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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鹏把两根钎子在桌上交叉，摆成个“十”字。钢钎本是用来串羊肉串的。木制带花纹的把手，常年累月沁了油，有些发亮。钎子的细尖挑着一团用过的餐巾纸，皱成一小朵白花。
关鹏指着这个油腻的“十字架”，跟身边的于兰讲，“你看，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他难得这么严肃，他总是不够严肃。
于兰发现，从关鹏的角度看过去，这只不过是一个“叉”——代表错误。而于兰眼中的“十字架”，又该代表什么呢？她对这套宗教的理论了解不多。但如果那真的管用，她倒是很愿意在胸前画几个十字，以便让那个上帝改变一下他们眼下的状况。
他们刚刚在这家新疆餐馆各自吃光了一份拌面和五个羊肉串。这里只有新疆餐馆，各式各样的新疆餐馆。他们没费心思就选了一家，其实是没什么选择。饱腹到底给于兰带来一种平安的幻觉。
于兰就听关鹏比划着说，“这是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国道，这是另一条国道。两条国道交叉。你看，也就是说，我们有四个方向，但是现在，三个方向都不能通过了，剩下的一个，哦？”
“剩下的一个，就是我们来的方向。”于兰接过关鹏的话。其实不用关鹏解释，于兰突然就明白了他所谓的“状况”。
于兰之前没明白，他们在二十公里外的公路检查站的时候，等待的汽车都在那儿排长队。于兰以为不过是一次例行的道路检查。毕竟一路上，他们总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有时还需要拿出驾驶证和行驶本。虽是广袤的新疆，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事实是，刚好相反。但是这一次的检查，有些不一样。
“昨晚下大雪，现在封路了。”警察站车边上告诉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穿了过于厚重的大衣，在十月这样的时候，所有警察都显得高大到不可思议。他们还都戴着皮帽。不停地落在帽上的雪粒，好像在提醒着，是真的下雪了。
“封路？”于兰问那个警察。
当时，是于兰开车。车是租来的，停在检查站那座巨型大门一样的建筑下方。巨型“大门”上方，垂下一些晶莹的冰凌。于兰疑心那些冰凌随时都会掉下来，刺破车窗玻璃，再刺中她的眉心。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死去，是不是能上报纸？该死的检查站是不是还得承担一点儿责任？于兰一点儿也不害怕这样死去，但如果换作她的母亲，那就不一样了，母亲肯定害怕极了。于兰从没见过比母亲更怕死的人，虽然母亲总是隔三五天就闹出一桩“我快死了”的事件来。
那几束长长的冰凌，始终没掉下来。于兰将车停在路边，准备和关鹏商量此后的行程。
“封路了。但是封多久呢？只要不再下雪了，是不是很快就可以通过了？”于兰说，更像在自语。
关鹏摇头，说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他确实不知道。老天是不是还会来一场暴雪，就像昨晚一样，“你问我，我问谁？”
“你估计呢？我估计应该快晴了。”于兰把头探出车窗，又想起还没拉手刹，于是她踩住脚刹的右脚只得努力往前伸，这姿势让她很不舒服。
从天色上，于兰看不出什么迹象，那些薄薄的云似乎离她很近，但她不确定太阳的方向。太阳此刻会在任何一处云层后，但是太阳出现之前，没有人知道。
“你应该问警察，不该问我。”关鹏把双臂在胸前交叉，这是代表防卫的姿势，而他在防卫什么呢？于兰想。昨晚那场意外降临的暴雪，倒是值得防卫的。可惜所有人都没为此做好准备，毕竟只是十月初，北京的秋天一如既往姗姗来迟。然而他们在新疆，为这次长久期待的旅行，才不得不提前遭遇降温和暴雪的气候。
他们昨晚入住一家私人小旅馆。这镇上因为紧邻那拉提草原風景区，便有很多名称古怪的小旅馆，多数都有两三层楼高，可以看出刚装修过的痕迹，彩色瓷砖贴得任性，大体总是以“居”、“驿站”或者“屋”命名。他们住的那家，名为2022。于兰对这个数字好奇过，关鹏说也许因为那是一个年份。“也许老板的租约，会在2022年到期。”他猜测。于兰认为那未免太直白了——离现在还有六年，只有六年。而他们结婚也已经六年了。
2022小旅馆的老板，今天早晨好心提醒他们：“昨晚的雪可不小呢，我们这儿，只要一下雪，旅馆就得关门停业。再开业，得等到明年春天，雪化的时候。”老板解释，“因为道路变得危险了，没多少人会到这里来的。你知道，独库公路——它有多美丽，也就有多危险。”
“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啊，”于兰回答，“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过独库公路，大名鼎鼎的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地图上看，并不远的一段距离，却因为翻越地势险要的天山，公路不得不曲折行进，最美的景致也繁衍于公路沿线。不过他们可能看不到了。
老板安慰他们，说刚下雪，也许还能通过，也许还能见到不一样的雪景——那也是漂亮至极的。所以，他们踟蹰之后，到底还是退了房，接着上路。
2022小旅馆所在的那拉提镇，离独库公路入口只有二十公里。倒是他们连日所见最美的二十公里。一夜大雪落在大地上，便被摊薄了。远处连绵的山脉，只被大雪涂白了山峰的一小块三角形，于是每座山看上去都像切好的披萨饼。积雪之下，黯黑的山体，泛着深浅不一的绿色花纹。近处蜿蜒的蓝色缎带般的河、河边不时现身的马匹与羊群，还有比羊群更近的行道树与红白条纹的路桩……错落有致，像那些裹在保鲜膜内的美餐，有种朦胧却闪亮的光彩。这让于兰感到轻松，毕竟昨天她的母亲打来电话后，她就一直不轻松。
母亲的电话，从来都不是意外，是于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很大的部分。她还怀疑自己对母亲的电话总会提前有预感。昨天就是。当时他们从伊犁往东行驶，想在天黑前赶到那拉提镇。于兰在途中瞥见窗外天山山脉从上而下的褶皱，觉得很像手风琴在弹奏中拉伸的风箱——风的呼啸，也许真是被山的褶皱奏响的。几乎立刻，某种预感便不期而至——这几天母亲怎么这么安静？
现在想来，于兰明白，缘由在于她想到了手风琴——母亲的手风琴。如今那已是四分五裂的一架烂琴。如果从五层楼上落下来，任何东西都会四分五裂。上一次是手风琴，下一次四分五裂的会是母亲自己么？谁也说不好。 “吓死人了，这几天夜里总有人敲我的门。”母亲昨天在电话里讲，母亲认为那是“死神”在敲门。“死神”可不是第一次敲她的门了。
然而并没有谁在夜里敲母亲的门。母亲住的养老院，是北京最好的一家。这意味着良好的管理和同样良好的价格。养老院里住着几十个和母亲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老太太，以及和母亲差别也不大的老爷爷——到那个年龄，有时你不太容易分辨他们的性别。于兰很确信，养老院里任何一个老太太，都比母亲可爱。母亲是其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因为母亲总是念叨着死亡。老人们没人愿意探讨死亡。他们有意对其避而不谈，以为这样就能将死亡关在门外。于兰最初让母亲在养老院多交上几个朋友，那应该很容易。但母亲说，“那不过是让我的葬礼上多来几个人。”母亲究竟是怕死还是想死呢，于兰觉得这很难说。母亲已经试过好几种自杀方式，一心一意结果自己。但每当“死神”来敲门的时候，母亲又表现得非常害怕。她說自己被吓得心跳过速，所以她的心脏会很快衰竭，“它跳得太累了，跳了那么多年，怎么不累？”母亲给于兰看过报纸上关于心脏衰竭的文章。还有几次，母亲认为自己见到了死去多年的丈夫，于是她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跟他离开。还有一度，母亲抱怨养老院总是“有种怪味，死人的怪味”。
于兰总是告诉母亲一个数字——养老院的收费标准，近几年上涨了好几次。于兰说：“这没什么，但是你得相信，这个数字意味着，任何怪味在那里都是不允许的。不可能有怪味，我就闻不到怪味。”
“不，那是死亡的味道。没有谁可以拒绝它的味道，钱也不能。”
“这个数字比我告诉我丈夫的还要高很多，如果我告诉他，我支付了这么大一笔钱的话，下一个死的，肯定是你的女儿。”
“关鹏吗？他跟你不合适，我早跟你说过。你跟谁都不合适。”母亲似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你们为什么还在一起？”
总是这样。于兰以为下一秒自己便会耐心耗尽，但没有。她比自己意料中更有耐心。她也比关鹏更有耐心。关鹏曾经是有耐心的，但现在没有了，至少对母亲没有了。有一次，他们在医院，因为母亲在急诊室洗胃——天知道母亲吞了些什么药片。药片都是母亲攒起来的，可能有些还是偷来的。在养老院，每个房间都有无数装药片的小塑料瓶。老人们舍不得扔掉空瓶子，又拿来装别的药片，重复使用。没人清楚那些模糊的商标标识的，是否就是瓶内的药片。在急诊室门外，关鹏突然说他要回家了。因为，“谁家的人会一个月进一次急诊室呢”？他几乎是咆哮着讲出这句话的，“真是受够了！”那次之后他再也没有冲她咆哮过，因为不值得——于兰和她不正常的母亲，不再值得他这么当回事地动怒。关鹏还说，他回家，得洗个澡，再看场球赛，他还会为球赛配上薯片和啤酒——这才是生活。于兰让他走了。她没法不让他走。他转身就回到他的生活里去了。关鹏走后，急诊室上方那个大灯泡，忽然一明一灭，随即又一明一灭。母亲没有危险，一切正常。那只是一个老化的灯泡，总是莫名其妙闪烁。于兰想什么是生活啊？她的生活就是应对这些：老化的灯泡，老化的母亲。
昨天接过母亲的电话后，关鹏揶揄：“好吧，这一次，她又闹出什么来了？”
“还是说夜里有人敲门，哦，有死神敲门，让她失眠，因为失眠，她吃不下东西，她说她三天没吃东西了。”
“三天？”
“是，就从我们到新疆那天开始。”
“哈哈，她还真是有想法，没错，一个很有想法的老太太。”
昨天是关鹏开车。于兰不敢告诉关鹏，母亲的电话意味着他们得被“召回”北京，他们还得放弃只进行了三分之一的旅行，退掉订好的酒店，改掉机票时间。她假装欣赏车窗外的景色，却看不出什么景色。这是什么地方？她不是很清楚。路线是关鹏定的。只看见戈壁滩，就像灰色天空复印出来一般。天地同样辽阔、灰蒙蒙，空无一物。她一度错觉他们会永远这样，行驶在路上，没有终点，也不会中途停车。对，还有这辆租来的车，租车费提前付过，如果提前还车，那些不能退还的租车费，是会让她心疼的。他们还不是那种能随心所欲应付收支的人，虽然他们如果把工资数额告诉任何一个人，人们都会表示，那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足够在北京体面生活了，虽然这里到处都是不靠工资吃饭的有钱人。”但如果把于兰工资的几乎全部，都交给养老院呢？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但她没说过，也没人知道她这些年为养老院贡献了多少。
“如果你不回去，不出现在养老院，我打包票，她不会有任何事。太后奶奶不会有任何事。”关鹏说。他也许不难猜到，这次旅行将被提前终止。关鹏喜欢背地里叫母亲“太后奶奶”。于兰不喜欢关鹏这么称呼母亲，但他认为这个称呼准确又幽默。
“但她不吃东西，七十岁的人，怕熬不住。”于兰说，她想母亲真的三天没有吃东西吗？
于兰小时候也不怎么吃东西，瘦得像纸片，所有挑食的小孩都胃口不好。父母就说，“饿了你总会吃的。”于兰昨天也在电话里这样跟母亲说，“饿了你总会吃的。”但她其实没把握。因为她记得，小时候，饿太久的话，反倒感觉不到饿了。母亲可能也这样，她可能已经是个不会饿的老太太了。
关鹏说，“太后奶奶只不过想你回去，她就要你在她眼前。她闹出的这些，都是为这个。”
于兰当然知道。她说，“别这样，她是我妈妈，她年纪大了，想我在身边。这很正常。”
“哦？是吗？”关鹏表示怀疑，“我怎么觉得她不是你妈妈呢？我觉得她迟早得毁掉我们。”
没什么好怀疑的。于兰的五官，像蘸了太多墨汁画出来的眉毛、眼睛和大嘴，这种浓墨重彩的面相只能继承自太后奶奶。
每当母亲要死要活的时候，那浓烈的五官挤在一起的时候，于兰都感到那是种可怕的提醒——于兰不知道自己七十岁时会不会成天想着去死然而又并没真的死掉。但她可以确定，她不会有个自己这般对母亲不离不弃的女儿。她不会让自己这些年经受的一切，也依样遗传下去。
于兰没有女儿，也没有儿子。一开始，他们并不是这样决定的，只是事情慢慢就变成了眼下的样子。于兰和关鹏结婚没多久，母亲就说过：“如果你打算生孩子，要先告诉我。”“我会的。”“你应付奶瓶和尿布的时候，我得想想我怎么办？”“妈妈，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我得做点准备。”“我不明白。”“你都明白，新的来了，老的就得死了。”“妈妈，你这样说，是要我怎么办？”“你什么也不用办。” 于兰什么也不用办，也把什么都办了，她没有兄弟姐妹，只能自己来办：因为他们都得上班，而母亲片刻都离不开人，她思前想后，然后把母亲送到最好的养老院，挑了间向阳的、温暖的房间。她每周三次坐公交车去养老院看望，有时一周还要多去一两趟，因为母亲总会遭遇“危机”。“我们说的危机，就是说，你们亲属必须要有人在场的状况。”——养老院当初对于兰提出这个之后想来十分含混的要求。他们没说明白什么是“必须”，然后所有的状况他们都可以判断为“必须”。亲属“必须”到场，不然后果自负。
有一次，母亲把自己锁在房间浴室。每天早上负责叫醒母亲并打扫房间的护士，在打开母亲房门后，没能打开浴室的门。浴室的门从来都无法锁上——养老院当然要拆除浴室的门锁。母亲用什么方法锁住了那扇门？护士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护士的工作就是给老人的女儿拨电话，护士甚至都不用去打开那个记录亲属联系方式的excel表格，而是从手机通话记录里直接找到了于兰的电话——昨天刚刚通过话，通话记录还在列表中靠前的位置。“您好，我是养老院小杨。您母亲，她把自己锁在浴室，我们很担心。我们认为，您得赶紧过来一趟。”护士的声音听上去温柔又亲切，语气强硬，不容分说。
“她在浴室做什么？”于兰问。她想到浴缸里满是母亲的血。这次是要割腕自杀吗？但母亲没有刀片，不过也说不好她能弄来刀片。
“不清楚，我们会撬门，但是请您立刻过来。”
“撬门？”
“对，您母亲的状况本来就不好。不知道她是怎么锁上浴室的？我们早就把锁拆掉了。”
于兰猜想护士小心翼翼省略掉的词，可能是“精神”。
一个小时后，于兰把母亲从马桶上抱起来的时候，她的胳臂搀进母亲的腋下，母亲松弛的乳房就和她尚待松弛的乳房紧紧积压在一起了。这让于兰感到苦恼。她怀疑自己感觉不出两种乳房之间的差别。就这样老了么？念头突然闪过，令人沮丧。而且她还似乎看见了自己年迈之日，白发苍苍，四肢肿胀，乳房萎缩或下垂，在养老院四壁白墙的房间里不敢呼出一口大气，生怕因此惹恼也许正在热恋期的小护士。
母亲没在浴缸里割腕。她整晚都坐在马桶上，因为便秘。她自己给浴室装了插销，螺丝拧得不到位，门一撞就开了。
“好了，你想死就死吧。”那是于兰第一次对母亲说这样的话（也不是如她以为的那样难以出口，后来说多了，就更容易了）。
母亲坐在床边，衣衫不整地仰头看于兰，没一点愧疚的意思。是啊，母亲为什么应该愧疚呢？她只不过是便秘，只不过想锁上浴室的门来对付便秘。
母亲身上单薄的睡衣仍是多年前那件。于兰想问她买给母亲的那些丝绸和法兰绒的新睡衣去了哪里。母亲为什么总是穿这种稀薄又褪色的纯棉长袖汗衫当睡衣？真是太薄了，母亲的乳头像两只牛眼，虎视眈眈着于兰。
“我为什么要死？”母亲意气风发，倒不像刚刚死里逃生的老人了。她的便秘问题还没解决。母亲说本来都快解决了，“如果不是因为你”。
因为于兰出现，母亲一夜的努力作废，但于兰不会因为母亲的埋怨而真的生气，她所有的窝心火都在来日方长中消磨掉了。现在，于兰和母亲其实只不过是在比赛，比谁更有耐心和耐力。
“昨天我来，你说楼上有拐棍敲地板。”于兰说，她不想听母亲一直说便秘。
“是的，咚咚咚咚。楼上老头睡不好，晚上就用拐棍敲地板。他还想敲穿地板，逃出去呢。我知道，他跟我说过。”母亲瞪着眼睛，那双眼看上去还很有神采，母亲家族一脉相传的双眼皮大眼，总给人一种精神抖擞的错觉。
“我现在就上楼去，告诉他，如果他再在半夜动一下拐棍，我就拿拐棍当柴火烧了，好不好？”她蹲下身，像最体贴的女儿一样轻拍母亲的膝盖，又顺便把母亲肩头那条养老院公用的已经泛黄的白色毛毯，往前扯了扯，让毛毯两角盖住乳房，这样她就不必盯着母亲牛眼般的乳头了。
