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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哈德·施林克的作品《朗读者》讲述了德国少年米夏同比自己年长21岁的妇女汉娜间的爱情故事,“朗读”这一行为成为两人间意义非凡的联系途径,延续了十多年之久,指引米夏和汉娜完成了自身的成长与艰辛的蜕变。最终,懦弱的少年米夏在种种困境面前变得从容,因无知而冷漠的汉娜也在指引之下完成了自己心中人性之良知迟到的启蒙。作为经历过第三帝国的两代人,两人在沉重的历史阴影下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小的个体命运在此交融,铸就了一部深刻的成长寓言。
关键词:《朗读者》;人物形象;成长寓言
中图分类号:I516.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6-0-02
0 引言
《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是一位优秀的德国作家与法学家[1],双重身份使他的文学作品兼有精彩的叙事情节与简约且条理清晰的严谨之美。同时,施林克不断思考挖掘人类社会中的问题,赋予作品深刻的内涵,从而铸就了《朗读者》这部短小精炼却阐释了爱情与伦理、历史与当下、社会与个人间的种种矛盾的优秀作品[2]。
《朗读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不仅以理性的笔调成功塑造出了丰满的人物形象[3],而且深入揭示了第三帝国的历史阴影如何给德国的两代人打上烙印,更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以两位主人公的故事为引,指出了民族前行的明路[4]。种种特点都表明这部小说讲述的不是一段单纯的故事,而是一则蕴含哲理的寓言。要读懂这则寓言,首先要读透寓言中的两位主人公,解读他们种种言行背后透露出的内心活动。因此,本文以人物形象分析为切入点[5],逐步探索汉娜与米夏两人的成长历程与形象转变,感受作者在这段历史与个人交织的寓言中所寄托的哲理与深思。
1 汉娜:从平庸之恶到人性之思
汉娜这一形象可谓集无知者、求知者、施害者、受害者[6]等关键词于一体。文盲的身份使她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沦为无知的被害者。然而她并未因此变得自卑、孤僻,相反,她美丽而强势,自信大方地与比自己年轻21岁的少年米夏交往,且在交往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米夏在回忆中如此写道:“长久以来,我完全委身于她,委身于她的占有欲。”[7]情窦初开的米夏成为她获得性欢愉、倾听朗读的途径,但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汉娜无理取闹、自私蛮横的行为表明,米夏在她心目中并不是需要自己付出的恋人,更像一个可供取用的工具。最后汉娜不告而别,进一步证明了她并没有付出太多感情。
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不难发现汉娜此前的种种无理行为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隐藏自己的文盲身份。离开米夏后,汉娜在集中营担任女看守[8],除了死板而残酷地执行任务外,出于个人需求,她要求那些纤弱细嫩的姑娘为自己朗读,然后在次日将她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她渴望知识,喜欢文学,却不愿与任何为其在欣赏文学之路上引导的人过分接近,因为这会使自己苦苦坚守的秘密暴露。为了维护自己被愚昧包裹着、几近走向病态的极端的自尊,为了摆脱那些为自己朗读的姑娘,汉娜甚至自作主张地将她们推上绝路,其行为与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1963)所提出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相吻合。汉娜没有接受过基本的通识教育,生命教育更是遥不可及,在汉娜眼中,他人是可利用的工具,而并非需要尊重的生命个体。认知上的阻碍使汉娜将平庸之恶[9]执拗地贯彻到底,愚昧和求知这组矛盾在她的灵魂深处碰撞。
尚未发现这一事实的米夏曾在心中试图为她辩解:“说吧,汉娜!说出来,你是想让这段最后的时光对她们(指被要求为汉娜朗读的女孩子们)来说好受点。这就是为什么汉娜要挑选那些纤弱细嫩的姑娘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也根本不可能有。”[7]然而旁听漫长的审讯后,米夏对汉娜的认识一步步加深,他痛苦地发现了汉娜的漠然和无情,她的战犯身份亦让米夏的前半生背上了十字架,米夏陷入深深的矛盾、自责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如果说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7]米夏心中无法掐灭的爱情之火时时加深着这份痛苦,然而汉娜毫不知情,也并无回应。
