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五星红旗在世界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上一次次升起、国歌一遍遍奏响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随之不断提升，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为中华体育健儿为祖国争得的荣誉而自豪不已。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体育运动几乎是一片荒漠，更谈不上在世界体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了。而新中国体育事业能够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取得骄人的成绩，无不凝聚着开国总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
　　
　　力主组队参加奥运会
　　
　　1952年7月，刚刚起步的新中国体育事业就面临着一次抉择。当时，第15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新中国的体育组织是在奥运会即将开幕时才收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的。
　　面临“去还是不去”的抉择，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体育事业还很落后，加上又是臨时组队，去了也不一定能赶上比赛；再说，即使参赛了，也很难取得成绩。
　　如此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力。然而，1932年，当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时，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仅派出了一名教练带着一名叫刘长春的东北大学学生运动员前去参加，结果在预赛中就被淘汰。1936年，中国派去参加第11届奥运会的运动员有所增加，可除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取得决赛权外，其他所有参赛运动员全部在预赛中被淘汰。1948年，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仍没有突破中国在奥运会领奖台上零的记录。加之旧中国的体育设施简陋，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尚无一所体育学院、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体育运动几乎是一片荒漠，更谈不上在世界体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了。这样的体育运动水平，与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
　　尽管面对的是这样一片体育荒漠，作为新中国首任总理的周恩来却没有因此而灰心、放弃。他的胸怀更开阔，视野更长远，坚决主张组队前去参赛。他斩钉截铁地说：“尽管我们还难以在奥运会上取得成绩，但我们还是要去。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要通过运动员的风采来宣传新中国的面貌。”
　　在周恩来的支持与关怀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率领由40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场上空高高飘扬。
　　这一次，中国体育代表团不是以成绩，而是以惊人的参与意识和精神，引起了世界各国运动员的关注。
　　中国体育代表团回国后，周恩来亲自听取了代表团的工作汇报。他满怀信心地说：“参加奥运会，升起了五星红旗还不够，中国运动员应该为世界体育界做出贡献。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口，我们会有好的体育人才。今后应该多创些纪录，多获世界冠军，让五星红旗更多地飘扬在国际运动场上。”
　　自1952年中国人民粉碎国际敌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派出代表团参加第15届奥运会后，国际敌对势力又耍出新的花招，把所谓的“中华民国奥委会”列入国际奥委会名单，妄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在多次抗议无效后，被迫于1958年8月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一些运动员因为不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而产生了急躁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铿锵有力地指出：“10年不鸣，一鸣惊人。8年、9年，我们总要进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现在准备力量，埋头苦干，10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
　　
　　组建班子 确定方针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委托青年团具体管理体育工作。后来，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从赫尔辛基回来后，周恩来提议，在政务院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并由热心体育事业、为体育界人士所仰慕的贺龙出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讨论政务院增设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会上，周恩来正式提议：为了加强对体育运动的领导，建议由贺龙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和任命。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选择贺龙任体委主任，是颇具眼光的。贺龙不负重托，为振兴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国务院各部委的人都特别羡慕体委，说周恩来似乎对体育事业格外青睐，只要贺老总开了口，不论活动大小，周恩来是有请必到，从不推辞……
　　有了组织保证还不够，还要确立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体育事业的路子。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首先是要普及，在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运动员技术水平，培养体育人才。1952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普及广播体操活动。
　　1953年底，事关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在紧张地筹备，周恩来对此非常关注。尽管这时他正忙于准备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但还是在百忙中抽空亲自审阅了这次会议的文件，并做了批示：“体委会议及议程同意。总结报告最好由贺龙同志做，如他坚辞，再由荣高棠做，而贺做结论。”
　　1954年1月16日至21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贺龙和荣高棠在会议上分别做了《1953年体育工作总结报告》和《1954年体育工作计划报告》。会议使新中国体育事业第一次有了纲领性的文件。
　　国家体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刚落下帷幕，周恩来就亲自主持政务院会议听取贺龙关于体委工作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就体育工作的意义、发展方针等做了系统发言。发言中，他第一次提出，我们一定要把体育运动和国家前途连接起来。他说：“体育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5年、10年、15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我问过专家，他们说5年至10年左右就可以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再次强调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针。他说：“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是要普及和经常化。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经常化了才会出人才。只要体育运动做到普及和经常化并加以正确的指导，人民的体质一定会大大增强。”
