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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脱去“打工诗人”、“底层写作”的外衣，郑小琼依然是一个珠三角打工群体中普通的一员。
“在流水线的程序下，我们所有的个性的东西都被迫收藏起来，放在自己工衣的某个角落里。”郑小琼说。
2001年，郑小琼从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离开老家南下广东打工。最初两年，她的生活在不断失业中度过，先是被一家黑工厂扣押了4个月工资，然后换到一家具厂上班，月底只拿到284块钱。想着家里为供她上学还欠下的近万元债务，她“死的心都有”。
在进了十几个工厂，换了十几个工种之后，郑小琼来到东莞市东坑镇黄麻岭的一家小五金厂。工资差不多有400多，比以前的都高，于是选择留下，一干就是好几年。她在工厂的编号是245号，大家都叫她：“喂，245!”
面对残酷的现实， “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没有了。”郑小琼说。
写诗：为了像铸铁一样沉默的大多数
在打工路上走了几年之后，那些遍布珠三角的工厂，在郑小琼的面前渐渐变成一幅奇怪的工业图画：整个流水线就像一台由装配工与机台组成的巨大机器。每一个工人都沦落为它的一部分。她找不到属于个体人的温度、信仰、同情、爱或者自由，个体的人被它分解，重新组织，被它的标准化刻下了固定的动作、步骤、速度等。工业化时代冷冰冰的规范，产生了一群相似的人。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在诗友们的鼓励下，郑小琼开始阅读、写作，踏上精神成长之路。当写下第一行诗句，她的世界慢慢打开了。那些来自底层的疼痛与挣扎，珠三角繁华背后阴冷的角落，也第一次通过她的诗，展现在世界面前。
“在麻木中我們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她书写那些“像铸铁一样沉默的大多数”：所有的面孔都将是一张面孔，个体的面孔就是众人的面孔，铁一样的生活。她为失语的生活而“痛哭”： “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保养的生活，该怎样开始?”
她从工厂荣誉室里悬挂的锦旗上，看到老板可能具有的“菩萨心肠”，但与此同时，她也看到同事工伤后得不到赔偿，被保安赶出大门时那无助的眼神。巨大的反差，让她的内心感到一阵阵的疼痛。
“在张张疲惫的面孔后面，一颗颗被时代虚构的心／沉浸在虚无之中，工业高楼与商业资本的阴影中／一个个被奴役的人，惊惶失措地奔波着……”“而我正是一个个活在不由自主之中的小人物，我正在变成了某种沉默的机器，某个工位，某个零件。”
她写下了《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有人说， ”阅读郑小琼的诗歌，就是阅读一个国度的另一面，就是阅读被集体封闭的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她的诗歌，是“后工业时代决绝的哀嚎”。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她的作品竟获得了人民文学奖。
但获奖的郑小琼却异常冷静，她说：“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但是，我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抗争：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
对郑小琼来说，写作不仅仅是对苦难的揭示， “一个没有勇气见证现实世界中的真相的写作者，肯定无法把握活在这种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内心。”她试图寻找这种让内心成长的力量，而不是“聪明”地避开或者视而不见。她相信，一个写作者会拥有一颗完整而庞大的心灵。
“青春丢在哪里，人的一生就会牵挂那里。”
对郑小琼来说，黄麻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爱着的尘世生活，忙碌而庸常的黄麻岭。”对自己打工多年的城市，郑小琼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然而，她却发现，自己把根从家乡南充乡村的田野里拔起，却栽不进东莞城市群的水泥地里去。自己像浮萍一样，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不断感受着来自现实的锋利与脆弱。她曾如此表述自己的内心困境：一头是”待不下的异乡”，一头是“回不去的故乡”。
郑小琼说： “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根本没有产生过像我们国家这样有着庞大数量的身份属性如此模糊不清的农民工群体，身份属性的模糊不清在现实间就意味着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暂住证会被收容：没有户口，孩子很难上到学；没有医保，没有劳保，更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固定工作，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在现实面前无所适从，无可奈何，漂泊是他们的特征，沧桑是他们的烙痕，从身体到灵魂。
“暂住、暂住，城市只是暂时收留了他们。”对农民工来说，这意味着忍耐与等待，意味着欠薪常常难以兑现，等到伤了，残了，衰了，老了，就得离开城市。郑小琼在诗中写道： “她在机台、卡座、工地上老去／他的背后，一座座高楼林立的城市／又把他们遗弃。”
为何会写诗?郑小琼无数次面对这个问题。她想了想，郑重地说： “我告诉自己，我们是这个珠三角城市所发生的事情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来。这是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
2008年，当选广东省人大代表的郑小琼，多了一个为打工者发声的途径。她希望取消户籍区隔，承认打工者的工人身份，让“农民工”这个词尽早进入历史。
对话：城市为什么不敞开怀抱?