战后,作为战犯的汉娜在监狱中度过了18年。服刑的第8年,她收到了米夏寄来的录音磁带,这无疑是汉娜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小说并未详细描写她初次听到录音的反应,但书籍改编的电影却给了这样一个镜头[10]:汉娜试探性地按下播放键,米夏的声音自录音机中缓缓流出,触电般地,她慌乱地关掉了录音。这是汉娜第一次流露出慌乱的情绪,而在此之前,法庭上对战犯进行的高强度的审讯也未使她慌乱,无知与求索的矛盾对汉娜的触动可见一斑。求知的沉寂火焰缓缓复燃,一烧便是10年。为了与米夏通信,汉娜开始学习读写,并以工工整整、力透纸背,一如自己严谨死板的性格一般的字迹开始给米夏写信——表达感激之情,希望米夏回信,记录身边的自然景色等等。或许她曾试图在自然的生命里寻找慰藉,却只是徒劳。汉娜一点一点地弥补自己的青春,对米夏的情感逐渐加深,同时她开始借阅有关集中营的书籍,对自己罪行的认知也逐渐清晰。
于她而言,新生命之门正在开启,然而欣喜之情还未完全散尽,便已窥见了门后斑斑罪恶的尘迹[11]。米夏從未回信,随着以学识作路引的人性之思逐步深入,汉娜心中压抑的复杂情感也愈发深刻。米夏的逃避让她的灵魂饱受折磨。
汉娜自杀这一情节的安排有些欧·亨利式笔法的意味,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自杀是她赎罪的最终一环[12],也是她内心矛盾缓缓积淀后沉默的爆发。作为服刑18年的战犯,她再也无法面对阔别已久的社会、无法被宽恕的罪行、自己的年老色衰和隐忍而痛苦的米夏……她选择在出狱当天的黎明时分自缢,并且未给米夏留下任何问候,除了礼貌而得体地请求他将自己的积蓄赠送给集中营遇难者的后代,为自己的赎罪。这或许是她任性一面的展露,又或许是对爱情、对早已有了隔阂的中年米夏的彻底失望,并掺杂着对自身罪行的认知与反思[13]。她完成了对人性的思考,并最终因交织的复杂情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 米夏:由逃避到从容
米夏爱逃避的性格在其作为10多岁的少年初次出场[14]時便已显露:在公车上因病想要呕吐时,年少时的米夏试图将它咽下去,而不被任何人发觉。严谨刻板近乎冷漠的父亲、不友好的兄弟姐妹、充满“冷暴力”的家庭氛围,都是他性格的成因。米夏迷茫、冷漠又自卑。
因为生病,他同汉娜相识并交往。汉娜的爱情给予了情窦初开的他奇妙的活力[15],使他从一个孤独、默默无闻的少年成长为一位成绩优异、自信的少年。“……我的日子还从没有安排得这么满打满算过,我的生活还从没有这么节奏欢快、内容丰富过。”[7]汉娜不仅是他的性启蒙者,也是他的人生导师之一——即使这导师根本不识字。
但米夏逃避与懦弱的性格仍难以改变,小说反映他爱逃避这一性格的细节还有许多。现列举比较重要的两处:一是发现汉娜文盲身份的他最终没有鼓起勇气在法庭上提供有利于减少汉娜刑期的证据;二是同父亲谈话时,他没有勇气指责父亲——一位同样面临历史重压陷入困境之人。米夏内心苦苦挣扎,却未能作出任何明面上的反抗。“我在问自己,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16]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7]米夏的父亲、导师、审判汉娜的法官代表的是另一个经历二战的德国人群体,他们或多或少沾染过被战后定义为“罪恶”的事物,不知如何摆脱这层阴影,更不知如何帮助自己的后代走出来,认为最好的方法便是闭口不谈[17]。无数次的无言下,两代人的隔阂静静生长,心灵的缺口缓缓扩大,历史的断层悄悄蔓延[18]。
米夏没有选择成为这段因刻意遗忘和沉默而产生的断层的助推者。爱上一个战犯让他无比愧疚,但他仍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汉娜,唤醒汉娜需要学识作路引的人性中的良知。为狱中的汉娜朗读这一决定,为阔别数年的两人再次创造了交集,更是他选择了不逃避作出的重大决定[19]。两人都背负着难以逃脱的罪过或自责,只是难以克制的爱情为这一切包裹上了美丽的外衣[20]。他长达10年的朗读,的确改变了汉娜,也使他渐渐同自己和解。在文字的流动中,一个灵魂慢慢苏醒,另一个灵魂慢慢明晰[21]。
汉娜死后,米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思考期,最终向他人吐露了自己深埋内心的这段恋情。“我做过什么和没做过什么,她又做过什么,这早已成了我的生活了。”[7]这是一种同自我和解的释怀所带来的从容。小说中的最后一个场景是步入晚年的米夏独自站在汉娜墓前,而影片中以中年米夏站在汉娜的坟前向女儿讲述这一切的镜头告终,父女之间因米夏沉默寡言的性格而产生的坚冰开始慢慢融化。米夏代表着背负历史压力这一代人中的清醒者,选择了从容面对自己的命运,并正确看待自己同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一代代人的故事还在继续,战争的阴影一直存在,但伤口终会愈合,一个民族也终会拥有勇气面对过去、奔向未来[22]。
3 结语
