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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史家胡同51号。
小的时候，过年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那时候物资缺乏，我们都拿着每年有配额的小本本，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去买几斤花生，几斤瓜子。因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们都很小心，那时候买东西都自己带网兜，里面衬一个塑料口袋，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把装满花生瓜子的网兜抱在怀里，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文革”避风港
我外公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的干妈，小时候我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干妈姓周，她每次来拜年都要带好多好多衣服，每件都是她亲手给我做的。她是个上海太太，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那时候就她的花样多，烫了个蜜蜂窝的高高的头发，穿着很紧身的花棉袄，一扭一扭地走到外公面前说：“章老爷子，晚辈给你拜年了。”每次我干妈这身打扮都能把外公逗笑了。大概解放后这种女人实在太少见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有我小叔叔，北大一个数学系的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我六岁那年，大人允许我和他们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给我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到他讲着讲着自己睡着了。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好像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我跟着他屁股后面哭哭啼啼的，拉着他的衣服边儿。他昂首挺胸，背着一个军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帮他拎着一个旅行袋，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后过世的，所以那年的春节，可怜的外公一个人躺在床上，只有阿姨给他端点年夜饭，其他人都到医院里去陪外婆了。年三十那天，外婆精神非常好，年夜饭的年糕还吃了不少，大家都觉得她也许马上就能回家了，结果没几天，人就没了。大夫说，年三十晚上是回光返照，说老人走之前经常会有一天特别好，为了和亲人最后聚一下。那天晚上，医院破例让我们在外婆的病房里支了一个她最喜欢吃的菊花锅。
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一定非常寂寞。之后，外公身体不好，记得那时候基本上是在北京的医院过年，我们做好了饭菜，拿棉被包好，带到医院病房和外公一起吃年夜饭。我那时候很胖，但是巨能吃，家里人都不许我吃，只有外公，躺在病床上说：“让妞妞吃嘛!”
“51号院成了乔部长的家”
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就成了乔部长的家。据说那些年问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我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的部长被撤职了，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就是现在的双规。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里面，乔冠华被一个12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整个“四人帮”爪牙的后代。春节前，驻联合国的使馆把我们从美国人家招回来，告诉我们一周内回国，我知道是因为我家里出事情了，其他四个孩子多少是陪我回去，因为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我们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回来以后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这绝对不是我犟嘴，或者有斗争意识，只是我那时候是个16岁的美国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他事情都毫无概念。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再说，作为黑帮子弟，我也应该学会干点活儿。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已经快关门了。但是还是买到了点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黑帮子女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开始真的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开始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他们家去过的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一家给我讲了乔冠华是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自己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l号出来，真的没感觉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吐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驱赶晦气打碎了基辛格的礼物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所以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谁?”我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班的，看她的。但是现在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限。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l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 好过。我舅舅一家过来了，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们买了很多鞭炮，说要把外交部学习班的晦气用鞭炮赶走。几个小孩对东西的贵重毫无概念，拿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盘子放鞭炮，结果一个火花进了盘子，里面所有的鞭炮和盘子一起炸得粉碎。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没有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给乔冠华的礼物，是水晶的。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我妈妈还挺不高兴，一是我爸爸联系的，二是她觉得我应该上个好学校。可是我当时男朋友在美国，所以怎么可能听妈妈的劝，再等等出国，火急火燎地走了。
这一走就是五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我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黄宗英阿姨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无穷动》留下51号院最后的回忆
1985年，我读完大学，回来替外国公司做事情，又搬回51号陪妈妈住。那时候过年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亲戚朋友一起吃年夜饭，我家的菊花锅是每年都点的。大概最热闹的一年是2003年，那年我们答应了宁瀛导演，利用过年放假在我家拍了电影《无穷动》，这个年可以说是彻底没过，工作来着。但是也是我们为51号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留下了大量的影像素材。
两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过的春节，我当时非要抱着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劝下。那年的春节，51号院里只有妈妈了。
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我从小就走出去了，不属于这个院子了。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不属于史家胡同51号，它也不属于我。2010年的春节，我大概就是在准备和外交部打官司了，这也是我和这个院子最后的瓜葛。
这个官司不是因为我想留在院子里，而是因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谈定搬迁条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太轻易就放弃了这么好一个四合院，其中一个懂房地产的跟我数着手指头说：“估价得两个亿啊，你想好了。”
我这几天总是在想，搬出来完了，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我的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让我自己变成那个送我苹果的阿姨，我不想得到一个四合院，或者一个大一点的公寓，但是却让我的灵魂变成一个废墟。
