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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28年出生在河北省滦南县薛各庄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参加过著名的八路军冀东大爆动，可惜1940年就去世了。
受家庭的影响，我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正式入伍，同年冬天入党，先后任文书、文化教员、政治侦察员（相当于指导员）等职务。1949年11月，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文化考试，我进入刚组建的空军第6航校学习飞行，驻北京南苑机场。1949年12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心情非常激动。从那一刻起，我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做个保卫祖国天空的战士。
尽管空军处于初建阶段，但却有繁重的作战任务，首当其冲的是要解放台湾。所以对飞行员需求非常迫切，特事特办，不循常规。我们上的是速成班，理论学习3个月后，就开飞了。
我在雅克-18初教机上飞了30多个小时，紧接着就飞雅克-11中级教练机，又飞完30个小时就结业了，高级教练机和战斗机根本就没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建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那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激愤，每天都在关注着战事的发展。
1950年10月底，我们这些航校毕业的学员加上其他部队航校的人共40多个，来到辽宁鞍山机场，进行米格-15改装训练。由苏联空军的一个训练大队具体负责。在以后的3个多月内，我们先飞了雅克-17喷气教练机，然后是米格-15战斗机，在飞完预定课目后，就结束了由苏军带飞的阶段。
我们这些人组成了7、9两个战斗机团（后合编为空3师），我被分配到9团1大队，大队长是王海（后任空军司令员），具体负责训练的是副团长林虎（后任空军副司令员），他们都是牡丹江老航校毕业的，能力很强。林副团长还驾驶美制P-51“野马”战斗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那时已临近东北最冷的季节，零下二三十度。但我们还是抓紧一切机会训练，大年除夕也不休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发生了一等飞行事故，牺牲了一名飞行员（在2个多月的训练期间，总共牺牲了4位战友）。代价是沉重的，但形势逼人，不得已而为之啊！我在米格-15上一共飞了60多个小时，其他同志也差不多，这样全团完成了特技编队、攻击、双机空战、四机空战、战术协同等参战必需课目，达到了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水平。1951年4月25日空3师正式编入志愿军空军战斗序列，担负战斗值班任务，同年10月12日奉命进驻安东（今丹东）浪头机场，第一次参加抗美援朝空战。
在3师参战之前，苏联空军（2个歼击机师）早就参战了，并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我们在浪头机场学习了苏联空军的作战经验，尤其是苏军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的讲评对我启发非常大，我真是从心里佩服他，盼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人。
我们空军最早参战的是空4师10团和12团。10团大队长李汉首开记录，击伤一架美军飞机。
空4师的作战经验介绍也加强了我们战胜美帝的信心，大家都憋足一股劲，打好第一仗，打下第一架敌机。我们都是来自陆军部队的连排级干部和战斗骨干，在地面上多次和国内外敌人交过手、打过仗，有相当的经验和不怕死顽强的战斗作风。这正如王海大队长经常和我们讲的：“天就这么大，美国飞行员是人，我们中国飞行员也是人，我就不相信我们打不掉他们，而让他们把我们打掉。”当然我们也明白，空战和陆地拼刺刀不一样，必须掌握过硬的技战术才行。
空3师的任务是掩护泰川一带新建机场和安东到平壤一带的交通运输线。我们参战的程序是在苏联空军的掩护下，熟悉战区，先打敌人小机群，逐步过渡到打敌大机群，最后发展到独立执行大机群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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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第一次打下敌机是7团，1951年11月4日，7团3大队大队长赵宝桐首开记录，击落3架F-84，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7团有了战功，9团怎么办？全师上下都在看着我们，说实话，压力也是很大的。
11月9日，我们1大队随团主力出航，迎击平壤以南的8架F-84。等我们到达战区上空以后，发现敌机已经返航，扑空了。正在这时，又发现一架FMK-8大型机，王海请示上级后，率领1中队猛追过去，我带领2中队在后掩护。追上敌机以后，大队长首先开炮，将敌击伤，但炮弹已打光，退出战斗；命焦景文继续攻击，他也是打光炮弹退出；接着副大队长周凤性又投入攻击，打光炮弹，这架敌机还是没掉；最后4号机刘德林才击落这架“生存力”极强的敌机。战后判读胶卷，他们4人都打中了。
“4架飞机击落1架？”记者有些诧异。“能打下来就是好样的，要知道天上打仗可不像在地下，机关枪一扫一大片”，张老可能看出记者的疑惑，加重了口气。
我自己首次击落敌机的情况比较简单，那次我和僚机孙生禄随大队在战区巡航搜索，突然发现3架敌机在我机前方不远处向南飞行。估计是掉队返航的小机群，应该主动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我马上报告了大队长，随即和僚机利用云层隐蔽接敌，而敌机并未发现我们，仍按正常飞行，没作任何规避动作。当我追到有效射击距离时，三炮齐发，击中敌机，但瞬时敌机进入云层，没见它掉下去，也失去了再次攻击的机会。后经胶卷判读和在地面发现敌机残骸证实，敌F-84被我击落，同时孙生禄同志也击落了一架敌机。
