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京是大运河的复兴地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我国历史上首次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而为一。漕运的中心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由元朝的大都（今北京）转变为南京。
　　朱元璋下令疏浚、拓宽和开凿胥河、胭脂河以及南河、上新河等，沟通了太湖流域、浙东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这些运河成为我国漕运的主要航线。大运河由往日中央政府漕运的主角变成了配角。朱元璋规定，国都南京的漕粮输纳任务主要由南方各省承担，北部边防的钱粮输纳任务由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华北诸省承担。
　　《皇明经世文编》卷63马文升《革大弊以苏军民疏》记载：“洪武年间，建都金陵，一应京储，四方贡献，蜀、楚、江西、两广俱顺流而下，不二三月可至京师，福建、浙江、直隶苏松等府，虽是逆流，地方甚迩，不一二月，可抵皇都……所以民不受害。”另據《明史》卷85《河渠志》：“定都应天，运道通利：江西、湖广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吴中之粟，由转运河;凤、泗之粟，浮淮;山东、河南之粟，下黄河。”
　　朱棣即位后，情形为之一变。韩大成著《明代城市研究》第五章《交通运输的发展》称：“明成祖朱棣在南京登极后，为了平定蒙古贵族的骚乱与营建北京，需要大量的粮食和物料”，因此，在南京就修凿大运河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从而使南京成为大运河的复兴地。
　　首先，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命人在黄河边上设置专门粮仓，储存由海路运来的南京粮饷。清朝曹溶《明漕运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云：“永乐元年三月，沈阳中屯卫军士唐顺言：‘……距黄河百步置仓廒，受南京所运粮饷，转致卫河交运，则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议，俟民力稍甦，行之。”
　　其次，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任命平江伯陈瑄负责漕运，沿袭元朝的海运路线和河运陆运并用路线。《明史》 卷85《河渠志·运河》云：“永乐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陈瑄督转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于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
　　再次，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命令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对京杭大运河中的淤塞河段会通河进行疏浚。《明史》卷85《河渠志·运河》云：“九年二月，乃用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
　　最后，永乐十三年（1415年）罢海运，朱棣命平江伯陈瑄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三千艘，由大运河运粮至北京，岁运粮食三百余万石。同时，他命令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引管家湖水入淮以通漕，设四闸定时启闭，大大节省了挽运之苦。
　　这一系列举措，为营建北京城和明朝迁都北京提供了交通运输上的便利。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将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再一次分离，漕运中心也由南京转变成北京。《明史》 卷85 《河渠志·运河》 云：“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从此，长达1794公里、沟通五大水系、跨越十个维度的大运河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期，成为明代都城北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明史》卷79《食货志三·漕运·仓库》记载，明朝大运河重新疏通后， “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挽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余石，名曰支运”  。成化八年（1472年），明朝政府正式确定漕粮运入北京的数额为400万石。《明史》卷79《食货志三·漕运·仓库》记载：“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明代中后期厉行海禁政策，因此大运河成为唯一一条南粮北运的水路大动脉，几乎所有中国南方地区出产的物品都是通过大运河输送至北京。明朝程春宇《士商类要》卷3《运粮船数》写道：“进京粮船共九千九百九十九只，每船装粮米五百石，共计四百九十九万九千五百石，系南直隶、湖广、江西四省运。但别省俱各水舟不便，故此不设运粮之法。”