“楼上老头，他还能逃到哪里去呢？这是全北京最好的地方了，有吃有喝，有人给你叠被穿衣。”如果可能，她真想同母亲换一下，她住进养老院，享受精心的照顾，任性时随便发泄，让母亲去挤公交车，去挣钱。
“哦，如果这是最好的地方，那就再没有不好的地方了。”母亲说着，同时用干瘦的手指摸索著碾压于兰的头皮，似乎在回应于兰轻拍她膝盖的动作。于兰感到头皮发麻。她想起那对乳头曾经被自己的嘴咬过，嘴也一阵发麻。她再不要想、不要看母亲的乳头了，但蓬松的两团肉，仍在纱布般的汗衫里自顾自晃动。
她站起身，告诉母亲，“如果你没事，我就回去了，再不走会堵车，我赶不及做晚饭。”她已经开始穿外套。母亲双脚蹬掉拖鞋，没穿袜子的两只脚，像风干的老鼠在地板上左右腾挪。
她再没去看那两只“老鼠”，而是迅速走出房间。反正用不了多久，她还会出现在这里，同一个房间。她会被同一名护士用同样的口吻召唤，再带着疲惫的责任感，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幸好有公交车，幸好养老院位于公交车的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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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疆可没有直达北京的公交车。在天山腹地的小镇那拉提，于兰没看见任何形似公交车的大型交通工具。无法继续行程的越野车都停在国道边。道路封闭后，任何车辆都显得无辜又多余——它们纵横捭阖的光荣经历此时都成为无用的过往。
关鹏和于兰仍坐在餐厅大堂。没人来撤走那些用过的盘盏。冷油在棕色木桌面上凝结成发亮的白色固态。相邻的几张桌子已陆续坐满游人。那些人五颜六色的冲锋衣，完美融入餐厅同样色彩缤纷的墙纸。他们用洪亮的声音抱怨老天，责怪老天蓄意破坏了这里所有的长假旅行计划。那些人的四川方言，混在来回奔走的那个少年高声喊出的维语里。少年肤色发红，小小的发卷儿盖满脑袋，一边赤手用烤馕裹住几根肉串来回搓揉，一边几乎是奔跑着把烤馕和肉串准确送到某张餐桌上。
透过窗玻璃上凝滞的水雾或油渍，于兰可以瞧见窗外忙碌的维族男人们。烤肉串的木炭烧得通红。男人们一个个热气腾腾。他们似乎正在取笑其中一个坐着的人。被取笑那人，只低头笑着，不言语，他忙于给手里的钢钎穿上切好的肉丁。 于兰刚刚问过检查站好几个警察，但“什么时候通车”的问题就像过于深奥的论文，所有警察都避之不及。“不知道”“不清楚”“不好说”，他们只管封路，而通车？那可是老天决定的。
“可是我必须赶回乌鲁木齐，才能坐上今天最晚的航班。”她说。她没说她有个母亲正在北京的养老院寻死觅活、绝食抗议。
關鹏还是抱着两只胳臂，说，“是不是赶不回乌鲁木齐了？老天舍不得我们离开这儿呢。”关鹏当然不想回北京，难道就为了于兰母亲有惊无险的状况大费周章地回去吗？他肯定清楚于兰是想回去的，她的身份先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女儿，然后才是妻子。他也没准正在感谢老天这次总算向着自己。
警察似乎根本没听见他们的话，或者只是太忙顾不上。警察一边挥着含义不明的手势，一边走向后面那车辆。
后来，有个没穿制服的当地人，敲他们的车窗。当地人是想让于兰记一下检查站的电话，“你们先回那拉提镇上等着，随时打电话给检查站，如果通车的话，他们会告诉你的。”于兰就在手机上记下了一串号码，尾数是一串6，很好记。号码也是那人说的，但于兰忘记找他要来区号。
“还有别的办法能今天赶回乌鲁木齐吗？”她问那个当地人。
那人一脸困惑，只说自己从来没去过乌鲁木齐，后来又重复叮嘱让她记下检查站的电话。
关鹏有一阵子一直用上扬的语调念叨，“那拉提、那拉提”，他假装自己在说维吾尔语，听起来像磁带被卡住。他们倒真是卡在那拉提了。这个位于国道两侧的小镇，总长不足两百米。他们发现所有车辆都从检查站折返到那拉提镇上来了。所有新疆餐馆都在店门外烤肉串。青烟被风鼓吹，四处漫开，好像舞台四周喷出大量干冰气体。小超市把有线广播放在店外，杂音很大。广播里正说着昨晚的大雪，或者在预报今晚的降雪，“局部地……能见度……历年平均水平……行车安全……零下2度……夜间”，没人知道什么含义，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其实意义重大。
“我们要在这儿等多久呢？”“不会一等好几天吧？”“好像预报今晚还有雪啊！”“是啊，镇上也住不下这么多人呢？”于兰去那家小超市买水，因为听见这些议论，她就又多买了一些。
小超市货架间距离太近，她只能侧身走，走到货架通道尽头，也没有任何发现。五颜六色的小食品，包装袋都蒙上一层厚灰。世界本是彩色的，但现在蒙了灰。一个男人，看上去比那些包装袋鲜亮一些，问她，“你在找什么？”
她抬头，几乎抬到不可思议的角度，才找到他的脸，他比货架还高。身上菱格形图案的毛衣像一堆塔罗牌。每张牌中心都有神秘的肖像或图案。每一个肖像都预示着未来的不同道路。“塔罗牌”男人挡住了她的方向。
于兰说，“花生？有没有花生？”
她刚好看见左边货架上的“天府花生”，她不需要花生。但她只想迅速说点什么，说什么都无所谓。她从来没想到男人的脸可以长成这样？他们在城市里，大多显得同样疲惫同样虚荣，同样自以为是。但眼前这张脸可以算成另类——可能因为胡子，不算浓密的胡子，刚好把嘴遮住。男人们如果挡住自己油腻的嘴，便总能避免暴露出雷同的浅薄。
“花生？这都是花生。”他一手握着一瓶水，另一只手是一瓶酒——可能是酒。她不敢仔细看。她发现，他和自己都没有避让的打算。
“我想要新疆产的花生。”于兰甚至又往前走了一步，在货架上假装寻找。
他抱歉地说新疆不产花生，“新疆产瓜子，但不产花生。”
“哦，你是本地人？”她打算接着问他新疆还出产什么。但他说不是。她以为他会接着说点什么，有关他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以及封路如何影响了行程——整个小镇现在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我来了三个月，可能刚好比你知道得多一点。”他笑起来，胡须里露出嘴和牙齿，像丛林里钻出的小东西，一闪而过。
她以为他是小超市的老板。现在她恍然大悟，收款台前那个发呆的男人才是老板。“那，我……谢谢！”她没再往前走，而是后退着，挪出那条昏暗的通道。通道不算长，所以她不必转身。他也没转身，而是径直跟她走出通道，两人一进一退，像某种舞步。
一个小插曲——走出小超市，看见关鹏正在研究那个聒噪的收音机的时候——她想。
“怎么这么久？”关鹏没有停止摆弄那个收音机——那是坏消息出发的地方。断续的播音让人焦虑，因为无从得到完整的信息。
“没事，就是多买了一些水。”她提着一袋瓶装水——沉甸甸地把她整个人往一侧坠去。她回头看了一眼，想看见些什么。但那男人不在。
“收音机没问题，信号有问题。”关鹏说。他对无关紧要的东西倾注了太多好奇，这让他有时候也像一个接收不到信号的收音机。
于兰和关鹏直接去了小超市旁那家新疆餐馆。上午十一点，新疆刚刚进入明亮的白天。这一天还会很漫长，似乎除了吃饭也没别的事可做。
关鹏说，他们不应该退掉旅馆的，因为旅馆现在正好坐地起价，怕都没有空房了。
于兰说不，“难道我们还要住一晚吗？”
“就当最坏的打算了。”关鹏说。
“不会的，雪已经停了，路面也快干了，我们肯定能今天走的。”于兰说，好像故意给关鹏暗示：他们得回去了，不能停留，因为她的母亲正在养老院消耗最后一点卡路里。
“但愿吧。”关鹏胃口很好，他刚刚吃掉多少碳水化合物，他怎么能理解绝食者的感受呢？
“我们得想想办法。”于兰说，她知道其实想不出什么办法。
于是关鹏才摆上两根钎子，开始给于兰讲他们“目前的状况”。
“办法就是，要么等检查站放行，通车。那我们就按原计划，往东回乌鲁木齐。要么，我们走回头路，往西，从伊犁方向，绕回乌鲁木齐。”他简短地给出两个选择。事实也确实就这么简单。
“天啊，我不要走回头路。”她认为这是太过妥协的方式了。回头路意味着昨天还有前天走过的路，都是无用的白费力气的，而消耗更多时间也只会带来更多沮丧。她不想要更多沮丧。 “那就等着喽。”关鹏说，手里还玩弄着那两根钎子。他一本正经地像个击剑手那样，让尖锐的钎子从各种角度穿刺空气，仿佛某处真的有让他仇恨的什么东西。“我不怕等，就是，可能有点无聊。”他耸了耸肩。
于兰想到该给养老院打个电话，又不知道如何解释，说自己被困住了，回不去了，这消息只怕会刺激母親做出更过火的事来。母亲会怀疑她根本就是故意的，故意置之不理，还借口“天降大雪、道路封闭”。
万一立刻就通车呢？于兰想，可以给检查站打电话。于是她拨了几次，但无法接通。也许打电话的人太多，检查站应付不来。她过了会儿意识到，她得在号码前加上区号。真是愚蠢，她想，然后加上区号，再拨出。
“你好，平安独山子。”对方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和，对比此刻于兰心急火燎的询问有些不近人情、小题大作。
“你好，”于兰调整呼吸，“我想问，独库公路通车了么？”这样应该可以了，这是她此时能表现出的最理性的声音。
“还没有。”
“什么时候可以通车呢？”
“我们也不清楚。”
没有奇迹发生，她想。但是，“那怎么办？”她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问电话那边的陌生男人，怎么办？谁能告诉她该怎么办？
对方告诉她，“你可以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也许那时会有好消息。”
于兰道谢，挂了电话，告诉关鹏，“他说会有好消息（尽管是也许）。”关鹏说，“会有好消息？”但他的神情在说，“你真的相信他说的，会有好消息？你别傻了。”
关鹏又说他们得做好其他选择的准备，“有好消息当然好，要没有，我们退而求其次，也得准备着。”
于兰不想“退而求其次”，“我们还没有等太久，还可以再等等。”
关鹏喜欢“退而求其次”，有时候他们在北京那些人多的餐厅等位，关鹏总是说：“算了，不如换一家。”他可能是对的，换一家也没什么不好。但于兰不喜欢“换一家”这种事带来的不甘。如果她坚持不换，他们会争吵。多数时候争吵的结果，都是他由着她。但现在关鹏不跟于兰吵架，他越来越懒得跟她吵架，他认为她固执得不可思议，这一点上，她跟太后奶奶一样。关鹏想远离太后奶奶，所以，他也计划着远离于兰。他们已经说过离婚的事，在来新疆旅行前。关鹏的理由是，他的生活被毁了，除了离婚，他没有别的办法改变这种生活了。但这理由不充分。他就没能坚持。关鹏也许还能“退而求其次”，比如离开北京，离开太后奶奶，这样于兰会是一个不错的妻子。他对妻子的要求不高，正常一点就行，但于兰把自己跟母亲合体了，他差不多同时娶了于兰和她母亲。于兰的理由是，关鹏不愿负起责任。他甚至都懒得做些表面上的事情了。这该多让她寒心。比如母亲酒精中毒那次，母亲被抢救，刚醒过来，关鹏就说：“我们可以走了么？”仿佛他终于等到漫长的默剧打出剧终字幕，还是一部沉闷的默剧。但于兰的理由也不够充分，她希望关鹏没准儿能理解自己，毕竟从前他还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丈夫，他其实知道得体的话都该怎么说。
关鹏第一次去于兰家的时候，两人都三十多岁了。不用说，于兰是关鹏“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于兰呢，她是从来就没得选。那次关鹏的表现真是绝佳。厚实的双唇让他能始终保持最温和的那种微笑，很让人信赖的样子。关鹏甚至还握着母亲的手，好几个小时听母亲讲她的便秘问题。这世界上从此将不只有于兰一个人叫她妈妈了，于兰愉快地想。关鹏带来的苹果和梨，让餐桌显得很热闹；他送给母亲的红围巾当天就挂在了母亲的脖子上。一切都波澜不惊顺理成章地发生。当晚，关鹏躺上了于兰的床。床太旧，摇摇晃晃，有催眠效果。
半夜，一只蝙蝠飞进了隔壁母亲的卧室。关鹏冲锋陷阵，煞有介事抓蝙蝠。不过，于兰始终没看见蝙蝠的半点影子，她觉得这是母亲故弄玄虚的把戏。关鹏只穿纯白的秋衣裤上蹿下跳，倒像一只白色蝙蝠。这个家里突然有了男性的味道。那天晚上于兰甚至特意去闻了闻关鹏身上的秋衣。如果能每天闻见这味道，她可以任何事都不在乎的。
关鹏说，“都是汗，别闻了。”
于兰说，“那有什么？谁还不出汗？”他解释说刚刚在母亲房间抓蝙蝠，跳得太卖力，出了太多汗。
她抱歉地告诉他，“根本就没有蝙蝠，你看见蝙蝠了吗？”
关鹏犹豫着，“灯太暗，我没看清楚。其实也没看见，可能是影子，灯影。”
于兰笑起来，“那你还那么卖力，跟真的似的。”笑过之后，又感到不安。关鹏这样的人，做着买卖，长着无害的脸，在关键时刻当然是长袖善舞、懂得如何表演的。她觉得对他更多了一重了解，只是她暂时还不知道这种了解是好事是坏事。都怪他的味道，让她既无法思考，又无法入睡。
关鹏不好意思地陪她笑，她不再笑的时候，他还在笑。有一刹那，只有他的笑声，低沉的，却极突兀的那么一声。他们都意识到那刹那的尴尬。之后她觉得那声笑，其实是很孤单的。他吞吞吐吐解释着自己为什么要驱赶并不存在的蝙蝠：“我觉得很好玩啊。不过，当然也是，为了讨好你母亲。”
于兰很感动，但仍说：“她总是这样，以后你就习惯了。”
“怎样？每天抓蝙蝠？”
“不，蝙蝠倒是第一次，但她，她跟我们不一样。”
“不正常？”
“如果你非要这么说的话，算是一种不正常吧，但我觉得她是怕我们都走了，剩下她一个人。”
天一亮，关鹏就离开了。卫生间的马桶盖没被放下来。在三个人都辗转难眠的这晚之后，母亲看于兰的眼神开始有了变化。母亲说，于兰，我一夜没睡，我觉得我可以死了。
母亲年轻时倒是温柔，那些年母亲为她受了不少苦，都因为于兰那个从未出生的弟弟或妹妹——如果那个打掉的婴儿是她的妹妹，也许对于兰来说，一切都会容易一些，但如果那是个弟弟呢？母亲认为那一定是个男婴，所以不能生下来。“早知道我就留下那个祸胎。”
“又不是我让你打掉的。”于兰说的是事实，一切与她无关，她那时七岁，上小学一年级。 “但如果不是你，我为什么要打掉他？”越到后来，母亲越发相信这都是真的：那个弟弟之所以不能出生，真的是因为母亲已经有了于兰这个七岁的女儿——留童花头，在班里当小队长，喜欢唱歌和剪纸。“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奶奶多喜欢男孩，你爸爸多喜欢男孩，如果那是个男孩，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说得好像我从他们身上真的得到过什么一样。” 事实上，是母亲失去了一个，就得看紧这一个——于兰这么理解。
于兰七岁时陪母亲去医院做手术，父亲和奶奶对此全然不知。其实于兰也同样不明白那天在医院发生了什么。她只是在放学后被母亲带到医院，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背诵乘法口诀。母亲进了一个房间，没多久，又出来了。她们两人坐三轮自行车回家。于兰得到一块有果酱夹心的蛋糕作为晚餐。母亲到家就去睡觉了，直到晚上也没起床。于兰不认为这些事有什么不寻常，不过那块蛋糕里的果酱夹心，倒是非比寻常地甜。几天后，于兰被父亲打肿了手心，因为“不诚实的小孩就该挨打”，然而她还是不知道自己如何成为了“不诚实”的孩子。
“你爸爸再没提过这件事，但是他从没停止过对我的惩罚。”母亲说。“不然还能怎么样？他会丢掉工作，你会没人照顾，我们还要交上大笔钱，就这么简单。我为你们考虑，到头来你们全来惩罚我。”
“我怎么能用好吃好喝的来惩罚你呢？我真是太缺德了，这一点我肯定是遗传你的。”于兰说。
于兰很多年后才知道，去医院那天母亲身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事情是母亲自己原原本本告诉于兰的，在母亲认为于兰可以理解这种手术的时候。还不如不说，于兰想。
于兰对那天的医院记忆模糊——走廊两侧的墙面，下半部漆有绿色油漆，油漆上刻着模糊零乱的字。黄昏时的走廊，光线暗沉，尽头处似乎有两扇黄色大门，门上镶着几块玻璃，于是光线在走廊尽头处就格外明亮，从长椅往那头望去，让人睁不开眼。
母亲那时在新华书店工作，负责收款台，袖套上总有洗不掉的红色印泥。于兰开始害怕那些红色印迹，那毕竟太像血迹了。母亲是个黏带着血迹生活的人，所以母亲的日子不可能太舒心。
也确实是。母亲后来这样形容于兰的爸爸，“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他花了五分钟生了个女儿，然后就忘了这事。”