我们空3师的第一次赴朝参战共计96天，全师共击落击伤敌机64架，达到了预定的作战意图，锻炼了部队，全师奉命转回沈阳休整。毛主席在空军党委呈送的3师战报上亲笔批示“向空军第3师致祝贺”，领袖的嘉勉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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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暂休整，空3师由师长袁彬和政委高厚良率领于1952年5月1日再次进驻安东前线机场，第二次赴朝参战。
美国空军在前一段空战中损失比较严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占其飞机大多数的F-80、F-84的技术性能与我军的米格-15相比处于劣势，再加之对我们的战术不熟悉和苏联空军的大规模参战，针对这种情况美军开始大量换装性能比较好的F-86战机。这种飞机的优点是留空时间长，水平机动性能好，机枪射速快，缺点是垂直机动性差，机枪威力小。但总体上比我们使用的米格-15要好一些。
美军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战术：“鱼饵”战术和“口袋”战术——选用一些技术尖子和实战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隐蔽在我机场附近，专门偷袭我正在起飞或降落的飞机（因为此时飞机不能做大的机动规避动作），由于我们对美军战术一时不适应，所以损失加大。针对上述种种情况，上级决定我们3师的两个作战团分别于当年回沈阳改装米格-15比斯，这种飞机的性能和F-86就差不多了，在整个抗美援朝空战中，我军飞机和美军飞机基本上都在一个水平上，所以才能取得较大的胜利。现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武器作为高科技的集大成者，我们必须给予极大的注意，否则就要吃大亏。
我第二次击伤敌机是在1952年12月3日，当时我机群每次出航的规律是由北向南起飞后，急速右转向北上升到一定高度再转向南飞赴战区。这样先抢占有利高度，便于防止敌人从高处俯冲攻击我们。时间一长，美国人也摸着了门道，认为在我机起飞后的一段特定时间内，清川江以南不会有我们的飞机，因此放松警惕。而我军这次打破常规，起飞后左转直接出击清川江。到达战区上空以后，发现40架F-86，我机群立即投入攻击。而敌人尚未作好战斗准备，被我们猛打猛冲乱成一团，投下副油箱仓皇应战。我机群的攻击从12 000米打到1 500米，由清川江打到大同江，我们的战斗编队始终保持完整，互相掩护交替进攻井然有序。我率领僚机鄢俊武选择目标后立即投入攻击，第一次开炮未中，敌机左上升转弯摆脱，我当即切半径继续射击，将一架F-86击伤。这时因为我机速度大，一下冲到与敌机平行位置无法开炮，失去再次攻击的机会，使敌机侥幸逃脱，僚机鄢俊武击落一架F-86。这次作战，我们起飞的12架飞机，与敌机40多架作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先后有9人开炮，击落击伤敌机6架。但我的亲密战友孙生禄同志（一级战斗英雄，共击落敌机6架，击伤1架）却血洒长空，永远离开了我们。五十多年过去了，孙生禄的音容笑貌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张老的声音哽咽着，掏出手帕拭去腮边的眼泪……
抗美援朝战争中，3师两次轮战共击落敌机87架，击伤27架，被击落43架，击伤19架。我们1大队总共击落、击伤敌机29架，被誉为“王海大队”，荣立集体1等功，我本人也立了2等功。但也牺牲了孙生禄、刘德林，鄢俊武和田畬等亲爱的战友。
人老了，容易怀旧，现在我经常回想起抗美援朝的那些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狠狠打击美国空中强盗，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抗美援朝的战斗是艰苦的，尤其是陆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有时连这也吃不上，这正像彭老总在抗美援朝中写给他夫人浦安修信中讲的那样“……比长征时还要困难，因为长征时尽管有敌军的围追堵截，但宿营时，点火做饭还是可以的，但现在只要点火冒烟，美国的飞机就来轰炸……”
当时我们空军的条件最好，机场在国内，美军不敢来轰炸（因为它没向我国宣战）。每天早餐是牛奶、鸡蛋、面条、点心；中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晚餐有时还有啤酒果酒、水果和各种营养品保证供应，伙食费每天三块多（那时东西都非常便宜，大对虾不到1块钱1斤）。当然，这是飞行员的特定需要。不过那时我们每天早、中餐很少能吃安生，往往刚吃几口，战斗警报拉响，马上扔下饭碗，升空作战，只有晚餐才能吃得比较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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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我师从沈阳移防浙江嘉兴机场，担负保卫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并开始复杂气象和夜航的训
练。因为抗美援朝时期，我们都是只飞完昼间简单气象就打仗去了，为了全天候执行保卫祖国领空的任务，必须补上这一课。本来1953年1月26日，3师从朝鲜回国之后，林虎、孙金华就在沈阳北陵机场组织了复杂气象训练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技术骨干都参加学习了，这次移防，就是在全师普及复杂气象飞行训练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从事夜航飞行训练。
