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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14日,吴贻弓导演去世,享年80岁。作为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者,他为中国电影事业建下了丰功伟业。“当官”的业绩太突出,以至于我们有时会忽略了:吴贻弓“当导演”也同样成绩显赫。
作为第四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他一生曾执导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等多部经典作品。其中《城南旧事》更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国产片——1983年荣获第二届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
今年,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在“向大师致敬”单元特别展映吴贻弓的两部经典名作:《城南旧事》(1983)、《阙里人家》(1992)——两部影片放映的版本均为上海电影技术厂的2K数字修复拷贝。
月随人归,吴导去后,上海电影博物馆曾举行追思放映会,亲朋好友聚首,以点滴轶事缅怀吴贻弓导演的好人品与真性情。赶来送别的观众,将影厅的过道和楼梯都全部坐满。谨以此文记录之,纪念吴贻弓导演,致敬一代电影人的赤子之心。
唯一一次生气,是为了电影
和吴贻弓合作多次的演员向梅说,吴导“说戏”的方式,她从来没有在其他导演身上见过——“他说戏会说得唱出来——讲到哪里该插什么配乐,自己就先哼唱起来;讲到哪里该怎么演,自己也开始手舞足蹈。看他说戏,就像他把整个电影先演了一遍给你看一样。”
真到了拍戏的时候,进深山,一拍就是几个月,天天不是喝地瓜汤就是啃地瓜干,但是全剧组没有一个人叫苦,因为导演自己就扛着重重的镜头板在爬山,全剧组也没有人吵架,因为太清楚跟着这个导演是“出活”的,大家都想做到最好,就很少会去计较。
吴贻弓导演喜欢吃猪爪,艰苦的外景拍摄,偶尔煮一次猪爪黄豆汤,吴导看到了,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在那里闪光。其他人嫌油腻不要吃,吴导就说:“拿格种人,噶好物事伐吃!”(你们这种人,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然后一个人开始吃。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吃,吃到第四天还没吃完,再看到那一锅猪爪汤,眼神就黯淡了:还没吃光啊……
学生江海洋当过吴贻弓多部影片的副导演。在他的印象里,吴导在片场从来就不发脾气,也不骂人。那会儿,刚刚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江海洋还没有威望,叫不动摄影师道具师。有一次要拍一场开船的戏,必须赶在太阳下山的一刻拍。他提前去找道具师,道具师只叫他“覅急”,动却不动。眼看太阳就要落山,船还没就位。吴贻弓急了,顺着台阶就往水里走,站在水里面指挥拍戏。
上岸以后,江海洋以为要吃批评,结果吴贻弓只是说一句:你做副导演不是站在边上看,要把场景都弄好了等着拍。说完又怕话说重了,还补上一句:你要是一个优秀副导演的话,将来倒不一定是个好导演。这件事改变了江海洋,他说:我在片场从来不发脾气,不骂人,是跟我老师学的。
但吴贻弓导演也发过一次脾气,那是江海洋印象中,老师唯一一次大发脾气——拍摄《城南旧事》的时候,有一场戏要拍英子和宋妈坐着马车远去,也是电影里的最后一幕重头戏。戏是在圆明园拍的,吴贻弓突然就拿起一个玻璃杯狠狠砸到地上,玻璃碎片溅起来,把他的眼镜都打歪了。发完脾气,吴导对江海洋说:我刚才失态了吧?
“他为什么破天荒地失态呢?因为已经跟道具讲过好几次,大户人家的马车,缰绳必须得‘考究’,不能是麻绳,得是皮绳。可是实拍的时候一看,还是一根麻绳。他就生气了。我听他在那儿自言自语:你们怠慢我没关系,不能怠慢电影。”江海洋说,“我做他的副导演那么多年,做不到位的事很多了,但他连重话都没有说过一次,唯一一次生气,是为了电影。”
侬已经答应人家了呀,哪能好反悔啦
《城南旧事》里小英子的戏,令人至今印象深刻。当年,为了让孩子能入戏,吴贻弓导演让演英子的沈洁先住在演宋妈的郑振瑶老师家里,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培养感情。郑老师就让她叫自己“宋妈”。
很多人觉得郑振瑶那么知识分子气质,怎么能演老妈子?吴贻弓选角却有自己的秘诀:看演员的知识链——郑振瑶的知识链超过了老妈子,所以她就能演好老妈子。
还有人问沈洁,你那么小是怎么演哭戏的,是不是导演骂你了?回答当然是没有。导演不但不骂人,还会在拍戏的间隙问她:功课做好了吗?有空多看看书啊。
小英子、妞、宋媽、疯女人、小偷,几个简单的角色串起了一个孩子眼睛里的世界。《城南旧事》至今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电影。戏里温柔敦厚的人情味,戏外也有——一个演员生了重病,精神苦闷很想演戏排解,吴贻弓就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但是对方已经病到需要随时躺下休息,吴贻弓就给他在摄影棚里放了一张床,戏一停就能躺下。
饰演“疯女人”的张闽,演完《城南旧事》有了一些名气,很多片子来找她,她先接了一部,又发现有更好的、自己很想演的角色找上门来,于是去找吴贻弓说情,想推了一部接另一部。但吴贻弓听明她的来意,眉间皱起一团:“侬已经答应人家了呀,哪能好反悔啦……戏以后总归有得侬演的……”
见过写信求官的,没见过写信辞官的