于兰并不这样认为，父亲虽不常在家，但他在家的时候，偶尔也会让于兰帮他做点小事，把遥控器递到他手上，然后在他想看着电视打盹儿的时候，给他拿条毯子。但母亲后来又说，“他把你当小猫小狗支使，你还乐得当他的小猫小狗。你肯定不记得了，那年他把你忘在公交车上了。他喝了点酒，但肯定没醉，他只管自己到站下车，他回家我问他于兰在哪里，他说在公交车上，然后，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躺床上开始睡觉，他说你自己能回来，他一点儿也不着急。”
“我不记得有这事。”于兰说。
“你当然不记得，你能记得什么？”母亲说，“我担心他是想把你丢掉，像丢小猫小狗一样丢掉，他故意这么干，但他没成功，他肯定跟你奶奶合计过很多次，要把你丢掉，没准根本就是你奶奶的主意。他没想到你那么小还能自己回来，你走了一站路。所以，我得时刻盯着你，不然，你就被他丢掉了。”
“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于兰认为父亲没那么不喜欢自己——毕竟父亲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是没用，跟他比，最后还是我赢了。”母亲说，“他用尽各种办法，最后还是我赢了。他好几年都没碰过我，这都没什么，他还以为我怕这个呢？他去碰别的女人，公开碰，我也不怕，我无所谓，我知道我肯定会赢的。”
听母亲说自己和父亲多少年没有性生活的时候，于兰还没遇见关鹏。父亲一死，母亲就变得多话。只是母亲说的从前的事，很多都和于兰的记忆不太一样。母亲从前很沉默，一生都在收款台工作，一开始是新华书店，后来是音像店，最后是电器商场。这些工作都不需要滔滔不绝的口才。父亲不在了，母亲有勇气说话了，宣称自己如何战胜了他。
母亲说，“一开始他就跟我冷战，夫妻都会冷战，但没有像我们这么久的，他以为不理我，我就会崩溃。他真是天真，不，真是愚蠢，我有你，我有女儿。有女儿的女人怎么会崩溃？要是哪天我没有你了，我才会真崩溃。”
“有几年，他疯狂地要，早上要，晚上也要，你问要什么？当然是要我，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算的，他想让我再怀孕，怎么可能？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可能怀孕了，都是国家帮了忙，一劳永逸。”
“后来，他就不要了，几年不碰我。你应该记得吧？那时我每天都在你的小床上，和你一块儿睡觉。你睡觉不老实。你上中学了，半夜偷偷起来，跑去厕所看言情小说。你以为瞒过我了，你不知道我只是懒得揭穿你。而且你去厕所看小说，我可以把胳臂伸开，睡得舒服些。”
于兰有时说：“哦，当年你真该生下那个孩子，那我现在就可以解脱了。”
母亲说：“解脱？你说什么？”
“没什么，妈妈，你不用那么紧张。”于兰想这可能是不该提的事情。
“你解脱吧，你随时可以解脱。我也好把自己解脱了。”母亲转过头去，像小孩很认真地在生气。于兰也转过头去——她确实用错了词，但她也真的找不到比解脱更合适的词了。
后来于兰发现母亲又摆出了父亲的遗像，那曾经被放在衣柜最底层，被弃之不顾。遗像上的父亲太年轻，曝光过度的照片让脸上的皱纹完全消失。三十寸大小的黑白遗像，在不大的房间里最明亮的地方挂着，地位尊贵。有时于兰会以为那是一个陌生人闯进了母亲的房间。
“你怕什么，他是你爸爸，你还不认识么？”母亲对着大遗像說。
母亲还说，“我怎么办？她现在认为那个花言巧语的男的才是亲人。她被那个男的骗走了。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听你的？你说养儿防老，我想女儿也一样。但现在不一样了，她现在眼睛都没离开过那个男的。她还不知道这是多可怕的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有一天会变成这样，真可怕……”
于兰向母亲做出保证，保证自己不会扔下母亲不管。她还写过好几张保证书，为的是让母亲在父亲遗像前把保证书烧掉。母亲现在和死去的父亲是一伙了，于兰是母亲的敌人。她试图为自己澄清：“我三十多岁了，你不认为我应该结婚吗？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不已经结婚了吗？” 母亲说：“如果我不结婚，就没有你，我就该少受多少罪。你奶奶那个老顽固，看见你生下来是个女儿，就再没进过我们家门。”
母亲又说：“你别以为结婚是好事，男的会让你怀孕，然后生下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这都是我的教训。”
于兰不得不提到那个过早消失的胚胎，“还不都是因为你瞒着爸爸去打胎，不然他会对你不错的，不是吗？”
于兰耿耿于怀的，其实是母亲居然带着自己就去了医院。她开始怀疑一切都是因为那天她陪母亲去了医院，以至如今她在母亲眼里就成为一个证据。她的存在就证明母亲做过那件也许正确也许错误的事。这些事情让母亲在几十年的婚姻里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母亲宣称自己最终赢了父亲。
“怎么样的母亲才会带着七岁的女儿去做这种事啊？”于兰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能请假，我还得接送你上下学，你爸爸和你奶奶什么时候接送过你？这都是我的事。我只能带你去医院，我只有那么一点时间。”母亲说，“我又没让你进手术室。”
“你以为真那么简单吗？”于兰说。
3
很不容易才熬过一个小时，于兰再给检查站打电话，仍然是同一个声音告诉她：“你好，这里是平安独山子。”她问了相同的问题。什么时候通车。不清楚。估计呢。估计不出来。那怎么办。过一个小时，再试试。她想再说点什么，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对方先挂了电话。这时于兰发现旁边桌的一男一女，正盯着自己。她猜他们刚刚在偷听她讲电话。
那個男的很胖，发福的肚子抵着桌沿儿。于兰看他的时候，他说：“是给‘平安独山子’打电话么？是还没通车么？”
于兰点头，胖男人就朝他身边那个方脸女人说：“我就说吧，不用我再打电话了，因为这位女士刚刚打过了，路还没通！”
方脸女人朝胖男人翻了个很长的白眼，翻完之后才不慌不忙睁眼看于兰，说：“我不过就让他打电话问问，他就是懒得打，说你已经打过了。”
胖男人说：“结果都是一样的，为啥子还要多打个电话？”
方脸女人提高了嗓门：“嘿，你不懂啊？打电话让我觉得，还有点儿希望，要是就这么等着，我真是快绝望死了。”
胖男人笑起来，肚皮拱得餐桌都在颤动，他说：“好，好，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钟打一次，要不要得？”
女人也笑，一笑她的方脸就圆润起来，很受用的样子，但嘴上还不依饶：“要得，一分钟一次，哈，那你是恶意霸占线路。这种时候，没完没了等下去的时候，其实最见人品了，你霸占路线，人品真差。”
“我不霸占线路，我只霸占你。我人品是不是就好了？”男人说。
女人娇滴滴地笑，举着拳头做出要打男人的动作。
大部分游客吃过东西，就离开了——那些人只能去走回头路，让旅程公里数延长数倍。也有少数人继续留下来等，大多无所事事，没人喝酒或打牌。偶尔有人起身，去收银台要什么东西，也总不忘问句“什么时候通车”。收银台后，餐厅老板娘一遍遍说“不知道”，有时，老板娘还补充一句：“你自己打电话去问‘平安独山子’嘛！”
于兰就问关鹏：“你想出去走走么？”关鹏之前一直把头埋在手机上，这会儿他抬头看了看，胖男人正往方脸女人胸前钻，关鹏皱了皱眉，就说好。
方脸女人突然大声：“小杰呢？小杰不见了。”
她的孩子不见了。十几岁的男孩，之前一直在店门外看男人们烤羊肉串，或者也不是，男孩只因为不愿意跟父母坐在同一张桌上，忍受他们互相埋怨后半真半假的调情。
“我让你看着他呢？”女人吼着胖男人。胖男人一脸委屈，他可能总是承担过错的那一个。
“小杰！小杰！”女人在餐馆内来回跑动，差点钻进后厨门上那条花门帘里去。不过老板娘还是掀开门帘，让女人探头去看了一眼，小杰当然不在里面。
女人皱着鼻子，又去看门帘旁的消毒柜，好像小杰会藏在消毒柜的玻璃柜门里一样。
老板娘站起身，露出有身孕的肚子，她似乎并不理解这个气势汹汹的母亲为什么焦急，“可能跑去哪儿玩了，一会儿就回来了。男孩子嘛，总是坐不住的。我养了三个儿子，要像你这样，早把自己急死了。”
“怎么一下就没了呢？”女人困惑极了，又说，“我要有三个儿子，我也不着急，但我只有这一个。”
“嘿，去卫生间看看。”老板娘招呼来那个在餐桌间奔跑送烤馕和肉串的少年。少年咧开嘴笑着，大概是表示没问题。但他的笑似乎也侵犯了女人，女人仿佛被蒙骗一般，急于问出些什么：“怎么了？怎么回事？卫生间在哪里？”
少年用下巴示意了一下，表示卫生间在二楼。女人要往二楼去，又看见胖男人坐着没动，就临时换了方向，朝胖男人奔过来，像一阵敏捷的风，呼地一下子缠住胖男人的胳膊，来回地摇，好像男人已经昏迷，她得把他摇醒，“你倒是想想啊，有没有看见小杰？”
“他应该在外面的，几分钟前还在那儿的。”
“应该？他会去哪儿？”女人站在店门口，左右扭头看，已经忘掉刚刚自己还打算去二楼卫生间找儿子。“不是你儿子，你巴不得小杰丢了才好。”女人说。
胖男人也站在店门口，他为自己解释，“你要是没有没收他的手机，现在我们还能打电话问问。”
店里有几个顾客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有人说可能去了旁边的超市，也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说起人口拐卖。但那是个十几岁的男孩，没人会拐卖那么大的孩子。“拐去挖煤呢？也是个劳动力。”“男孩没那么容易被拐走吧。”
“卫生间没有。”维族少年三步两步地从楼梯上跑下来，朝老板娘喊。他总是急匆匆地，像小铁球一般在人们眼前溜过来又溜过去。
老板娘摸了摸少年的头，少年又去摸老板娘的肚子，被她一巴掌打了回去。
“大窗户是开着的。”少年小声告诉老板娘。
老板娘笑起来，“他能从窗户逃跑啦？那是二楼！你每天就知道看电视剧，真是电视剧看多了。” 于兰想问关鹏，他们需要做点什么吗？孩子不见了，坐视不理，总是说不过去。但也许事情没这么简单，她知道。小时候她被父亲丢在公交车上，也许父亲故意的，也许父亲只是忘了叫她下车，但事情也并非“有意”或“无意”这么简单。她现在猜想，父亲只是犹豫不定，这才符合他的性格。他拿不准要不要丢掉于兰，只好听天由命。他也拿不准要不要跟母亲过下去，又只好听天由命地一直过到自己心脏病发死掉的那一天。
“我为什么没收小杰的手机啊？能怪我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杰拿着手机就跟那个小妖精联系，他才十四岁，哪能成天做这些不正经的事？”女人和胖男人也许刚刚去超市找过了。现在，他们又一起回到餐馆。
胖男人提议再等等，他们不能离开餐馆——如果离开，小杰回来的话，就找不到他们了。他说，“人找人，找死人。”
“你才找死人，你留在这里，我去找。”女人不停跺脚。
胖男人不同意，让女人留下，说他去找。
女人并不相信他，“你怎么找？他又不是你身上的肉，你根本不关心，你要是关心，小杰也不会丢了。”
关鹏突然说：“也许被外星人掠走了。”
所有人都盯着关鹏。于兰诧异他为什么这么说。外星人？女人朝他翻了个更长的白眼。
关鹏笑着说：“怎么了？开玩笑嘛。气氛太紧张了。”他一点儿也不着急。于兰发现自己从未对关鹏这么失望。但她还是扯了扯他的衣服，提醒“少说两句”。
“你才被外星人拐走了，你們全家都被外星人拐走了。”女人终于没忍住。
于兰向女人道歉，解释说关鹏不是有意的。那个孩子，小杰，一直在店外，没人看见他进来，也许只是去邻近的地方逛去了，被什么东西吸引着，看入迷了。这是常有的事。
胖男人已经出去找孩子了。
“小杰本来就不愿意来，是我非要带他来的。”女人在距离自己最近的椅子上坐下，软软地瘫住，口中还在自语，“要了命了，这鬼地方，走又走不了，把孩子丢了。小杰会不会被车撞了？”找不到孩子的母亲，总是要死要活。她还可以绝食，像自己母亲一样，如果小杰不出现，她就不吃不喝，于兰想。她没收了小杰的手机，让他跟任何人都无法联系。那个“小妖精”，可能与小杰同龄，他们谈得投机，相约在假期去看电影去吃大餐，于兰相信，很大程度上，他们这个年龄的着迷也就仅此而已。但小杰被困在一个遥远的镇上，等着继续一段前途不明的旅程。女人所做的全部，都是让孩子重新回到自己体内，再也不要出生——这才是永恒的拥有，绝对不再失去。也许母亲从未失去过那个男婴，于兰想。在某种意义上，那个胚胎和母亲一直住在同一个身体里，母亲失去的是于兰。这种失去，真是那么要命的失落么？于兰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
于兰把餐巾纸盒放在女人面前。女人没看于兰，也没哭。
关鹏说：“反正封路了，小杰肯定在镇上，哪儿也去不了。”他可能是善意的，只是这样的话听上去更残酷。他们处于相同的处境，类似的命运，陷在走不出去的地方。
“你，你能不能再给‘平安独山子’打个电话？”女人突然想起，恳求着于兰。“我没有存他们的电话。”
于兰说：“可是，平安独山子，他们不管找人吧？检查站离这里，还有二十公里啊。”于兰突然有种让自己都害怕的想法，她有点希望男孩真的是被外星人拐走了。在渺无人迹的太空，他除了氧气再也不需要多余的东西。他可以做回自己。如果外星人再帮男孩拐走他那个小妖精，那就是圆满的结局。
但这是童话。成年人不能相信童话。于兰对眼前的方脸女人生出一种厌烦。先前那些同情与关切，都是成人世界里的东西。她现在不想待在这个世界了，因为这个世界的难题，她应付不了，她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考试，她还一道题都没解答出来。
“我们很抱歉。但是我们准备出去走走，也许能帮您留意一下。你一定不要离开餐馆，要不小杰回来怎么办？”关鹏总算说了一句不让人难过的话，他偶尔通情达理起来，也让人意外。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实的一面？她已经很久没有闻过他身上的味道了，他现在是个没有味道的人，是绝缘体。他说完向于兰眨了眨眼，他一眨眼，倒是解救了她。她拿上东西，跟关鹏走出餐馆。
“你不是真的要去帮她找孩子吧？”于兰问。
“当然不是。”关鹏微笑着，“就是觉得没这么夸张。女人为什么总是很夸张。”
“对，她们总是很夸张。”于兰说，好像自己不是女人。
国道上，连行驶的车辆也很难见到了。空气再度变得冷峻，似乎云层也变得厚重，至少没有消散的迹象。雪倒是停了。
关鹏和于兰早就过了“一起走走”的阶段，一起走走需要太多默契和兴致。他们为找回这种兴致做了很多事，一起参加了几个聚会，都是有主题的那种，每次都有人主讲，之后所有人讨论电影或者环保的话题。他们加入了一个健身班，还买了一些心理书。那些书里几乎都有关于爱情和家庭的章节，虽然两人都没能读进去，但那些书摆在那里，好像它们迟早还会发生作用一样，有时又觉得那些书是一种提醒：问题还在，还没解决。有朋友建议他们一起去旅行，听上去这比看心理书要简单易行，“一定要去，你们会有不一样的发现。”那位朋友说得很坚决。于是他们一起计划了这次到新疆的旅行。选择新疆是因为它很远，这也是听从那位朋友建议，“要去足够远的地方，跟城市不一样的地方，绝对不能是城市。”
母亲自然不愿他们离开北京，把她独自留在豪华的养老院。于兰不得不为母亲买了羊毛毛衣送去，但母亲说，“都没用。”母亲又说：“你们好不了了，旅行？你怎么信那些？没用的。没血缘关系，怎么生活？不过是凑合一辈子，就像我一样。”于兰明白过来，母亲并不是对那些花花绿绿的毛衣说“没用”的。母亲认为他们试图挽回婚姻的旅行，不会有用。
母亲说，“你们不是一路人，我早说过，你们过不到一起去。”
“那是我的事，你只要管好你的事，你目前的事，就是让自己活着。”于兰说。 母亲说，“哦，是吗？我怎么以为刚好相反？我的事你也别管了，都走吧都走吧。”
于兰和关鹏现在沿国道往检查站的方向走，“这段路，我们半天内第三次走。半天！走三次！”出了餐馆，于兰终于能提高嗓门，她早就想这么喊了。
路面还有不易察觉的一层薄冰。踩上去，能感觉到它们在碎裂，那种不易察觉的碎裂。冰层让道路潜伏危险，然后让她和外面的世界阻隔开。
两人都走得很慢，因为必须小心翼翼。没有目标，他们只知道，二十公里外就是“平安独山子”，那个检查站。
但那又有什么用。于兰说，“他们管自己叫‘平安独山子’，但他们又不能让我们一路平安，只会让我们上不了路。”
关鹏低着头，用力跺脚，看着自己大头鞋踩下去的地方，出现一小汪一小汪的水。薄冰先裂开，再迅速融化。
