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爱情的机缘是自然而然来的。
　　1949年，北京大学文学院。他们相识了，相识的原因很简单，他是文学院青年团的组织委员，而她则是宣传委员，工作上需要合作，他们不能不在一起商讨。日子一长，彼此的心里都悄悄升起了一股朦胧而甜蜜的情愫。
　　有一次，青年团组织团员到南苑的水田里去劳动。从没有干过农活的他们笨手笨脚地在水田里插着稻秧，过不了多长时间，就累得腰酸背痛。虽然累，但每个人都没有停歇下来的意思，只能强撑着一点点地向前走着。
　　总算熬到了中午，吃过午饭，大家躺在水田边的草地上休息。他就躺在她身边，默默地望着天上悠然飘过的白云。忽然，他侧转身，从身边揪了几株绿色的小草，悄悄地塞到了她上衣的口袋里。他望着她，眼睛里蓄着微笑，而她则觉着心里怦怦直跳，仿佛嗅到了那嫩绿小草的清香，氤氲在上衣的口袋里。
　　有了这次心照不宣的表示，他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了一起。1952年，刚刚毕业的他们就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从此开始了心手相牵的日子。
　　他古文好，国学底子厚实，而她则外文好，接受新信息就快，他们两个人形成了互补的关系。每天晚上，就坐在书桌前谈论交流，日子过得实实在在。
　　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被骤然降至的政治运动打破了。他由于深夜曾有一次与邓拓谈过话，从而被人抓住了把柄，他被隔离审查，要写审查材料。可这只不过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谈话，内容他一点也回忆不起来，性格执拗的他又不愿意胡编凑数。第一次被审查，一直到了夜里十一点才结束。当他一脸黯然地走出房子后，一抬头，看见了坐在房前台阶上的她。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啊。”她一边站起身，一边回答说，“结束了？”
　　“今天结束了，还没完。”
　　她走过去拉住了他的胳膊，两个人慢慢地下了台阶，静静地向家走去。昏黄的路灯把两个人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虽然有些凄冷，但他的心里却暖暖的，因为有她，有她在等自己。
　　在他被审查的那段时间里，不论有多晚，她都会在外面等着，一直到了结束后，两个人再一块儿回家。
　　再后来，连审查他的人都觉着没意思了，就一纸文书，让他去京郊大兴劳动改造了。更让人無法接受的是，竟然连家都没有让他回，连告诉她一声都不允。那天夜里，他坐在屋子里，满脑子都是坐在冰凉的台阶上等自己的她。
　　后来她告诉他，那一夜，她等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有人告诉她说他去劳动改造了，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而他没有告诉她，自己也是一夜未眠。
　　在他劳动改造后不久，本来已经接近尾声的政治运动，她却被划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派。听到这个消息后，尚未到周末，他就偷偷从改造的地方返回了家中。一见到他，她吃了一惊，旋即脸色就黯淡了下来。
　　“人家都划清界限了，连夫妻都不例外。”余下的话，她没有再说下去。
　　“我不会划！”他重重地说道，“永远也不会！”
　　那一刻，她的泪水夺眶而出，扑到了他怀里，而他紧紧地搂着她，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一个人，能有一位不离不弃的爱人，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尤其是在是非颠倒的岁月里，这一点显得弥足珍贵。在那个时候，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再阴霾的日子也有见晴的时刻，再风狂雨骤的日子也有和风煦暖的时刻，他们相互鼓励着，总算挨到了政治运动的结束，他们的生命重新开出了青春的花朵。
　　他们忙着各自的研究和事情，但只要没有外出，他们每天都会坐在书房里，泡一壶茶，一边看着袅袅升起的热气，一边目视着对方，愉悦地闲聊着。不做研究的时候，喜欢旅游的他们会去旅游。有一次，他们去了武夷山一个叫云窝的地方。顾名思义，这里是云升起来的地方。坐在那里，一会儿就能看到云缓缓地从那里升起来，显得特别壮观。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他说。
　　“不能走，还要看。”她固执得像个孩子。
　　听她这么一说，他又坐了下来，就在一边陪伴着她，一直到她意兴阑珊了，才相互搀扶着往回走。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他一步步成长为哲学大师，而她则成了国内比较文学的翘楚。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患上了严重的腿疾，连下楼都很困难，自然也难陪着他去旅游了，这让她颇觉得有点对他不住，可他却大度地说：“只要有你陪着，坐在家里看云彩，也是美好的。”只要她出去散步，他就跟着，就死死地揪着她的衣服。她笑着打趣他：“是怕我跌倒？”他则嘿嘿一笑，不过手却没有松开。
　　2014年9月9日，他却再也无法揪着她的衣服了，因为他永远地离开了她。他叫汤一介，她叫乐黛云，他们一块儿牵手度过了六十多年的时光。他们曾经在共同出版的一本书中这样描述他们的爱情：“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读来却让人尤为感动。
　　（编辑/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