本哈德·施林克使用了巧妙的叙事策略,在爱情的外衣下探讨战争这一原罪引发的种种问题。汉娜最终敢于将自己前半生苦苦隐藏的内心深处的羞耻事实暴露给大众,一如本哈德·施林克本人在书中几近赤裸地向我们剖析矛盾中的德国人的心理;米夏最终迈出了正视自己过去的勇敢一步,同时明白人不能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之中,苦苦挣扎变为从容面对,接纳了早已融入自己生活的记忆。若非本哈德·施林克本人阅历丰富且不懈思索,他无法得出“人不因曾做过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这一结论,米夏这一人物也无法被塑造得如此丰满。
历史不会将民族的伤痛彻底抹去,然而我们不会停止对人性良知的呼唤。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遭遇震惊世界,也为战后的德国一代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汉娜的平庸之恶令人发指,阅读启蒙她的心智,让她明白了自己的罪孽;米夏的懦弱逃避让人扼腕,但对汉娜愈发复杂沉重的情感与长时间的思索让他拥有了面对现实的勇气。米夏与汉娜在大半生的纠缠中,成了彼此的导师。
有关德国战后一代如何面对历史的争议至今仍在继续,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也饱受质疑,而这些怀疑与争论并不是《朗读者》给出的答案。直面与忏悔,将支离破碎的民族一步步拼合完整,再度前行,才是它给出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胡敏琦.成长寓言中的作者身份与叙事策略——评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J].名作欣赏,2012(17):151-153.
[2] 印芝虹.让大众接受沉重——关于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创作[J].译林,2008(06):188-190.
[3] 周林晔.巴金《家》中三组女性形象的对比[J].汉字文化,2020(15):56-57.
[4] 南楠.德国反思文学的承前启后之作——论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5] 范瑞懿.《儒林外史》中杜慎卿人物形象探究[J].大众文艺,2019(11):52-53.
[6] 杜艳.本哈德施林克作品《朗读者》中汉娜受害者兼施害者角色分析[D].北京:北京理工大学,2010.
[7]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M].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60,120,136,44,107,221.
[8] 徐煜晖.乱世有佳人——浅析主人公斯嘉丽的人物特征[J].汉字文化,2019(16):90-91.
[9] 张蕴睿.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平庸之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627-630.
[10] 顾诗怡.浅谈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细节处理——以《买地方报的女人》为例[J].汉字文化,2020(10):126-127.
[11] 侍渝杰.《野草莓》:忏悔与重生[J].汉字文化,2019(08):37-38.
[12] 李富滔.生,还是死——本哈德·施林克的现代抉择观[J].当代文坛,2001(05):65-66.
[13] 施显松.出入历史之境——本哈德·施林克作品罪责主题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14] 李盛.从自觉者到偏执狂——评电影《朗读者》的改编[J].南腔北调,2017(12):79-85.
[15] 侍渝杰.浅论《罪与罚》的伦理观[J].大众文艺,2019(07):45-46.
[16] 亓畅.难以回答的问题——叙述学视角下阐释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J].青年(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文学家,2018(03):124.
[17] 王冬.从二战反思的角度分析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D].青岛:青岛大学,2017.
[18] 张汇娟.“启蒙”、“罪感”与“流浪”:《朗读者》中“朗读”的隐喻美学阐释[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
[19] 殷倩.论本哈德·施林克《生死朗读》中反思文化构建[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2(20):62-63.
[20] 赵紫薇.浅析电影《赎罪》中的爱情与人性[J].汉字文化,2019(11):127-128.
