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20年来，西方（主要指美欧）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未如预先设想的那样持续改善，反而频生龃龉。
　　其实，西方这种反俄情绪有着深远的历史政治脉络和战略文化基因，并形成了——“恐俄症”。它的特点是总担心俄国会无止境地对外扩张、并威胁西方世界的安全。而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围堵、遏制和削弱俄国的力量。它最先发源于19世纪的英国，并催生了近百年的大规模地缘战略竞争——英俄“大博弈”。
　　争夺中亚的“大博弈”
　　从19世纪20年代起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时间里，英俄 两国围绕中亚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的战略争夺。由于此间两国从未在中亚爆发大规模流血战争，因此大博弈也被一些学者视为国际关系史上西方世界领袖与俄国的“第一场冷战”。它的地理范围西至高加索的黑海沿岸、中经波斯和里海、东抵阿富汗——英属印度西北边境与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和叶尔羌。
　　应该说，当时，除了马可·波罗式的想象与成吉思汗时代的传说，欧洲人对此地知之甚少。所以，英俄这两大欧洲帝国为何要为统治如此闭塞、偏远、陌生和凶险的地方而争先恐后呢？
　　答案是地缘政治：在无力通过海上较量获胜的情况下，俄国只有通过陆路向中亚渗透才能威胁大英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印度，从而获得与之讨价还价的筹码。反过来，由于疑惧俄国的计划，英国也只有提前把中亚纳入势力范围才能阻止俄国进军，确保帝国安全、独立和行动自由。
　　与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不同，发家于海上贸易和殖民的英帝国领土往往位于欧、亚、非大陆边缘地带或某些关键岛屿。所以，不难想象，利益和安危系于欧亚大陆外缘地带和海域的英国，一定会竭力避免任何欧洲大陆强国的势力从内陆“溢出”。
　　这就是英俄两国的根本战略矛盾：“熊”想下海，但“鲸”不让。最终，正是在土耳其，英俄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兵戎相见，俄国战败。后经过多次尝试，俄国吞噬土耳其首都、越过黑海海峡进入地中海的势头都被英国遏制住了。
　　为了避免“战略灾难”，从19世纪后半叶起，越来越多的英国政治家、学者、军人加入到保卫印度、进军中亚、阻止俄国人前进的游说和行动隊伍中来，并推动政府采取相应外交和军事行动。由此，在地缘政治逻辑作用下，“大博弈”的序幕逐渐拉开。双方明争暗斗的战场曾发生数次转移。起先，波斯和阿富汗西部是焦点。后来，重心移到了中亚三汗国（希瓦、布哈拉、浩罕）和阿富汗。
　　俄国人在中亚每前进一步，英国人也要前进一步。直到1905年俄国被日本击败并引发国内动乱，其在亚洲的进军才转入低潮，被迫与日本的盟友英国签订终结“大博弈”的《英俄协约》。
　　背后的历史复杂性
　　以上只是勾勒了“大博弈”最粗泛的概貌和最线性的逻辑。具体的史实要比这复杂、曲折得多。
　　首先，地缘政治逻辑和角逐印度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导着英俄对中亚的兴趣。俄国起初更多是为了建立安全国界。圣彼得堡只是想惩罚一下那些来去无踪、随意掳掠边境财富和人口的土库曼游牧民族以及劫杀俄国商队、贩卖俄国奴隶的中亚汗国暴君。后发现上述势力屡教不改，俄国倾向于相信征服中亚是更有效、更长久的办法。英国后来把印度边界向北扩张也有类似压力。
　　其次，“大博弈”的温度是缓慢上升且有起有伏的。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前虽有一些“反俄派”和“前进派”凭借亲身游历和著书立说大肆宣扬俄国的中亚阴谋，但政府并不为所动。即便后来英国加入了“大博弈”，内阁内部“前进派”和“无为派”之间、伦敦与印度总督之间、前方指挥官与后方首长之间也时有分歧，导致英国在中亚时而冒进、时而保守，向俄国和周边释放了诸多混乱信号。这一情况在俄国也有。
　　再次，“大博弈”是由无数个有血有肉、有信念有情感的人执行的。他们的动机则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动机能够解释得清的。比如，他们有的是为了崇高的国家利益，但更多则是抱有宗教使命感、探险渴望、戴罪立功、逃避不如意的生活等多重意志和想法。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