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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还没结束，卡佳就已经开始期待自己的下一个中国暑假了。
北京，秀水街，年轻的莫斯科大学师生抱歉地说，接受采访的时间不多，因为“要买东西”。社会学教师丹妮亚用“俄罗斯口音”的普通话解释。
这座在中国人看来也许规模平常的市场，在他们心中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幅员辽阔的俄罗斯也有很多地方盛产珍珠，但“中国的珍珠项链质地又好又便宜”。丹妮亚的同伴、大眼睛的卡佳本来想买几件衣服，由於挑珍珠花去了大部分时间，没买成。
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邀请，300名莫斯科大学学生自8月18日起来到中国，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亲身体验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是此次行程中最受欢迎的内容之一。后来面对中国领导人，俄罗斯大学生们说，中国的进步繁荣令他们振奋和深思。
24日上午李克强与俄罗斯青年的会见是整个活动的高潮，热烈欢乐——电视新闻的画面令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很有亲切感。不过，与他们的青春年代相比，话题核心已然不同。
事实上，这次访问被官方称为“研修”。而青年们仍然满怀热情地说，“愿中俄友谊之桥万岁！”
新华社的报道用“热情洋溢”来形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传承文明、热爱和平、推动发展，中国的副总理以这样三个词语来表达对两国青年的期望。
李克强说，希望青年一代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信念，秉持创新发展理念，培育开放包容心态。
到中国过暑假，了解这个大国悠久的历史并发现它30年来成功的秘密——这对全世界的青年人来讲，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主意。
而对中国来说，如何更好地用国际化的语言和方式吸引异国青年，也是一种全新尝试。
用论文竞赛选拔访华学生
暑假去中国研修，这个项目在莫斯科大学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这所由俄国伟大的科学家罗曼诺索夫创建的综合性大学，曾经是中国青年向往的圣地。在中国东北，哈尔滨，一所大学曾希望修建和莫斯科大学一样的33层高的宏大主楼。
俄罗斯宪法中甚至规定了这所大学的特殊地位。与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样，它吸纳了国家的许多青年精英。
2012年4月，到访俄罗斯的李克强，前往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并代表中国政府发出了暑期来华研修的邀请。
莫斯科大学将300个名额平均分到每个院系，由它们推荐学生。因报名人数太多，最终不得不进行了一次论文竞赛。
“首先，这些学生必须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卡佳说，然后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写一篇与中国相关的论文。根据论文水平再进行一轮淘汰选拔，最终确定来华人选。
最终，来华的270名学生和30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翻译学研究院、国际政治系等20余个院系。
1991年出生的卡佳是五年级学生。她的论文内容是中俄在生物研究领域的发展前景及如何展开合作。
虽然从未来过中国，但在专业领域，卡佳对中国的研究现状并不陌生。“我所学专业，在北京、上海都有人在从事同样的课题。每个国家的科研小组每周都会用英文把新的研究成果发布到网上，不断更新数据，这些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关注到。”卡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次帮助她获得来华研修机会的论文，就来自这样的网上交流。在中国度过5天后，她说，中国和想象中差距不大，“因为我知道中国的成功发展 ”。
不过，有关中国之行的讨论仍然五彩缤纷。俄罗斯大学生们专门在网络上持续探讨这个问题。比如，听说那里的高速铁路比欧洲还要先进，是不是出门都会坐高铁；听说北京的空气不太好，是不是要像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美国人那样戴口罩——有人很快贴出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觉得不该如此敏感。
中国之行紧张而有趣。300人被分成两部分，150人去了陕西，另外150人去了四川。最后，他们在北京会合，分别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活动。
尽管国土毗邻、历史交织，但青年人之间还是有点陌生感。到中国的第一天，一名中国记者提问：你们在确定两条不同路线的人选时，会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
这样一个问题，在俄罗斯语境里有些不礼貌，被误解为是在质疑俄方工作人员的统筹能力，让访问团里的有些年轻人不太开心。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中国之旅的兴致。