问：凭你这些年的打工经历，接触了很多打工者。能否总结一下广东打工者的生存现状?
答：个人感受是，现在打工者生存现状并不乐观，从两个方面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一是劳动时间过长，大部分打工者想获得稍微高一点的工资，只能依靠加班。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应严格控制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度，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可实际上，大部分工厂每个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有的达到上百小时。这样超负荷的劳动，肯定会损害打工者的身体与心灵健康。
二是打工者的报酬普遍偏低。我调查的大部分企业，基本是依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劳动报酬的，而这样的工资只能维持劳动者在这个城市的基本生活。
问：你认为企业关心打工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吗?企业的工会，或者心理求助电话，真的能帮到打工者吗?
答：大一点的厂子可能相对好一点，比如有文娱设施，有的还开了网吧等等。但是，打工者都是超负荷劳动，他们的身心相当疲惫，这些文娱设施很多时候就只是一种摆设。大部分员工在下班之后，除了想休息之外，没有太多念头。而对于打 工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我认为企业普遍做得不行，因为那么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本身就是对心理健康的一种摧残。至于企业的工会，我更认为是一种摆设，很多企业工会基本是资方的代表，一年所做的事情，就是年底帮员工买一下车票，一年做几台晚会，或者举行每月的员工生日会之类的活动，这些还是比较好的企业工会。而我干过的多数工厂，企业工会就是在厂门口挂个牌子，应付一下上面检查，一年到头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问：社会上公布的工会和团组织，志愿者开通的帮助打工者的热线和部门，打工者们知道的人有多少?他们相信这些组织会给他们帮助吗?
答：知道的人肯定相当少，我暂时并没有找到这样具体的事例。其实在今年广东人代会上，我曾提交了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一些基层农民工民间组织，来疏通农民工的问题。如果说十几年前只是个体农民工来广东打工，那么十几年后，来广东的农民工有相当部分是整个家庭，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都进入广东，由此就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外来工子女就学、入户、计生、治安等问题，就显得日益突出了。传统意识上对于农民工管理与服务仅仅只依靠工会等有限的几个职能部门，已经与农民工现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已经不能满足于现在农民工的需要。同时，因为缺乏相适应的农民工基层组织沟通，造成治安、消防、计生、環保、信访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成为社会综合管理的一大难题。我认为，真正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就是需要打工者能够主动参与的组织。
问：打工者碰到了经济问题、情感问题、思想问题等，一般是找谁解决?
答：基本上遇到经济问题先找附近的老乡、同学，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基本没有找工厂或工会的。至于情感和生活问题的沟通，更多还是老乡与同学，或者几个要好的朋友。特别是情感问题，由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打工者可能更多地是憋在心里面。
问：当打工者认为权利被企业侵犯时，你身边的同事会积极维护吗?用哪些途径维护?