由于当时的飞机没有机载雷达，夜航时要凭视力发现目标，漆黑的夜空能见度很差。有月亮时，可借助月光，无月亮时只能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接近目标，但要精确判定目标实施攻击，只能使己方的飞机位于敌机正后方才能看见敌机发动机喷出的火光，角度差一点就看不见了。我们训练时就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前面是一架目标飞机，后面是搜索攻击机，当后方的搜索机看见目标机喷口火光后即告诉目标机，然后其加速脱离直到攻击机再次发现，反复演练。但飞行员在夜空中往往会发生错觉，把天上的星光当成发动机喷出的火光，空2师在上海的演习中就发生过类似事情。
1956年初，开始换装米格-17F战斗机（歼-5战斗机，当时属国内最先进的），我作为空3师的领航主任和另一个同志去12师驻地上海虹桥机场率先接受改装训练，尔后全师普遍换装。
1954年以前，国民党空军夜间侵入大陆袭扰的飞机，每年在100架次左右，都畅行无阻，没有受到打击。因为当时空军能飞夜航作战的飞行员很少，不能对敌机采取有效截击。随着各部队夜航训练的开展，1955年空军为拦截台湾国民党夜间入窜飞机出动246架次，虽然没有战果，但其中有20架次，飞行员曾用目视发现了敌机，有的还开了炮，尽管没打中，但相对于以前无所作为的局面来讲，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1956年，空军能夜航作战的飞行员数量有了成倍的增长，再加上各战略要地又增添了从苏联进口的性能先进的三坐标厘米波引导雷达。各种有利因素汇合在一起。台湾国民党夜间入侵飞机的末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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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23日午夜，台湾国民党空军一架B-17G飞机被空12师34团团长鲁珉击落，机上叶拯民等11人毙命。鲁珉在朝鲜战场先后击落5架F-86，荣获“一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并被誉为打“F-86能手”，前几年去世了。8月23日午夜，空2师6团领航主任张文逸驾驶米格-17F战斗机又将一架美军P4M-1Q电子侦察机击落，包括4名美空军人员在内的14人坠海身亡。张文逸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相貌英俊，技术娴熟，他父亲张奚若先生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关于这次击落美机还有一段往事，作战结束以后，战报送到了毛主席那里，他老人家把击落美机一架，改成击伤美机一架，向东南方向逃窜。主席这样改，本意是不想过分刺激美国人吧，因为当时中美双方不是有个会谈吗？更有意思的是张文逸1980年5月至1984年12月又赴美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空军武官，美国的情报工作那样发达，应该不会忘记张文逸曾击落他们飞机的事吧？但他们也接受了张文逸，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我们国家现在真的强大了。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不过让《兵器知识》的青少年读者知道一点这方面的历史还是有好处的。
这回轮着我打下敌机了。1956年11月10日20时43分，上级通报在福建南日岛上空发现大型敌机1架，高度2 000米，航向300度，21时11分，敌机于福州西北28千米处，速度330～350千米/小时，侵入大陆指向浙江方向。当天战区的气象是卷云10，云高6 000米，层积云8~10，云底1 800米，云顶2 800米，第2层云云底高3 000米。21时55分敌机窜至周宁以北20千米处，空3师下令值班飞机一等准备。我接到命令后，于22时07分准备完毕。22时16分，驻杭州的空5军雷达于浙江永康以北26千米处捕捉到目标，立即下令我驾驶米格-17F战斗机起飞，在3师指挥所引导下，以航向220度，高度3 000米出航。
22分25秒，空5军接替3师指挥，命令我以航向180度，高度3 000米，速度750千米/小时飞行。这时我驾机向杭州湾方向飞去，云团很多很重，地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了。按照引导程序，我应将飞机转向180°到敌机尾后，这样便于用目视发现跟踪敌机。28分35秒，军指挥所命令我下降高度至2 700米，我下降到2 800米时，发现云层太重就没继续下降。这时命令我右转弯，坡度25度，航向360°改出。我遵照命令，把飞机绕到敌机后面。一边集中精力驾驶飞机，一边尽量用目视搜索前方，但夜空沉沉什么也看不见。两分钟以后，引导站又通知我：“4304号（我的座机号），敌机在你右前方20千米”。我一边回答一面睁大眼睛仔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又前飞了2分钟，引导站告诉我敌机在我右前方10千米处。这时我看了一下速度表发现还是750千米/小时，必须马上减速，否则会失去战机，我立刻收油门放减速板，把速度降到350千米/小时。就在引导站向我通报敌机在我前方2千米的同时，我也发现了前面有个红点晃了一下，我正想仔细看时，飞机进入了一团凸起的云中，又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赶紧操纵飞机来到云上，又发现了红点，再仔细看有4个红点，而且在黑影两边还各有一道模糊的阴影。当时我判断，那4个红点是敌机发动机的4个排气管喷出的火光，红点两边的阴影就是敌机的机翼。发现目标我非常高兴，立即向指挥所报告：“4304号发现敌机，请求攻击”！敌我距离越来越小，红点也愈来愈大，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敌机的轮廓了，没错，是一架大型飞机。我将瞄准具中心点对准4个红点中心，轻轻地把飞机稳住，这时瞄准光环中敌机机翼投影已伸到瞄准具刻度之外了（距离已经非常近）。我屏住呼吸，按下炮钮。说实在话，我根本没有听到允许攻击的命令，因为神经太紧张了！
刹那间，曳光弹所发出的强光刺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好松开了射击按钮。过了一会儿，在我前方漆黑的夜空中，4个红点没有了，出现了一簇火苗，火苗越来越长，这时我看清了，敌机左机翼根处燃起大火，接着敌机失去平衡，庞大的机身失去平衡，带着左坡度掉了下去。