　　说到这里，周恩来满怀希望地说：“我们的体育运动如果发展得当，6年以后，到1960年，一定会出现许多好选手。我们的体育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的体育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是有远大前途的。”他还说：“实现上面的方针，关键在于领导，不仅是体委，教育部、高教部和各个行政部门也有责任。政务院要发个通知，提倡早间操和工间操，先在北京的中央各机关试行。”
　　1954年3月1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全国上下各级政府机关纷纷响应这一号召，积极开展工间操及其他多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活动，有效地增强了工作人员的身体素质和工作朝气。
　　
　　关心运动员的成长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不仅关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而且还关心体育运动员的成长，勉励他们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选手，在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这种关心和勉励在运动员身上化作了巨大的推动力。
　　1957年10月，当得知女子跳高运动员郑凤荣有实力冲击女子跳高世界记录的时候，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空，兴致勃勃地亲自前往北京体育学院观看。3个月前，郑凤荣曾经在柏林以1.72米的成绩获得国际田径女子跳高比赛第一名，而这次，由于紧张和激动，她只跳过了1.70米的横杆，年轻的姑娘懊悔极了。
　　


　　贺龙把郑凤荣喊到身边，并把她介绍给周恩来。郑凤荣满脸通红地在周恩来面前低下了头，说：“总理，我没有跳好。”
　　周恩来亲切地拉着郑凤荣的手，笑着鼓励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嘛！”说着，他把体育学院送给他的一束鲜花递到了郑凤荣的手中。
　　郑凤荣接过鲜花，热泪夺眶而出。
　　周恩来的此番举动，对一个普通运动员的鼓舞是别的力量所不能替代的。一个多月后，郑凤荣就以1．77米的成绩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所保持的1．76米的世界女子跳高纪录。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打破世界田径纪录。
　　美联社的一位记者对此报道说：“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警告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
　　1959年9月，为了检阅新中国成立10年來的体育成就，我国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全运会。周恩来除出席开幕式外，还亲自到赛场观看运动员比赛。
　　在这次全运会上，我国女子短跑选手姜玉民一人夺得100米、200米、400米3项冠军，同时也成为这些项目全国纪录的保持者。
　　周恩来看到她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非常高兴，及时向她表示祝贺，还风趣地说：“你一个人保持3项全国纪录，可不是好现象啊！体育比赛就是要人才辈出，后浪推前浪，才能迅速地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应该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同你争冠军。”不能只看到几个优秀选手，而要着眼于培养成千上万的优秀运动员，这是周恩来指导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
　　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有7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664人844次打破和新创106项全国纪录。其中，穆祥雄以1分11秒1的成绩创造了百米蛙泳世界纪录，17岁的乒乓球运动员李富荣打败了世界冠军容国团。
　　为了鼓励运动员创造出好的成绩，进一步推动全国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进行期间，贺龙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对世界纪录创造者和世界冠军获得者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的请示报告》，要求在全运会闭幕式上正式给世界纪录创造者和世界冠军获得者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认真阅罢这份《请示报告》，周恩来兴奋而爽快地在贺龙的报告上大笔一挥，写出批示：“同意。”
　　1959年10月3日，在有8万多人参加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上，周恩来和贺龙一起，向新中国10年来打破世界纪录和获得过世界冠军的40名运动员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对“国球”倾注万分关爱
　　
　　乒乓球运动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开展，被誉为“国球”。周恩来对乒乓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所有体育项目里，他对乒乓球最熟悉、也最喜爱，对那些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也很熟悉，不但叫得上名字，就连每个人的打法、特点也都有一些了解。每逢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体委都要给周恩来送来几份秩序册。上面详细地编列着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么样淘汰，如何出线，等等。他几乎每天都要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该哪家跟哪家比了。身边工作人员会随时根据最新的消息在上面用红笔勾出。稍有一点空闲时，周恩来也亲自勾画，那个关注劲儿，不亚于对待一些重要的国家大事。每逢大赛出征前，周恩来都要为球队壮行，在球队赛完归国后，他也尽可能地热情接见和鼓励运动员们。
　　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乒乓球队几次出国比赛归来，周恩来都要备设家宴来招待参赛队员和教练员。这时，他会乐呵呵地打趣说：“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家宴并无太多特别之处，带头始终坚持廉洁奉公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总是按照当时国家规定的标准——简单的“四菜一汤”来招待客人。席间，周恩来嘘寒问暖，平易近人，与大家谈笑风生。饭后，有时还要跟这些响当当的国球高手们一起挥动球拍打上几场，高兴地“切磋”一下球艺。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乒乓球与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水平较低。周恩来千方百计地邀请一些强队来我国访问，以提高中国的乒乓球技术水平。当时，在香港打球的姜永宁、傅其芳等乒乓球水平比较高的运动员，也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回到了国内。
　　周恩来对他们的归来非常重视，亲临现场观看他们的比赛。他在观看时，称赞姜永宁的防守技术很出色，但同时向姜永宁指出：应当加强攻的技术，不然只是被动挨打。他还鼓励姜永宁、傅其芳等不仅要求自己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而且要培养更多的优秀选手。
　　姜永宁、傅其芳等深受鼓舞。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获得世界冠军，但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努力工作，为振兴新中国的乒乓球事业培养了一批夺取世界冠军的人才。
