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有7条藏獒，它们可能不太听话……”
　　这是时福茂一次代表农民工维权时发生的一幕，用人单位将农民工和律师拒之门外，还进行人身威胁。
　　作为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15年来，时福茂代理了1300余件农民工维权案件，为农民工讨回工资、工伤赔偿金近亿元。类似的威胁恐吓他受过很多次，虽然现在说起来他都付之一笑，但当时确实是身处险境。
　　农民工辛苦挣钱不容易，要用好政策和法律为他们讨回血汗钱，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是时福茂的朴素信念，正如致诚律师事务所墙上的4个大字—为了正义。
　　因为坚信邪不压正，时福茂在为农民工讨薪维权的路上斗智斗勇，从不退缩。他也见证着15年间中国在治理农民工欠薪方面的变化。“2012年以前，农民工欠薪案特别多。这几年，在北京农民工讨薪的案子少了，尤其是群体性欠薪案件明显少了。”

从讨薪到维权

　　2019年12月25日，时福茂从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拿回一份裁决书，一名农民工与一家大型企业确认劳动关系，获赔8.2万元。
　　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大，但让时福茂感慨良多，“到现在，国家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政策那么多，但很多企业甚至大型企业，居然还不能执行。”

　　这个案件中的农民工王爱国在那家大型企业当厨师12年，但公司没有跟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他希望与公司确认劳动关系，并获得加班工资及未缴纳养老保险等相关赔偿。但企业方面称，与王爱国是劳务关系，并否认加班等事项。
　　在时福茂的帮助下，王爱国提交了居住证、工作证、体检报告、银行对账单、工资发放表等材料，证明双方是劳动关系，因此他获得了7.5万元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和7201元的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赔偿金。
　　让时福茂感到欣慰的是，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提升了。王爱国所做的并不是一般的“讨薪”，而是维护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等权益。
　　时福茂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几年，这类案子越来越多。2012年以前，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接到的案子中80%是讨薪，但近几年讨薪案件数量持续下降，只占中心所接案件的20%，大部分案件是农民工要求获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加班费、社会保险等。
　　据他估计，这些合法权益的维护今后将是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重要方面。这也得益于近年来出台的几部法律，如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11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等。
　　相关法律政策日益完善，但时福茂在为农民工维权的过程中发现，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十分薄弱，很多人不知道要签订劳动合同，也不知道要保存出勤、加班等证据，导致在维权过程中非常被动。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严格的劳动合同签订制度，但是，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还是不足40%。”时福茂说，他经常为农民工开展普法维权讲座，录制法援小课堂视频，希望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养，让他们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唤醒沉睡的法条

　　每到春节前夕，农民工讨薪事件便频繁出现，甚至会出现下跪讨薪、跳楼讨薪等极端事件。
　　“危险驾驶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在同一天入刑，但执行结果大不一样。”时福茂说，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法律效果，危险驾驶罪都远高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在他看来，农民工被恶意欠薪，跟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执行力量不够直接相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几个月才判一个，真的是拖欠工资的老板少吗？”
　　时福茂经历过这个罪名判定的曲折。2018年6月，北京大兴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范文龙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历时4年终获法院改判，被告人范文龙拒不支付工人劳动报酬95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
　　时福茂是这个案件中农民工的代理律师。2009年至2012年间，范文龙承接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10余项工程，随后将部分工程以书面或口头协议方式分包。
　　然而，在拿到工程款后范文龙逃匿，没有全部支付施工人员劳动报酬。2016年8月，法院以指控的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为由，一审判决范文龙无罪。同年9月，北京大兴区检察院以该案一审判决确有错误为由提出抗诉。
　　二审期间，案件承办人与民警一起驱车数百里调查取证。经过上下两级检法机关及时福茂的努力，大兴区法院最终对范文龙作出有罪判决。
　　虽然恶意欠薪已经入罪，但在时福茂代理的案件中，往往只有农民工在肉体上遭受严重伤害后，才能追究欠薪者的刑事责任。
　　2011年11月，来自河北的王春雷等6人在北京市昌平区向老板讨要被拖欠的3.5萬元工资时，被老板叫来的几个人打伤。后来，经当地公安机关介入，老板才支付了拖欠的工资，后来经过援助律师多次调解，受伤农民工才拿到赔偿款。
　　欠薪的老板为什么如此猖狂？时福茂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多一些老板因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而被定罪的案例，其他老板肯定会有所畏惧，“这就是杀一儆百的效果。”
　　1月7日，国务院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用法治手段治理欠薪顽疾，这让时福茂更有底气了，“恶意欠薪就是跟政府作对，跟法律作对。”

给农民工信心和力量

　　很多农民工维权案件非常复杂，涉及合同纠纷、用人单位变更等方方面面，艰苦的取证、漫长的诉讼、艰难的执行让很多农民工望而生畏。

　　“很多农民工不敢告老板，不敢打官司。”时福茂告诉记者，他们可能会去上访，或者寻求一些偏激的方式解决问题。
　　2019年8月，国家信访局启动了律师参与来访接待工作，时福茂是第一个到国家信访局参与接待工作的律师。
　　在他看来，参与来访接待，不仅需要有法律专业知识，还需要耐心倾听、解疑释惑，化解来访者的不满和心结。
　　“要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在接待农民工时，时福茂经常这样劝导。他非常清楚维权背后的艰辛，在办理农民工案件中，他经常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困难，很多次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但他还是会咬紧牙关，努力帮农民工们走出一条路来。
　　2005年的童工于浩案件，时福茂是代理律师。14岁的农村少年于浩到北京一家公司打工，左臂被机器绞断。案件从立案到终审获得多家媒体追踪报道，但鲜有人知道，终审判决之后执行异常艰难。用人企业人去楼空，连股东公司都已经成了空壳公司。
　　在这个案件中，时福茂留下了152次办案记录，其中98次是关于判决执行。
　　面对于浩父母一次又一次的哭诉，时福茂也很苦恼。于浩的父亲曾多次表示要上访，甚至说要去拦车喊冤，把事情闹大。
　　时福茂总是不厌其烦地劝导他要坚强起来，一再表示中心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最后，通过变卖设备、申请政府补贴等方式，于浩共获得73万元赔偿。
　　拿到赔偿款时，于浩的父亲拿出一把钱硬塞给时福茂，但时福茂拒绝了。
　　“援助律师不仅要提供免费法律帮助，更要给受援人信心和力量。”时福茂说。多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坚持的。
　　在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会议室里，两面墙上挂了400多面锦旗，写满了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感激。虽然从来不接受农民工的钱财谢礼，但这些朴实的感谢让时福茂充满动力，“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019年12月，時福茂获得司法部颁发的“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称号。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也被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评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贡献突出实施单位”。
　　连续获奖让时福茂备受鼓舞，他说今后将继续手持正义之剑，为农民工讨薪维权，对于他来说，这是选择，也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