为什么来中国
卡佳此行印象最深刻的是青城山顶的景色。“道教是中国独有的宗教，我们去青城山那天虽然下了雨，但是爬到山顶看山下雾蒙蒙的景色，反而增添了另一种宗教的神秘感。”她说。
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调查问卷中“中国之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俄罗斯大学生的兴趣点五花八门。从大熊猫、青城山、变脸、京剧、川菜，到住宿条件和日程安排，甚至还有人写道：“中方的安保工作做得很到位，还专门为我们封了路。”
卡佳的父亲——一位大学生物系教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虽然他从未来过中国。
他小时候就读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十一年级中学毕业都要学习汉语。卡佳说，革命的友谊是爷爷把父亲送到这所开设汉语课程学校的原因。爷爷曾经到过中国，“在中苏友好时期，对中国和汉语有独特的情感，才会送父亲去学习汉语”。
那时是两个国家的“蜜月期”。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留学生人数在1956年达到历史高峰——有2085人，占当年外派总人数的86％。
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中国，支援各行业建设。早在1948年，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据有关档案文献记载，1949年至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至少有2万人。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会见了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就是在这个场合，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对青年的期许：“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如果说在这段交流中有什么遗憾，就是苏联来华留学人员数量并不多。他们来中国大多数是为了进修汉语或人文学科。到1960年，中国共接受苏联来华留学人员136人。
后来，随着两国关系出现变局，青年交往也冷落下来。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两个国家的交流内容也尚未得到广泛拓展。 这个卡佳出生的年头，也是两个国家发展的分水岭之一。“苏联解体这个重大的国家体制变化，对这个国家的公民以及每个家庭会有巨大影响。”丹妮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是全新的一代年轻人。相比於跌宕起伏的过往，热烈变化的现实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世事轮回中，俄罗斯的青年们又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
比如丹妮亚，从2005年第一次来中国，几乎每年都有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这里度过。从北京、南京、上海这些国际化大都市到承德、芜湖、平遥等中小城市，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青藏高原，7年时间里她走了半个中国，汉语水平也在不断进步。
最初促使丹妮亚学习汉语的契机，是2005年暑假她去安徽师范大学交流。在去芜湖旅游的时候，她发现，必须和中国人直接交谈。“芜湖没有人说英语，我跟当地人交流只能用手比画，我本人也很喜欢中国文化，希望有机会来中国旅游，跟中国人交朋友。於是我就利用在中国的半年学习汉语，跟老师聊天，这对我们很不容易，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丹妮亚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丹妮亚本想申请奥运会志愿者，由於要回俄罗斯教汉语，没能如愿。她说，那时候感觉整个北京都在说英语了。
77％的人期望再来中国
丹妮亚之所以能多次来到中国，与两国日渐增多的教育交流项目有关。
2000年，中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合作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时任副总理李岚清任委员会中方主席。2007年这个机构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两国人文合作领域开始拓宽，合作内容日益丰富。
这些机制的建立，让俄罗斯青年有更多机会来到中国。
对於最为熟悉的北京，丹妮亚时常有种“穿越”回莫斯科的感觉：宽阔的街道，拥挤的车辆和人群，一年比一年高的现代化建筑。“世界上的首都都一样。”她说。
她也曾去过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虽然和中国很难比较，但是北京这座现代化城市在她看来是最像欧洲的。
丹妮亚说，在莫斯科，每个家庭至少有两辆私家车。如果不想堵车也得坐地铁。莫斯科的地铁站非常漂亮，而且有100多个站点。