[21] 殷倩.论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多重主题[J].陕西教育(高教版),2009(01):83-84.
[22] 王达敏.我们都是朗读者——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J].名作欣赏,2012(28):59-62.
作者简介:张敏慧(2002—),女,江苏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刘雪芹
关键词:《朗读者》;人物形象;成长寓言
中图分类号:I516.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6-0-02
0 引言
《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是一位优秀的德国作家与法学家[1],双重身份使他的文学作品兼有精彩的叙事情节与简约且条理清晰的严谨之美。同时,施林克不断思考挖掘人类社会中的问题,赋予作品深刻的内涵,从而铸就了《朗读者》这部短小精炼却阐释了爱情与伦理、历史与当下、社会与个人间的种种矛盾的优秀作品[2]。
《朗读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不仅以理性的笔调成功塑造出了丰满的人物形象[3],而且深入揭示了第三帝国的历史阴影如何给德国的两代人打上烙印,更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以两位主人公的故事为引,指出了民族前行的明路[4]。种种特点都表明这部小说讲述的不是一段单纯的故事,而是一则蕴含哲理的寓言。要读懂这则寓言,首先要读透寓言中的两位主人公,解读他们种种言行背后透露出的内心活动。因此,本文以人物形象分析为切入点[5],逐步探索汉娜与米夏两人的成长历程与形象转变,感受作者在这段历史与个人交织的寓言中所寄托的哲理与深思。
1 汉娜:从平庸之恶到人性之思
汉娜这一形象可谓集无知者、求知者、施害者、受害者[6]等关键词于一体。文盲的身份使她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沦为无知的被害者。然而她并未因此变得自卑、孤僻,相反,她美丽而强势,自信大方地与比自己年轻21岁的少年米夏交往,且在交往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米夏在回忆中如此写道:“长久以来,我完全委身于她,委身于她的占有欲。”[7]情窦初开的米夏成为她获得性欢愉、倾听朗读的途径,但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汉娜无理取闹、自私蛮横的行为表明,米夏在她心目中并不是需要自己付出的恋人,更像一个可供取用的工具。最后汉娜不告而别,进一步证明了她并没有付出太多感情。
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不难发现汉娜此前的种种无理行为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隐藏自己的文盲身份。离开米夏后,汉娜在集中营担任女看守[8],除了死板而残酷地执行任务外,出于个人需求,她要求那些纤弱细嫩的姑娘为自己朗读,然后在次日将她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她渴望知识,喜欢文学,却不愿与任何为其在欣赏文学之路上引导的人过分接近,因为这会使自己苦苦坚守的秘密暴露。为了维护自己被愚昧包裹着、几近走向病态的极端的自尊,为了摆脱那些为自己朗读的姑娘,汉娜甚至自作主张地将她们推上绝路,其行为与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1963)所提出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相吻合。汉娜没有接受过基本的通识教育,生命教育更是遥不可及,在汉娜眼中,他人是可利用的工具,而并非需要尊重的生命个体。认知上的阻碍使汉娜将平庸之恶[9]执拗地贯彻到底,愚昧和求知这组矛盾在她的灵魂深处碰撞。
尚未发现这一事实的米夏曾在心中试图为她辩解:“说吧,汉娜!说出来,你是想让这段最后的时光对她们(指被要求为汉娜朗读的女孩子们)来说好受点。这就是为什么汉娜要挑选那些纤弱细嫩的姑娘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也根本不可能有。”[7]然而旁听漫长的审讯后,米夏对汉娜的认识一步步加深,他痛苦地发现了汉娜的漠然和无情,她的战犯身份亦让米夏的前半生背上了十字架,米夏陷入深深的矛盾、自责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如果说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7]米夏心中无法掐灭的爱情之火时时加深着这份痛苦,然而汉娜毫不知情,也并无回应。