1984年,吴贻弓在筹拍以浙大前校长竺可桢生平为蓝本的电影《流亡大学》,因要搜集竺可桢资料,正在浙大访问。
那是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季,有一天下午,他忽然脸色阴沉地对江海洋说:“阿拉要回去了,上海来电话了,要我明朝早上九點钟务必去电影局,”说完这句话,他再不吭声。两个人买了站票连夜从杭州赶回上海,一路上吴贻弓也是一声不响,脸色阴沉。江海洋以为是电影项目出了问题,忍不住问:“啥事体?侬好讲给我听伐?”吴贻弓却连连叹息:“来了呀,总归来了呀。”
原来是上头要他去当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但是吴贻弓喜欢拍戏,当了领导势必就没空拍戏了,江海洋说,“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忧郁”。当时的吴贻弓,连上影厂创作室的小组长都没当过,突然被委以重任,上头最看重的就是他第一为人正直,第二懂电影。当电影和其他事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能替电影说话。也是因此,吴贻弓答应履职,开的条件是:再给他一年时间,让他拍完《流亡大学》。
“后来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这句话跟‘你们怠慢我没关系,不能怠慢电影’一起,扎根在我心里,他说:‘海洋,我当领导别的本事没有,但我当一天就不允许整人的人存在。’”江海洋说,“前一句是他的‘为影之道’,将电影奉若神明;后一句是他的‘为官之道’,风清气正。所以他当厂长的那些年,厂里也是人人畅所欲言,一心投入创作,充满了艺术探讨的空气。”
升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后,吴贻弓成功创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节成了全世界第九个国际A类,“糟糕”的事情也来了——上头要请吴贻弓去当国家广电部副部长。这回,吴贻弓急得给邓小平都写了信,托朋友的朋友去递信。朋友的朋友也很谨慎:你的朋友要递什么信?“他不想当官。”朋友听了大笑:只见过写信求当官的,没见过写信辞官的,这个信我帮你送去。
吴贻弓终于如愿以偿,留在了上海。当领导之后,他依然坚持拍摄自己的作品,其中之一就是今年电影节上修复展映的《阙里人家》。
最听得进别人叫他“导演”
《阙里人家》拍的是山东曲阜阙里一个五代同堂的家庭,在90年代初经济体制转变下的价值观冲击。时隔20多年再看,你会发现原来电影里的价值观矛盾根本和时代无关——任何一个时代,人都可以面临屋内家庭与屋外世界的选择。
《阙里人家》巡回展映时,吴贻弓找来江平为他担任活动策划和司仪。“这部吴贻弓导演晚期作品中备受忽略的杰作,灵感缘于他一次参观曲阜孔林的经历。吴贻弓在片中将古今历史、东西文化进行巧妙对撞,把中国人大家庭观念下的趋同感无情拆解,其意识超前的深刻思考,至今看来仍未过时。”
巡展十多天,吴贻弓与江平朝夕相处,知道他厚道也有能力,活动结束后,就请了他来做自己的助手。“我当了吴贻弓30年的学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后生,从导演助理到一级导演。”
在江平印象中,吴贻弓对部属、对朋友都很宽厚慷慨,但对自己却很吝啬。“且不说他没有两件像样的衣服和皮鞋,也不说他的公文包和眼镜一用就是好多年,就说单位用车吧,将近十年里,上海电影局的几位领导是合用一辆普通的桑塔纳。他的司机‘阿三’从来不叫他局长,一直都喊他‘导演’,他也最听得进这个称谓。吴贻弓也不叫司机的大名,永远喊他‘阿三’。后来阿三生肝癌,年轻轻的就走了,当时阿三已经换岗不给吴贻弓开车3年了,追悼会上阿三的母亲、姐妹悲恸欲绝时,从外地出差而归的吴贻弓匆匆赶来,满含热泪地在他昔日司机的遗体前深深三鞠躬,在场的无不动容。阿三白发苍苍的老娘拉着吴贻弓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吴导啊……’”
每年春节,吴贻弓都要去看望曾经辅导过他的前辈和老师;每年中秋联谊,他也会跟在夫人张文蓉后面,和上影剧团的兄弟姐妹团聚,“总是把老同志当祖宗供着,从不摆局长的派头”。如今学生随老师,江平也对老电影人关爱有加,时常前往探望。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江平还曾专程到上海看望吴贻弓:“他还好好的。当然他已经是肺癌病人多年了,可他依然乐观开朗,跟孙辈的年轻演员和导演们在一起有说有笑,还点着要吃红烧狮子头、大包子,还跟我们作怪装鬼脸,说:他们不让我吃甜的,我就偷着吃,哈哈……我立刻就回老家南通,为他做了包子和狮子头,给他送到病房,他吃得开心极了,像个孩子似的。我说这些年太忙,我回上海也不能保证每次都来看您。他笑了:不用看我,心里惦记着就行了,你把那些个爷爷奶奶老艺术家照顾好了,比看我十遍都好。八月十五的时候,寄一盒月饼,足够了,也就是意思意思,我不敢多吃甜的,可又爱吃,人老了,馋……有人说,吴贻弓是个艺术家、书生、学者、教授,做官是因为他的艺术造诣高,使他成了一个界别的代表。也有人说,吴贻弓不会做官,不是做官的料。其实,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吴贻弓。我跟随吴贻弓多年,可以告诉大家:吴贻弓不但会做官,而且做得很好,很称职,绝对是个好官。”
去世前,江海洋见到吴贻弓的最后一面,吴导在为读者签名售书。“那天我去晚了,人群散去,他看到我,就说:啊呀你也来了。我与他寒暄几句之后,他忽然看着我,讲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他说:海洋,我们那时候拍电影,老开心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