击落敌机我太高兴了，对着送话器大喊“打着火了，打着火了！”边说边带着飞机绕着燃烧的飞机盘旋，最后看到它在空中爆炸，分裂成3团火球，坠向地面。仔细看了一下，在离火堆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城市的闪闪灯光，我判断，敌机坠落地应是杭州市以南的萧山。
任务完成该返航了，正在这时耳机里又传来了王海师长的询问：“4304号，你看清楚了没有，敌机是不是掉下去了？”“是掉下去了！”我又向下看了那堆大火。
22时41分，我安全着陆在嘉兴机场。王海师长率领机关和部队的许多同志都来欢迎我，握手、拥抱，那时我真正地感觉作为一个共和国飞行员的光荣和自豪。
讲到这里张老微闭双目，停顿片刻，仿佛仍在回味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后来查明，被我击落的362号C-46运输机坠毁于萧山县城东3千米处，从残骸里挖出9具尸体，4支手枪，1支信号枪，几十块银元和证件，这架敌机是空投特务和散发反动传单的。以后飞机残骸在杭州的一个公园里展览过，我也去看了一回。
总的讲，这次战斗，挺简单的，从起飞到降落返航才25分钟，我从发现敌机到击落它只用了30秒。当然这也是其他参战人员常年累月辛勤努力的结果。
打下敌机之后，我没有晋衔，还是大尉，不过由副营提升到正营。我把个人利益看得很淡，想想自己在陆军67军的那些战友，想想我两个僚机孙生禄和鄢俊武，我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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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师又率先装备了国内最先进的歼-7战斗机（米格-21F），同年我调离空3师，先后任空5军技术检查主任，空12师副师长，空军司令部指挥所副主任，1975年4月，又回空3师当师长。回到老部队，我既高兴也很难过，高兴的是又可以和自己的老战友老部队一起工作战斗了，难过的是空3师在文革中“受伤”很重，师政委（后任空5军政委）陈励耘成了林彪死党，师里主要干部和一些团级领导都进了学习班交待问题，南京军区又给师里重新配备了一批干部。由于文革还未结束，我只能尽我所能地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那段时间是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中感觉最困难的时期。
1979年初，对越自卫还击战前夕，我奉命率领师机关作战指挥班子和9团20多架歼-7战斗机进驻广西南宁和田阳机场。临出发之前，为了增强力量，空军又增拨4架成都飞机厂新出的歼-7飞机给我们，要求我师立即派员接收。广空派一架运输机送空地勤人员去成都，我派副大队长江文兴等4名飞行员随机去接收新机。江大队长他们在飞行途中就争分夺秒进行各种准备工作，研究试飞内容及回程航行诸元，到达成都后，第二天立即试飞，完成后就飞回南宁。由于我师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出色，受到军区空军首长的表扬。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正式打响。空军的任务是夺取战区制空权，掩护地面部队作战。我师和其他航空兵部队按照协同计划准时出动，担负空中掩护任务，威慑越南空军。参战空军部队多批次大编队出击，每天都有几百架次，为了震慑敌人，我们的歼-7有时还打开加力超音速飞行，以巨大的爆音向越军示威。虽然那时越南空军有比歼-7（米格-21）先进的米格-23飞机，但数量很少，大部分还都是我们援助的歼-5和歼-6。再加上他们的飞行员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越南的空军司令还是在云南蒙自机场学习的，整个越南空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所以只能龟缩在机场上不敢出动。偶尔也偷着起飞几架，一见我们的大机群，马上就溜了回去。15天的作战期间，越南空军出动最多的一次才是8个双机编队，16架飞机。
这次空军虽然没有进行真正的空战，但准备是要真打，大打的。从战前准备、机动转场、作战方案制定、出动计划、机务保障和战时思想政治工作等每个环节，都是按实战要求作的。空军的六七个主力师都集结在滇桂一带的前线机场，所有的歼-7飞机也都出动了。事实证明，空军这样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和平时期难得的一次未能交战的实战锻炼，它也向全国人民证明，我们的空军是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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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以后，身体不太好，但我还是惦念着空军，记挂着老部队，和前三次换装一样，我们师又是最先改装引进的先进战斗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建设一批装备先进战斗力强的“拳头”部队是非常必要的。
我快80岁了，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很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业绩，但对得起人民的要求和期望。
希望《兵器知识》杂志能告诉广大青少年，今天的安宁生活来之不易，千万要珍惜，尽管社会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题后记：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这样评价张老：“张滋性格文静，不善言谈，但作战勇敢，胆大心细，技术娴熟，飞行理论精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飞行员”。听完张老的讲述，记者不得不承认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张老就是这样的人！