她觉得，这些年中国最大的变化，除了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变大，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更加活跃，与外界的联系增多，“不再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在莫斯科，可以看到中国知名大公司的广告，“像爱国者、联想、长城汽车等品牌”。丹妮亚觉得，中国的明显变化主要还是发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乡村或者偏远地区体现得还不充分。
像俄罗斯一样，中国的城市也有着不同的气质。“到了北京之后发现它更像欧洲的大城市，即使我们不懂中文，在这里也丢不了，到处都有英语标识，很多市民都能用简单的英语交流。”卡佳说，离开秀水街后，她自己搭乘地铁回到了位於北五环的住宿地。
而在成都，虽然市中心也有高楼大厦，但主要还是中国西南城市特有的低矮房子、九曲连环的小巷子——路人操着地道的四川话，听不懂英语，卡佳和同学们都不敢脱离团队自己行动。
青年人之间的友谊总是纯真。卡佳与四川大学俄语系的一名研究生成了好朋友。她们互换了邮件地址，卡佳答应做对方的俄语辅导老师。
在成都，卡佳的这位中国新朋友带着她逛锦里、吃地道川菜，“点了许多我从来没吃过的菜，炸蚕蛹最特别。”卡佳回忆着那股味道，做了个搞怪的表情。
其实，中俄两国的教育部门曾在数年前搞过两国青年互相邮寄信件交流的活动，但由於从未谋面的陌生感，很难坚持。
这次中国之行，使本来还在犹豫的卡佳下定决心学习汉语。提起在人民大会堂的那个上午，她激动万分：“人民大会堂是中国最核心的地方，能够受到这么高的礼遇，被副总理接见，我感到受宠若惊。”那天，中国领导人与两国青年的会面时间，比预计延长了半个小时。
中国之行的一些情节，看起来很“传统”——到四川大学当晚，莫斯科大学的师生们就合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然后，在《喀秋莎》的伴奏下，中国大学生还被邀请上台共舞。
这是两群“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是那么年轻，而对对方国家的记忆有不少还停留在上一代人的时空中。好在，俄罗斯大学生现在也知道，中国朋友们除了那些父辈钟爱的老歌，也喜欢唱海豚音的维塔斯。
在中国之行即将结束之时，所有填写《瞭望东方周刊》问卷的俄罗斯青年，对中国的印象都选择了“好”。负责收集问卷的俄方工作人员安娜老师，还在选项“好”前面用俄语加上了“非常”。
这种带有着重强调语气的字眼，在问卷中出现的频率并不低。有人在“好”字后面打钩后，还补充了一句“还有可以继续发展的地方”。
有超过77％的人非常期望再来中国。还有80％的人说，亲眼所见的中国与他们的想象存在不同。
卡佳说，她回国后会在第一时间跟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们分享在中国度过的十天假期。
“希望去其他城市再看看。”这个夏天还没结束，她就已经开始期待自己的下一个中国暑假了。
北京，秀水街，年轻的莫斯科大学师生抱歉地说，接受采访的时间不多，因为“要买东西”。社会学教师丹妮亚用“俄罗斯口音”的普通话解释。
这座在中国人看来也许规模平常的市场，在他们心中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幅员辽阔的俄罗斯也有很多地方盛产珍珠，但“中国的珍珠项链质地又好又便宜”。丹妮亚的同伴、大眼睛的卡佳本来想买几件衣服，由於挑珍珠花去了大部分时间，没买成。
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邀请，300名莫斯科大学学生自8月18日起来到中国，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亲身体验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是此次行程中最受欢迎的内容之一。后来面对中国领导人，俄罗斯大学生们说，中国的进步繁荣令他们振奋和深思。
24日上午李克强与俄罗斯青年的会见是整个活动的高潮，热烈欢乐——电视新闻的画面令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很有亲切感。不过，与他们的青春年代相比，话题核心已然不同。
事实上，这次访问被官方称为“研修”。而青年们仍然满怀热情地说，“愿中俄友谊之桥万岁！”
新华社的报道用“热情洋溢”来形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传承文明、热爱和平、推动发展，中国的副总理以这样三个词语来表达对两国青年的期望。
李克强说，希望青年一代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信念，秉持创新发展理念，培育开放包容心态。
到中国过暑假，了解这个大国悠久的历史并发现它30年来成功的秘密——这对全世界的青年人来讲，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主意。
而对中国来说，如何更好地用国际化的语言和方式吸引异国青年，也是一种全新尝试。
用论文竞赛选拔访华学生
暑假去中国研修，这个项目在莫斯科大学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这所由俄国伟大的科学家罗曼诺索夫创建的综合性大学，曾经是中国青年向往的圣地。在中国东北，哈尔滨，一所大学曾希望修建和莫斯科大学一样的33层高的宏大主楼。
俄罗斯宪法中甚至规定了这所大学的特殊地位。与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样，它吸纳了国家的许多青年精英。