“那个女人说得没错，他们故意让所有人给他们打电话，让人觉得有希望的样子。她还想平安独山子帮她找孩子，她知道那不可能，她只是要做点什么，好像做点什么就有希望了。”于兰继续说。
“那个女人？”关鹏还在跺脚，踏出更多的小水坑，“你说刚刚那个女人。什么希望？哦，我明白了，你是说，这是检查站的小把戏？”
“我不知道。他们应该不至于故意弄个没用的热线电话。但那个女人确实说，打电话这件事，让人觉得等下去还有点希望，如果没有那个电话，等在这里会让人绝望。”重复那女人的话之后，于兰突然感到惊讶，因为她产生了一种上当后才会有的自责，以及懊丧。“啊？真是这样吗？”
“这没什么不好。”关鹏在几个小水坑之间绕着弯走，“是吧？反正没事做，打打电话，也没什么不好。有什么影响呢？”
“我要问问他们。”于兰此时开始确信他们受骗了。一个无用的电话，制造幻觉，让他们本应有的焦躁像那些薄冰一样，碎裂或融化，继而蒸发殆尽。然而，在“平安独山子”的检查站后面，那些真正的冰层，仍终年不化。独库公路沿线，因海拔变化而迅速更迭的景致，她还没有领略过，也永远不会有机会享有——这才是现实，但是，“天啊，我竟然还在往那个方向走，我还在等着通车。”她想。
这次她没等对方说完那句“您好，这里是平安独山子”，就抢先开口，“是不是今天根本就不会通车？”她确实有些愤怒，或者是焦急——反正表达这两种情绪所需要的语气也没太多不同。
“你好，女士，您是问独库公路的情况吗？我们很抱歉。”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当然，女士。”
“你们，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
“什么？哦，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对方笑了一声，又很快止住笑，但于兰听出来他确实笑了。难道他很得意么？“因为这里属于独山子区。”
“不是。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平安？”她开始怀疑这并不是自己想问的问题。
“嗯，这个，热线电话总得有个名字吧。我也不知道，没人告诉过我，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他说得没之前那么流利，也就没那么权威，听上去还有些不严肃，至少也显得他不够自信。之前他那些标准化的回答，虽然无用，但很有威严，具有说服力，让于兰不由想，“说得跟真的一样。”
她说，“你们可以就叫什么服务电话，对，可以就叫独山子交通服务电话。”
“请问您还需要什么帮助吗？”他又回到了那种态度，既亲切又冷漠。
“我，我，我需要什么帮助？我需要很多帮助！”她需要有人帮他们离开这里，用最快的交通方式回到北京，赶去养老院，以便看着母亲吃下麦片或者米饭，总之得是碳水化合物，得慢慢吃，饿过头的人不能狼吞虎咽，那会导致胃绞痛。她还需要和关鹏谈谈，虽然这种谈谈曾经一次次開始然后又一次次中断，最终让两人都没心情再提起。
独库公路就在不远的地方，却也是无法抵达的地方，跟她想要的所有一切一样。她以为自己在努力迈出脚步，去靠近，其实她不过就在原地踏步，甚至连原地踏步都算不上，因为有时候她还不得不折返回去。如果真能折返回去，她希望回到七岁，然后她就可以告诉母亲，有些事情其实应该得到更好的处理，可以告诉父亲不要明明心存芥蒂又决口不提地给自己闷出心脏病来。那样的话，母亲这辈子的日子都会过得轻松一些。她这辈子也会轻松许多。
“女士，如果您没有问题，我们欢迎您再次致电平安独山子。”电话忙音传来。对方也许认为既然无法提供“所有的帮助”，那就只能挂断电话。总是有一些情绪需要发泄的——也许那人挂上电话之后会这么想。于兰认为他还很可能背地里骂句脏话，认为打电话的女人脑子有毛病。
“嘿，你看，那是什么？”关鹏手臂抬得高高的，晃来晃去，于兰根本看不出他指着哪里。
“他不知道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他还挂了我电话？他们根本不关心封路意味什么。他们想封就封，还一口气封了三个方向。这哪里是封路，根本是封人……”于兰冲关鹏嚷。
关鹏放下手臂，轻轻叹了一声，才慢慢说：“我看，没错，你真是，疯人。这么美的地方，你就用来给那些人打没用的电话？”
于兰先愣住，反应了一会儿，才弄懂关鹏的意思。于是她说她不想继续走了。
一起走走？她真不相信一起走走会解决任何问题。
“那你回餐馆等我？”关鹏没明白她在生气，当然他也可以选择接收不到她生气的信号，“我还是想走走的，餐馆现在气氛不好。”他说。
餐馆当然气氛不好，但和关鹏在一起，气氛只会更不好。也许他们一开始的努力方向就错了，他们走到了一条封闭的路上，根本没有走出去的可能。
4
小杰还没找到。方脸女人在打电话，指挥着电话那头的胖男人，“每一家店铺都去问问啊，镇子就这么大，总有人看见小杰吧？”女人没顾上于兰——她刚刚和丈夫“一起走走”去了，然后她一个人走回来了。
于兰开了一瓶水喝，发现店里顾客更少了。老板娘在收银台后昏昏欲睡。少年站着看电视，小电视机挂在墙角，里面是功夫大师在水面凌波微步。少年踮起脚尖，也摇摇晃晃地学那步伐。 于兰上了二楼，她想去卫生间。但她不知道楼上房间结构如此复杂。狭长的走廊，似乎延伸进入左右两侧建筑内部。这些沿国道修建的小楼，一楼是独立的店面，难道二楼联通在一起？在隐蔽的内部，小镇其实是密不透风的整体。他们这些过路人，带着期待而来，无意停留，却被迫探究，也探究不出所以然。
一个个包间，都开着门。没有顾客在包间里。油腻的地面，满是湿漉漉的脚印。她顺着那些乱七八糟的脚印走，以为地上的水迹应当把她引向卫生间。
但经过五个包间后，她仍没看见卫生间。她想下楼去问，又觉得还可以再往前走走的。走廊另一侧，满满都是玻璃窗。窗外是正在落叶的树。树干有时候像要蹿进房子里，但被房子惊险地躲了过去。恐惧吗？她想，有一点。那些包间敞开的门里，似乎都有无限可能，而且都是很坏的可能。这样一天，无法令人相信会有幸运的事发生。
“你又在找什么？”一个声音问。
声音从她右边传来，右边不是包间，而是另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大大的镜子。镜中她的身影，小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点。她没看见任何人，“是谁？”谁在说话？
“是我。”男人从走廊中间某个地方突然蹿出来，“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是超市那个穿着“塔罗牌”毛衣的男人，正用纸巾来回擦手，告诉她，“卫生间在里面。”
“啊？是吗？好的，谢谢。”她匆匆走过去。又一次狭路相逢。然后她意识到，自己想去卫生间的愿望并不强烈，可能她上二楼来，只是想避开餐馆那些人，镇静的老板娘、焦虑的母亲，还有看武侠剧的少年。但她已经不能回头了，她发现他们已经面对面站在一起了。
男人没有退让的打算。这狭窄的走廊，比刚刚的超市货架宽不了多少。小镇在自己隐秘的内部设计迷宫，还让陌生人以为遇见是因为诡异的缘分。
“那是你丈夫？”男人离于兰更近，她几乎看清他头发上的一点烟灰。她认为他这样问不是太礼貌，但她并不生气。她似乎是笑了，算是默认，但她怀疑这笑里还有很多内容，比如胆怯。要不男人也不会一直挡住她的路。他明明知道她是去卫生间的。
她看见镜子上方，用黄色胶带贴出的字：先手日。
洗手间——他们不需要补上那些脱落的偏旁部首么？
“先手日”的发现让她笑了。像不像日语？她说，指给“塔罗牌”男人看。
“你被封路搞得很烦躁嘛！”男人说，好像没有意识到她明明在笑。她闻到他嘴里的酒气。他喝酒了。是的，他在旁边超市买酒，又去了另一家餐馆，然后上楼找卫生间。男人又解释，“我刚看见你们两个在外面走，然后你自己回来了。”
“什么？我没有。”她想从男人的胳膊下挤过去，又觉得那需要去碰他的身体，是否太轻佻？她更喜欢他们这时的距离。“我只是来找洗手间。”
他打了个呵欠，说：“别因为封路不高兴了。我告诉你，今天不会通路了，最早也要明天，明天晚上。”
“是吗？你那么确定？”
“我来新疆三个月了，刚好比你多知道一点，我之前在西藏，还有青海，再之前是内蒙。我是从黑龙江去内蒙的，走了一年。”
驴友吗？她认定他是那种驴友，一直在路上，从未想过停下来。他们能吃苦也能享乐，最藐视的就是于兰这种人，困在生活里，偶尔浮上水面换口气都得小心翼翼。他们不需要换气。
“哦，你别这么看着我。你呢？你下一站要去哪儿？”男人似乎站不稳了，也可能他有意在她面前晃了晃。她刚好看见他身上毛衣某个菱形格内的图案，像太阳，又像星巴克的商标。某种图腾，她猜。
男人终于站稳了。他并不让她讨厌。连那些轻微的酒氣，她也不讨厌。她从来就没有喝过酒。
“我们差不多，我可不是来走马观花的。”她撒谎了，她还把仅仅三天的旅程延长到了半个月——也许该说成一个月。“我喜欢在路上，每年都在外面很长时间，只是不喜欢赶上长假，那样到处都是人。” 她说。
“哦，那很不错。”男人说，这算是一种赞美，或者也是纵容。
他靠墙站着，很放松，仿佛他成天都这么靠墙站着，跟遇见的随便什么人，聊些可有可无的话。
“你去过罗布泊么？那真酷。我刚去过。”男人问。
还能更糟糕么？再也不会了。她说没去过罗布泊。她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她极力想证明，她也去过一些更有趣的地方，仓促间她想到了，敦煌。她也没去过敦煌，她其实没去过任何地方。好在她对敦煌很了解，她看过一部长达五百分钟的敦煌纪录片。
她说，“你一定要去敦煌的，我觉得它把我的人生都改变了。我最喜欢第206号洞窟，但不是每次去都能碰上那个洞窟开放参观……”
男人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她猜是的，毕竟敦煌比男人提到的那些地方，有更多东西是她可以谈论的。
男人说，“我被你说服了，听上去很有意思。我想以后一定要去一次。如果有个你这样的向导，就好了。”
她支持他的决定，去一次敦煌。但她不能做向导，因为她“很忙，忙着在全球各地开展活动”，她说得有些无奈。她宣称自己是一家无政府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哦，你知道，我们主要做环保还有人文方面的活动。”这都不是真的。
他饶有兴致听下去，又问起刚刚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她丈夫，还是她在无政府公益组织的合伙人？
她几乎想都没想就说：“哦，你看见他了？不是，他不是我丈夫，我还没结婚。他也不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只是结伴，路上认识的，前天刚刚认识。”她希望这都是真的。
她假装漫不经心，揣摩着他会不会将她看作那种女人，晃荡在外，艳遇不断，也没有丈夫和母亲，只有她们自己。她为什么不能是那样的女人呢？
“哦，原来这样啊，他看上去，可不像。”男人说。她觉得自己也被他识破了，他可能从一开始就识破她了。但他仍陪她演下去。她演得很拙劣，她意识到了——关鹏才更擅长这种表演。 “是的，我也觉得，他不是我们这种人。”她有意把话说得很慢。电影里女人总是慢吞吞说出最具诱惑力的关键台词。这处狭窄的走廊，像是幕布拉开前的舞场，她有表演的冲动，她确实有过当演员的梦想。
“是的。不过谁知道呢，这就是好玩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在哪里遇见什么。”他说，看上去有些醉了，但也似乎因为是酒话，反而听上去很真诚。这难免让她有了更多勇气，可以更大胆地继续编造另一个于兰。
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都快站不住了，因为他太高，跟他说话的时候，她不得不一直仰头，幸好她还能背靠墙壁，两手在后腰处撑着自己的身体。
他也背靠墙壁，说他们都是不安分的人，但“这没什么不好”。
她开始怀疑他一点都没醉。那些酒精分子对他不起作用。他在详细说着他去过的地方和将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她一直在听远远的汽车喇叭声、老板娘呵斥的声音，似乎还有狗叫，那些断断续续的收音机的声音，这时她都听见了。她可能并不专注，那些没听过的事情，令她无法专注。她也怕自己一专注，就会意识到她有多害怕。一个醉鬼？她跟一个醉鬼聊天，说着一派胡言。可是，她确实喜欢这样。
她还想起，也许他在路上总是这样，遇见一些不安分的女人，和她们聊天。妖娆多姿的，另类独立的，冷淡的，热情的，她想做哪一种呢？现在，她可以随心所欲选一种，就像在餐馆选择拌面的口味那样，随心所欲。
“我一会儿就出发，往伊犁方向，再往前，去赛里木湖，然后往北，就是喀纳斯。也可能不这么走，但往哪个方向都可以，看心情。”
他只是在跟自己商量，并不是向她说明什么，他也无需解释什么。因为他一切都看心情。
赛里木湖抑或喀纳斯，她害怕听见这些地名。独库公路是一个关键词，现在，关键词又多了两个。
“跟我一起走么？我会是个更好的同伴。”他问，“而且，我觉得你也是个很好的同伴，我们刚好互补。”
她怀疑那些酒精可能已经通过空气，被自己吸入，现在已经进入她的体内。就这么一刻，她想醉一次。
她看見大窗户外那些疯狂想要窜进室内的树枝，根根分明，不多的几片树叶，竭力想在风中保持住，眼睁睁地，有一片最宽大的树叶，快速盘旋着落下，砸在玻璃上，往下坠去了。
她耸耸肩，这动作是关鹏常做的，然后她说，“哦，那很好，但是，但是我还不行，我还要去……”她拼命想自己还要去哪里，这短暂的停顿几乎令她脸红，她希望他没有留意到。“我们在夏威夷有场募捐，关于拯救海洋生态的，很多华人，有钱的华人联系我们，希望有这么一场行动。”她昨晚看过一则新闻，夏威夷华人的示威，针对什么，她想不起来了。她认为提到海洋生态和美国华人，不是太明智，但病急乱投医，好在她说得并不慌乱。
“哦，那太遗憾了。”男人说。
她把掉下来的几缕头发往耳朵后别去，这动作让她感到自己的徒劳——做什么其实都无用——它们稍不注意，还是会掉下来。
“是的，相当遗憾。”她说。
“那么，后会有期吧。”男人说。“跟你聊天很愉快。”
“我也是，后会有期。”
她进了洗手间，几乎是落荒而逃，而且仓促中竟然走对了方向，是女洗手间。
她确定关好小隔间的门后，才长出一口气，精疲力尽地蹲下来，似乎再站不起来。这时，她听见他离开的脚步声了，说不清自己是放心还是失望。那脚步声里没有情绪，仿佛他只是刚刚从洗手间出来，悠闲地离开。
5
于兰匆匆离开餐馆，准备去国道上找关鹏，在试图打电话联系他之前，她已经看见关鹏的背影。不过，他已经走得很远了。关鹏在结冰路面上甩开了步子，倒也走得踏实。他踩过的薄冰上，留下一个个的小水汪，每个都发着光，像水泥路面上出现的一个个窟窿。她想追上他，但她得避开那些明亮的水坑，她觉得那似乎都是一些无底洞，她只要踩上其中任何一个，就会掉进去，掉到地心那么深的地方——她刚刚才避开那个巨大的洞。
“你刚让我看什么啊？”她朝关鹏的背影喊。关鹏没回头。
“你回来！”她喊，“等等我。”
关鹏似乎听见了，他停了下来。他转身的时候趔趄着，眼看要滑倒。
“你！小心！”于兰不由尖叫，“嘿——小心啊！”她想快步赶过去，又明白再怎么快自己也根本来不及去扶他，就看见关鹏两手胡乱挥了几下，像小丑在钢丝上尽力保持平衡。某个时刻他上身似乎要向后倒过去，都已经倾斜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但他也不可思议地站直了。最后，他两腿分得很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稍微动一下就会再次失去平衡。过了几秒钟，似乎他总算确认自己已经站稳后，才把手臂笔直抬高，指着一个方向，大声说，“你看那是太阳？还是月亮？”
于兰慢慢朝关鹏走近，她觉得这段看上去并不远的路实际上却遥远得不行。她说，“你别动，我过来找你。”
越往前走，冰雪混合物铺得越厚，路面越滑。两只小狗追逐着从于兰身边跑过，她受到一点小惊吓，但也努力沉住了气。
关鹏喊着：“慢点，你慢点，嘿，叫你慢点啊，你听没听见啊？”
于兰感觉关鹏的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他怎么在她毫无察觉的时候走出去那么远呢？
她不敢抬头，她必须盯着脚下，才能让每一步都迈得稳当。她闷着头喊：“你跑那么远干吗？”
“我去看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不知道是太阳还是月亮的东西，好奇妙的东西。”
关鹏去看太阳月亮了。于兰不在乎太阳月亮，她只想快一点走过去，跟他站在一起——他们本就该站在一起的。他们本就应该牵手走的。这样的路上，如果没人在身边扶着你，真是很难前进的。