我于1928年出生在河北省滦南县薛各庄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参加过著名的八路军冀东大爆动，可惜1940年就去世了。
受家庭的影响，我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正式入伍，同年冬天入党，先后任文书、文化教员、政治侦察员（相当于指导员）等职务。1949年11月，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文化考试，我进入刚组建的空军第6航校学习飞行，驻北京南苑机场。1949年12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心情非常激动。从那一刻起，我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做个保卫祖国天空的战士。
尽管空军处于初建阶段，但却有繁重的作战任务，首当其冲的是要解放台湾。所以对飞行员需求非常迫切，特事特办，不循常规。我们上的是速成班，理论学习3个月后，就开飞了。
我在雅克-18初教机上飞了30多个小时，紧接着就飞雅克-11中级教练机，又飞完30个小时就结业了，高级教练机和战斗机根本就没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建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那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激愤，每天都在关注着战事的发展。
1950年10月底，我们这些航校毕业的学员加上其他部队航校的人共40多个，来到辽宁鞍山机场，进行米格-15改装训练。由苏联空军的一个训练大队具体负责。在以后的3个多月内，我们先飞了雅克-17喷气教练机，然后是米格-15战斗机，在飞完预定课目后，就结束了由苏军带飞的阶段。
我们这些人组成了7、9两个战斗机团（后合编为空3师），我被分配到9团1大队，大队长是王海（后任空军司令员），具体负责训练的是副团长林虎（后任空军副司令员），他们都是牡丹江老航校毕业的，能力很强。林副团长还驾驶美制P-51“野马”战斗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那时已临近东北最冷的季节，零下二三十度。但我们还是抓紧一切机会训练，大年除夕也不休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发生了一等飞行事故，牺牲了一名飞行员（在2个多月的训练期间，总共牺牲了4位战友）。代价是沉重的，但形势逼人，不得已而为之啊！我在米格-15上一共飞了60多个小时，其他同志也差不多，这样全团完成了特技编队、攻击、双机空战、四机空战、战术协同等参战必需课目，达到了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水平。1951年4月25日空3师正式编入志愿军空军战斗序列，担负战斗值班任务，同年10月12日奉命进驻安东（今丹东）浪头机场，第一次参加抗美援朝空战。
在3师参战之前，苏联空军（2个歼击机师）早就参战了，并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我们在浪头机场学习了苏联空军的作战经验，尤其是苏军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的讲评对我启发非常大，我真是从心里佩服他，盼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人。
我们空军最早参战的是空4师10团和12团。10团大队长李汉首开记录，击伤一架美军飞机。
空4师的作战经验介绍也加强了我们战胜美帝的信心，大家都憋足一股劲，打好第一仗，打下第一架敌机。我们都是来自陆军部队的连排级干部和战斗骨干，在地面上多次和国内外敌人交过手、打过仗，有相当的经验和不怕死顽强的战斗作风。这正如王海大队长经常和我们讲的：“天就这么大，美国飞行员是人，我们中国飞行员也是人，我就不相信我们打不掉他们，而让他们把我们打掉。”当然我们也明白，空战和陆地拼刺刀不一样，必须掌握过硬的技战术才行。
空3师的任务是掩护泰川一带新建机场和安东到平壤一带的交通运输线。我们参战的程序是在苏联空军的掩护下，熟悉战区，先打敌人小机群，逐步过渡到打敌大机群，最后发展到独立执行大机群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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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第一次打下敌机是7团，1951年11月4日，7团3大队大队长赵宝桐首开记录，击落3架F-84，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7团有了战功，9团怎么办？全师上下都在看着我们，说实话，压力也是很大的。
11月9日，我们1大队随团主力出航，迎击平壤以南的8架F-84。等我们到达战区上空以后，发现敌机已经返航，扑空了。正在这时，又发现一架FMK-8大型机，王海请示上级后，率领1中队猛追过去，我带领2中队在后掩护。追上敌机以后，大队长首先开炮，将敌击伤，但炮弹已打光，退出战斗；命焦景文继续攻击，他也是打光炮弹退出；接着副大队长周凤性又投入攻击，打光炮弹，这架敌机还是没掉；最后4号机刘德林才击落这架“生存力”极强的敌机。战后判读胶卷，他们4人都打中了。
“4架飞机击落1架？”记者有些诧异。“能打下来就是好样的，要知道天上打仗可不像在地下，机关枪一扫一大片”，张老可能看出记者的疑惑，加重了口气。
我自己首次击落敌机的情况比较简单，那次我和僚机孙生禄随大队在战区巡航搜索，突然发现3架敌机在我机前方不远处向南飞行。估计是掉队返航的小机群，应该主动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我马上报告了大队长，随即和僚机利用云层隐蔽接敌，而敌机并未发现我们，仍按正常飞行，没作任何规避动作。当我追到有效射击距离时，三炮齐发，击中敌机，但瞬时敌机进入云层，没见它掉下去，也失去了再次攻击的机会。后经胶卷判读和在地面发现敌机残骸证实，敌F-84被我击落，同时孙生禄同志也击落了一架敌机。