答：大概在2007年，我曾就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及“面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的问题时，绝大部分选择放弃，他们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侵害，大家都这样，算了吧，哪里都一样”：有11％左右的农民工根本说不清楚，表现出对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无知和茫然：明确表示会去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的人，一个都没有。
去年，我又做了一次调查，男女工一起调查，其中明确表示遇到问题会去相关部门投诉的比例大约占到百分之十几。这个比例的增长，更多原因是这几年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比如他们去投诉是因为有老乡或者同学这样做成功了，让他们看到了信心。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 “民不畏死而畏势”，他们受了委屈，因为畏势而不敢抗争，最终走上绝路，这也许正是富士康连续发生跳楼悲剧的原因之一。
问：在你所接触的打工者中，他们承受着哪些压力?如何解脱? 答：最普遍的一个感受就是累。我认为他们所说的累，更多是一种精神的累，一种由农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环境，由于现实与理想的差别，而造成的来自心灵上的累。其他国家进城的农民能够清晰地变成市民或者工人，而中国进城的农民却只能变成农民工。当初美国挤进纽约的农民放弃乡下的八间大房而选择进入纽约住在狭小的蜗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最终会变成纽约人，这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也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而在现实中国，当我们选择放弃乡下的楼房来到城市，我们却看不到我们会很快变成城市人的希望，这个希望的实现太艰难了。
当数量庞大的农民走向城市，就意味着中国走进一个新的历程。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就是要给每一个人希望。城市化进程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无法逆转的方向，可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不敞开胸怀接受?
问：80后、90后的打工者与70后、60后相比有什么特点?
答：他们的生存依然可用一个词来形容：艰难。新生代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被污名化，比如他们不如六、七十年代的农民工吃苦，他们容易跳槽、难以伺候等等。我一直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前一代外来务工人员要求实在太低，而显得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要求高了。
年轻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应该有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追求应该高过他们的前一代，这样的时代才是朝前进步的。相对于前一代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新生代的务工人员更懂得享受生活，他们有着自己的个性，但他们却做着与前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同样的活，怎能说他们不吃苦耐劳呢?
其实，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要求是很低的。作为普通工人，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他们的工资大部分都只在一千到两千之间的水准，而且这个数目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他们每天加班两个或3个小时才能得到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想象的时代。比如在上海、苏州、深圳等城市，有一份普通工作的人，绝大部分不能在这些城市安居乐业，可这在我们国家几乎是一种正常现象。所以，不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难伺候，而是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生存权利的保障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我一直把新生代外来务工者的特征更多地看做是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一种标志，我们的企业与政府应该珍惜这样的标志。只有所有外来务工者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自己工作的城市里，我们的国家距离真正的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就不远了。
“在流水线的程序下，我们所有的个性的东西都被迫收藏起来，放在自己工衣的某个角落里。”郑小琼说。
2001年，郑小琼从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离开老家南下广东打工。最初两年，她的生活在不断失业中度过，先是被一家黑工厂扣押了4个月工资，然后换到一家具厂上班，月底只拿到284块钱。想着家里为供她上学还欠下的近万元债务，她“死的心都有”。
在进了十几个工厂，换了十几个工种之后，郑小琼来到东莞市东坑镇黄麻岭的一家小五金厂。工资差不多有400多，比以前的都高，于是选择留下，一干就是好几年。她在工厂的编号是245号，大家都叫她：“喂，245!”
面对残酷的现实， “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没有了。”郑小琼说。
写诗：为了像铸铁一样沉默的大多数
在打工路上走了几年之后，那些遍布珠三角的工厂，在郑小琼的面前渐渐变成一幅奇怪的工业图画：整个流水线就像一台由装配工与机台组成的巨大机器。每一个工人都沦落为它的一部分。她找不到属于个体人的温度、信仰、同情、爱或者自由，个体的人被它分解，重新组织，被它的标准化刻下了固定的动作、步骤、速度等。工业化时代冷冰冰的规范，产生了一群相似的人。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在诗友们的鼓励下，郑小琼开始阅读、写作，踏上精神成长之路。当写下第一行诗句，她的世界慢慢打开了。那些来自底层的疼痛与挣扎，珠三角繁华背后阴冷的角落，也第一次通过她的诗，展现在世界面前。
“在麻木中我們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她书写那些“像铸铁一样沉默的大多数”：所有的面孔都将是一张面孔，个体的面孔就是众人的面孔，铁一样的生活。她为失语的生活而“痛哭”： “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保养的生活，该怎样开始?”