于兰站在关鹏身边的时候，才抬起头。这次，她看见了，很远的天边，两座山峰凹陷处，有个昏黄的小小的发光体，荷包蛋一般环绕一圈白色花边。她看得不够清楚。但她知道那是个不应该出现的东西，看上去既不像太阳，也不可能是月亮。这地方为什么总会出现扰乱人心的东西？
关鹏把两根钎子在桌上交叉，摆成个“十”字。钢钎本是用来串羊肉串的。木制带花纹的把手，常年累月沁了油，有些发亮。钎子的细尖挑着一团用过的餐巾纸，皱成一小朵白花。
关鹏指着这个油腻的“十字架”，跟身边的于兰讲，“你看，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他难得这么严肃，他总是不够严肃。
于兰发现，从关鹏的角度看过去，这只不过是一个“叉”——代表错误。而于兰眼中的“十字架”，又该代表什么呢？她对这套宗教的理论了解不多。但如果那真的管用，她倒是很愿意在胸前画几个十字，以便让那个上帝改变一下他们眼下的状况。
他们刚刚在这家新疆餐馆各自吃光了一份拌面和五个羊肉串。这里只有新疆餐馆，各式各样的新疆餐馆。他们没费心思就选了一家，其实是没什么选择。饱腹到底给于兰带来一种平安的幻觉。
于兰就听关鹏比划着说，“这是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国道，这是另一条国道。两条国道交叉。你看，也就是说，我们有四个方向，但是现在，三个方向都不能通过了，剩下的一个，哦？”
“剩下的一个，就是我们来的方向。”于兰接过关鹏的话。其实不用关鹏解释，于兰突然就明白了他所谓的“状况”。
于兰之前没明白，他们在二十公里外的公路检查站的时候，等待的汽车都在那儿排长队。于兰以为不过是一次例行的道路检查。毕竟一路上，他们总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有时还需要拿出驾驶证和行驶本。虽是广袤的新疆，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事实是，刚好相反。但是这一次的检查，有些不一样。
“昨晚下大雪，现在封路了。”警察站车边上告诉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穿了过于厚重的大衣，在十月这样的时候，所有警察都显得高大到不可思议。他们还都戴着皮帽。不停地落在帽上的雪粒，好像在提醒着，是真的下雪了。
“封路？”于兰问那个警察。
当时，是于兰开车。车是租来的，停在检查站那座巨型大门一样的建筑下方。巨型“大门”上方，垂下一些晶莹的冰凌。于兰疑心那些冰凌随时都会掉下来，刺破车窗玻璃，再刺中她的眉心。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死去，是不是能上报纸？该死的检查站是不是还得承担一点儿责任？于兰一点儿也不害怕这样死去，但如果换作她的母亲，那就不一样了，母亲肯定害怕极了。于兰从没见过比母亲更怕死的人，虽然母亲总是隔三五天就闹出一桩“我快死了”的事件来。
那几束长长的冰凌，始终没掉下来。于兰将车停在路边，准备和关鹏商量此后的行程。
“封路了。但是封多久呢？只要不再下雪了，是不是很快就可以通过了？”于兰说，更像在自语。
关鹏摇头，说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他确实不知道。老天是不是还会来一场暴雪，就像昨晚一样，“你问我，我问谁？”
“你估计呢？我估计应该快晴了。”于兰把头探出车窗，又想起还没拉手刹，于是她踩住脚刹的右脚只得努力往前伸，这姿势让她很不舒服。
从天色上，于兰看不出什么迹象，那些薄薄的云似乎离她很近，但她不确定太阳的方向。太阳此刻会在任何一处云层后，但是太阳出现之前，没有人知道。
“你应该问警察，不该问我。”关鹏把双臂在胸前交叉，这是代表防卫的姿势，而他在防卫什么呢？于兰想。昨晚那场意外降临的暴雪，倒是值得防卫的。可惜所有人都没为此做好准备，毕竟只是十月初，北京的秋天一如既往姗姗来迟。然而他们在新疆，为这次长久期待的旅行，才不得不提前遭遇降温和暴雪的气候。
他们昨晚入住一家私人小旅馆。这镇上因为紧邻那拉提草原風景区，便有很多名称古怪的小旅馆，多数都有两三层楼高，可以看出刚装修过的痕迹，彩色瓷砖贴得任性，大体总是以“居”、“驿站”或者“屋”命名。他们住的那家，名为2022。于兰对这个数字好奇过，关鹏说也许因为那是一个年份。“也许老板的租约，会在2022年到期。”他猜测。于兰认为那未免太直白了——离现在还有六年，只有六年。而他们结婚也已经六年了。
2022小旅馆的老板，今天早晨好心提醒他们：“昨晚的雪可不小呢，我们这儿，只要一下雪，旅馆就得关门停业。再开业，得等到明年春天，雪化的时候。”老板解释，“因为道路变得危险了，没多少人会到这里来的。你知道，独库公路——它有多美丽，也就有多危险。”
“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啊，”于兰回答，“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过独库公路，大名鼎鼎的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地图上看，并不远的一段距离，却因为翻越地势险要的天山，公路不得不曲折行进，最美的景致也繁衍于公路沿线。不过他们可能看不到了。
老板安慰他们，说刚下雪，也许还能通过，也许还能见到不一样的雪景——那也是漂亮至极的。所以，他们踟蹰之后，到底还是退了房，接着上路。
2022小旅馆所在的那拉提镇，离独库公路入口只有二十公里。倒是他们连日所见最美的二十公里。一夜大雪落在大地上，便被摊薄了。远处连绵的山脉，只被大雪涂白了山峰的一小块三角形，于是每座山看上去都像切好的披萨饼。积雪之下，黯黑的山体，泛着深浅不一的绿色花纹。近处蜿蜒的蓝色缎带般的河、河边不时现身的马匹与羊群，还有比羊群更近的行道树与红白条纹的路桩……错落有致，像那些裹在保鲜膜内的美餐，有种朦胧却闪亮的光彩。这让于兰感到轻松，毕竟昨天她的母亲打来电话后，她就一直不轻松。
母亲的电话，从来都不是意外，是于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很大的部分。她还怀疑自己对母亲的电话总会提前有预感。昨天就是。当时他们从伊犁往东行驶，想在天黑前赶到那拉提镇。于兰在途中瞥见窗外天山山脉从上而下的褶皱，觉得很像手风琴在弹奏中拉伸的风箱——风的呼啸，也许真是被山的褶皱奏响的。几乎立刻，某种预感便不期而至——这几天母亲怎么这么安静？
现在想来，于兰明白，缘由在于她想到了手风琴——母亲的手风琴。如今那已是四分五裂的一架烂琴。如果从五层楼上落下来，任何东西都会四分五裂。上一次是手风琴，下一次四分五裂的会是母亲自己么？谁也说不好。 “吓死人了，这几天夜里总有人敲我的门。”母亲昨天在电话里讲，母亲认为那是“死神”在敲门。“死神”可不是第一次敲她的门了。
然而并没有谁在夜里敲母亲的门。母亲住的养老院，是北京最好的一家。这意味着良好的管理和同样良好的价格。养老院里住着几十个和母亲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老太太，以及和母亲差别也不大的老爷爷——到那个年龄，有时你不太容易分辨他们的性别。于兰很确信，养老院里任何一个老太太，都比母亲可爱。母亲是其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因为母亲总是念叨着死亡。老人们没人愿意探讨死亡。他们有意对其避而不谈，以为这样就能将死亡关在门外。于兰最初让母亲在养老院多交上几个朋友，那应该很容易。但母亲说，“那不过是让我的葬礼上多来几个人。”母亲究竟是怕死还是想死呢，于兰觉得这很难说。母亲已经试过好几种自杀方式，一心一意结果自己。但每当“死神”来敲门的时候，母亲又表现得非常害怕。她說自己被吓得心跳过速，所以她的心脏会很快衰竭，“它跳得太累了，跳了那么多年，怎么不累？”母亲给于兰看过报纸上关于心脏衰竭的文章。还有几次，母亲认为自己见到了死去多年的丈夫，于是她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跟他离开。还有一度，母亲抱怨养老院总是“有种怪味，死人的怪味”。
于兰总是告诉母亲一个数字——养老院的收费标准，近几年上涨了好几次。于兰说：“这没什么，但是你得相信，这个数字意味着，任何怪味在那里都是不允许的。不可能有怪味，我就闻不到怪味。”
“不，那是死亡的味道。没有谁可以拒绝它的味道，钱也不能。”
“这个数字比我告诉我丈夫的还要高很多，如果我告诉他，我支付了这么大一笔钱的话，下一个死的，肯定是你的女儿。”
“关鹏吗？他跟你不合适，我早跟你说过。你跟谁都不合适。”母亲似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你们为什么还在一起？”
总是这样。于兰以为下一秒自己便会耐心耗尽，但没有。她比自己意料中更有耐心。她也比关鹏更有耐心。关鹏曾经是有耐心的，但现在没有了，至少对母亲没有了。有一次，他们在医院，因为母亲在急诊室洗胃——天知道母亲吞了些什么药片。药片都是母亲攒起来的，可能有些还是偷来的。在养老院，每个房间都有无数装药片的小塑料瓶。老人们舍不得扔掉空瓶子，又拿来装别的药片，重复使用。没人清楚那些模糊的商标标识的，是否就是瓶内的药片。在急诊室门外，关鹏突然说他要回家了。因为，“谁家的人会一个月进一次急诊室呢”？他几乎是咆哮着讲出这句话的，“真是受够了！”那次之后他再也没有冲她咆哮过，因为不值得——于兰和她不正常的母亲，不再值得他这么当回事地动怒。关鹏还说，他回家，得洗个澡，再看场球赛，他还会为球赛配上薯片和啤酒——这才是生活。于兰让他走了。她没法不让他走。他转身就回到他的生活里去了。关鹏走后，急诊室上方那个大灯泡，忽然一明一灭，随即又一明一灭。母亲没有危险，一切正常。那只是一个老化的灯泡，总是莫名其妙闪烁。于兰想什么是生活啊？她的生活就是应对这些：老化的灯泡，老化的母亲。
昨天接过母亲的电话后，关鹏揶揄：“好吧，这一次，她又闹出什么来了？”
“还是说夜里有人敲门，哦，有死神敲门，让她失眠，因为失眠，她吃不下东西，她说她三天没吃东西了。”
“三天？”
“是，就从我们到新疆那天开始。”
“哈哈，她还真是有想法，没错，一个很有想法的老太太。”
昨天是关鹏开车。于兰不敢告诉关鹏，母亲的电话意味着他们得被“召回”北京，他们还得放弃只进行了三分之一的旅行，退掉订好的酒店，改掉机票时间。她假装欣赏车窗外的景色，却看不出什么景色。这是什么地方？她不是很清楚。路线是关鹏定的。只看见戈壁滩，就像灰色天空复印出来一般。天地同样辽阔、灰蒙蒙，空无一物。她一度错觉他们会永远这样，行驶在路上，没有终点，也不会中途停车。对，还有这辆租来的车，租车费提前付过，如果提前还车，那些不能退还的租车费，是会让她心疼的。他们还不是那种能随心所欲应付收支的人，虽然他们如果把工资数额告诉任何一个人，人们都会表示，那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足够在北京体面生活了，虽然这里到处都是不靠工资吃饭的有钱人。”但如果把于兰工资的几乎全部，都交给养老院呢？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但她没说过，也没人知道她这些年为养老院贡献了多少。
“如果你不回去，不出现在养老院，我打包票，她不会有任何事。太后奶奶不会有任何事。”关鹏说。他也许不难猜到，这次旅行将被提前终止。关鹏喜欢背地里叫母亲“太后奶奶”。于兰不喜欢关鹏这么称呼母亲，但他认为这个称呼准确又幽默。
“但她不吃东西，七十岁的人，怕熬不住。”于兰说，她想母亲真的三天没有吃东西吗？
于兰小时候也不怎么吃东西，瘦得像纸片，所有挑食的小孩都胃口不好。父母就说，“饿了你总会吃的。”于兰昨天也在电话里这样跟母亲说，“饿了你总会吃的。”但她其实没把握。因为她记得，小时候，饿太久的话，反倒感觉不到饿了。母亲可能也这样，她可能已经是个不会饿的老太太了。
关鹏说，“太后奶奶只不过想你回去，她就要你在她眼前。她闹出的这些，都是为这个。”
于兰当然知道。她说，“别这样，她是我妈妈，她年纪大了，想我在身边。这很正常。”
“哦？是吗？”关鹏表示怀疑，“我怎么觉得她不是你妈妈呢？我觉得她迟早得毁掉我们。”
没什么好怀疑的。于兰的五官，像蘸了太多墨汁画出来的眉毛、眼睛和大嘴，这种浓墨重彩的面相只能继承自太后奶奶。
每当母亲要死要活的时候，那浓烈的五官挤在一起的时候，于兰都感到那是种可怕的提醒——于兰不知道自己七十岁时会不会成天想着去死然而又并没真的死掉。但她可以确定，她不会有个自己这般对母亲不离不弃的女儿。她不会让自己这些年经受的一切，也依样遗传下去。
于兰没有女儿，也没有儿子。一开始，他们并不是这样决定的，只是事情慢慢就变成了眼下的样子。于兰和关鹏结婚没多久，母亲就说过：“如果你打算生孩子，要先告诉我。”“我会的。”“你应付奶瓶和尿布的时候，我得想想我怎么办？”“妈妈，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我得做点准备。”“我不明白。”“你都明白，新的来了，老的就得死了。”“妈妈，你这样说，是要我怎么办？”“你什么也不用办。” 于兰什么也不用办，也把什么都办了，她没有兄弟姐妹，只能自己来办：因为他们都得上班，而母亲片刻都离不开人，她思前想后，然后把母亲送到最好的养老院，挑了间向阳的、温暖的房间。她每周三次坐公交车去养老院看望，有时一周还要多去一两趟，因为母亲总会遭遇“危机”。“我们说的危机，就是说，你们亲属必须要有人在场的状况。”——养老院当初对于兰提出这个之后想来十分含混的要求。他们没说明白什么是“必须”，然后所有的状况他们都可以判断为“必须”。亲属“必须”到场，不然后果自负。
有一次，母亲把自己锁在房间浴室。每天早上负责叫醒母亲并打扫房间的护士，在打开母亲房门后，没能打开浴室的门。浴室的门从来都无法锁上——养老院当然要拆除浴室的门锁。母亲用什么方法锁住了那扇门？护士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护士的工作就是给老人的女儿拨电话，护士甚至都不用去打开那个记录亲属联系方式的excel表格，而是从手机通话记录里直接找到了于兰的电话——昨天刚刚通过话，通话记录还在列表中靠前的位置。“您好，我是养老院小杨。您母亲，她把自己锁在浴室，我们很担心。我们认为，您得赶紧过来一趟。”护士的声音听上去温柔又亲切，语气强硬，不容分说。
“她在浴室做什么？”于兰问。她想到浴缸里满是母亲的血。这次是要割腕自杀吗？但母亲没有刀片，不过也说不好她能弄来刀片。
“不清楚，我们会撬门，但是请您立刻过来。”
“撬门？”
“对，您母亲的状况本来就不好。不知道她是怎么锁上浴室的？我们早就把锁拆掉了。”
于兰猜想护士小心翼翼省略掉的词，可能是“精神”。
一个小时后，于兰把母亲从马桶上抱起来的时候，她的胳臂搀进母亲的腋下，母亲松弛的乳房就和她尚待松弛的乳房紧紧积压在一起了。这让于兰感到苦恼。她怀疑自己感觉不出两种乳房之间的差别。就这样老了么？念头突然闪过，令人沮丧。而且她还似乎看见了自己年迈之日，白发苍苍，四肢肿胀，乳房萎缩或下垂，在养老院四壁白墙的房间里不敢呼出一口大气，生怕因此惹恼也许正在热恋期的小护士。
母亲没在浴缸里割腕。她整晚都坐在马桶上，因为便秘。她自己给浴室装了插销，螺丝拧得不到位，门一撞就开了。
“好了，你想死就死吧。”那是于兰第一次对母亲说这样的话（也不是如她以为的那样难以出口，后来说多了，就更容易了）。
母亲坐在床边，衣衫不整地仰头看于兰，没一点愧疚的意思。是啊，母亲为什么应该愧疚呢？她只不过是便秘，只不过想锁上浴室的门来对付便秘。
母亲身上单薄的睡衣仍是多年前那件。于兰想问她买给母亲的那些丝绸和法兰绒的新睡衣去了哪里。母亲为什么总是穿这种稀薄又褪色的纯棉长袖汗衫当睡衣？真是太薄了，母亲的乳头像两只牛眼，虎视眈眈着于兰。
“我为什么要死？”母亲意气风发，倒不像刚刚死里逃生的老人了。她的便秘问题还没解决。母亲说本来都快解决了，“如果不是因为你”。
因为于兰出现，母亲一夜的努力作废，但于兰不会因为母亲的埋怨而真的生气，她所有的窝心火都在来日方长中消磨掉了。现在，于兰和母亲其实只不过是在比赛，比谁更有耐心和耐力。
“昨天我来，你说楼上有拐棍敲地板。”于兰说，她不想听母亲一直说便秘。
“是的，咚咚咚咚。楼上老头睡不好，晚上就用拐棍敲地板。他还想敲穿地板，逃出去呢。我知道，他跟我说过。”母亲瞪着眼睛，那双眼看上去还很有神采，母亲家族一脉相传的双眼皮大眼，总给人一种精神抖擞的错觉。
