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战初期鼓吹“和平”，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越南河内，参与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征服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是彻底地屈服投降。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在杜月笙及其大弟子万墨林的秘密协助下乘船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公开披露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从而以第一手的铁证擦亮了中国军民的眼睛，激励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并不是充当主角的高宗武、陶希圣，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
　　
　　家中的人把她看贱了
　　湖北黄冈的万家，是个耕读世家，从明代开始就人才辈出。1902年，万冰如出生在这个当地的名门之中，民国名将万耀煌是她的族兄。万冰如虽然没有进学堂读过书，父亲万信民却一直鼓励她与姐妹们在操持家务之余诵读诗书。她因此擅长诗词，每遇大事往往出口成章。16岁时，万冰如嫁给世代联姻的同县陶家公子陶希圣。这年，陶希圣19岁，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一年级。
　　据陶希圣晚年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回忆，万冰如嫁入陶家后3年连生两女，引起家人嫌恶。“家中的人把她看贱了，并且估量她不再生男儿。这年暑假，我回到家乡，就是她生第二女琴薰的时候。家中的人冷视产妇，并虐待她的长女骊珠。”1922年，骊珠染病后因为得不到救治而夭亡。同一年，陶希圣毕业，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在随后的岁月里，万冰如倒是依次为陶家生育了泰来、福来、恒生、晋生、范生、龙生共6个儿子。
　　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陶希圣受聘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在那里，他见到了当时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并深受其赏识。1928年，陶希圣脱离国民党武汉政府到上海卖文教书，万冰如带着儿女陪他度过了一段穷困潦倒的日子。
　　1937年7月17日，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的陶希圣，与胡适、梅贻琦等教育界名流一同出席“牯岭茶话会”，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布“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抗战决心。会后，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主要从事国际宣传工作。武汉失守后，备受打击的陶希圣开始和旧识汪精卫越走越近。
　　1939年8月28日至29日，日本扶持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指定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国民政府为此发布通缉令，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而陶希圣的名字却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致使汪精卫及日本人对他大为猜疑。同时，在中日双方所谓的“和平”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的抵制态度，更把自身置于危险境地。
　　
　　“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1939年10月20日，陶希圣在写给女儿琴薰的家信中表示：“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誉地位，是我自己从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为什么我要让它们埋没在污泥中，自寻毁灭？”
　　11月12日，陶希圣又在家信中写道：“你们欲来沪，极为安慰欢忻。我月底以后，个人生活恐有大变动，然此变动全合乎你们之心意，故你们之来，不但可坚定我心，且可从中帮忙。”
　　万冰如从信中判断，陶希圣已有脱离上海的打算。11月25日，她果断决定，带着5个儿女前往上海。用陶琴薰在《我家脱险的前后》一文中的话说，“我们便决定将全家大小6口性命搬到上海换父亲出来。”
　　万冰如抵达上海后，立即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为住在愚园路汪公馆里形同软禁的陶希圣提供了搬出汪公馆的合理借口。12月26日，中日谈判结束，双方决定于30日正式签字。陶希圣当晚回到家里，万冰如警告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陶希圣第二天称病不起，躲过了签字仪式。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在杜月笙、万墨林的秘密安排下逃离上海，兩天后抵达香港。他们乘坐的轮船离开吴淞口后，陶希圣从船上发一电报向万冰如报平安。万冰如随即按照事先约定，把陶希圣留给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信件分发出去。1月12日，已经购买13日船票准备带领5名子女冒险离开的万冰如，得知自己和家人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只好请求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见面。关于这次会见，万冰如在晚年自述中是这样介绍的：
　　汪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上海吗？”
　　我答：“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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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道：“事不宜迟，我自己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他返身上楼，拿2000元送给我。
　　汪夫人问：“你怎样去法？”
　　我答：“带两个小孩一同去。3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
　　这一下子陈璧君也放心，她说道：“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我起身告辞，汪氏夫妇送我到大门口。
　　
　　说做就做，说走就走
　　1月13日，万冰如带着晋生、范生，由高宗武的学生曾资生陪同，到码头搭船，留下来充当人质的3个大孩子琴薰、泰来、恒生到码头相送。18岁的琴薰站在码头大哭，万冰如在船上扶着栏杆对哭。
　　万冰如抵达香港后，陶希圣立刻发电报给汪精卫，告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此时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已奉蒋介石命令由重庆飞抵香港，准备公开揭露日本与汪伪的谈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迫在眉睫的是如何救出依然滞留上海的家眷。陶希圣与杜月笙商议，派曾资生潜回上海与万墨林秘密联络。后经万墨林周密安排，陶家3兄妹与曾资生从汪政府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就在陶家兄妹登上轮船的同一天，由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连同《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在香港《大公报》及国内各大报刊公开见报。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更是失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1942年4月7日，正患脑病的陶希圣给女儿陶琴薰写信，信中谈到妻子万冰如：“历年来为我之大波折，汝母迄无一时不在苦境。余病几死，险几死，而全仗其支持。”
　　4月19日，陶希圣在另一封给女儿的信中再次盛赞了自己的妻子：“汝母虽未受学校教育，然决非如汝等所想象之乡下旧式女人。盖学识之来源在社会而不在于课本。我一向优柔寡断，汝母则坚决矫捷，说做就做，说走就走。每当困难之大关大节临头，汝母常能立即决断。汝必以此锻炼自身，使成为健全之人。”
　　1975年9月2日，万冰如在台北中心诊所去世，享年73岁。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病逝，享年90岁。临终前，他在写给儿子陶恒生的信中表白说：“90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