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在《平生六记》一书中，两次用了“可耻”二字，均与自己有关。一次是1952年4月，当时他正以《南方日报》社长的身份在广东浮云县搞土改，突然被紧急召回参加报社的“三反”运动。此时的报社，已成了“老虎”的“重灾区”，副社长杨奇等七八人被打成贪污的“大老虎”，并关进了“老虎洞”。对此，有着延安“抢救运动”、“晋西土改”等经历的他，凭经验判断，“这些全是假的”。一天，曾社长来到“老虎洞”口，在一间大房间门口看了一下便离开了。60多年后他忆及此事，仍极度自责：“我应该也可以进去看望他们一下，并讲几句请他们不必担心，一切都会按照事实处理的话。但是我没有，至今我还为此事感到十分可耻。”
　　另一次是1964年。这年曾彦修以“戴罪之身”参加了上海群众印刷厂的“四清”运动。一位叫朱某的成了清查对象。当时朱某头上戴着“现行反革命”和“反动资本家”两顶帽子，经曾老多方调查，认真取证，证明此人不但不是什么“现行反革命”和“反动资本家”，反而是对我党有功者，“原来是一个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人”。之前，因有这两顶帽子，朱某一直被监督劳动，60多岁了还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他的妻子则是一个胆小怕事的老年女工，“长期不被人当人”。“四清”开始后，她更加惶恐，“像老鼠一样地活着，对周围的人都像怕猫一样地害怕”。而曾彦修却对她一视同仁，以人待之。曾老晚年表明心迹：“我不能为了表示我的‘立场’坚定就动不动去训她。这样做，我觉得是可耻的。”
　　这两段“可耻”之谈，震撼人的心灵，窃以为正反映了曾老的“可耻观”，核心是人性与良知，但具体说来，又可分为两点。其一，人在危难之时，不能落井下石，而要伸出援手。杨奇是一位老报人、“老革命”，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而打他们几个人为“老虎”的那些材料，都是“硬逼、硬打出来的”。当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关进“老虎洞”时，其内心必然十分沮丧和灰暗，甚至绝望。这个时候，别人，尤其是领导，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安慰，都会让他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增强信心。事实上，在曾社长等人的努力下，杨奇等人的“老虎”问题很快就查清、平反了。但是，曾老自责的是，假如当时他能到“洞”里与大家見个面，握握手安慰几句，肯定能缓解各位的不安。就这么一点事，让他老人家后悔了大半辈子，还骂自己“十分可耻”，足见其人格和境界的崇高。其二，对卑贱之人，不能以强凌弱，而要平等待之。“四清”时的朱某夫妻，其处境和地位犹如一只蚂蚁，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批斗和侮辱之不但可以给自己带来高人一等、尽显威风的快感，而且还标志着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政治觉悟，有一颗红心。但是，曾彦修却不这样做，他推心置腹地找他们谈话，并从生活上给予关心，令对方十分感动。促使曾老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他一生奉行的处事标准：人是平等的，人都有尊严，“蚂蚁”也应得到尊重。
　　行文至此不妨扯得再远些。司马迁落难后辛酸地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几句话可谓道尽了世态炎凉，勾画出了诸多“亲朋好友”的嘴脸。然而，尽管人人厌恶和痛斥，但它却基本上是历朝历代的常态。自古以来，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然而，曾老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把这“固然也”颠倒过来，一生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和挫折，都一直这样坚持身体力行。后人怎样做人，如何做官，这位老共产党人留下了一面镜子。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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