2012年4月，到访俄罗斯的李克强，前往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并代表中国政府发出了暑期来华研修的邀请。
莫斯科大学将300个名额平均分到每个院系，由它们推荐学生。因报名人数太多，最终不得不进行了一次论文竞赛。
“首先，这些学生必须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卡佳说，然后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写一篇与中国相关的论文。根据论文水平再进行一轮淘汰选拔，最终确定来华人选。
最终，来华的270名学生和30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翻译学研究院、国际政治系等20余个院系。
1991年出生的卡佳是五年级学生。她的论文内容是中俄在生物研究领域的发展前景及如何展开合作。
虽然从未来过中国，但在专业领域，卡佳对中国的研究现状并不陌生。“我所学专业，在北京、上海都有人在从事同样的课题。每个国家的科研小组每周都会用英文把新的研究成果发布到网上，不断更新数据，这些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关注到。”卡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次帮助她获得来华研修机会的论文，就来自这样的网上交流。在中国度过5天后，她说，中国和想象中差距不大，“因为我知道中国的成功发展 ”。
不过，有关中国之行的讨论仍然五彩缤纷。俄罗斯大学生们专门在网络上持续探讨这个问题。比如，听说那里的高速铁路比欧洲还要先进，是不是出门都会坐高铁；听说北京的空气不太好，是不是要像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美国人那样戴口罩——有人很快贴出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觉得不该如此敏感。
中国之行紧张而有趣。300人被分成两部分，150人去了陕西，另外150人去了四川。最后，他们在北京会合，分别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活动。
尽管国土毗邻、历史交织，但青年人之间还是有点陌生感。到中国的第一天，一名中国记者提问：你们在确定两条不同路线的人选时，会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
这样一个问题，在俄罗斯语境里有些不礼貌，被误解为是在质疑俄方工作人员的统筹能力，让访问团里的有些年轻人不太开心。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中国之旅的兴致。
为什么来中国
卡佳此行印象最深刻的是青城山顶的景色。“道教是中国独有的宗教，我们去青城山那天虽然下了雨，但是爬到山顶看山下雾蒙蒙的景色，反而增添了另一种宗教的神秘感。”她说。
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调查问卷中“中国之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俄罗斯大学生的兴趣点五花八门。从大熊猫、青城山、变脸、京剧、川菜，到住宿条件和日程安排，甚至还有人写道：“中方的安保工作做得很到位，还专门为我们封了路。”
卡佳的父亲——一位大学生物系教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虽然他从未来过中国。
他小时候就读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十一年级中学毕业都要学习汉语。卡佳说，革命的友谊是爷爷把父亲送到这所开设汉语课程学校的原因。爷爷曾经到过中国，“在中苏友好时期，对中国和汉语有独特的情感，才会送父亲去学习汉语”。
那时是两个国家的“蜜月期”。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留学生人数在1956年达到历史高峰——有2085人，占当年外派总人数的86％。
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中国，支援各行业建设。早在1948年，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据有关档案文献记载，1949年至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至少有2万人。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会见了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就是在这个场合，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对青年的期许：“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如果说在这段交流中有什么遗憾，就是苏联来华留学人员数量并不多。他们来中国大多数是为了进修汉语或人文学科。到1960年，中国共接受苏联来华留学人员136人。
后来，随着两国关系出现变局，青年交往也冷落下来。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两个国家的交流内容也尚未得到广泛拓展。 这个卡佳出生的年头，也是两个国家发展的分水岭之一。“苏联解体这个重大的国家体制变化，对这个国家的公民以及每个家庭会有巨大影响。”丹妮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是全新的一代年轻人。相比於跌宕起伏的过往，热烈变化的现实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世事轮回中，俄罗斯的青年们又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