“我现在就上楼去，告诉他，如果他再在半夜动一下拐棍，我就拿拐棍当柴火烧了，好不好？”她蹲下身，像最体贴的女儿一样轻拍母亲的膝盖，又顺便把母亲肩头那条养老院公用的已经泛黄的白色毛毯，往前扯了扯，让毛毯两角盖住乳房，这样她就不必盯着母亲牛眼般的乳头了。
“楼上老头，他还能逃到哪里去呢？这是全北京最好的地方了，有吃有喝，有人给你叠被穿衣。”如果可能，她真想同母亲换一下，她住进养老院，享受精心的照顾，任性时随便发泄，让母亲去挤公交车，去挣钱。
“哦，如果这是最好的地方，那就再没有不好的地方了。”母亲说着，同时用干瘦的手指摸索著碾压于兰的头皮，似乎在回应于兰轻拍她膝盖的动作。于兰感到头皮发麻。她想起那对乳头曾经被自己的嘴咬过，嘴也一阵发麻。她再不要想、不要看母亲的乳头了，但蓬松的两团肉，仍在纱布般的汗衫里自顾自晃动。
她站起身，告诉母亲，“如果你没事，我就回去了，再不走会堵车，我赶不及做晚饭。”她已经开始穿外套。母亲双脚蹬掉拖鞋，没穿袜子的两只脚，像风干的老鼠在地板上左右腾挪。
她再没去看那两只“老鼠”，而是迅速走出房间。反正用不了多久，她还会出现在这里，同一个房间。她会被同一名护士用同样的口吻召唤，再带着疲惫的责任感，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幸好有公交车，幸好养老院位于公交车的终点站。
2
但新疆可没有直达北京的公交车。在天山腹地的小镇那拉提，于兰没看见任何形似公交车的大型交通工具。无法继续行程的越野车都停在国道边。道路封闭后，任何车辆都显得无辜又多余——它们纵横捭阖的光荣经历此时都成为无用的过往。
关鹏和于兰仍坐在餐厅大堂。没人来撤走那些用过的盘盏。冷油在棕色木桌面上凝结成发亮的白色固态。相邻的几张桌子已陆续坐满游人。那些人五颜六色的冲锋衣，完美融入餐厅同样色彩缤纷的墙纸。他们用洪亮的声音抱怨老天，责怪老天蓄意破坏了这里所有的长假旅行计划。那些人的四川方言，混在来回奔走的那个少年高声喊出的维语里。少年肤色发红，小小的发卷儿盖满脑袋，一边赤手用烤馕裹住几根肉串来回搓揉，一边几乎是奔跑着把烤馕和肉串准确送到某张餐桌上。
透过窗玻璃上凝滞的水雾或油渍，于兰可以瞧见窗外忙碌的维族男人们。烤肉串的木炭烧得通红。男人们一个个热气腾腾。他们似乎正在取笑其中一个坐着的人。被取笑那人，只低头笑着，不言语，他忙于给手里的钢钎穿上切好的肉丁。 于兰刚刚问过检查站好几个警察，但“什么时候通车”的问题就像过于深奥的论文，所有警察都避之不及。“不知道”“不清楚”“不好说”，他们只管封路，而通车？那可是老天决定的。
“可是我必须赶回乌鲁木齐，才能坐上今天最晚的航班。”她说。她没说她有个母亲正在北京的养老院寻死觅活、绝食抗议。
關鹏还是抱着两只胳臂，说，“是不是赶不回乌鲁木齐了？老天舍不得我们离开这儿呢。”关鹏当然不想回北京，难道就为了于兰母亲有惊无险的状况大费周章地回去吗？他肯定清楚于兰是想回去的，她的身份先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女儿，然后才是妻子。他也没准正在感谢老天这次总算向着自己。
警察似乎根本没听见他们的话，或者只是太忙顾不上。警察一边挥着含义不明的手势，一边走向后面那车辆。
后来，有个没穿制服的当地人，敲他们的车窗。当地人是想让于兰记一下检查站的电话，“你们先回那拉提镇上等着，随时打电话给检查站，如果通车的话，他们会告诉你的。”于兰就在手机上记下了一串号码，尾数是一串6，很好记。号码也是那人说的，但于兰忘记找他要来区号。
“还有别的办法能今天赶回乌鲁木齐吗？”她问那个当地人。
那人一脸困惑，只说自己从来没去过乌鲁木齐，后来又重复叮嘱让她记下检查站的电话。
关鹏有一阵子一直用上扬的语调念叨，“那拉提、那拉提”，他假装自己在说维吾尔语，听起来像磁带被卡住。他们倒真是卡在那拉提了。这个位于国道两侧的小镇，总长不足两百米。他们发现所有车辆都从检查站折返到那拉提镇上来了。所有新疆餐馆都在店门外烤肉串。青烟被风鼓吹，四处漫开，好像舞台四周喷出大量干冰气体。小超市把有线广播放在店外，杂音很大。广播里正说着昨晚的大雪，或者在预报今晚的降雪，“局部地……能见度……历年平均水平……行车安全……零下2度……夜间”，没人知道什么含义，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其实意义重大。
“我们要在这儿等多久呢？”“不会一等好几天吧？”“好像预报今晚还有雪啊！”“是啊，镇上也住不下这么多人呢？”于兰去那家小超市买水，因为听见这些议论，她就又多买了一些。
小超市货架间距离太近，她只能侧身走，走到货架通道尽头，也没有任何发现。五颜六色的小食品，包装袋都蒙上一层厚灰。世界本是彩色的，但现在蒙了灰。一个男人，看上去比那些包装袋鲜亮一些，问她，“你在找什么？”
她抬头，几乎抬到不可思议的角度，才找到他的脸，他比货架还高。身上菱格形图案的毛衣像一堆塔罗牌。每张牌中心都有神秘的肖像或图案。每一个肖像都预示着未来的不同道路。“塔罗牌”男人挡住了她的方向。
于兰说，“花生？有没有花生？”
她刚好看见左边货架上的“天府花生”，她不需要花生。但她只想迅速说点什么，说什么都无所谓。她从来没想到男人的脸可以长成这样？他们在城市里，大多显得同样疲惫同样虚荣，同样自以为是。但眼前这张脸可以算成另类——可能因为胡子，不算浓密的胡子，刚好把嘴遮住。男人们如果挡住自己油腻的嘴，便总能避免暴露出雷同的浅薄。
“花生？这都是花生。”他一手握着一瓶水，另一只手是一瓶酒——可能是酒。她不敢仔细看。她发现，他和自己都没有避让的打算。
“我想要新疆产的花生。”于兰甚至又往前走了一步，在货架上假装寻找。
他抱歉地说新疆不产花生，“新疆产瓜子，但不产花生。”
“哦，你是本地人？”她打算接着问他新疆还出产什么。但他说不是。她以为他会接着说点什么，有关他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以及封路如何影响了行程——整个小镇现在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我来了三个月，可能刚好比你知道得多一点。”他笑起来，胡须里露出嘴和牙齿，像丛林里钻出的小东西，一闪而过。
她以为他是小超市的老板。现在她恍然大悟，收款台前那个发呆的男人才是老板。“那，我……谢谢！”她没再往前走，而是后退着，挪出那条昏暗的通道。通道不算长，所以她不必转身。他也没转身，而是径直跟她走出通道，两人一进一退，像某种舞步。
一个小插曲——走出小超市，看见关鹏正在研究那个聒噪的收音机的时候——她想。
“怎么这么久？”关鹏没有停止摆弄那个收音机——那是坏消息出发的地方。断续的播音让人焦虑，因为无从得到完整的信息。
“没事，就是多买了一些水。”她提着一袋瓶装水——沉甸甸地把她整个人往一侧坠去。她回头看了一眼，想看见些什么。但那男人不在。
“收音机没问题，信号有问题。”关鹏说。他对无关紧要的东西倾注了太多好奇，这让他有时候也像一个接收不到信号的收音机。
于兰和关鹏直接去了小超市旁那家新疆餐馆。上午十一点，新疆刚刚进入明亮的白天。这一天还会很漫长，似乎除了吃饭也没别的事可做。
关鹏说，他们不应该退掉旅馆的，因为旅馆现在正好坐地起价，怕都没有空房了。
于兰说不，“难道我们还要住一晚吗？”
“就当最坏的打算了。”关鹏说。
“不会的，雪已经停了，路面也快干了，我们肯定能今天走的。”于兰说，好像故意给关鹏暗示：他们得回去了，不能停留，因为她的母亲正在养老院消耗最后一点卡路里。
“但愿吧。”关鹏胃口很好，他刚刚吃掉多少碳水化合物，他怎么能理解绝食者的感受呢？
“我们得想想办法。”于兰说，她知道其实想不出什么办法。
于是关鹏才摆上两根钎子，开始给于兰讲他们“目前的状况”。
“办法就是，要么等检查站放行，通车。那我们就按原计划，往东回乌鲁木齐。要么，我们走回头路，往西，从伊犁方向，绕回乌鲁木齐。”他简短地给出两个选择。事实也确实就这么简单。
“天啊，我不要走回头路。”她认为这是太过妥协的方式了。回头路意味着昨天还有前天走过的路，都是无用的白费力气的，而消耗更多时间也只会带来更多沮丧。她不想要更多沮丧。 “那就等着喽。”关鹏说，手里还玩弄着那两根钎子。他一本正经地像个击剑手那样，让尖锐的钎子从各种角度穿刺空气，仿佛某处真的有让他仇恨的什么东西。“我不怕等，就是，可能有点无聊。”他耸了耸肩。
于兰想到该给养老院打个电话，又不知道如何解释，说自己被困住了，回不去了，这消息只怕会刺激母親做出更过火的事来。母亲会怀疑她根本就是故意的，故意置之不理，还借口“天降大雪、道路封闭”。
万一立刻就通车呢？于兰想，可以给检查站打电话。于是她拨了几次，但无法接通。也许打电话的人太多，检查站应付不来。她过了会儿意识到，她得在号码前加上区号。真是愚蠢，她想，然后加上区号，再拨出。
“你好，平安独山子。”对方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和，对比此刻于兰心急火燎的询问有些不近人情、小题大作。
“你好，”于兰调整呼吸，“我想问，独库公路通车了么？”这样应该可以了，这是她此时能表现出的最理性的声音。
“还没有。”
“什么时候可以通车呢？”
“我们也不清楚。”
没有奇迹发生，她想。但是，“那怎么办？”她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问电话那边的陌生男人，怎么办？谁能告诉她该怎么办？
对方告诉她，“你可以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也许那时会有好消息。”
于兰道谢，挂了电话，告诉关鹏，“他说会有好消息（尽管是也许）。”关鹏说，“会有好消息？”但他的神情在说，“你真的相信他说的，会有好消息？你别傻了。”
关鹏又说他们得做好其他选择的准备，“有好消息当然好，要没有，我们退而求其次，也得准备着。”
于兰不想“退而求其次”，“我们还没有等太久，还可以再等等。”
关鹏喜欢“退而求其次”，有时候他们在北京那些人多的餐厅等位，关鹏总是说：“算了，不如换一家。”他可能是对的，换一家也没什么不好。但于兰不喜欢“换一家”这种事带来的不甘。如果她坚持不换，他们会争吵。多数时候争吵的结果，都是他由着她。但现在关鹏不跟于兰吵架，他越来越懒得跟她吵架，他认为她固执得不可思议，这一点上，她跟太后奶奶一样。关鹏想远离太后奶奶，所以，他也计划着远离于兰。他们已经说过离婚的事，在来新疆旅行前。关鹏的理由是，他的生活被毁了，除了离婚，他没有别的办法改变这种生活了。但这理由不充分。他就没能坚持。关鹏也许还能“退而求其次”，比如离开北京，离开太后奶奶，这样于兰会是一个不错的妻子。他对妻子的要求不高，正常一点就行，但于兰把自己跟母亲合体了，他差不多同时娶了于兰和她母亲。于兰的理由是，关鹏不愿负起责任。他甚至都懒得做些表面上的事情了。这该多让她寒心。比如母亲酒精中毒那次，母亲被抢救，刚醒过来，关鹏就说：“我们可以走了么？”仿佛他终于等到漫长的默剧打出剧终字幕，还是一部沉闷的默剧。但于兰的理由也不够充分，她希望关鹏没准儿能理解自己，毕竟从前他还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丈夫，他其实知道得体的话都该怎么说。
关鹏第一次去于兰家的时候，两人都三十多岁了。不用说，于兰是关鹏“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于兰呢，她是从来就没得选。那次关鹏的表现真是绝佳。厚实的双唇让他能始终保持最温和的那种微笑，很让人信赖的样子。关鹏甚至还握着母亲的手，好几个小时听母亲讲她的便秘问题。这世界上从此将不只有于兰一个人叫她妈妈了，于兰愉快地想。关鹏带来的苹果和梨，让餐桌显得很热闹；他送给母亲的红围巾当天就挂在了母亲的脖子上。一切都波澜不惊顺理成章地发生。当晚，关鹏躺上了于兰的床。床太旧，摇摇晃晃，有催眠效果。
半夜，一只蝙蝠飞进了隔壁母亲的卧室。关鹏冲锋陷阵，煞有介事抓蝙蝠。不过，于兰始终没看见蝙蝠的半点影子，她觉得这是母亲故弄玄虚的把戏。关鹏只穿纯白的秋衣裤上蹿下跳，倒像一只白色蝙蝠。这个家里突然有了男性的味道。那天晚上于兰甚至特意去闻了闻关鹏身上的秋衣。如果能每天闻见这味道，她可以任何事都不在乎的。
关鹏说，“都是汗，别闻了。”
于兰说，“那有什么？谁还不出汗？”他解释说刚刚在母亲房间抓蝙蝠，跳得太卖力，出了太多汗。
她抱歉地告诉他，“根本就没有蝙蝠，你看见蝙蝠了吗？”
关鹏犹豫着，“灯太暗，我没看清楚。其实也没看见，可能是影子，灯影。”
于兰笑起来，“那你还那么卖力，跟真的似的。”笑过之后，又感到不安。关鹏这样的人，做着买卖，长着无害的脸，在关键时刻当然是长袖善舞、懂得如何表演的。她觉得对他更多了一重了解，只是她暂时还不知道这种了解是好事是坏事。都怪他的味道，让她既无法思考，又无法入睡。
关鹏不好意思地陪她笑，她不再笑的时候，他还在笑。有一刹那，只有他的笑声，低沉的，却极突兀的那么一声。他们都意识到那刹那的尴尬。之后她觉得那声笑，其实是很孤单的。他吞吞吐吐解释着自己为什么要驱赶并不存在的蝙蝠：“我觉得很好玩啊。不过，当然也是，为了讨好你母亲。”
于兰很感动，但仍说：“她总是这样，以后你就习惯了。”
“怎样？每天抓蝙蝠？”
“不，蝙蝠倒是第一次，但她，她跟我们不一样。”
“不正常？”
“如果你非要这么说的话，算是一种不正常吧，但我觉得她是怕我们都走了，剩下她一个人。”
天一亮，关鹏就离开了。卫生间的马桶盖没被放下来。在三个人都辗转难眠的这晚之后，母亲看于兰的眼神开始有了变化。母亲说，于兰，我一夜没睡，我觉得我可以死了。
母亲年轻时倒是温柔，那些年母亲为她受了不少苦，都因为于兰那个从未出生的弟弟或妹妹——如果那个打掉的婴儿是她的妹妹，也许对于兰来说，一切都会容易一些，但如果那是个弟弟呢？母亲认为那一定是个男婴，所以不能生下来。“早知道我就留下那个祸胎。”
“又不是我让你打掉的。”于兰说的是事实，一切与她无关，她那时七岁，上小学一年级。 “但如果不是你，我为什么要打掉他？”越到后来，母亲越发相信这都是真的：那个弟弟之所以不能出生，真的是因为母亲已经有了于兰这个七岁的女儿——留童花头，在班里当小队长，喜欢唱歌和剪纸。“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奶奶多喜欢男孩，你爸爸多喜欢男孩，如果那是个男孩，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说得好像我从他们身上真的得到过什么一样。” 事实上，是母亲失去了一个，就得看紧这一个——于兰这么理解。
于兰七岁时陪母亲去医院做手术，父亲和奶奶对此全然不知。其实于兰也同样不明白那天在医院发生了什么。她只是在放学后被母亲带到医院，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背诵乘法口诀。母亲进了一个房间，没多久，又出来了。她们两人坐三轮自行车回家。于兰得到一块有果酱夹心的蛋糕作为晚餐。母亲到家就去睡觉了，直到晚上也没起床。于兰不认为这些事有什么不寻常，不过那块蛋糕里的果酱夹心，倒是非比寻常地甜。几天后，于兰被父亲打肿了手心，因为“不诚实的小孩就该挨打”，然而她还是不知道自己如何成为了“不诚实”的孩子。
“你爸爸再没提过这件事，但是他从没停止过对我的惩罚。”母亲说。“不然还能怎么样？他会丢掉工作，你会没人照顾，我们还要交上大笔钱，就这么简单。我为你们考虑，到头来你们全来惩罚我。”
“我怎么能用好吃好喝的来惩罚你呢？我真是太缺德了，这一点我肯定是遗传你的。”于兰说。
于兰很多年后才知道，去医院那天母亲身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事情是母亲自己原原本本告诉于兰的，在母亲认为于兰可以理解这种手术的时候。还不如不说，于兰想。
于兰对那天的医院记忆模糊——走廊两侧的墙面，下半部漆有绿色油漆，油漆上刻着模糊零乱的字。黄昏时的走廊，光线暗沉，尽头处似乎有两扇黄色大门，门上镶着几块玻璃，于是光线在走廊尽头处就格外明亮，从长椅往那头望去，让人睁不开眼。
母亲那时在新华书店工作，负责收款台，袖套上总有洗不掉的红色印泥。于兰开始害怕那些红色印迹，那毕竟太像血迹了。母亲是个黏带着血迹生活的人，所以母亲的日子不可能太舒心。
也确实是。母亲后来这样形容于兰的爸爸，“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他花了五分钟生了个女儿，然后就忘了这事。”
于兰并不这样认为，父亲虽不常在家，但他在家的时候，偶尔也会让于兰帮他做点小事，把遥控器递到他手上，然后在他想看着电视打盹儿的时候，给他拿条毯子。但母亲后来又说，“他把你当小猫小狗支使，你还乐得当他的小猫小狗。你肯定不记得了，那年他把你忘在公交车上了。他喝了点酒，但肯定没醉，他只管自己到站下车，他回家我问他于兰在哪里，他说在公交车上，然后，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躺床上开始睡觉，他说你自己能回来，他一点儿也不着急。”
