内的村子做了诸如修路、建沼气池一类的造福百姓的事。谢之长本是个热心肠的花客，虽然他帮助别人是有所图，可他的上进、淳朴，还有那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拼搏劲儿，也曾是激荡人心的。李德林的沦陷则更是让人惋惜，他曾有着最神采飞扬的目光，他原有机会成为“小麦之父”。赫连东山呢？作为平原上赫赫有名的大英雄，面对无法与之沟通的儿子的质问与怜悯，他不堪一击地屈服了……
刘金鼎、谢之长、李德林，他们原本是平原土地上最出色的生命，他们分别试图通过官、商、学三种途径踏入那个美好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可城市回馈他们的，却是一再的精神扭曲。赫连东山勤恳工作一生，可当他就快要退休的时候，时代的变化却让他“一下子懵了”。因为“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跟他的想象完全是两种样子。就像是一个人怀揣着巨大的热情和理想，吃尽千辛万苦，要奔向一个地方，可到了地方一看，却是南辕北辙。”赫连东山的迷失也许是如今许多自称“搞不懂年轻人在想什么”的中年人的精神迷失，也许还是作者自己也倍感疑惑的精神困境——“这世界成什么样子了？都疯了么？到底是谁疯了？”
平原上这些最优秀的生命的迷失与陨落，让作者感到了深深的不解与疑惑：曾经生活在一元纯粹的世界的我们是那样渴望五光十色的多元生活；可當我们真正身处这物欲横流的混沌空间时，又有谁能做到不被时代洪流所挟持，做到不被逼着盲目前行呢？那些曾对城市充满无限憧憬的、背负土地前行的生命，在面对时代的裂变和都市的诱惑时该何去何从？这一切是城乡文学这一特定的文学题材所关注的，是令作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也是值得我们这个时代深刻反思的。
注释：
[1]李佩甫， 西风烈. 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J]. 青年作家， 2017（9）：4-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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