比如丹妮亚，从2005年第一次来中国，几乎每年都有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这里度过。从北京、南京、上海这些国际化大都市到承德、芜湖、平遥等中小城市，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青藏高原，7年时间里她走了半个中国，汉语水平也在不断进步。
最初促使丹妮亚学习汉语的契机，是2005年暑假她去安徽师范大学交流。在去芜湖旅游的时候，她发现，必须和中国人直接交谈。“芜湖没有人说英语，我跟当地人交流只能用手比画，我本人也很喜欢中国文化，希望有机会来中国旅游，跟中国人交朋友。於是我就利用在中国的半年学习汉语，跟老师聊天，这对我们很不容易，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丹妮亚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丹妮亚本想申请奥运会志愿者，由於要回俄罗斯教汉语，没能如愿。她说，那时候感觉整个北京都在说英语了。
77％的人期望再来中国
丹妮亚之所以能多次来到中国，与两国日渐增多的教育交流项目有关。
2000年，中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合作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时任副总理李岚清任委员会中方主席。2007年这个机构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两国人文合作领域开始拓宽，合作内容日益丰富。
这些机制的建立，让俄罗斯青年有更多机会来到中国。
对於最为熟悉的北京，丹妮亚时常有种“穿越”回莫斯科的感觉：宽阔的街道，拥挤的车辆和人群，一年比一年高的现代化建筑。“世界上的首都都一样。”她说。
她也曾去过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虽然和中国很难比较，但是北京这座现代化城市在她看来是最像欧洲的。
丹妮亚说，在莫斯科，每个家庭至少有两辆私家车。如果不想堵车也得坐地铁。莫斯科的地铁站非常漂亮，而且有100多个站点。
她觉得，这些年中国最大的变化，除了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变大，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更加活跃，与外界的联系增多，“不再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在莫斯科，可以看到中国知名大公司的广告，“像爱国者、联想、长城汽车等品牌”。丹妮亚觉得，中国的明显变化主要还是发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乡村或者偏远地区体现得还不充分。
像俄罗斯一样，中国的城市也有着不同的气质。“到了北京之后发现它更像欧洲的大城市，即使我们不懂中文，在这里也丢不了，到处都有英语标识，很多市民都能用简单的英语交流。”卡佳说，离开秀水街后，她自己搭乘地铁回到了位於北五环的住宿地。
而在成都，虽然市中心也有高楼大厦，但主要还是中国西南城市特有的低矮房子、九曲连环的小巷子——路人操着地道的四川话，听不懂英语，卡佳和同学们都不敢脱离团队自己行动。
青年人之间的友谊总是纯真。卡佳与四川大学俄语系的一名研究生成了好朋友。她们互换了邮件地址，卡佳答应做对方的俄语辅导老师。
在成都，卡佳的这位中国新朋友带着她逛锦里、吃地道川菜，“点了许多我从来没吃过的菜，炸蚕蛹最特别。”卡佳回忆着那股味道，做了个搞怪的表情。
其实，中俄两国的教育部门曾在数年前搞过两国青年互相邮寄信件交流的活动，但由於从未谋面的陌生感，很难坚持。
这次中国之行，使本来还在犹豫的卡佳下定决心学习汉语。提起在人民大会堂的那个上午，她激动万分：“人民大会堂是中国最核心的地方，能够受到这么高的礼遇，被副总理接见，我感到受宠若惊。”那天，中国领导人与两国青年的会面时间，比预计延长了半个小时。
中国之行的一些情节，看起来很“传统”——到四川大学当晚，莫斯科大学的师生们就合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然后，在《喀秋莎》的伴奏下，中国大学生还被邀请上台共舞。
这是两群“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是那么年轻，而对对方国家的记忆有不少还停留在上一代人的时空中。好在，俄罗斯大学生现在也知道，中国朋友们除了那些父辈钟爱的老歌，也喜欢唱海豚音的维塔斯。
在中国之行即将结束之时，所有填写《瞭望东方周刊》问卷的俄罗斯青年，对中国的印象都选择了“好”。负责收集问卷的俄方工作人员安娜老师，还在选项“好”前面用俄语加上了“非常”。
这种带有着重强调语气的字眼，在问卷中出现的频率并不低。有人在“好”字后面打钩后，还补充了一句“还有可以继续发展的地方”。
有超过77％的人非常期望再来中国。还有80％的人说，亲眼所见的中国与他们的想象存在不同。
卡佳说，她回国后会在第一时间跟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们分享在中国度过的十天假期。
“希望去其他城市再看看。”这个夏天还没结束，她就已经开始期待自己的下一个中国暑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