“我不记得有这事。”于兰说。
“你当然不记得，你能记得什么？”母亲说，“我担心他是想把你丢掉，像丢小猫小狗一样丢掉，他故意这么干，但他没成功，他肯定跟你奶奶合计过很多次，要把你丢掉，没准根本就是你奶奶的主意。他没想到你那么小还能自己回来，你走了一站路。所以，我得时刻盯着你，不然，你就被他丢掉了。”
“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于兰认为父亲没那么不喜欢自己——毕竟父亲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是没用，跟他比，最后还是我赢了。”母亲说，“他用尽各种办法，最后还是我赢了。他好几年都没碰过我，这都没什么，他还以为我怕这个呢？他去碰别的女人，公开碰，我也不怕，我无所谓，我知道我肯定会赢的。”
听母亲说自己和父亲多少年没有性生活的时候，于兰还没遇见关鹏。父亲一死，母亲就变得多话。只是母亲说的从前的事，很多都和于兰的记忆不太一样。母亲从前很沉默，一生都在收款台工作，一开始是新华书店，后来是音像店，最后是电器商场。这些工作都不需要滔滔不绝的口才。父亲不在了，母亲有勇气说话了，宣称自己如何战胜了他。
母亲说，“一开始他就跟我冷战，夫妻都会冷战，但没有像我们这么久的，他以为不理我，我就会崩溃。他真是天真，不，真是愚蠢，我有你，我有女儿。有女儿的女人怎么会崩溃？要是哪天我没有你了，我才会真崩溃。”
“有几年，他疯狂地要，早上要，晚上也要，你问要什么？当然是要我，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算的，他想让我再怀孕，怎么可能？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可能怀孕了，都是国家帮了忙，一劳永逸。”
“后来，他就不要了，几年不碰我。你应该记得吧？那时我每天都在你的小床上，和你一块儿睡觉。你睡觉不老实。你上中学了，半夜偷偷起来，跑去厕所看言情小说。你以为瞒过我了，你不知道我只是懒得揭穿你。而且你去厕所看小说，我可以把胳臂伸开，睡得舒服些。”
于兰有时说：“哦，当年你真该生下那个孩子，那我现在就可以解脱了。”
母亲说：“解脱？你说什么？”
“没什么，妈妈，你不用那么紧张。”于兰想这可能是不该提的事情。
“你解脱吧，你随时可以解脱。我也好把自己解脱了。”母亲转过头去，像小孩很认真地在生气。于兰也转过头去——她确实用错了词，但她也真的找不到比解脱更合适的词了。
后来于兰发现母亲又摆出了父亲的遗像，那曾经被放在衣柜最底层，被弃之不顾。遗像上的父亲太年轻，曝光过度的照片让脸上的皱纹完全消失。三十寸大小的黑白遗像，在不大的房间里最明亮的地方挂着，地位尊贵。有时于兰会以为那是一个陌生人闯进了母亲的房间。
“你怕什么，他是你爸爸，你还不认识么？”母亲对着大遗像說。
母亲还说，“我怎么办？她现在认为那个花言巧语的男的才是亲人。她被那个男的骗走了。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听你的？你说养儿防老，我想女儿也一样。但现在不一样了，她现在眼睛都没离开过那个男的。她还不知道这是多可怕的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有一天会变成这样，真可怕……”
于兰向母亲做出保证，保证自己不会扔下母亲不管。她还写过好几张保证书，为的是让母亲在父亲遗像前把保证书烧掉。母亲现在和死去的父亲是一伙了，于兰是母亲的敌人。她试图为自己澄清：“我三十多岁了，你不认为我应该结婚吗？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不已经结婚了吗？” 母亲说：“如果我不结婚，就没有你，我就该少受多少罪。你奶奶那个老顽固，看见你生下来是个女儿，就再没进过我们家门。”
母亲又说：“你别以为结婚是好事，男的会让你怀孕，然后生下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这都是我的教训。”
于兰不得不提到那个过早消失的胚胎，“还不都是因为你瞒着爸爸去打胎，不然他会对你不错的，不是吗？”
于兰耿耿于怀的，其实是母亲居然带着自己就去了医院。她开始怀疑一切都是因为那天她陪母亲去了医院，以至如今她在母亲眼里就成为一个证据。她的存在就证明母亲做过那件也许正确也许错误的事。这些事情让母亲在几十年的婚姻里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母亲宣称自己最终赢了父亲。
“怎么样的母亲才会带着七岁的女儿去做这种事啊？”于兰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能请假，我还得接送你上下学，你爸爸和你奶奶什么时候接送过你？这都是我的事。我只能带你去医院，我只有那么一点时间。”母亲说，“我又没让你进手术室。”
“你以为真那么简单吗？”于兰说。
3
很不容易才熬过一个小时，于兰再给检查站打电话，仍然是同一个声音告诉她：“你好，这里是平安独山子。”她问了相同的问题。什么时候通车。不清楚。估计呢。估计不出来。那怎么办。过一个小时，再试试。她想再说点什么，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对方先挂了电话。这时于兰发现旁边桌的一男一女，正盯着自己。她猜他们刚刚在偷听她讲电话。
那個男的很胖，发福的肚子抵着桌沿儿。于兰看他的时候，他说：“是给‘平安独山子’打电话么？是还没通车么？”
于兰点头，胖男人就朝他身边那个方脸女人说：“我就说吧，不用我再打电话了，因为这位女士刚刚打过了，路还没通！”
方脸女人朝胖男人翻了个很长的白眼，翻完之后才不慌不忙睁眼看于兰，说：“我不过就让他打电话问问，他就是懒得打，说你已经打过了。”
胖男人说：“结果都是一样的，为啥子还要多打个电话？”
方脸女人提高了嗓门：“嘿，你不懂啊？打电话让我觉得，还有点儿希望，要是就这么等着，我真是快绝望死了。”
胖男人笑起来，肚皮拱得餐桌都在颤动，他说：“好，好，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钟打一次，要不要得？”
女人也笑，一笑她的方脸就圆润起来，很受用的样子，但嘴上还不依饶：“要得，一分钟一次，哈，那你是恶意霸占线路。这种时候，没完没了等下去的时候，其实最见人品了，你霸占路线，人品真差。”
“我不霸占线路，我只霸占你。我人品是不是就好了？”男人说。
女人娇滴滴地笑，举着拳头做出要打男人的动作。
大部分游客吃过东西，就离开了——那些人只能去走回头路，让旅程公里数延长数倍。也有少数人继续留下来等，大多无所事事，没人喝酒或打牌。偶尔有人起身，去收银台要什么东西，也总不忘问句“什么时候通车”。收银台后，餐厅老板娘一遍遍说“不知道”，有时，老板娘还补充一句：“你自己打电话去问‘平安独山子’嘛！”
于兰就问关鹏：“你想出去走走么？”关鹏之前一直把头埋在手机上，这会儿他抬头看了看，胖男人正往方脸女人胸前钻，关鹏皱了皱眉，就说好。
方脸女人突然大声：“小杰呢？小杰不见了。”
她的孩子不见了。十几岁的男孩，之前一直在店门外看男人们烤羊肉串，或者也不是，男孩只因为不愿意跟父母坐在同一张桌上，忍受他们互相埋怨后半真半假的调情。
“我让你看着他呢？”女人吼着胖男人。胖男人一脸委屈，他可能总是承担过错的那一个。
“小杰！小杰！”女人在餐馆内来回跑动，差点钻进后厨门上那条花门帘里去。不过老板娘还是掀开门帘，让女人探头去看了一眼，小杰当然不在里面。
女人皱着鼻子，又去看门帘旁的消毒柜，好像小杰会藏在消毒柜的玻璃柜门里一样。
老板娘站起身，露出有身孕的肚子，她似乎并不理解这个气势汹汹的母亲为什么焦急，“可能跑去哪儿玩了，一会儿就回来了。男孩子嘛，总是坐不住的。我养了三个儿子，要像你这样，早把自己急死了。”
“怎么一下就没了呢？”女人困惑极了，又说，“我要有三个儿子，我也不着急，但我只有这一个。”
“嘿，去卫生间看看。”老板娘招呼来那个在餐桌间奔跑送烤馕和肉串的少年。少年咧开嘴笑着，大概是表示没问题。但他的笑似乎也侵犯了女人，女人仿佛被蒙骗一般，急于问出些什么：“怎么了？怎么回事？卫生间在哪里？”
少年用下巴示意了一下，表示卫生间在二楼。女人要往二楼去，又看见胖男人坐着没动，就临时换了方向，朝胖男人奔过来，像一阵敏捷的风，呼地一下子缠住胖男人的胳膊，来回地摇，好像男人已经昏迷，她得把他摇醒，“你倒是想想啊，有没有看见小杰？”
“他应该在外面的，几分钟前还在那儿的。”
“应该？他会去哪儿？”女人站在店门口，左右扭头看，已经忘掉刚刚自己还打算去二楼卫生间找儿子。“不是你儿子，你巴不得小杰丢了才好。”女人说。
胖男人也站在店门口，他为自己解释，“你要是没有没收他的手机，现在我们还能打电话问问。”
店里有几个顾客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有人说可能去了旁边的超市，也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说起人口拐卖。但那是个十几岁的男孩，没人会拐卖那么大的孩子。“拐去挖煤呢？也是个劳动力。”“男孩没那么容易被拐走吧。”
“卫生间没有。”维族少年三步两步地从楼梯上跑下来，朝老板娘喊。他总是急匆匆地，像小铁球一般在人们眼前溜过来又溜过去。
老板娘摸了摸少年的头，少年又去摸老板娘的肚子，被她一巴掌打了回去。
“大窗户是开着的。”少年小声告诉老板娘。
老板娘笑起来，“他能从窗户逃跑啦？那是二楼！你每天就知道看电视剧，真是电视剧看多了。” 于兰想问关鹏，他们需要做点什么吗？孩子不见了，坐视不理，总是说不过去。但也许事情没这么简单，她知道。小时候她被父亲丢在公交车上，也许父亲故意的，也许父亲只是忘了叫她下车，但事情也并非“有意”或“无意”这么简单。她现在猜想，父亲只是犹豫不定，这才符合他的性格。他拿不准要不要丢掉于兰，只好听天由命。他也拿不准要不要跟母亲过下去，又只好听天由命地一直过到自己心脏病发死掉的那一天。
“我为什么没收小杰的手机啊？能怪我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杰拿着手机就跟那个小妖精联系，他才十四岁，哪能成天做这些不正经的事？”女人和胖男人也许刚刚去超市找过了。现在，他们又一起回到餐馆。
胖男人提议再等等，他们不能离开餐馆——如果离开，小杰回来的话，就找不到他们了。他说，“人找人，找死人。”
“你才找死人，你留在这里，我去找。”女人不停跺脚。
胖男人不同意，让女人留下，说他去找。
女人并不相信他，“你怎么找？他又不是你身上的肉，你根本不关心，你要是关心，小杰也不会丢了。”
关鹏突然说：“也许被外星人掠走了。”
所有人都盯着关鹏。于兰诧异他为什么这么说。外星人？女人朝他翻了个更长的白眼。
关鹏笑着说：“怎么了？开玩笑嘛。气氛太紧张了。”他一点儿也不着急。于兰发现自己从未对关鹏这么失望。但她还是扯了扯他的衣服，提醒“少说两句”。
“你才被外星人拐走了，你們全家都被外星人拐走了。”女人终于没忍住。
于兰向女人道歉，解释说关鹏不是有意的。那个孩子，小杰，一直在店外，没人看见他进来，也许只是去邻近的地方逛去了，被什么东西吸引着，看入迷了。这是常有的事。
胖男人已经出去找孩子了。
“小杰本来就不愿意来，是我非要带他来的。”女人在距离自己最近的椅子上坐下，软软地瘫住，口中还在自语，“要了命了，这鬼地方，走又走不了，把孩子丢了。小杰会不会被车撞了？”找不到孩子的母亲，总是要死要活。她还可以绝食，像自己母亲一样，如果小杰不出现，她就不吃不喝，于兰想。她没收了小杰的手机，让他跟任何人都无法联系。那个“小妖精”，可能与小杰同龄，他们谈得投机，相约在假期去看电影去吃大餐，于兰相信，很大程度上，他们这个年龄的着迷也就仅此而已。但小杰被困在一个遥远的镇上，等着继续一段前途不明的旅程。女人所做的全部，都是让孩子重新回到自己体内，再也不要出生——这才是永恒的拥有，绝对不再失去。也许母亲从未失去过那个男婴，于兰想。在某种意义上，那个胚胎和母亲一直住在同一个身体里，母亲失去的是于兰。这种失去，真是那么要命的失落么？于兰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
于兰把餐巾纸盒放在女人面前。女人没看于兰，也没哭。
关鹏说：“反正封路了，小杰肯定在镇上，哪儿也去不了。”他可能是善意的，只是这样的话听上去更残酷。他们处于相同的处境，类似的命运，陷在走不出去的地方。
“你，你能不能再给‘平安独山子’打个电话？”女人突然想起，恳求着于兰。“我没有存他们的电话。”
于兰说：“可是，平安独山子，他们不管找人吧？检查站离这里，还有二十公里啊。”于兰突然有种让自己都害怕的想法，她有点希望男孩真的是被外星人拐走了。在渺无人迹的太空，他除了氧气再也不需要多余的东西。他可以做回自己。如果外星人再帮男孩拐走他那个小妖精，那就是圆满的结局。
但这是童话。成年人不能相信童话。于兰对眼前的方脸女人生出一种厌烦。先前那些同情与关切，都是成人世界里的东西。她现在不想待在这个世界了，因为这个世界的难题，她应付不了，她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考试，她还一道题都没解答出来。
“我们很抱歉。但是我们准备出去走走，也许能帮您留意一下。你一定不要离开餐馆，要不小杰回来怎么办？”关鹏总算说了一句不让人难过的话，他偶尔通情达理起来，也让人意外。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实的一面？她已经很久没有闻过他身上的味道了，他现在是个没有味道的人，是绝缘体。他说完向于兰眨了眨眼，他一眨眼，倒是解救了她。她拿上东西，跟关鹏走出餐馆。
“你不是真的要去帮她找孩子吧？”于兰问。
“当然不是。”关鹏微笑着，“就是觉得没这么夸张。女人为什么总是很夸张。”
“对，她们总是很夸张。”于兰说，好像自己不是女人。
国道上，连行驶的车辆也很难见到了。空气再度变得冷峻，似乎云层也变得厚重，至少没有消散的迹象。雪倒是停了。
关鹏和于兰早就过了“一起走走”的阶段，一起走走需要太多默契和兴致。他们为找回这种兴致做了很多事，一起参加了几个聚会，都是有主题的那种，每次都有人主讲，之后所有人讨论电影或者环保的话题。他们加入了一个健身班，还买了一些心理书。那些书里几乎都有关于爱情和家庭的章节，虽然两人都没能读进去，但那些书摆在那里，好像它们迟早还会发生作用一样，有时又觉得那些书是一种提醒：问题还在，还没解决。有朋友建议他们一起去旅行，听上去这比看心理书要简单易行，“一定要去，你们会有不一样的发现。”那位朋友说得很坚决。于是他们一起计划了这次到新疆的旅行。选择新疆是因为它很远，这也是听从那位朋友建议，“要去足够远的地方，跟城市不一样的地方，绝对不能是城市。”
母亲自然不愿他们离开北京，把她独自留在豪华的养老院。于兰不得不为母亲买了羊毛毛衣送去，但母亲说，“都没用。”母亲又说：“你们好不了了，旅行？你怎么信那些？没用的。没血缘关系，怎么生活？不过是凑合一辈子，就像我一样。”于兰明白过来，母亲并不是对那些花花绿绿的毛衣说“没用”的。母亲认为他们试图挽回婚姻的旅行，不会有用。
母亲说，“你们不是一路人，我早说过，你们过不到一起去。”
“那是我的事，你只要管好你的事，你目前的事，就是让自己活着。”于兰说。 母亲说，“哦，是吗？我怎么以为刚好相反？我的事你也别管了，都走吧都走吧。”
于兰和关鹏现在沿国道往检查站的方向走，“这段路，我们半天内第三次走。半天！走三次！”出了餐馆，于兰终于能提高嗓门，她早就想这么喊了。
路面还有不易察觉的一层薄冰。踩上去，能感觉到它们在碎裂，那种不易察觉的碎裂。冰层让道路潜伏危险，然后让她和外面的世界阻隔开。
两人都走得很慢，因为必须小心翼翼。没有目标，他们只知道，二十公里外就是“平安独山子”，那个检查站。
但那又有什么用。于兰说，“他们管自己叫‘平安独山子’，但他们又不能让我们一路平安，只会让我们上不了路。”
关鹏低着头，用力跺脚，看着自己大头鞋踩下去的地方，出现一小汪一小汪的水。薄冰先裂开，再迅速融化。
“那个女人说得没错，他们故意让所有人给他们打电话，让人觉得有希望的样子。她还想平安独山子帮她找孩子，她知道那不可能，她只是要做点什么，好像做点什么就有希望了。”于兰继续说。
“那个女人？”关鹏还在跺脚，踏出更多的小水坑，“你说刚刚那个女人。什么希望？哦，我明白了，你是说，这是检查站的小把戏？”
