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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受到阿尔及利亚当代著名女作家艾赫拉姆·穆斯苔阿妮米一部早期诗集的启发,其意在于:作为一种隐喻,借指当代阿拉伯知识女性敞开心扉、充分表达自我的写作实践。
在西方世界,阿拉伯女性写作可以说是个被关注的话题,这一点从为数不少的有关论著便可略见一斑。近年来比较成功的学术专著有《阿拉伯女性小说家:形成年代及其后》(Joseph T.Zeidan, Arab Women Novelists: The Formative Years and Beyo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敞开大门:一个世纪的阿拉伯女性主义写作》(Margot Bardan and Miriam Cooke ed., Opening the Gates: A Century of Arab Feminist Writing, Virago Press, 1990);《十字路口:阿拉伯女性小说中的性别、民族和共同体》(Lisa Suhair Majaj ed., Intersections: Gender, Nation, and Community in Arab Women’s Novel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等等。研究者或为纯粹的西方学者,或为中东裔人士。相比之下,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学术专著则属凤毛麟角,布赛娜·谢尔班博士的《阿拉伯女性小说百年:一八九九——一九九九》(贝鲁特文学书局一九九九年版)则为其中之翘楚。该书绪论即直言阿拉伯女性文学在阿拉伯文评界被边缘化的处境。因为在阿拉伯世界,无论女作家还是关注女性创作的女性评论家,都有可能被冠以“厌恶男人的女人”或“女人中的极端主义者”的骂名。作者从小说所应具备的要素考察,论证了阿拉伯文学史上首部小说实际出自女作家之手,即泽娜白·法瓦兹于一八九九年所创作的《花乡姑娘》(又名《善有善报》,比埃及男作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泽娜白》早十五年)。通过对反抗殖民时期、国家建设时期乃至战争时期女性文学的回顾与点评,布赛娜博士批驳了关于阿拉伯女作家视野狭小、思想简单的偏见,对“阿拉伯是否存在女性小说这一文类”的问题做出了有力回答。
与西方研究界对阿拉伯女性写作较关注的现象相匹配的,是西方文学消费市场对阿拉伯女性作品的相对青睐。在欧洲,阿拉伯文学市场总体清淡,除纳吉布·马哈福兹(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阿拉伯世界迄今唯一的该奖获得者)、阿多尼斯(长期旅居法国的现代派诗人)等少数人较受关注外,阿拉伯作家的作品发行量鲜有能超过一万册的。在极其重视中东地缘政治的美国,阿拉伯文学市场也一直呈现不温不火之势,个中缘由复杂,包括爱德华·萨义德在一九九○年发言时曾指出的美国书市对于阿拉伯文学的偏见,其根源在于美国人的主流意识中,总是将阿拉伯人具化为“穿着传统长袍、缺乏现代意识”的单一形象,所以似乎也不指望从他们的小说中读到些什么。在欧美市场阿拉伯文学不景气的总体形势下,阿拉伯女作家的作品却相对走俏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需求,譬如:英国的“加尼特阿拉伯女作家系列丛书”(the Garnett Arab Women’s Writers Series)就有稳定的编辑团队,定期翻译和出版阿拉伯女作家的作品;纽约雪城大学出版社(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的“翻译中的中东文学”系列也有关于阿拉伯女性作品的专门计划。
阿拉伯女性文学引来世界性关注有其内、外因素。从内因来说,现当代阿拉伯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从女性主义的维度考察,对现当代阿拉伯女作家而言,文学创作无疑是反抗男权中心主义、构建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的最佳途径。而控诉本民族文化的父权制和性别压迫,抒发对幸福爱情和婚姻的憧憬,又似乎是阿拉伯女性文学最为东西方读者所熟悉的主旋律。我国自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末,对阿拉伯女性文学作品的翻译屈指可数,而其中多数也与上述主题相关,如:旨在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妇女相互了解的《蓝袜子丛书》之阿拉伯卷中的《四分之一个丈夫》、《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阿拉伯、非洲卷》中的埃及著名女作家纳娃勒·赛阿黛薇的作品《一无所有的女人》、《她只能做一个女人》。应该说,书写爱情、婚姻、家庭和亲情作为一种传统的“私人话语”,为现代阿拉伯女作家走出“失语”状态,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一块坚实的阵地。但是,正如布赛娜·谢尔班博士所认为的,一个世纪以来,阿拉伯女性创作的领域实际上是丰富多姿的,在关注公共话题方面并不让于须眉。