　　如果说，明朝迁都北京后，大运河是中国经济主动脉的话，那么，南京的一条条运河，就像一根根血管，一方面通过大运河沟通南北方，通过长江连接东西部，为南京这座城市获取滋养;另一方面，南京作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转运地，通过大运河这条主动脉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为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统一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成就了南京自身的繁荣。诚如明朝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两都》记明朝丘濬所云：“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
　　明朝中后期，长江中游湖广地区异军突起，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区。明末吴学俨、李釜源、朱绍本等编撰的《地图综要》“内卷”写道：“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阔，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由此可见，明朝民间谚语对湖广地区充满赞美，甚至认为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已经取代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苏常地区，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实际情况是，长江中游湖广地区北运的物资并不能与长江下游江浙地区相比。以漕粮为例，如宣德四年（1429年），主持漕运的平江伯陈瑄及尚书黄福建议恢复支运法。关于支运法具体内容，《明史》卷79《食货志三·漕运·仓库》记载说：“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二仓。”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南京经大运河到达北京，他在日记中专门写下了《从南京到北京》一章，其中描绘大运河时这样写道：“为了从南京由水路到达北京皇城，中国的皇帝从这条河（指长江）到另一条由于它那汹涌流水的颜色而叫作黄河的河流，修建了一条长运河。……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了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这几个省每年都向皇帝进贡大米和谷物。其他十个省则以银子上税。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量的船都属于各级官吏们，来往不绝，再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他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
　　由此可见，南京虽不是大运河沿线城市，然而，作为留都，南北两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大运河。
　　明朝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明万历二十七年余氏双峰堂刊本）卷2《地舆门》载有《两京路程歌》，全文如下。
　　两京相去几千程，我今逐一为歌唱，付与诸公作记行。
　　南京首出龙江驲，舟到龙潭同一日。
　　过却仪真问广陵，邵伯盂城相继觅。
　　从兹界首问安平，淮阴乃是驲之名。
　　前途清口桃源渡，古城驲下舟暂停。
　　钟吾直河下邳转，新安房村离不远。
　　仰望高高是吕梁，水势如奔真行险。
　　彭城渐渐到夹沟，泗亭沙河接鲁桥。
　　连绵石拂从头上，水至南城分两流。
　　开河河下安山驲，刑门崇武在咫尺。
　　清阳清源渡口来，甲马梁家传古昔。
　　此安安得良店过，连窝新桥及砖河。
　　扬帆遂至乾宁下，流河奉新名不魔。
　　辄上杨青杨柳渡，高人道及河西务。
　　莫言和合与通津，此去金台不多路。
　　已日驲名四十六，江水湾湾盘转曲。
　　诸公于此驲之名，一路往来宜熟记。
　　无独有偶，明朝天启年间程春宇撰写的《士商类要》卷1《南京由漕河至北京水路程》也详细记载了从南京龙江关启程，经过运河沿线城市至北京崇文门的路程，其中的《水路捷要歌》写道。
　　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城？
　　皇华四十有六处，途远三千三百零。
　　从此龙江、大江下，龙潭送过仪征坝。
　　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阴。
　　一出黄河是清口，桃园才过古城临。
　　钟吾、直河连下邳，辛安、房村、彭城期。
　　夹沟、泗亭、沙河驿，鲁桥城南夫马齐。
　　长沟四十到开河，安山水驿近张秋。
　　崇武北送清阳去，清源水顺卫河流。
　　渡口相接夹马营，梁家庄住安德行。
　　良店、连窝、新桥到，砖河驿过又乾宁。
　　流河远望奉新步，杨青、直沽、杨村渡。
　　河西、和合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路。
　　逐一编歌记驿名，行人识此无差误。
　　如果说明代南京与长江以北大运河的关系是“无缝对接”的话，那么，它与长江以南的大运河关系更是亲密无间。明朝嘉靖年间的举人、鄞（今浙江宁波）人余永麟在其著作《北窗琐语》中收录有明朝永乐年间进士、鄞人张得中写的《两京水路歌》。其中《南京水路歌》描写他赴南京赶考的线路，现全文迻录如下。
　　圣主乘龙天宇开，鹤书飞下征贤才。
　　鄞江布衣忝英荐，蒲帆早驾长风来。
　　长风吹帆过西渡，赭山大隐黄公墓。
　　车厩丈亭并蜀山，余姚江口停泊处。
　　清滩七里如严陵，前瞻石堰为通明。
　　上虞东山由谢傅，钱王庙前双树清。
　　蔡家庄下梁湖坝，曹娥庙古丰碑大。
　　路接东关白塔高，樊江一曲萦如带。
　　绍兴城上会稽山，蓬莱仙馆云雾间。
　　柯桥古寺殿突兀，举头又见钱清关。
　　罗山林浦连渔浦，钱唐（塘）江潮吼如虎。
　　六和塔近月轮边，龙山闸枕江浒。
　　杭州旧是宋行宫，凤皇（凰）飞来南北峰。
　　六桥三竺入天目，西湖十里荷花风。
　　临平寺前通崇德，三塔清湾照城碧。
　　嘉兴尚有读书台，平望随云高八尺。
