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稻盛和夫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以佛教徒的信仰和企业家的身份，在工商经营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创办的日本京瓷公司和KDDI公司，给工商界树立起一种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样板。他的管理思想，源于他坎坷不平的人生磨炼。他以超乎常人的坚韧和毅力，探索总结出了一套他自己独有的经营哲学和经营方法，包括“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的经营理念，把企业划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稻盛和夫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以佛教徒的信仰和企业家的身份，在工商经营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创办的日本京瓷公司和KDDI公司，给工商界树立起一种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样板。他的管理思想，源于他坎坷不平的人生磨炼。他以超乎常人的坚韧和毅力，探索总结出了一套他自己独有的经营哲学和经营方法，包括“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的经营理念，把企业划分成独立核算单元的阿米巴经营，符合经营实践需求的会计七原则，类似于佛教修炼的“六项精进”等。他的阿米巴经营，是在组织管理上以市场调节方式替代内部流程管理方式；他的会计七原则，是按做人的标准跳出现成的制度规范直逼会计的本质。稻盛和夫在管理思想史上的意义，是在企业经营中如何实现“抑恶扬善”，进而引发人们对信仰和理性关系的新思考。他对人心与经营的关系、人本与效益的关系、员工自治与公司整体的关系等，都有自己的创新，值得管理学界进行研究。
其他文献
4I关注社会化媒体情景下如何与消费者建立联系。消费者具有了哪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可以说，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微博、博客等社交网络；各类社交网络也渐渐承载了越来越丰富的用途，线上的小游戏、测试、聊天等娱乐活动使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可以利用排队、乘车等时间排解生活压力。人们的生活逐渐碎片化，思维方式业已多任务化，为了适应消费者的这种特征，营销人士必须懂得如何有
彼得 ·德鲁克(Peter Drucker)认为：“营销的目的就是要增加需求。为此，就要深入地了解顾客， 以便产品和服务具有适用性, 并由自身产生销售。”随着商业的发展，营销实践、营销理念、营销模式等经历了诸多变革，大师的箴言也令人常读常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和玩味。增加需求是目的，而达成目的的指导和方法却可以有不同，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作为营销理论的集大成者，菲利普·科特勒在其新作《营
在面向公众的渠道里，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时代已经张扬而至。 《哈佛商业评论》旗下的分析服务（HBR analytic services）在2010年发布了一份报告——The New Conversation: Taking Social Media from Talk to Action。报告显示，企业和组织对社会化媒体的重视程度偏低。 在这份报告中，社会化媒体被界定为SNS
社会化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企业运营的商业生态。在社会化媒体技术研发和应用上，中国不比国外差，但是运营理念上，中国业界还须要跟国外好好学习。 三大特性改变消费行为 社会化媒体改变人的行为，一是信息获取，一是消费行为。目前，主要体现在信息获取阶段，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即将发生。 在信息获取方面，网络科技的发展使得消费者从被动的接受或者拒绝（如广告时间就换台），转变为自主选择信息，首先透过
人们常常以为，只要秉持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达到人际问的充分沟通、相互理解。 但实际上，受选择性知觉、不注意视盲的影响，即便面对同一事实情境，各人也会“盲人摸象”地产生不同的认知和感受；更何况，现实中的人们常常面对的是有差异的情境，得到的信息原本就互不相同，此时仍主观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试图以己度人，可能就会在不经意中掉入自以为是的认知陷阱，这种现象在决策学中被称为共
当今社会，由于组织环境的变化性、复杂性以及难以预测性(席酉民，2005)，组织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组织经常会遭遇一些突如其来的冲击，如自然灾害、行业违规、国际局势动荡等。这常会使组织成员身陷“意义缺失”状态，这时最需要来自领导的指引(Gioia，1991)。组织中领导的作用正是赋予混沌的情境一种行动主张，即提供一种“意义”诉求，来感召众人、凝聚人心。 意义给赋(sense-gjving)
2011年2月10日，新浪某微博披露中石化专门组织员工在网上发帖宣传石油涨价合理的内幕。短短两日，其《垄断企业也有五毛党》一文被转载近400次、过百评论及“人肉”深度挖掘，事件涉及的通知原件、聊天记录纷纷曝光，网民齐齐向中石化傲慢高翘的“犀牛屁股”（Sinopec）抽鞭。 在传统媒体时代，中石化、中移动等央企对于舆论危机的防范往往甚为轻视——在媒体保护政策之下，这些“巨无霸”被传统大众媒体点名
马克·艾文(Mark Elvin)在《往日中国的模式——个社会与经济的诠释》(The Pattern of the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fonl描述了发生在中国江南一带的生产力革命：约三百多年前的“康乾盛世”时代，江南人口增长了4倍，但生产力的大突破并不来自于技术成长，而来自于管理革命。马克·艾文称其为“无技术进步的经济高速增长
海底捞，正在制造“人类已无法阻挡”的大众餐饮品牌神话。这家来自四川的餐饮公司的知名度已经叱咤微博平台与搜索引擎，话题搜索近84万，词条逾400万。许多网友虽然没有接触过海底捞，但基于网络上各种神乎其神的关于海底捞的宣传，网友们都对海底捞充满期待。 但是，随着海底捞网络口碑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人也发现：关于海底捞的神话其实是一种舆论制造的泡沫，一场媒介狂欢的幻象，一次过度公关制造出来品牌的虚假事实
达能和娃哈哈的纷争业已烟消云散，但其中凸显的商业伦理、契约精神、诚信、利益计算和博弈的“步步惊心”以及合作双方的信任问题仍然值得深思。 日裔美籍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将中国列为“低信任度国家”。尽管自古以来主流价值宣贯强调诚信、忠心等，但中国社会的杀熟现象备受诟病；近现代中国的各种变故和迂回对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组织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