阿拉伯女作家在观照社会和政治的重大事件时,切入点与男性相比较为细微,这可能导致她们的创造力被小觑;然而,也正因为她们被社会政治边缘化而具备更加真切的眼光。一个突出的例子体现于战争题材上。在战乱频仍、冲突不断的阿拉伯世界,战争常常是当代作家们笔下经常涉及的话题。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巨大挫折,更引起阿拉伯知识分子对全民族命运的忧虑。以此为契机,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开始创作战争文学,并以星星之火促成燎原之势,形成了描写黎巴嫩内战的黎巴嫩女作家群、描写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巴勒斯坦女作家群,哈南·谢赫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其中篇小说《泽赫拉的故事》(一九八○,中译本收于《阿拉伯小说选集》第二卷)通过感情生活不幸的女主人公在战乱中因为找到所爱而重获社会归属感,最终又以死于爱人枪下这一更大的不幸而告终的故事,反映了民族内战的残酷,以及作者将追求女性身份认同与国家前途和社会命运相连的创作境界。
在文学创作的宏大叙事方面,当代阿拉伯女作家亦呈现巾帼不让须眉之势,艾赫拉姆·穆斯苔阿妮米就是一个典型。其代表作《肉体的记忆》(一九九三)表面上看是一个以抒情诗般的语言写成的爱情故事,却在缠绵细腻的笔调中写就了一部关于民族奋斗经历的严肃寓言,内容涉及阿尔及利亚的历史、战争、政治、宗教、文化、妇女问题以及阿以冲突等各个领域,由此一展阿拉伯女作家在宏大叙事方面的掌控能力,使评论界再也不能小觑她们的创造性。对此,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讲师安斯塔西娅·瓦拉索普罗斯在其所著的《当代阿拉伯女作家:语境中的文化表达》(Anstasia Valassopoulos, Contemporary Arab Women Writers: Cultural expression in context,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115,下文中凡引此书,简称为《文化表达》)中说道:“在我看来,《肉体的记忆》是阿拉伯女性写作的独特事例……它迫使读者对阿拉伯女性写作中的性别身份范式进行重新思考,无论这有多难。”
阿拉伯女性文学引来世界性关注,若撇开其本身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不论,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种现象,并剖析该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这种现象就是:在欧美图书市场,阿拉伯女性作品受欢迎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并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当代阿拉伯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而在于它是否因涉及面纱、守闺制、女性割礼、一夫多妻制、家庭暴力等内容而具备了“东方情调”;概言之,即是否反映了西方人眼中伊斯兰社会的妇女境况。二○○九年初,英国的《每日邮报》曾报道了也门一个女童八岁奉父命出嫁后受尽丈夫虐待的悲惨经历。在法院帮助下重获自由身的她写了题为《我,诺瓦德,十岁,离了婚》的自传,并亲赴巴黎推广新书。《每日邮报》还预计这本自传将成为畅销书,因为英国的出版商都在排队争取其版权。据我国媒体转载,这位女孩的经历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等人都提到过她的悲惨遭遇。从这则消息不难推断西方出版界在一个尚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女童撰写自传前后可能给予的帮助。从以上现象也不难理解一些出版社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预期而可能采取的翻译和出版策略。
那么,西方受众对阿拉伯女性写作的这种阅读预期完全是出自一种“东方主义”的偏见吗?答案若是肯定的,则会陷入本质主义的另一误区。这也是《文明和它的敌人》(Civilization and Its Enemies)一书的作者李·哈里斯(Lee Harris)称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种诡辩术时所陈述的理由:“《东方学》建立在一个令人惊异的前提之上,即西方想象东方生活方式的种种尝试是错误的,因为西方的想象方式常常与东方的真实情形相左,所以呈现的是被扭曲的东方画面。”(Orientalism as Racism,http://www.techcentralstation.com/040804C.html)当然,谈论《东方学》的是非功过并非本文之意。