我们空3师的第一次赴朝参战共计96天，全师共击落击伤敌机64架，达到了预定的作战意图，锻炼了部队，全师奉命转回沈阳休整。毛主席在空军党委呈送的3师战报上亲笔批示“向空军第3师致祝贺”，领袖的嘉勉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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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暂休整，空3师由师长袁彬和政委高厚良率领于1952年5月1日再次进驻安东前线机场，第二次赴朝参战。
美国空军在前一段空战中损失比较严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占其飞机大多数的F-80、F-84的技术性能与我军的米格-15相比处于劣势，再加之对我们的战术不熟悉和苏联空军的大规模参战，针对这种情况美军开始大量换装性能比较好的F-86战机。这种飞机的优点是留空时间长，水平机动性能好，机枪射速快，缺点是垂直机动性差，机枪威力小。但总体上比我们使用的米格-15要好一些。
美军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战术：“鱼饵”战术和“口袋”战术——选用一些技术尖子和实战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隐蔽在我机场附近，专门偷袭我正在起飞或降落的飞机（因为此时飞机不能做大的机动规避动作），由于我们对美军战术一时不适应，所以损失加大。针对上述种种情况，上级决定我们3师的两个作战团分别于当年回沈阳改装米格-15比斯，这种飞机的性能和F-86就差不多了，在整个抗美援朝空战中，我军飞机和美军飞机基本上都在一个水平上，所以才能取得较大的胜利。现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武器作为高科技的集大成者，我们必须给予极大的注意，否则就要吃大亏。
我第二次击伤敌机是在1952年12月3日，当时我机群每次出航的规律是由北向南起飞后，急速右转向北上升到一定高度再转向南飞赴战区。这样先抢占有利高度，便于防止敌人从高处俯冲攻击我们。时间一长，美国人也摸着了门道，认为在我机起飞后的一段特定时间内，清川江以南不会有我们的飞机，因此放松警惕。而我军这次打破常规，起飞后左转直接出击清川江。到达战区上空以后，发现40架F-86，我机群立即投入攻击。而敌人尚未作好战斗准备，被我们猛打猛冲乱成一团，投下副油箱仓皇应战。我机群的攻击从12 000米打到1 500米，由清川江打到大同江，我们的战斗编队始终保持完整，互相掩护交替进攻井然有序。我率领僚机鄢俊武选择目标后立即投入攻击，第一次开炮未中，敌机左上升转弯摆脱，我当即切半径继续射击，将一架F-86击伤。这时因为我机速度大，一下冲到与敌机平行位置无法开炮，失去再次攻击的机会，使敌机侥幸逃脱，僚机鄢俊武击落一架F-86。这次作战，我们起飞的12架飞机，与敌机40多架作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先后有9人开炮，击落击伤敌机6架。但我的亲密战友孙生禄同志（一级战斗英雄，共击落敌机6架，击伤1架）却血洒长空，永远离开了我们。五十多年过去了，孙生禄的音容笑貌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张老的声音哽咽着，掏出手帕拭去腮边的眼泪……
抗美援朝战争中，3师两次轮战共击落敌机87架，击伤27架，被击落43架，击伤19架。我们1大队总共击落、击伤敌机29架，被誉为“王海大队”，荣立集体1等功，我本人也立了2等功。但也牺牲了孙生禄、刘德林，鄢俊武和田畬等亲爱的战友。
人老了，容易怀旧，现在我经常回想起抗美援朝的那些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狠狠打击美国空中强盗，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抗美援朝的战斗是艰苦的，尤其是陆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有时连这也吃不上，这正像彭老总在抗美援朝中写给他夫人浦安修信中讲的那样“……比长征时还要困难，因为长征时尽管有敌军的围追堵截，但宿营时，点火做饭还是可以的，但现在只要点火冒烟，美国的飞机就来轰炸……”
当时我们空军的条件最好，机场在国内，美军不敢来轰炸（因为它没向我国宣战）。每天早餐是牛奶、鸡蛋、面条、点心；中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晚餐有时还有啤酒果酒、水果和各种营养品保证供应，伙食费每天三块多（那时东西都非常便宜，大对虾不到1块钱1斤）。当然，这是飞行员的特定需要。不过那时我们每天早、中餐很少能吃安生，往往刚吃几口，战斗警报拉响，马上扔下饭碗，升空作战，只有晚餐才能吃得比较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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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我师从沈阳移防浙江嘉兴机场，担负保卫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并开始复杂气象和夜航的训
练。因为抗美援朝时期，我们都是只飞完昼间简单气象就打仗去了，为了全天候执行保卫祖国领空的任务，必须补上这一课。本来1953年1月26日，3师从朝鲜回国之后，林虎、孙金华就在沈阳北陵机场组织了复杂气象训练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技术骨干都参加学习了，这次移防，就是在全师普及复杂气象飞行训练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从事夜航飞行训练。