“我不知道。他们应该不至于故意弄个没用的热线电话。但那个女人确实说，打电话这件事，让人觉得等下去还有点希望，如果没有那个电话，等在这里会让人绝望。”重复那女人的话之后，于兰突然感到惊讶，因为她产生了一种上当后才会有的自责，以及懊丧。“啊？真是这样吗？”
“这没什么不好。”关鹏在几个小水坑之间绕着弯走，“是吧？反正没事做，打打电话，也没什么不好。有什么影响呢？”
“我要问问他们。”于兰此时开始确信他们受骗了。一个无用的电话，制造幻觉，让他们本应有的焦躁像那些薄冰一样，碎裂或融化，继而蒸发殆尽。然而，在“平安独山子”的检查站后面，那些真正的冰层，仍终年不化。独库公路沿线，因海拔变化而迅速更迭的景致，她还没有领略过，也永远不会有机会享有——这才是现实，但是，“天啊，我竟然还在往那个方向走，我还在等着通车。”她想。
这次她没等对方说完那句“您好，这里是平安独山子”，就抢先开口，“是不是今天根本就不会通车？”她确实有些愤怒，或者是焦急——反正表达这两种情绪所需要的语气也没太多不同。
“你好，女士，您是问独库公路的情况吗？我们很抱歉。”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当然，女士。”
“你们，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
“什么？哦，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对方笑了一声，又很快止住笑，但于兰听出来他确实笑了。难道他很得意么？“因为这里属于独山子区。”
“不是。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平安？”她开始怀疑这并不是自己想问的问题。
“嗯，这个，热线电话总得有个名字吧。我也不知道，没人告诉过我，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他说得没之前那么流利，也就没那么权威，听上去还有些不严肃，至少也显得他不够自信。之前他那些标准化的回答，虽然无用，但很有威严，具有说服力，让于兰不由想，“说得跟真的一样。”
她说，“你们可以就叫什么服务电话，对，可以就叫独山子交通服务电话。”
“请问您还需要什么帮助吗？”他又回到了那种态度，既亲切又冷漠。
“我，我，我需要什么帮助？我需要很多帮助！”她需要有人帮他们离开这里，用最快的交通方式回到北京，赶去养老院，以便看着母亲吃下麦片或者米饭，总之得是碳水化合物，得慢慢吃，饿过头的人不能狼吞虎咽，那会导致胃绞痛。她还需要和关鹏谈谈，虽然这种谈谈曾经一次次開始然后又一次次中断，最终让两人都没心情再提起。
独库公路就在不远的地方，却也是无法抵达的地方，跟她想要的所有一切一样。她以为自己在努力迈出脚步，去靠近，其实她不过就在原地踏步，甚至连原地踏步都算不上，因为有时候她还不得不折返回去。如果真能折返回去，她希望回到七岁，然后她就可以告诉母亲，有些事情其实应该得到更好的处理，可以告诉父亲不要明明心存芥蒂又决口不提地给自己闷出心脏病来。那样的话，母亲这辈子的日子都会过得轻松一些。她这辈子也会轻松许多。
“女士，如果您没有问题，我们欢迎您再次致电平安独山子。”电话忙音传来。对方也许认为既然无法提供“所有的帮助”，那就只能挂断电话。总是有一些情绪需要发泄的——也许那人挂上电话之后会这么想。于兰认为他还很可能背地里骂句脏话，认为打电话的女人脑子有毛病。
“嘿，你看，那是什么？”关鹏手臂抬得高高的，晃来晃去，于兰根本看不出他指着哪里。
“他不知道为什么叫平安独山子？他还挂了我电话？他们根本不关心封路意味什么。他们想封就封，还一口气封了三个方向。这哪里是封路，根本是封人……”于兰冲关鹏嚷。
关鹏放下手臂，轻轻叹了一声，才慢慢说：“我看，没错，你真是，疯人。这么美的地方，你就用来给那些人打没用的电话？”
于兰先愣住，反应了一会儿，才弄懂关鹏的意思。于是她说她不想继续走了。
一起走走？她真不相信一起走走会解决任何问题。
“那你回餐馆等我？”关鹏没明白她在生气，当然他也可以选择接收不到她生气的信号，“我还是想走走的，餐馆现在气氛不好。”他说。
餐馆当然气氛不好，但和关鹏在一起，气氛只会更不好。也许他们一开始的努力方向就错了，他们走到了一条封闭的路上，根本没有走出去的可能。
4
小杰还没找到。方脸女人在打电话，指挥着电话那头的胖男人，“每一家店铺都去问问啊，镇子就这么大，总有人看见小杰吧？”女人没顾上于兰——她刚刚和丈夫“一起走走”去了，然后她一个人走回来了。
于兰开了一瓶水喝，发现店里顾客更少了。老板娘在收银台后昏昏欲睡。少年站着看电视，小电视机挂在墙角，里面是功夫大师在水面凌波微步。少年踮起脚尖，也摇摇晃晃地学那步伐。 于兰上了二楼，她想去卫生间。但她不知道楼上房间结构如此复杂。狭长的走廊，似乎延伸进入左右两侧建筑内部。这些沿国道修建的小楼，一楼是独立的店面，难道二楼联通在一起？在隐蔽的内部，小镇其实是密不透风的整体。他们这些过路人，带着期待而来，无意停留，却被迫探究，也探究不出所以然。
一个个包间，都开着门。没有顾客在包间里。油腻的地面，满是湿漉漉的脚印。她顺着那些乱七八糟的脚印走，以为地上的水迹应当把她引向卫生间。
但经过五个包间后，她仍没看见卫生间。她想下楼去问，又觉得还可以再往前走走的。走廊另一侧，满满都是玻璃窗。窗外是正在落叶的树。树干有时候像要蹿进房子里，但被房子惊险地躲了过去。恐惧吗？她想，有一点。那些包间敞开的门里，似乎都有无限可能，而且都是很坏的可能。这样一天，无法令人相信会有幸运的事发生。
“你又在找什么？”一个声音问。
声音从她右边传来，右边不是包间，而是另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大大的镜子。镜中她的身影，小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点。她没看见任何人，“是谁？”谁在说话？
“是我。”男人从走廊中间某个地方突然蹿出来，“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是超市那个穿着“塔罗牌”毛衣的男人，正用纸巾来回擦手，告诉她，“卫生间在里面。”
“啊？是吗？好的，谢谢。”她匆匆走过去。又一次狭路相逢。然后她意识到，自己想去卫生间的愿望并不强烈，可能她上二楼来，只是想避开餐馆那些人，镇静的老板娘、焦虑的母亲，还有看武侠剧的少年。但她已经不能回头了，她发现他们已经面对面站在一起了。
男人没有退让的打算。这狭窄的走廊，比刚刚的超市货架宽不了多少。小镇在自己隐秘的内部设计迷宫，还让陌生人以为遇见是因为诡异的缘分。
“那是你丈夫？”男人离于兰更近，她几乎看清他头发上的一点烟灰。她认为他这样问不是太礼貌，但她并不生气。她似乎是笑了，算是默认，但她怀疑这笑里还有很多内容，比如胆怯。要不男人也不会一直挡住她的路。他明明知道她是去卫生间的。
她看见镜子上方，用黄色胶带贴出的字：先手日。
洗手间——他们不需要补上那些脱落的偏旁部首么？
“先手日”的发现让她笑了。像不像日语？她说，指给“塔罗牌”男人看。
“你被封路搞得很烦躁嘛！”男人说，好像没有意识到她明明在笑。她闻到他嘴里的酒气。他喝酒了。是的，他在旁边超市买酒，又去了另一家餐馆，然后上楼找卫生间。男人又解释，“我刚看见你们两个在外面走，然后你自己回来了。”
“什么？我没有。”她想从男人的胳膊下挤过去，又觉得那需要去碰他的身体，是否太轻佻？她更喜欢他们这时的距离。“我只是来找洗手间。”
他打了个呵欠，说：“别因为封路不高兴了。我告诉你，今天不会通路了，最早也要明天，明天晚上。”
“是吗？你那么确定？”
“我来新疆三个月了，刚好比你多知道一点，我之前在西藏，还有青海，再之前是内蒙。我是从黑龙江去内蒙的，走了一年。”
驴友吗？她认定他是那种驴友，一直在路上，从未想过停下来。他们能吃苦也能享乐，最藐视的就是于兰这种人，困在生活里，偶尔浮上水面换口气都得小心翼翼。他们不需要换气。
“哦，你别这么看着我。你呢？你下一站要去哪儿？”男人似乎站不稳了，也可能他有意在她面前晃了晃。她刚好看见他身上毛衣某个菱形格内的图案，像太阳，又像星巴克的商标。某种图腾，她猜。
男人终于站稳了。他并不让她讨厌。连那些轻微的酒氣，她也不讨厌。她从来就没有喝过酒。
“我们差不多，我可不是来走马观花的。”她撒谎了，她还把仅仅三天的旅程延长到了半个月——也许该说成一个月。“我喜欢在路上，每年都在外面很长时间，只是不喜欢赶上长假，那样到处都是人。” 她说。
“哦，那很不错。”男人说，这算是一种赞美，或者也是纵容。
他靠墙站着，很放松，仿佛他成天都这么靠墙站着，跟遇见的随便什么人，聊些可有可无的话。
“你去过罗布泊么？那真酷。我刚去过。”男人问。
还能更糟糕么？再也不会了。她说没去过罗布泊。她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她极力想证明，她也去过一些更有趣的地方，仓促间她想到了，敦煌。她也没去过敦煌，她其实没去过任何地方。好在她对敦煌很了解，她看过一部长达五百分钟的敦煌纪录片。
她说，“你一定要去敦煌的，我觉得它把我的人生都改变了。我最喜欢第206号洞窟，但不是每次去都能碰上那个洞窟开放参观……”
男人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她猜是的，毕竟敦煌比男人提到的那些地方，有更多东西是她可以谈论的。
男人说，“我被你说服了，听上去很有意思。我想以后一定要去一次。如果有个你这样的向导，就好了。”
她支持他的决定，去一次敦煌。但她不能做向导，因为她“很忙，忙着在全球各地开展活动”，她说得有些无奈。她宣称自己是一家无政府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哦，你知道，我们主要做环保还有人文方面的活动。”这都不是真的。
他饶有兴致听下去，又问起刚刚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她丈夫，还是她在无政府公益组织的合伙人？
她几乎想都没想就说：“哦，你看见他了？不是，他不是我丈夫，我还没结婚。他也不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只是结伴，路上认识的，前天刚刚认识。”她希望这都是真的。
她假装漫不经心，揣摩着他会不会将她看作那种女人，晃荡在外，艳遇不断，也没有丈夫和母亲，只有她们自己。她为什么不能是那样的女人呢？
“哦，原来这样啊，他看上去，可不像。”男人说。她觉得自己也被他识破了，他可能从一开始就识破她了。但他仍陪她演下去。她演得很拙劣，她意识到了——关鹏才更擅长这种表演。 “是的，我也觉得，他不是我们这种人。”她有意把话说得很慢。电影里女人总是慢吞吞说出最具诱惑力的关键台词。这处狭窄的走廊，像是幕布拉开前的舞场，她有表演的冲动，她确实有过当演员的梦想。
“是的。不过谁知道呢，这就是好玩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在哪里遇见什么。”他说，看上去有些醉了，但也似乎因为是酒话，反而听上去很真诚。这难免让她有了更多勇气，可以更大胆地继续编造另一个于兰。
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都快站不住了，因为他太高，跟他说话的时候，她不得不一直仰头，幸好她还能背靠墙壁，两手在后腰处撑着自己的身体。
他也背靠墙壁，说他们都是不安分的人，但“这没什么不好”。
她开始怀疑他一点都没醉。那些酒精分子对他不起作用。他在详细说着他去过的地方和将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她一直在听远远的汽车喇叭声、老板娘呵斥的声音，似乎还有狗叫，那些断断续续的收音机的声音，这时她都听见了。她可能并不专注，那些没听过的事情，令她无法专注。她也怕自己一专注，就会意识到她有多害怕。一个醉鬼？她跟一个醉鬼聊天，说着一派胡言。可是，她确实喜欢这样。
她还想起，也许他在路上总是这样，遇见一些不安分的女人，和她们聊天。妖娆多姿的，另类独立的，冷淡的，热情的，她想做哪一种呢？现在，她可以随心所欲选一种，就像在餐馆选择拌面的口味那样，随心所欲。
“我一会儿就出发，往伊犁方向，再往前，去赛里木湖，然后往北，就是喀纳斯。也可能不这么走，但往哪个方向都可以，看心情。”
他只是在跟自己商量，并不是向她说明什么，他也无需解释什么。因为他一切都看心情。
赛里木湖抑或喀纳斯，她害怕听见这些地名。独库公路是一个关键词，现在，关键词又多了两个。
“跟我一起走么？我会是个更好的同伴。”他问，“而且，我觉得你也是个很好的同伴，我们刚好互补。”
她怀疑那些酒精可能已经通过空气，被自己吸入，现在已经进入她的体内。就这么一刻，她想醉一次。
她看見大窗户外那些疯狂想要窜进室内的树枝，根根分明，不多的几片树叶，竭力想在风中保持住，眼睁睁地，有一片最宽大的树叶，快速盘旋着落下，砸在玻璃上，往下坠去了。
她耸耸肩，这动作是关鹏常做的，然后她说，“哦，那很好，但是，但是我还不行，我还要去……”她拼命想自己还要去哪里，这短暂的停顿几乎令她脸红，她希望他没有留意到。“我们在夏威夷有场募捐，关于拯救海洋生态的，很多华人，有钱的华人联系我们，希望有这么一场行动。”她昨晚看过一则新闻，夏威夷华人的示威，针对什么，她想不起来了。她认为提到海洋生态和美国华人，不是太明智，但病急乱投医，好在她说得并不慌乱。
“哦，那太遗憾了。”男人说。
她把掉下来的几缕头发往耳朵后别去，这动作让她感到自己的徒劳——做什么其实都无用——它们稍不注意，还是会掉下来。
“是的，相当遗憾。”她说。
“那么，后会有期吧。”男人说。“跟你聊天很愉快。”
“我也是，后会有期。”
她进了洗手间，几乎是落荒而逃，而且仓促中竟然走对了方向，是女洗手间。
她确定关好小隔间的门后，才长出一口气，精疲力尽地蹲下来，似乎再站不起来。这时，她听见他离开的脚步声了，说不清自己是放心还是失望。那脚步声里没有情绪，仿佛他只是刚刚从洗手间出来，悠闲地离开。
5
于兰匆匆离开餐馆，准备去国道上找关鹏，在试图打电话联系他之前，她已经看见关鹏的背影。不过，他已经走得很远了。关鹏在结冰路面上甩开了步子，倒也走得踏实。他踩过的薄冰上，留下一个个的小水汪，每个都发着光，像水泥路面上出现的一个个窟窿。她想追上他，但她得避开那些明亮的水坑，她觉得那似乎都是一些无底洞，她只要踩上其中任何一个，就会掉进去，掉到地心那么深的地方——她刚刚才避开那个巨大的洞。
“你刚让我看什么啊？”她朝关鹏的背影喊。关鹏没回头。
“你回来！”她喊，“等等我。”
关鹏似乎听见了，他停了下来。他转身的时候趔趄着，眼看要滑倒。
“你！小心！”于兰不由尖叫，“嘿——小心啊！”她想快步赶过去，又明白再怎么快自己也根本来不及去扶他，就看见关鹏两手胡乱挥了几下，像小丑在钢丝上尽力保持平衡。某个时刻他上身似乎要向后倒过去，都已经倾斜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但他也不可思议地站直了。最后，他两腿分得很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稍微动一下就会再次失去平衡。过了几秒钟，似乎他总算确认自己已经站稳后，才把手臂笔直抬高，指着一个方向，大声说，“你看那是太阳？还是月亮？”
于兰慢慢朝关鹏走近，她觉得这段看上去并不远的路实际上却遥远得不行。她说，“你别动，我过来找你。”
越往前走，冰雪混合物铺得越厚，路面越滑。两只小狗追逐着从于兰身边跑过，她受到一点小惊吓，但也努力沉住了气。
关鹏喊着：“慢点，你慢点，嘿，叫你慢点啊，你听没听见啊？”
于兰感觉关鹏的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他怎么在她毫无察觉的时候走出去那么远呢？
她不敢抬头，她必须盯着脚下，才能让每一步都迈得稳当。她闷着头喊：“你跑那么远干吗？”
“我去看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不知道是太阳还是月亮的东西，好奇妙的东西。”
关鹏去看太阳月亮了。于兰不在乎太阳月亮，她只想快一点走过去，跟他站在一起——他们本就该站在一起的。他们本就应该牵手走的。这样的路上，如果没人在身边扶着你，真是很难前进的。
于兰站在关鹏身边的时候，才抬起头。这次，她看见了，很远的天边，两座山峰凹陷处，有个昏黄的小小的发光体，荷包蛋一般环绕一圈白色花边。她看得不够清楚。但她知道那是个不应该出现的东西，看上去既不像太阳，也不可能是月亮。这地方为什么总会出现扰乱人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