这里要说的,是深得萨义德所论“东方学是一种政治知识和权力话语”之精髓的埃及裔美国女学者莱伊拉·艾哈迈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西方关于穆斯林妇女的研究承继了历史(指殖民主义霸权话语体系)的衣钵,使女性主义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和共谋者;因此,关于中东妇女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和偏见(参见Leila Ahmad, 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Historical Roots of a Modern Deb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p.245—246)。以斯皮瓦克和莫汉蒂挂帅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则认为:西方女性主义一厢情愿地将女性假定为利益和愿望相同的“铁板一块”,而不论其阶级、种族的具体差别,在再现“他者”(包括阿拉伯妇女在内的第三世界女性)时,会有意识地将其读作“愚昧、贫困、无知、受传统束缚、笃信宗教、忙于家务、以家庭为指向、受迫害的等等”(莫汉蒂语),因此需要“西方式”的彻底解放。在如此语境下形成的关于“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如果能够从“他者”自身得到佐证,当然是极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西方受众希望从阿拉伯女性作品中读到反映伊斯兰社会落后面的政治—文化因素。
莱伊拉·艾哈迈德认为,阿拉伯穆斯林妇女需要拒绝任何文化或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就如同西方妇女尝试达到的目标,但这与声称她们需要采纳西方生活习俗是两回事。在批判殖民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共谋的同时,她呼吁穆斯林女性形成一种“警省的、对自身的历史和政治处境有深刻意识的女性主义,以免不自觉地成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者”(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Historical Roots of a Modern Debate,p.247)。莱伊拉·艾哈迈德意指的“女性主义”,实则“后殖民女性主义”,或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对此,近年来在相关领域有所建树的瓦拉索普罗斯在《文化表达》中亦明确表示,后殖民女性主义之于当代阿拉伯女性文学,无论在写作策略还是阅读策略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瓦拉索普罗斯在书中专辟一章探讨了当代埃及女作家纳娃勒·赛阿黛薇的早期小说。她认为,谈及后殖民女性主义,赛阿黛薇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赛阿黛薇堪称二十世纪以来阿拉伯最多产的女作家,迄今共创作了近六十部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论著、游记、回忆录和自传等;她几乎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当代阿拉伯女作家,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十几种东西方语言。在美国学院界,赛阿黛薇则被描述为阿拉伯作家的杰出代表,对于其作品的研读成为大学中第三世界文学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研究、多元文化研究乃至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常设课程。然而,在阿拉伯世界,赛阿黛薇却是一位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她的书常遭到被下架或被禁止发行的命运。政府对她很头疼,是因为其犀利的文笔和激进的左派言论;传统势力因其倡导妇女解放的大胆作为,认为她藐视社会道德准则和习俗;文学界、评论界乃至许多女性同行们也不买她的账,觉得她写的小说与阿拉伯女作家的真实创作水准尚有距离,她在西方的走红,更多的是投西方读者所好的结果。
赛阿黛薇的成名作是她的中篇小说《冰点女人》(一九七九,中译本名为《一无所有的女人》),以一位杀死嫖客的妓女为原型写成。作者有意将种种苦难集中于女主人公身上,通过叙述她奇特而悲惨的命运来揭示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该小说几乎是她的处女作,无论从当今女性文学取得的成就出发,还是与她的后期小说相比,确有许多待斟酌之处,如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和过于典型性。阿拉伯文评界对赛阿黛薇的微词也许与这部小说一直被外界视为阿拉伯女性小说之典范有关。其实,赛阿黛薇最先引起西方注意的作品并非小说,而是非虚构性的《阿拉伯妇女裸露的面庞》(一九七七)。当时,医生出身的赛阿黛薇活跃于联合国“国际妇女十年”的世界讲坛上,希望通过演讲引发与会者对非洲和阿拉伯妇女问题的真实关注,“裸露的面庞”正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追求和对阿拉伯妇女未来的期待。但是,书译成英文后被改名为《黑夜中隐藏的面庞:阿拉伯世界的妇女》。