由于当时的飞机没有机载雷达，夜航时要凭视力发现目标，漆黑的夜空能见度很差。有月亮时，可借助月光，无月亮时只能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接近目标，但要精确判定目标实施攻击，只能使己方的飞机位于敌机正后方才能看见敌机发动机喷出的火光，角度差一点就看不见了。我们训练时就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前面是一架目标飞机，后面是搜索攻击机，当后方的搜索机看见目标机喷口火光后即告诉目标机，然后其加速脱离直到攻击机再次发现，反复演练。但飞行员在夜空中往往会发生错觉，把天上的星光当成发动机喷出的火光，空2师在上海的演习中就发生过类似事情。
1956年初，开始换装米格-17F战斗机（歼-5战斗机，当时属国内最先进的），我作为空3师的领航主任和另一个同志去12师驻地上海虹桥机场率先接受改装训练，尔后全师普遍换装。
1954年以前，国民党空军夜间侵入大陆袭扰的飞机，每年在100架次左右，都畅行无阻，没有受到打击。因为当时空军能飞夜航作战的飞行员很少，不能对敌机采取有效截击。随着各部队夜航训练的开展，1955年空军为拦截台湾国民党夜间入窜飞机出动246架次，虽然没有战果，但其中有20架次，飞行员曾用目视发现了敌机，有的还开了炮，尽管没打中，但相对于以前无所作为的局面来讲，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1956年，空军能夜航作战的飞行员数量有了成倍的增长，再加上各战略要地又增添了从苏联进口的性能先进的三坐标厘米波引导雷达。各种有利因素汇合在一起。台湾国民党夜间入侵飞机的末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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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23日午夜，台湾国民党空军一架B-17G飞机被空12师34团团长鲁珉击落，机上叶拯民等11人毙命。鲁珉在朝鲜战场先后击落5架F-86，荣获“一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并被誉为打“F-86能手”，前几年去世了。8月23日午夜，空2师6团领航主任张文逸驾驶米格-17F战斗机又将一架美军P4M-1Q电子侦察机击落，包括4名美空军人员在内的14人坠海身亡。张文逸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相貌英俊，技术娴熟，他父亲张奚若先生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关于这次击落美机还有一段往事，作战结束以后，战报送到了毛主席那里，他老人家把击落美机一架，改成击伤美机一架，向东南方向逃窜。主席这样改，本意是不想过分刺激美国人吧，因为当时中美双方不是有个会谈吗？更有意思的是张文逸1980年5月至1984年12月又赴美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空军武官，美国的情报工作那样发达，应该不会忘记张文逸曾击落他们飞机的事吧？但他们也接受了张文逸，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我们国家现在真的强大了。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不过让《兵器知识》的青少年读者知道一点这方面的历史还是有好处的。
这回轮着我打下敌机了。1956年11月10日20时43分，上级通报在福建南日岛上空发现大型敌机1架，高度2 000米，航向300度，21时11分，敌机于福州西北28千米处，速度330～350千米/小时，侵入大陆指向浙江方向。当天战区的气象是卷云10，云高6 000米，层积云8~10，云底1 800米，云顶2 800米，第2层云云底高3 000米。21时55分敌机窜至周宁以北20千米处，空3师下令值班飞机一等准备。我接到命令后，于22时07分准备完毕。22时16分，驻杭州的空5军雷达于浙江永康以北26千米处捕捉到目标，立即下令我驾驶米格-17F战斗机起飞，在3师指挥所引导下，以航向220度，高度3 000米出航。
22分25秒，空5军接替3师指挥，命令我以航向180度，高度3 000米，速度750千米/小时飞行。这时我驾机向杭州湾方向飞去，云团很多很重，地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了。按照引导程序，我应将飞机转向180°到敌机尾后，这样便于用目视发现跟踪敌机。28分35秒，军指挥所命令我下降高度至2 700米，我下降到2 800米时，发现云层太重就没继续下降。这时命令我右转弯，坡度25度，航向360°改出。我遵照命令，把飞机绕到敌机后面。一边集中精力驾驶飞机，一边尽量用目视搜索前方，但夜空沉沉什么也看不见。两分钟以后，引导站又通知我：“4304号（我的座机号），敌机在你右前方20千米”。我一边回答一面睁大眼睛仔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又前飞了2分钟，引导站告诉我敌机在我右前方10千米处。这时我看了一下速度表发现还是750千米/小时，必须马上减速，否则会失去战机，我立刻收油门放减速板，把速度降到350千米/小时。就在引导站向我通报敌机在我前方2千米的同时，我也发现了前面有个红点晃了一下，我正想仔细看时，飞机进入了一团凸起的云中，又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赶紧操纵飞机来到云上，又发现了红点，再仔细看有4个红点，而且在黑影两边还各有一道模糊的阴影。当时我判断，那4个红点是敌机发动机的4个排气管喷出的火光，红点两边的阴影就是敌机的机翼。发现目标我非常高兴，立即向指挥所报告：“4304号发现敌机，请求攻击”！敌我距离越来越小，红点也愈来愈大，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敌机的轮廓了，没错，是一架大型飞机。我将瞄准具中心点对准4个红点中心，轻轻地把飞机稳住，这时瞄准光环中敌机机翼投影已伸到瞄准具刻度之外了（距离已经非常近）。我屏住呼吸，按下炮钮。说实在话，我根本没有听到允许攻击的命令，因为神经太紧张了！
刹那间，曳光弹所发出的强光刺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好松开了射击按钮。过了一会儿，在我前方漆黑的夜空中，4个红点没有了，出现了一簇火苗，火苗越来越长，这时我看清了，敌机左机翼根处燃起大火，接着敌机失去平衡，庞大的机身失去平衡，带着左坡度掉了下去。