战后,作为战犯的汉娜在监狱中度过了18年。服刑的第8年,她收到了米夏寄来的录音磁带,这无疑是汉娜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小说并未详细描写她初次听到录音的反应,但书籍改编的电影却给了这样一个镜头[10]:汉娜试探性地按下播放键,米夏的声音自录音机中缓缓流出,触电般地,她慌乱地关掉了录音。这是汉娜第一次流露出慌乱的情绪,而在此之前,法庭上对战犯进行的高强度的审讯也未使她慌乱,无知与求索的矛盾对汉娜的触动可见一斑。求知的沉寂火焰缓缓复燃,一烧便是10年。为了与米夏通信,汉娜开始学习读写,并以工工整整、力透纸背,一如自己严谨死板的性格一般的字迹开始给米夏写信——表达感激之情,希望米夏回信,记录身边的自然景色等等。或许她曾试图在自然的生命里寻找慰藉,却只是徒劳。汉娜一点一点地弥补自己的青春,对米夏的情感逐渐加深,同时她开始借阅有关集中营的书籍,对自己罪行的认知也逐渐清晰。
于她而言,新生命之门正在开启,然而欣喜之情还未完全散尽,便已窥见了门后斑斑罪恶的尘迹[11]。米夏從未回信,随着以学识作路引的人性之思逐步深入,汉娜心中压抑的复杂情感也愈发深刻。米夏的逃避让她的灵魂饱受折磨。
汉娜自杀这一情节的安排有些欧·亨利式笔法的意味,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自杀是她赎罪的最终一环[12],也是她内心矛盾缓缓积淀后沉默的爆发。作为服刑18年的战犯,她再也无法面对阔别已久的社会、无法被宽恕的罪行、自己的年老色衰和隐忍而痛苦的米夏……她选择在出狱当天的黎明时分自缢,并且未给米夏留下任何问候,除了礼貌而得体地请求他将自己的积蓄赠送给集中营遇难者的后代,为自己的赎罪。这或许是她任性一面的展露,又或许是对爱情、对早已有了隔阂的中年米夏的彻底失望,并掺杂着对自身罪行的认知与反思[13]。她完成了对人性的思考,并最终因交织的复杂情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 米夏:由逃避到从容
米夏爱逃避的性格在其作为10多岁的少年初次出场[14]時便已显露:在公车上因病想要呕吐时,年少时的米夏试图将它咽下去,而不被任何人发觉。严谨刻板近乎冷漠的父亲、不友好的兄弟姐妹、充满“冷暴力”的家庭氛围,都是他性格的成因。米夏迷茫、冷漠又自卑。
因为生病,他同汉娜相识并交往。汉娜的爱情给予了情窦初开的他奇妙的活力[15],使他从一个孤独、默默无闻的少年成长为一位成绩优异、自信的少年。“……我的日子还从没有安排得这么满打满算过,我的生活还从没有这么节奏欢快、内容丰富过。”[7]汉娜不仅是他的性启蒙者,也是他的人生导师之一——即使这导师根本不识字。
但米夏逃避与懦弱的性格仍难以改变,小说反映他爱逃避这一性格的细节还有许多。现列举比较重要的两处:一是发现汉娜文盲身份的他最终没有鼓起勇气在法庭上提供有利于减少汉娜刑期的证据;二是同父亲谈话时,他没有勇气指责父亲——一位同样面临历史重压陷入困境之人。米夏内心苦苦挣扎,却未能作出任何明面上的反抗。“我在问自己,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16]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7]米夏的父亲、导师、审判汉娜的法官代表的是另一个经历二战的德国人群体,他们或多或少沾染过被战后定义为“罪恶”的事物,不知如何摆脱这层阴影,更不知如何帮助自己的后代走出来,认为最好的方法便是闭口不谈[17]。无数次的无言下,两代人的隔阂静静生长,心灵的缺口缓缓扩大,历史的断层悄悄蔓延[18]。
米夏没有选择成为这段因刻意遗忘和沉默而产生的断层的助推者。爱上一个战犯让他无比愧疚,但他仍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汉娜,唤醒汉娜需要学识作路引的人性中的良知。为狱中的汉娜朗读这一决定,为阔别数年的两人再次创造了交集,更是他选择了不逃避作出的重大决定[19]。两人都背负着难以逃脱的罪过或自责,只是难以克制的爱情为这一切包裹上了美丽的外衣[20]。他长达10年的朗读,的确改变了汉娜,也使他渐渐同自己和解。在文字的流动中,一个灵魂慢慢苏醒,另一个灵魂慢慢明晰[21]。
汉娜死后,米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思考期,最终向他人吐露了自己深埋内心的这段恋情。“我做过什么和没做过什么,她又做过什么,这早已成了我的生活了。”[7]这是一种同自我和解的释怀所带来的从容。小说中的最后一个场景是步入晚年的米夏独自站在汉娜墓前,而影片中以中年米夏站在汉娜的坟前向女儿讲述这一切的镜头告终,父女之间因米夏沉默寡言的性格而产生的坚冰开始慢慢融化。米夏代表着背负历史压力这一代人中的清醒者,选择了从容面对自己的命运,并正确看待自己同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一代代人的故事还在继续,战争的阴影一直存在,但伤口终会愈合,一个民族也终会拥有勇气面对过去、奔向未来[22]。
3 结语
本哈德·施林克使用了巧妙的叙事策略,在爱情的外衣下探讨战争这一原罪引发的种种问题。汉娜最终敢于将自己前半生苦苦隐藏的内心深处的羞耻事实暴露给大众,一如本哈德·施林克本人在书中几近赤裸地向我们剖析矛盾中的德国人的心理;米夏最终迈出了正视自己过去的勇敢一步,同时明白人不能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之中,苦苦挣扎变为从容面对,接纳了早已融入自己生活的记忆。若非本哈德·施林克本人阅历丰富且不懈思索,他无法得出“人不因曾做过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这一结论,米夏这一人物也无法被塑造得如此丰满。