　　吴江八九洞相连，苏州好在阊门前。
　　枫桥夜来过无锡，横林晓色凝云烟。
　　常州古城高岌叢，奔牛吕城坝相接。
　　丹阳地势控丹徒，舟向镇江城外涉。
　　金山焦山两虎踞，龙潭瓜步依江屯。
　　观音阁下韩桥小，龙江驿上金川门。
　　入门先到鸿胪寺，奉楮殷勤报名字。
　　五更待漏觐枫宸，从今愿写平生志。
　　歌中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江南段与南京段长江连为一体的画面，大运河江南段将宁波、绍兴、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与南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平江伯陈瑄自永乐元年（1403年）被任命为漕运总兵官，前后总督漕运30年，任上颇有政绩，去世后被封为平江侯。《明史》卷153《陈瑄传》称：“凡所规画，精密宏远，身理漕河者三十年，举无遗策。”陈瑄生前在南京的府第，就在江南贡院的东部（今贡院街与建康路之间）。民国陈诒绂《钟南淮北区域志·街巷》记载：“贡院为上下江试士场，以明锦衣卫同知纪纲没入宅为之。其中飞虹桥、至公堂、明远楼，制同各省。惟东号舍曰平江府，则割平江伯陈瑄宅益之。今皆拆毁殆尽矣。”南京城南的老街巷平江府，以及新修的平江府路和秦淮河上的平江桥，就是以他的封号而命名。陈瑄去世后葬于南京江宁区秣陵街道境内的家族墓地。

四、南京是大运河的共荣地

　　清朝时期，定都北京，我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依然分离。清朝中央政府的粮食和财税完全依赖江南地区的供给，康熙大帝《示江南大小诸吏》诗中所云“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就是真实的写照。
　　清代的漕运也完全沿用明朝制度。《清史稿·食货志》记载，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政府沿袭明朝的先例，确定了岁漕江南粮食四百万石的数额。这一定额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康有为（1858—1927）曾经对于当时漕运的繁忙景象有这样的描述：“自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至于江淮，通以运河，迢递数千里，闸官闸夫相望，高樯大舸相继，运船以数千记，船丁运夫以数万记。”[1]
　　清朝时期的大运河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巨变。南京在清朝早中期的200年（1644—1842），作为江南重镇，与大运河共生共荣，荣辱与共。
　　清朝康熙（1661—1722）、雍正（1722—1735）、乾隆（1735—1795）三朝，大运河畅通无阻。到了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之后，随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中央集权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大运河疏于维护和管理，航运能力大幅下降。到了同治年间（1862—1874），漕粮的运输以海运取代大运河的运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漕粮全部改折，漕运停办，京杭大运河彻底失去其中国经济大动脉的地位。
　　清代的南京是江南重镇，不仅是“八督十二抚”之一的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的驻地，又是江南三织造之一的江宁织造的驻地，此外还是江宁将军、江南布政司、江宁布政司、安徽布政司的驻地，是江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南京，还是江安督粮道署所在地。江安督粮道署掌管江苏、安徽两省漕运事务，在南京汉西门内设有虎贲仓，在长江边设有水次仓（又名江宁仓），用来储存各州县解来的粮食。
　　清朝时期的南京有龙江水驿和大胜水驿，统称为江宁水驿，承担各类物资的运输任务。《康熙江南通志》卷22《驿传·船政》记载，康熙年间，江宁水驿配备的各类船只有“黄快座船”78只，“耑供南北勘合差使及运送上用龙袍”;还有“快中划船”16只;江宁府便民船43只;上下两江宣楼船242只中属于江宁府的有80只。以上各类船只共有217只。其中，还未包括运输漕粮的运船。在清朝政府严厉管控水运的大环境下，江宁府的船只拥有数量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清朝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可以用“休戚与共”来形容。
　　一方面，南京通过大运河与北京紧密相连。清朝初期吴中孚《商贾便览》卷8《天下水陆路程》记载的第一条交通线就是“江南省城由漕河进京水路程”。这条水路，从“江宁府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出发，沿着大运河，直达“京城崇文门”。从17世纪中叶清朝定都北京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南京与北京之间始终通过大运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南京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大运河的安危，并影响到清王朝的生死存亡。
