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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主题相同而结论迥然不同的两本书,内容都是论述国民党政权在南京建立后十年间的历史。薛光前编的《艰苦建国的十年》说:国民政府十年“艰苦奋斗”,“功勋卓绝”,乃能支持抗日战争八年之久。另一本易劳逸编的《夭折的革命》说:国民革命原希望建立起新型有效的政治制度,恢复国家的统一、民族繁荣和人民安定,结果却因政府腐化、农村凋敝、内争纷存而告失败。
这样说来,仿佛历史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了。其实拿这两本书对比起来读,真理就显得清楚了。
一九二七——一一九三七的十年之间,国民党政府在政府机构、金融财政、铁路交通、教育制度等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这就是薛光前编辑的论文集的内容。论文的撰写人,在解放前都曾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不大不小的官职,例如一九三八——一九四三年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的张嘉,多次任经济部次长的何廉,最高国防委员会参事浦薛凤,乡建会主席沈宗瀚;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府中的美籍顾问,如长期充任财政部顾问的扬格(ArthurN.Young),农业经济顾问卜克(JohnLossingBuck)。
他们的经历决定了他们的论述的前提:说明国民党政府在这十年之间“艰苦卓绝”的“功绩”。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亲自处理过一些有关事务,所论述的数据和介绍的实际情况还不失为有用的资料。全书共九章,分别论述了外交关系、政治机构、财政改革、货币银行、农业经济、农业改革、经济政策、铁路建设、教育制度九个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题目,有一篇中心的论文,接着附有一篇或两篇补充性论文,间或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表面上各抒所见,实际是加强和补充了中心论文的主要观点。这也是一种编辑的“技巧”。
这几篇中心论文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国民党政府经过一九二七——一一九三七年的“艰苦建国”,成就卓著,要不是内忧外患,特别是日本的侵入,那国家必将团结统一,繁荣富强,似乎不在话下。
读历史的人每每好“追根问底”。国民党政府既是如此的“艰苦卓绝”,那何以十年之间,每况愈下,腐化愈演愈烈?又例如,何以日本侵入不到半年,南京失守,迁出武汉,东南半壁江山丢给了日本侵略者?
薛光前先生编著的这本书,恰如马克思所说的:“半是挽歌,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这本文集,即使并非意在辩护,也不过是解嘲而已。
从另一角度索探国民党政府建立初期十年间的种种,试加剖析的是易劳逸的《夭折的革命》。作者是我国民国时期历史学的专家,出版了几本有关的著作。作者在这本书里,论述了“国民革命”原先意图建立起一个新生的有效率的政治制度,恢复中国的统一、民族的繁荣、人民的安定。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民生凋敝,内哄纷陈。易劳逸从如下的六个方面进行论述:革命的失败,蓝衣社和法西斯主义、闽变、民主与独裁,南京政府和经济状况、抗战前夕、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道德观。这几个问题并无直接联系,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二章:蓝衣社和法西斯主义;第四章:民主与独裁。
国民党政府也标榜“民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讲的“民主”,从其理论和实践来说,已与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宣扬的民主迥然有异了。国民党政府以“训政时期”为借口,力图延长和巩固独裁制度。当时在欧洲盛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德、意的“寡头政治”同党卫队、褐衫社这种凶残的组织横行一时,国民党政府的蓝衣社,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对国民党政府成立初期的十年间所受到来自德意法西斯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点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易劳逸的这本《夭折的革命》,远不是一部系统的著作,恰如作者自己说的那样:“在这本著作中提出的问题,远比所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这确实还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而且还是具有特殊困难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
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这几年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占了民国时期(一九一一——一九四九)的一大半。研究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更显著了。
(H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tisls Rule,1927—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389p;Paul K.T.ShihTheSrenu-ous Decade:China Na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St.John’sUniversity Press,1970 385p.)
这样说来,仿佛历史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了。其实拿这两本书对比起来读,真理就显得清楚了。
一九二七——一一九三七的十年之间,国民党政府在政府机构、金融财政、铁路交通、教育制度等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这就是薛光前编辑的论文集的内容。论文的撰写人,在解放前都曾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不大不小的官职,例如一九三八——一九四三年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的张嘉
他们的经历决定了他们的论述的前提:说明国民党政府在这十年之间“艰苦卓绝”的“功绩”。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亲自处理过一些有关事务,所论述的数据和介绍的实际情况还不失为有用的资料。全书共九章,分别论述了外交关系、政治机构、财政改革、货币银行、农业经济、农业改革、经济政策、铁路建设、教育制度九个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题目,有一篇中心的论文,接着附有一篇或两篇补充性论文,间或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表面上各抒所见,实际是加强和补充了中心论文的主要观点。这也是一种编辑的“技巧”。
这几篇中心论文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国民党政府经过一九二七——一一九三七年的“艰苦建国”,成就卓著,要不是内忧外患,特别是日本的侵入,那国家必将团结统一,繁荣富强,似乎不在话下。
读历史的人每每好“追根问底”。国民党政府既是如此的“艰苦卓绝”,那何以十年之间,每况愈下,腐化愈演愈烈?又例如,何以日本侵入不到半年,南京失守,迁出武汉,东南半壁江山丢给了日本侵略者?
薛光前先生编著的这本书,恰如马克思所说的:“半是挽歌,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这本文集,即使并非意在辩护,也不过是解嘲而已。
从另一角度索探国民党政府建立初期十年间的种种,试加剖析的是易劳逸的《夭折的革命》。作者是我国民国时期历史学的专家,出版了几本有关的著作。作者在这本书里,论述了“国民革命”原先意图建立起一个新生的有效率的政治制度,恢复中国的统一、民族的繁荣、人民的安定。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民生凋敝,内哄纷陈。易劳逸从如下的六个方面进行论述:革命的失败,蓝衣社和法西斯主义、闽变、民主与独裁,南京政府和经济状况、抗战前夕、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道德观。这几个问题并无直接联系,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二章:蓝衣社和法西斯主义;第四章:民主与独裁。
国民党政府也标榜“民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讲的“民主”,从其理论和实践来说,已与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宣扬的民主迥然有异了。国民党政府以“训政时期”为借口,力图延长和巩固独裁制度。当时在欧洲盛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德、意的“寡头政治”同党卫队、褐衫社这种凶残的组织横行一时,国民党政府的蓝衣社,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对国民党政府成立初期的十年间所受到来自德意法西斯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点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易劳逸的这本《夭折的革命》,远不是一部系统的著作,恰如作者自己说的那样:“在这本著作中提出的问题,远比所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这确实还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而且还是具有特殊困难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
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这几年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占了民国时期(一九一一——一九四九)的一大半。研究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更显著了。
(H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tisls Rule,1927—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389p;Paul K.T.ShihTheSrenu-ous Decade:China Na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St.John’sUniversity Press,1970 38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