“裸露”变成“隐藏”,以提示读者本书的内容是来自“面纱后的一瞥”;“黑夜”的字眼则进一步加强了其神秘性。此外,该书英文版删掉了“阿拉伯妇女与社会主义”等章节,还删掉了诸如此类的句子:“重要的是阿拉伯妇女不应觉得自己低于西方妇女,或者认为阿拉伯传统和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压迫妇女。”(Amal Amirah, Framing Nawal El Saadawi: Arab Feminism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Signs, Autumn 2000)总之,种种举措皆与“为加强妇女公平和民主而奋战的孤胆斗士”的称号相吻合,而抹去其社会主义倾向和为民族文化传统辩护的内在意识。
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国内不讨好、在西方被曲解(有意或无意的)的处境,赛阿黛薇虽然无奈,但也坦然。她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或者主义,她在不断的斗争中调整自己的写作,努力寻找自己的“第三空间”,适应着东西方对她的阅读。
瓦拉索普罗斯在书中引用学者艾玛勒·阿米拉(Amal Amirah)的观点:“我同意赛阿黛薇在西方受欢迎是因为其作品与西方偏见有所契合。但我不认为该事实可以用来抹杀她的成就。在作品的被接受方面,当代阿拉伯女作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其背后是历史因素。”(《文化表达》,23页)她认为,在对赛阿黛薇的认知上,西方和阿拉伯存在很大的距离,为了修正这一距离,摆脱沉默,必须采取一种非传统的方法论来解读赛阿黛薇等阿拉伯女作家们的性别政治和身份表达,这就是后殖民女性主义。
在减少隔阂,促进沟通方面,还活跃着另一股力量,即日益形成气候的阿拉伯跨文化女作家群。她们常年定居海外,直接用英、法等西方语言写作,在文化的交叉路口和语言的边界,穿越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压力勇敢地表达自我,通过题材广泛的创作,直接促使西方转移注意力,更多地重视作品中所透视的宏大主题,由此拓展阿拉伯女性文学被外界阅读和接受的意义。著名者如阿尔及利亚裔的阿西娅·杰巴尔、埃及裔的艾赫达芙·苏维夫、约旦裔的法蒂娅·法基尔、巴勒斯坦裔的苏海勒·哈马德、伊拉克裔的阿里娅·马姆杜哈。她们的努力正日益获得国际文坛的认可,如阿西娅·杰巴尔是历史悠久的法兰西学术院四十名终身院士之一,并不止一次地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她们对女性自我及主体的建构与追求,也日益得到阿拉伯同胞的关注。
鉴于此,我国读者应当更客观地了解和看待当代阿拉伯女性文学,避免盲目以他人的好恶为风向标。
在西方世界,阿拉伯女性写作可以说是个被关注的话题,这一点从为数不少的有关论著便可略见一斑。近年来比较成功的学术专著有《阿拉伯女性小说家:形成年代及其后》(Joseph T.Zeidan, Arab Women Novelists: The Formative Years and Beyo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敞开大门:一个世纪的阿拉伯女性主义写作》(Margot Bardan and Miriam Cooke ed., Opening the Gates: A Century of Arab Feminist Writing, Virago Press, 1990);《十字路口:阿拉伯女性小说中的性别、民族和共同体》(Lisa Suhair Majaj ed., Intersections: Gender, Nation, and Community in Arab Women’s Novel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等等。研究者或为纯粹的西方学者,或为中东裔人士。相比之下,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学术专著则属凤毛麟角,布赛娜·谢尔班博士的《阿拉伯女性小说百年:一八九九——一九九九》(贝鲁特文学书局一九九九年版)则为其中之翘楚。该书绪论即直言阿拉伯女性文学在阿拉伯文评界被边缘化的处境。因为在阿拉伯世界,无论女作家还是关注女性创作的女性评论家,都有可能被冠以“厌恶男人的女人”或“女人中的极端主义者”的骂名。作者从小说所应具备的要素考察,论证了阿拉伯文学史上首部小说实际出自女作家之手,即泽娜白·法瓦兹于一八九九年所创作的《花乡姑娘》(又名《善有善报》,比埃及男作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泽娜白》早十五年)。通过对反抗殖民时期、国家建设时期乃至战争时期女性文学的回顾与点评,布赛娜博士批驳了关于阿拉伯女作家视野狭小、思想简单的偏见,对“阿拉伯是否存在女性小说这一文类”的问题做出了有力回答。