　　梁廷楠《夷风闻记》卷4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舰队翻译官马礼逊称：“燕京漕运，以江宁为咽喉，今但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所求当无不如志。”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德庇时爵士（Sir John Davis）写道：“对于一个欧洲舰队来说，这个城市（指南京）将是帝国内最易受损害的地区;因为运河在南京下游不远的地方流入大江而出海。封锁运河和长江汇合的地方，便能使帝国感到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北京，因为它要靠南方各省运粮来养活。”“当德庇时爵士光荣的同胞们驻军南京城下，掌握运河的河口时，清朝官吏们便谦恭地屈服求和了;他们很懂得大英女王的兵掌握了中国的命脉，可以很容易地把皇帝饿死在皇宫里。”[2]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为了使清政府屈服，于1842年6月，以舰船70余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7月21日攻陷镇江。8月4日，英舰进入南京下关江面。两江总督牛鉴大为惊慌，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该逆据我咽喉之地，若再因循岁月，使我粮艘不能归次，漕米何以兑开？仪征不能捆盐，游徒何所得食？兼之江苏一带，专待川楚之米源源接济，而道路梗塞，商贩不前，其祸患之深，诚有不堪设想者。”道光皇帝在接到牛鉴的奏折后，下旨：“廑念漕运重地，敕耆英便宜从事。”[3]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为避免英军攻占南京城，控扼中国“漕运咽喉”，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于1842年8月29日被迫在南京下关江面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英军达到目的后，随即从南京撤军，京杭大运河的运输恢复常态。
　　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席卷东南大部分地区。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首都，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直到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在定都天京的十余年间，切断了南漕北运的路线，使清朝的经济大动脉陷于瘫痪，严重地影响到清中央政府的供应系统，降低了京师官吏和军民的生活水平。陈峰在《漕运：集权统治的产儿》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控制了清王朝最主要的财赋供应地，切断了运河漕运线，从而在经济上卡住了清中央的脖子……随着清中央集权政治的涣散瓦解，漕运也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4]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全面治理大运河的计划，包括节水、引水、泄水等工程，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未果。
　　综上可见，在大一统时期，大运河上帆樯林立，百舸争流，充满了勃勃生机;在南北分裂割据时期，大运河上商旅中断，萎靡不振，奄奄一息。诚如《皇明经世文编》卷286所记明朝萧端蒙《漕河策》所言：“盖京师，天下腹心也，郡县犹支体也，运漕犹咽喉也。”大运河作为统一帝国的经济大动脉，对于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南京虽不是大运河沿线城市，但是，作为拥有近450年建都史的江南第一古都，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既是大运河的催生地，又是大運河的参与地;既是大运河的复兴地，又是大运河的共荣地。南京与大运河既共生共荣，又休戚与共;既若即若离，又水乳交融。南京的繁荣兴盛离不开大运河的长年滋养，大运河的辉煌荣光更有南京的无私奉献。南京的兴衰起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大运河影响到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轨迹。
　　值得欣慰的是，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大运河办的指导下，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水利厅、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物局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组织开展了“寻找大运河江苏记忆”活动，2019年6月，经推荐、推送，综合网络热度、专家评议和部门评议排名，最终评定出江苏最美运河地标（共40处），其中，南京入选的有“胥河高淳段”“溧水胭脂河（含天生桥套闸）”两处。这一结果，堪称对南京与大运河关系的最好注脚。
　　参考文献：
　　[1]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法）加勒利，伊凡.太平天国初期纪事[M].（英）勒克森佛译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本文为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视野下的南京运河文化研究”（18QB05）成果〕
　　（卢海鸣：南京出版社社长，编审，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南京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朱明娥：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藏品保管部主任，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