小的时候，过年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那时候物资缺乏，我们都拿着每年有配额的小本本，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去买几斤花生，几斤瓜子。因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们都很小心，那时候买东西都自己带网兜，里面衬一个塑料口袋，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把装满花生瓜子的网兜抱在怀里，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文革”避风港
我外公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的干妈，小时候我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干妈姓周，她每次来拜年都要带好多好多衣服，每件都是她亲手给我做的。她是个上海太太，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那时候就她的花样多，烫了个蜜蜂窝的高高的头发，穿着很紧身的花棉袄，一扭一扭地走到外公面前说：“章老爷子，晚辈给你拜年了。”每次我干妈这身打扮都能把外公逗笑了。大概解放后这种女人实在太少见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有我小叔叔，北大一个数学系的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我六岁那年，大人允许我和他们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给我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到他讲着讲着自己睡着了。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好像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我跟着他屁股后面哭哭啼啼的，拉着他的衣服边儿。他昂首挺胸，背着一个军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帮他拎着一个旅行袋，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后过世的，所以那年的春节，可怜的外公一个人躺在床上，只有阿姨给他端点年夜饭，其他人都到医院里去陪外婆了。年三十那天，外婆精神非常好，年夜饭的年糕还吃了不少，大家都觉得她也许马上就能回家了，结果没几天，人就没了。大夫说，年三十晚上是回光返照，说老人走之前经常会有一天特别好，为了和亲人最后聚一下。那天晚上，医院破例让我们在外婆的病房里支了一个她最喜欢吃的菊花锅。
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一定非常寂寞。之后，外公身体不好，记得那时候基本上是在北京的医院过年，我们做好了饭菜，拿棉被包好，带到医院病房和外公一起吃年夜饭。我那时候很胖，但是巨能吃，家里人都不许我吃，只有外公，躺在病床上说：“让妞妞吃嘛!”
“51号院成了乔部长的家”
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就成了乔部长的家。据说那些年问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我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的部长被撤职了，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就是现在的双规。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里面，乔冠华被一个12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整个“四人帮”爪牙的后代。春节前，驻联合国的使馆把我们从美国人家招回来，告诉我们一周内回国，我知道是因为我家里出事情了，其他四个孩子多少是陪我回去，因为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我们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回来以后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这绝对不是我犟嘴，或者有斗争意识，只是我那时候是个16岁的美国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他事情都毫无概念。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再说，作为黑帮子弟，我也应该学会干点活儿。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已经快关门了。但是还是买到了点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黑帮子女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开始真的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开始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他们家去过的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一家给我讲了乔冠华是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自己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l号出来，真的没感觉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吐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驱赶晦气打碎了基辛格的礼物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所以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谁?”我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班的，看她的。但是现在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限。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l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 好过。我舅舅一家过来了，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们买了很多鞭炮，说要把外交部学习班的晦气用鞭炮赶走。几个小孩对东西的贵重毫无概念，拿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盘子放鞭炮，结果一个火花进了盘子，里面所有的鞭炮和盘子一起炸得粉碎。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没有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给乔冠华的礼物，是水晶的。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我妈妈还挺不高兴，一是我爸爸联系的，二是她觉得我应该上个好学校。可是我当时男朋友在美国，所以怎么可能听妈妈的劝，再等等出国，火急火燎地走了。
这一走就是五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我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黄宗英阿姨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无穷动》留下51号院最后的回忆
1985年，我读完大学，回来替外国公司做事情，又搬回51号陪妈妈住。那时候过年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亲戚朋友一起吃年夜饭，我家的菊花锅是每年都点的。大概最热闹的一年是2003年，那年我们答应了宁瀛导演，利用过年放假在我家拍了电影《无穷动》，这个年可以说是彻底没过，工作来着。但是也是我们为51号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留下了大量的影像素材。
两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过的春节，我当时非要抱着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劝下。那年的春节，51号院里只有妈妈了。
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我从小就走出去了，不属于这个院子了。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不属于史家胡同51号，它也不属于我。2010年的春节，我大概就是在准备和外交部打官司了，这也是我和这个院子最后的瓜葛。
这个官司不是因为我想留在院子里，而是因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谈定搬迁条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太轻易就放弃了这么好一个四合院，其中一个懂房地产的跟我数着手指头说：“估价得两个亿啊，你想好了。”
我这几天总是在想，搬出来完了，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我的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让我自己变成那个送我苹果的阿姨，我不想得到一个四合院，或者一个大一点的公寓，但是却让我的灵魂变成一个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