与西方研究界对阿拉伯女性写作较关注的现象相匹配的,是西方文学消费市场对阿拉伯女性作品的相对青睐。在欧洲,阿拉伯文学市场总体清淡,除纳吉布·马哈福兹(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阿拉伯世界迄今唯一的该奖获得者)、阿多尼斯(长期旅居法国的现代派诗人)等少数人较受关注外,阿拉伯作家的作品发行量鲜有能超过一万册的。在极其重视中东地缘政治的美国,阿拉伯文学市场也一直呈现不温不火之势,个中缘由复杂,包括爱德华·萨义德在一九九○年发言时曾指出的美国书市对于阿拉伯文学的偏见,其根源在于美国人的主流意识中,总是将阿拉伯人具化为“穿着传统长袍、缺乏现代意识”的单一形象,所以似乎也不指望从他们的小说中读到些什么。在欧美市场阿拉伯文学不景气的总体形势下,阿拉伯女作家的作品却相对走俏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需求,譬如:英国的“加尼特阿拉伯女作家系列丛书”(the Garnett Arab Women’s Writers Series)就有稳定的编辑团队,定期翻译和出版阿拉伯女作家的作品;纽约雪城大学出版社(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的“翻译中的中东文学”系列也有关于阿拉伯女性作品的专门计划。
阿拉伯女性文学引来世界性关注有其内、外因素。从内因来说,现当代阿拉伯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从女性主义的维度考察,对现当代阿拉伯女作家而言,文学创作无疑是反抗男权中心主义、构建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的最佳途径。而控诉本民族文化的父权制和性别压迫,抒发对幸福爱情和婚姻的憧憬,又似乎是阿拉伯女性文学最为东西方读者所熟悉的主旋律。我国自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末,对阿拉伯女性文学作品的翻译屈指可数,而其中多数也与上述主题相关,如:旨在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妇女相互了解的《蓝袜子丛书》之阿拉伯卷中的《四分之一个丈夫》、《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阿拉伯、非洲卷》中的埃及著名女作家纳娃勒·赛阿黛薇的作品《一无所有的女人》、《她只能做一个女人》。应该说,书写爱情、婚姻、家庭和亲情作为一种传统的“私人话语”,为现代阿拉伯女作家走出“失语”状态,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一块坚实的阵地。但是,正如布赛娜·谢尔班博士所认为的,一个世纪以来,阿拉伯女性创作的领域实际上是丰富多姿的,在关注公共话题方面并不让于须眉。阿拉伯女作家在观照社会和政治的重大事件时,切入点与男性相比较为细微,这可能导致她们的创造力被小觑;然而,也正因为她们被社会政治边缘化而具备更加真切的眼光。一个突出的例子体现于战争题材上。在战乱频仍、冲突不断的阿拉伯世界,战争常常是当代作家们笔下经常涉及的话题。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巨大挫折,更引起阿拉伯知识分子对全民族命运的忧虑。以此为契机,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开始创作战争文学,并以星星之火促成燎原之势,形成了描写黎巴嫩内战的黎巴嫩女作家群、描写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巴勒斯坦女作家群,哈南·谢赫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其中篇小说《泽赫拉的故事》(一九八○,中译本收于《阿拉伯小说选集》第二卷)通过感情生活不幸的女主人公在战乱中因为找到所爱而重获社会归属感,最终又以死于爱人枪下这一更大的不幸而告终的故事,反映了民族内战的残酷,以及作者将追求女性身份认同与国家前途和社会命运相连的创作境界。
在文学创作的宏大叙事方面,当代阿拉伯女作家亦呈现巾帼不让须眉之势,艾赫拉姆·穆斯苔阿妮米就是一个典型。其代表作《肉体的记忆》(一九九三)表面上看是一个以抒情诗般的语言写成的爱情故事,却在缠绵细腻的笔调中写就了一部关于民族奋斗经历的严肃寓言,内容涉及阿尔及利亚的历史、战争、政治、宗教、文化、妇女问题以及阿以冲突等各个领域,由此一展阿拉伯女作家在宏大叙事方面的掌控能力,使评论界再也不能小觑她们的创造性。对此,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讲师安斯塔西娅·瓦拉索普罗斯在其所著的《当代阿拉伯女作家:语境中的文化表达》(Anstasia Valassopoulos, Contemporary Arab Women Writers: Cultural expression in context,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115,下文中凡引此书,简称为《文化表达》)中说道:“在我看来,《肉体的记忆》是阿拉伯女性写作的独特事例……它迫使读者对阿拉伯女性写作中的性别身份范式进行重新思考,无论这有多难。”