击落敌机我太高兴了，对着送话器大喊“打着火了，打着火了！”边说边带着飞机绕着燃烧的飞机盘旋，最后看到它在空中爆炸，分裂成3团火球，坠向地面。仔细看了一下，在离火堆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城市的闪闪灯光，我判断，敌机坠落地应是杭州市以南的萧山。
任务完成该返航了，正在这时耳机里又传来了王海师长的询问：“4304号，你看清楚了没有，敌机是不是掉下去了？”“是掉下去了！”我又向下看了那堆大火。
22时41分，我安全着陆在嘉兴机场。王海师长率领机关和部队的许多同志都来欢迎我，握手、拥抱，那时我真正地感觉作为一个共和国飞行员的光荣和自豪。
讲到这里张老微闭双目，停顿片刻，仿佛仍在回味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后来查明，被我击落的362号C-46运输机坠毁于萧山县城东3千米处，从残骸里挖出9具尸体，4支手枪，1支信号枪，几十块银元和证件，这架敌机是空投特务和散发反动传单的。以后飞机残骸在杭州的一个公园里展览过，我也去看了一回。
总的讲，这次战斗，挺简单的，从起飞到降落返航才25分钟，我从发现敌机到击落它只用了30秒。当然这也是其他参战人员常年累月辛勤努力的结果。
打下敌机之后，我没有晋衔，还是大尉，不过由副营提升到正营。我把个人利益看得很淡，想想自己在陆军67军的那些战友，想想我两个僚机孙生禄和鄢俊武，我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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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师又率先装备了国内最先进的歼-7战斗机（米格-21F），同年我调离空3师，先后任空5军技术检查主任，空12师副师长，空军司令部指挥所副主任，1975年4月，又回空3师当师长。回到老部队，我既高兴也很难过，高兴的是又可以和自己的老战友老部队一起工作战斗了，难过的是空3师在文革中“受伤”很重，师政委（后任空5军政委）陈励耘成了林彪死党，师里主要干部和一些团级领导都进了学习班交待问题，南京军区又给师里重新配备了一批干部。由于文革还未结束，我只能尽我所能地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那段时间是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中感觉最困难的时期。
1979年初，对越自卫还击战前夕，我奉命率领师机关作战指挥班子和9团20多架歼-7战斗机进驻广西南宁和田阳机场。临出发之前，为了增强力量，空军又增拨4架成都飞机厂新出的歼-7飞机给我们，要求我师立即派员接收。广空派一架运输机送空地勤人员去成都，我派副大队长江文兴等4名飞行员随机去接收新机。江大队长他们在飞行途中就争分夺秒进行各种准备工作，研究试飞内容及回程航行诸元，到达成都后，第二天立即试飞，完成后就飞回南宁。由于我师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出色，受到军区空军首长的表扬。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正式打响。空军的任务是夺取战区制空权，掩护地面部队作战。我师和其他航空兵部队按照协同计划准时出动，担负空中掩护任务，威慑越南空军。参战空军部队多批次大编队出击，每天都有几百架次，为了震慑敌人，我们的歼-7有时还打开加力超音速飞行，以巨大的爆音向越军示威。虽然那时越南空军有比歼-7（米格-21）先进的米格-23飞机，但数量很少，大部分还都是我们援助的歼-5和歼-6。再加上他们的飞行员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越南的空军司令还是在云南蒙自机场学习的，整个越南空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所以只能龟缩在机场上不敢出动。偶尔也偷着起飞几架，一见我们的大机群，马上就溜了回去。15天的作战期间，越南空军出动最多的一次才是8个双机编队，16架飞机。
这次空军虽然没有进行真正的空战，但准备是要真打，大打的。从战前准备、机动转场、作战方案制定、出动计划、机务保障和战时思想政治工作等每个环节，都是按实战要求作的。空军的六七个主力师都集结在滇桂一带的前线机场，所有的歼-7飞机也都出动了。事实证明，空军这样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和平时期难得的一次未能交战的实战锻炼，它也向全国人民证明，我们的空军是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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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以后，身体不太好，但我还是惦念着空军，记挂着老部队，和前三次换装一样，我们师又是最先改装引进的先进战斗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建设一批装备先进战斗力强的“拳头”部队是非常必要的。
我快80岁了，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很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业绩，但对得起人民的要求和期望。
希望《兵器知识》杂志能告诉广大青少年，今天的安宁生活来之不易，千万要珍惜，尽管社会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题后记：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这样评价张老：“张滋性格文静，不善言谈，但作战勇敢，胆大心细，技术娴熟，飞行理论精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飞行员”。听完张老的讲述，记者不得不承认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张老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