她从工厂荣誉室里悬挂的锦旗上，看到老板可能具有的“菩萨心肠”，但与此同时，她也看到同事工伤后得不到赔偿，被保安赶出大门时那无助的眼神。巨大的反差，让她的内心感到一阵阵的疼痛。
“在张张疲惫的面孔后面，一颗颗被时代虚构的心／沉浸在虚无之中，工业高楼与商业资本的阴影中／一个个被奴役的人，惊惶失措地奔波着……”“而我正是一个个活在不由自主之中的小人物，我正在变成了某种沉默的机器，某个工位，某个零件。”
她写下了《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有人说， ”阅读郑小琼的诗歌，就是阅读一个国度的另一面，就是阅读被集体封闭的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她的诗歌，是“后工业时代决绝的哀嚎”。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她的作品竟获得了人民文学奖。
但获奖的郑小琼却异常冷静，她说：“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但是，我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抗争：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
对郑小琼来说，写作不仅仅是对苦难的揭示， “一个没有勇气见证现实世界中的真相的写作者，肯定无法把握活在这种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内心。”她试图寻找这种让内心成长的力量，而不是“聪明”地避开或者视而不见。她相信，一个写作者会拥有一颗完整而庞大的心灵。
“青春丢在哪里，人的一生就会牵挂那里。”
对郑小琼来说，黄麻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爱着的尘世生活，忙碌而庸常的黄麻岭。”对自己打工多年的城市，郑小琼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然而，她却发现，自己把根从家乡南充乡村的田野里拔起，却栽不进东莞城市群的水泥地里去。自己像浮萍一样，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不断感受着来自现实的锋利与脆弱。她曾如此表述自己的内心困境：一头是”待不下的异乡”，一头是“回不去的故乡”。
郑小琼说： “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根本没有产生过像我们国家这样有着庞大数量的身份属性如此模糊不清的农民工群体，身份属性的模糊不清在现实间就意味着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暂住证会被收容：没有户口，孩子很难上到学；没有医保，没有劳保，更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固定工作，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在现实面前无所适从，无可奈何，漂泊是他们的特征，沧桑是他们的烙痕，从身体到灵魂。
“暂住、暂住，城市只是暂时收留了他们。”对农民工来说，这意味着忍耐与等待，意味着欠薪常常难以兑现，等到伤了，残了，衰了，老了，就得离开城市。郑小琼在诗中写道： “她在机台、卡座、工地上老去／他的背后，一座座高楼林立的城市／又把他们遗弃。”
为何会写诗?郑小琼无数次面对这个问题。她想了想，郑重地说： “我告诉自己，我们是这个珠三角城市所发生的事情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来。这是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
2008年，当选广东省人大代表的郑小琼，多了一个为打工者发声的途径。她希望取消户籍区隔，承认打工者的工人身份，让“农民工”这个词尽早进入历史。
对话：城市为什么不敞开怀抱?
问：凭你这些年的打工经历，接触了很多打工者。能否总结一下广东打工者的生存现状?
答：个人感受是，现在打工者生存现状并不乐观，从两个方面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一是劳动时间过长，大部分打工者想获得稍微高一点的工资，只能依靠加班。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应严格控制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度，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可实际上，大部分工厂每个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有的达到上百小时。这样超负荷的劳动，肯定会损害打工者的身体与心灵健康。
二是打工者的报酬普遍偏低。我调查的大部分企业，基本是依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劳动报酬的，而这样的工资只能维持劳动者在这个城市的基本生活。
问：你认为企业关心打工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吗?企业的工会，或者心理求助电话，真的能帮到打工者吗?
答：大一点的厂子可能相对好一点，比如有文娱设施，有的还开了网吧等等。但是，打工者都是超负荷劳动，他们的身心相当疲惫，这些文娱设施很多时候就只是一种摆设。大部分员工在下班之后，除了想休息之外，没有太多念头。而对于打 工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我认为企业普遍做得不行，因为那么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本身就是对心理健康的一种摧残。至于企业的工会，我更认为是一种摆设，很多企业工会基本是资方的代表，一年所做的事情，就是年底帮员工买一下车票，一年做几台晚会，或者举行每月的员工生日会之类的活动，这些还是比较好的企业工会。而我干过的多数工厂，企业工会就是在厂门口挂个牌子，应付一下上面检查，一年到头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问：社会上公布的工会和团组织，志愿者开通的帮助打工者的热线和部门，打工者们知道的人有多少?他们相信这些组织会给他们帮助吗?