阿拉伯女性文学引来世界性关注,若撇开其本身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不论,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种现象,并剖析该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这种现象就是:在欧美图书市场,阿拉伯女性作品受欢迎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并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当代阿拉伯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而在于它是否因涉及面纱、守闺制、女性割礼、一夫多妻制、家庭暴力等内容而具备了“东方情调”;概言之,即是否反映了西方人眼中伊斯兰社会的妇女境况。二○○九年初,英国的《每日邮报》曾报道了也门一个女童八岁奉父命出嫁后受尽丈夫虐待的悲惨经历。在法院帮助下重获自由身的她写了题为《我,诺瓦德,十岁,离了婚》的自传,并亲赴巴黎推广新书。《每日邮报》还预计这本自传将成为畅销书,因为英国的出版商都在排队争取其版权。据我国媒体转载,这位女孩的经历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等人都提到过她的悲惨遭遇。从这则消息不难推断西方出版界在一个尚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女童撰写自传前后可能给予的帮助。从以上现象也不难理解一些出版社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预期而可能采取的翻译和出版策略。
那么,西方受众对阿拉伯女性写作的这种阅读预期完全是出自一种“东方主义”的偏见吗?答案若是肯定的,则会陷入本质主义的另一误区。这也是《文明和它的敌人》(Civilization and Its Enemies)一书的作者李·哈里斯(Lee Harris)称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种诡辩术时所陈述的理由:“《东方学》建立在一个令人惊异的前提之上,即西方想象东方生活方式的种种尝试是错误的,因为西方的想象方式常常与东方的真实情形相左,所以呈现的是被扭曲的东方画面。”(Orientalism as Racism,http://www.techcentralstation.com/040804C.html)当然,谈论《东方学》的是非功过并非本文之意。这里要说的,是深得萨义德所论“东方学是一种政治知识和权力话语”之精髓的埃及裔美国女学者莱伊拉·艾哈迈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西方关于穆斯林妇女的研究承继了历史(指殖民主义霸权话语体系)的衣钵,使女性主义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和共谋者;因此,关于中东妇女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和偏见(参见Leila Ahmad, 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Historical Roots of a Modern Deb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p.245—246)。以斯皮瓦克和莫汉蒂挂帅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则认为:西方女性主义一厢情愿地将女性假定为利益和愿望相同的“铁板一块”,而不论其阶级、种族的具体差别,在再现“他者”(包括阿拉伯妇女在内的第三世界女性)时,会有意识地将其读作“愚昧、贫困、无知、受传统束缚、笃信宗教、忙于家务、以家庭为指向、受迫害的等等”(莫汉蒂语),因此需要“西方式”的彻底解放。在如此语境下形成的关于“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如果能够从“他者”自身得到佐证,当然是极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西方受众希望从阿拉伯女性作品中读到反映伊斯兰社会落后面的政治—文化因素。
莱伊拉·艾哈迈德认为,阿拉伯穆斯林妇女需要拒绝任何文化或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就如同西方妇女尝试达到的目标,但这与声称她们需要采纳西方生活习俗是两回事。在批判殖民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共谋的同时,她呼吁穆斯林女性形成一种“警省的、对自身的历史和政治处境有深刻意识的女性主义,以免不自觉地成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者”(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Historical Roots of a Modern Debate,p.247)。莱伊拉·艾哈迈德意指的“女性主义”,实则“后殖民女性主义”,或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对此,近年来在相关领域有所建树的瓦拉索普罗斯在《文化表达》中亦明确表示,后殖民女性主义之于当代阿拉伯女性文学,无论在写作策略还是阅读策略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瓦拉索普罗斯在书中专辟一章探讨了当代埃及女作家纳娃勒·赛阿黛薇的早期小说。