历史不会将民族的伤痛彻底抹去,然而我们不会停止对人性良知的呼唤。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遭遇震惊世界,也为战后的德国一代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汉娜的平庸之恶令人发指,阅读启蒙她的心智,让她明白了自己的罪孽;米夏的懦弱逃避让人扼腕,但对汉娜愈发复杂沉重的情感与长时间的思索让他拥有了面对现实的勇气。米夏与汉娜在大半生的纠缠中,成了彼此的导师。
有关德国战后一代如何面对历史的争议至今仍在继续,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也饱受质疑,而这些怀疑与争论并不是《朗读者》给出的答案。直面与忏悔,将支离破碎的民族一步步拼合完整,再度前行,才是它给出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胡敏琦.成长寓言中的作者身份与叙事策略——评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J].名作欣赏,2012(17):151-153.
[2] 印芝虹.让大众接受沉重——关于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创作[J].译林,2008(06):188-190.
[3] 周林晔.巴金《家》中三组女性形象的对比[J].汉字文化,2020(15):56-57.
[4] 南楠.德国反思文学的承前启后之作——论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5] 范瑞懿.《儒林外史》中杜慎卿人物形象探究[J].大众文艺,2019(11):52-53.
[6] 杜艳.本哈德施林克作品《朗读者》中汉娜受害者兼施害者角色分析[D].北京:北京理工大学,2010.
[7]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M].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60,120,136,44,107,221.
[8] 徐煜晖.乱世有佳人——浅析主人公斯嘉丽的人物特征[J].汉字文化,2019(16):90-91.
[9] 张蕴睿.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平庸之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627-630.
[10] 顾诗怡.浅谈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细节处理——以《买地方报的女人》为例[J].汉字文化,2020(10):126-127.
[11] 侍渝杰.《野草莓》:忏悔与重生[J].汉字文化,2019(08):37-38.
[12] 李富滔.生,还是死——本哈德·施林克的现代抉择观[J].当代文坛,2001(05):65-66.
[13] 施显松.出入历史之境——本哈德·施林克作品罪责主题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14] 李盛.从自觉者到偏执狂——评电影《朗读者》的改编[J].南腔北调,2017(12):79-85.
[15] 侍渝杰.浅论《罪与罚》的伦理观[J].大众文艺,2019(07):45-46.
[16] 亓畅.难以回答的问题——叙述学视角下阐释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J].青年(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文学家,2018(03):124.
[17] 王冬.从二战反思的角度分析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D].青岛:青岛大学,2017.
[18] 张汇娟.“启蒙”、“罪感”与“流浪”:《朗读者》中“朗读”的隐喻美学阐释[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
[19] 殷倩.论本哈德·施林克《生死朗读》中反思文化构建[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2(20):62-63.
[20] 赵紫薇.浅析电影《赎罪》中的爱情与人性[J].汉字文化,2019(11):127-128.
[21] 殷倩.论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多重主题[J].陕西教育(高教版),2009(01):83-84.
[22] 王达敏.我们都是朗读者——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J].名作欣赏,2012(28):59-62.
作者简介:张敏慧(2002—),女,江苏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刘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