答：知道的人肯定相当少，我暂时并没有找到这样具体的事例。其实在今年广东人代会上，我曾提交了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一些基层农民工民间组织，来疏通农民工的问题。如果说十几年前只是个体农民工来广东打工，那么十几年后，来广东的农民工有相当部分是整个家庭，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都进入广东，由此就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外来工子女就学、入户、计生、治安等问题，就显得日益突出了。传统意识上对于农民工管理与服务仅仅只依靠工会等有限的几个职能部门，已经与农民工现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已经不能满足于现在农民工的需要。同时，因为缺乏相适应的农民工基层组织沟通，造成治安、消防、计生、環保、信访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成为社会综合管理的一大难题。我认为，真正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就是需要打工者能够主动参与的组织。
问：打工者碰到了经济问题、情感问题、思想问题等，一般是找谁解决?
答：基本上遇到经济问题先找附近的老乡、同学，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基本没有找工厂或工会的。至于情感和生活问题的沟通，更多还是老乡与同学，或者几个要好的朋友。特别是情感问题，由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打工者可能更多地是憋在心里面。
问：当打工者认为权利被企业侵犯时，你身边的同事会积极维护吗?用哪些途径维护?
答：大概在2007年，我曾就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及“面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的问题时，绝大部分选择放弃，他们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侵害，大家都这样，算了吧，哪里都一样”：有11％左右的农民工根本说不清楚，表现出对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无知和茫然：明确表示会去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的人，一个都没有。
去年，我又做了一次调查，男女工一起调查，其中明确表示遇到问题会去相关部门投诉的比例大约占到百分之十几。这个比例的增长，更多原因是这几年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比如他们去投诉是因为有老乡或者同学这样做成功了，让他们看到了信心。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 “民不畏死而畏势”，他们受了委屈，因为畏势而不敢抗争，最终走上绝路，这也许正是富士康连续发生跳楼悲剧的原因之一。
问：在你所接触的打工者中，他们承受着哪些压力?如何解脱? 答：最普遍的一个感受就是累。我认为他们所说的累，更多是一种精神的累，一种由农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环境，由于现实与理想的差别，而造成的来自心灵上的累。其他国家进城的农民能够清晰地变成市民或者工人，而中国进城的农民却只能变成农民工。当初美国挤进纽约的农民放弃乡下的八间大房而选择进入纽约住在狭小的蜗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最终会变成纽约人，这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也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而在现实中国，当我们选择放弃乡下的楼房来到城市，我们却看不到我们会很快变成城市人的希望，这个希望的实现太艰难了。
当数量庞大的农民走向城市，就意味着中国走进一个新的历程。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就是要给每一个人希望。城市化进程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无法逆转的方向，可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不敞开胸怀接受?
问：80后、90后的打工者与70后、60后相比有什么特点?
答：他们的生存依然可用一个词来形容：艰难。新生代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被污名化，比如他们不如六、七十年代的农民工吃苦，他们容易跳槽、难以伺候等等。我一直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前一代外来务工人员要求实在太低，而显得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要求高了。
年轻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应该有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追求应该高过他们的前一代，这样的时代才是朝前进步的。相对于前一代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新生代的务工人员更懂得享受生活，他们有着自己的个性，但他们却做着与前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同样的活，怎能说他们不吃苦耐劳呢?
其实，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要求是很低的。作为普通工人，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他们的工资大部分都只在一千到两千之间的水准，而且这个数目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他们每天加班两个或3个小时才能得到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想象的时代。比如在上海、苏州、深圳等城市，有一份普通工作的人，绝大部分不能在这些城市安居乐业，可这在我们国家几乎是一种正常现象。所以，不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难伺候，而是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生存权利的保障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我一直把新生代外来务工者的特征更多地看做是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一种标志，我们的企业与政府应该珍惜这样的标志。只有所有外来务工者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自己工作的城市里，我们的国家距离真正的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