她认为,谈及后殖民女性主义,赛阿黛薇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赛阿黛薇堪称二十世纪以来阿拉伯最多产的女作家,迄今共创作了近六十部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论著、游记、回忆录和自传等;她几乎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当代阿拉伯女作家,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十几种东西方语言。在美国学院界,赛阿黛薇则被描述为阿拉伯作家的杰出代表,对于其作品的研读成为大学中第三世界文学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研究、多元文化研究乃至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常设课程。然而,在阿拉伯世界,赛阿黛薇却是一位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她的书常遭到被下架或被禁止发行的命运。政府对她很头疼,是因为其犀利的文笔和激进的左派言论;传统势力因其倡导妇女解放的大胆作为,认为她藐视社会道德准则和习俗;文学界、评论界乃至许多女性同行们也不买她的账,觉得她写的小说与阿拉伯女作家的真实创作水准尚有距离,她在西方的走红,更多的是投西方读者所好的结果。
赛阿黛薇的成名作是她的中篇小说《冰点女人》(一九七九,中译本名为《一无所有的女人》),以一位杀死嫖客的妓女为原型写成。作者有意将种种苦难集中于女主人公身上,通过叙述她奇特而悲惨的命运来揭示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该小说几乎是她的处女作,无论从当今女性文学取得的成就出发,还是与她的后期小说相比,确有许多待斟酌之处,如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和过于典型性。阿拉伯文评界对赛阿黛薇的微词也许与这部小说一直被外界视为阿拉伯女性小说之典范有关。其实,赛阿黛薇最先引起西方注意的作品并非小说,而是非虚构性的《阿拉伯妇女裸露的面庞》(一九七七)。当时,医生出身的赛阿黛薇活跃于联合国“国际妇女十年”的世界讲坛上,希望通过演讲引发与会者对非洲和阿拉伯妇女问题的真实关注,“裸露的面庞”正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追求和对阿拉伯妇女未来的期待。但是,书译成英文后被改名为《黑夜中隐藏的面庞:阿拉伯世界的妇女》。“裸露”变成“隐藏”,以提示读者本书的内容是来自“面纱后的一瞥”;“黑夜”的字眼则进一步加强了其神秘性。此外,该书英文版删掉了“阿拉伯妇女与社会主义”等章节,还删掉了诸如此类的句子:“重要的是阿拉伯妇女不应觉得自己低于西方妇女,或者认为阿拉伯传统和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压迫妇女。”(Amal Amirah, Framing Nawal El Saadawi: Arab Feminism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Signs, Autumn 2000)总之,种种举措皆与“为加强妇女公平和民主而奋战的孤胆斗士”的称号相吻合,而抹去其社会主义倾向和为民族文化传统辩护的内在意识。
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国内不讨好、在西方被曲解(有意或无意的)的处境,赛阿黛薇虽然无奈,但也坦然。她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或者主义,她在不断的斗争中调整自己的写作,努力寻找自己的“第三空间”,适应着东西方对她的阅读。
瓦拉索普罗斯在书中引用学者艾玛勒·阿米拉(Amal Amirah)的观点:“我同意赛阿黛薇在西方受欢迎是因为其作品与西方偏见有所契合。但我不认为该事实可以用来抹杀她的成就。在作品的被接受方面,当代阿拉伯女作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其背后是历史因素。”(《文化表达》,23页)她认为,在对赛阿黛薇的认知上,西方和阿拉伯存在很大的距离,为了修正这一距离,摆脱沉默,必须采取一种非传统的方法论来解读赛阿黛薇等阿拉伯女作家们的性别政治和身份表达,这就是后殖民女性主义。
在减少隔阂,促进沟通方面,还活跃着另一股力量,即日益形成气候的阿拉伯跨文化女作家群。她们常年定居海外,直接用英、法等西方语言写作,在文化的交叉路口和语言的边界,穿越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压力勇敢地表达自我,通过题材广泛的创作,直接促使西方转移注意力,更多地重视作品中所透视的宏大主题,由此拓展阿拉伯女性文学被外界阅读和接受的意义。著名者如阿尔及利亚裔的阿西娅·杰巴尔、埃及裔的艾赫达芙·苏维夫、约旦裔的法蒂娅·法基尔、巴勒斯坦裔的苏海勒·哈马德、伊拉克裔的阿里娅·马姆杜哈。她们的努力正日益获得国际文坛的认可,如阿西娅·杰巴尔是历史悠久的法兰西学术院四十名终身院士之一,并不止一次地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她们对女性自我及主体的建构与追求,也日益得到阿拉伯同胞的关注。
鉴于此,我国读者应当更客观地了解和看待当代阿拉伯女性文学,避免盲目以他人的好恶为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