　　周恩来对乒乓球运动事业的深切关注，深深地感动了大陆以外的有志之士。1957年，曾受过傅其芳指导的容国团从香港回到内地。两年后，他为新中国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得了冠军，固然值得庆贺，但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就此而满足，应当看到我们与世界强队的差距，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取得更大的成绩。对于这一点，欣慰中的周恩来保持着冷静和清醒的认识。
　　1959年4月24日，国家体委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从第25届世界锦标赛归来的乒乓球代表团。
　　周恩来当时正忙于别的国事，听到消息后，他特意中途赶到北京饭店，与贺龙、陈毅一起同乒乓球代表团欢聚。
　　周恩来首先说：“我国乒乓球队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全世界都震动了。首先，我向你们表示庆贺。”掌声四起。他摆了摆手，继续说：“但是，欢迎庆贺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仅仅是胜利了一次，胜了一次还要再胜，不能就此停滞不前，一切体育竞赛项目都是这样。我们要准备力量，在今后的世界比赛中争取多拿一些金牌，10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
　　接下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送给乒乓球队员至今仍被体育界视为“经典”的4句话：一是胜而不骄。我们取得世界冠军才是第一次，胜而骄就容易摔跤。二是败而不馁。败一次不算什么，常胜将军也会打败仗。最怕的就是气馁。三是埋头苦练。要天天练，不求一下子让人知道，不急于求露。四是生生不已。要多增加新生力量，好选手要自己带头帮助别人，使后来者居上，这样体育运动才能大发展。不能光靠几个选手。
　　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往往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第25届世乒赛结束后，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的决议。这一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国际乒坛已觉察到了中国乒乓球实力的悄然崛起。以往，不要说承办世乒赛，就连邀请一些乒乓球强队访华都不容易。
　　对于第26届世乒赛，周恩来自始至终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在乒乓球健儿集训期间，正遇上天灾人祸，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自己不吃肉，却为集训的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副食品。
　　1961年3月12日，在锦标赛开战前夕，周恩来拉着陈毅一同来到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乒乓球健儿。
　　针对在第25届世乒赛上我国有些选手心理素质不过硬，想赢怕输，临场过分紧张，发挥失常，没有打出应有的水平和风格这种现象，周恩来叮嘱运动员们：“我还是给你们讲两句话：一是胜不骄，败不馁；二是留有余地，藏一手。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保养，不要紧张，为国争光。不仅要比赛，还要注意学习，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不要争一日之长短，胜了还要再胜。如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长远一些。”
　　周恩来还委托陈毅给乒乓球小将们作战前动员。陈毅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度：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也不责备你们。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了不泄气，要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不要斤斤计较。如果你们全部失败，我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献花敬酒，鼓励失败的英雄。”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健儿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经过近半个月的鏖战，他们终于放出了震惊世界的异彩：男子团体获得冠军；男子单打囊括了前四名，庄则栋、李富荣获男子单打冠亚军；邱钟惠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女子双打和男女混合双打分别分获亚军。这样，中国乒乓球小将们在第26届世乒赛上总共获得了3项世界冠军、4项亚军和8个第三名。
　　喜讯传开，举国欢腾，世界也被震惊了，外国通讯社惊呼：“中国执掌了世界乒乓球的牛耳。”
　　第26届世乒赛激烈鏖战时，周恩来正陪同前来中国度假的缅甸总理吴努夫妇在云南，从云南回到北京时，为中国乒乓球队举行的颁奖仪式和庆功宴会已经结束。为了表示心意，周恩来执意自己掏钱在家里请乒乓球队吃了顿饭，贺龙夫妇、陈毅夫妇作陪。因为周恩来个人请客频繁，而他和邓颖超的粮食有定量，请客多了，粮食不够，故交代贺龙、陈毅两家自带粮票，每人半斤。这天，邓颖超准备了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还特地给每人发一个鸡蛋，算是特殊照顾。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社会里一切几乎都处于非正常的运行状态，中国乒乓球亦不例外。在世界乒坛享有盛誉的中国乒乓球队连续数年未在国际大赛中露面。可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周恩来也设法冲破阻碍，给予中国乒乓球队许多关怀。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次，周恩来向国家体委军管会和体育院校军宣队负责人了解运动员的思想、训练和生活情况，并进一步询问了乒乓球运动员的学习和训练情况，提出：要抓紧训练，恢复技术。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中国乒乓球队乃至整个体育界提出了著名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这一方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普遍受到好评，对中国体育甚至世界体育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根据毛泽东寄希望于人民的战略思想，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开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体育交往。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国同许多国家共同发起组织了“亚乒联盟”、“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赛”等。这些创举，体现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精神，树立了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新风，增进了彼此间人民和运动员的团结和友谊，有效地培养了我国乒乓球运动员的全球意识和国际主义精神。
　　1971年初，传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4月份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消息。当时的国际形势仍很严峻：中苏对峙，苏联大兵压境；美国虽然开始与中国接触，但尼克松和美国政界人士仍频频表示“不放弃对中华民国的义务”；中日尚无外交关系，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在日活动猖獗。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不参加第31届世乒锦标赛。
　　周恩来顶住压力，冒着风险，坚持派代表团参赛。在中国乒乓球参赛队临近出国时，周恩来还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周恩来虽然很忙，但仍然不忘每天过问比赛情况。体委送来的比赛秩序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周恩来不仅让秘书给他报比分，他自己也在册子上圈圈点点，谁出线了，下一轮对谁，他都心里有数。有一天，看比赛实况转播时，秘书给他讲高抛发球的技术，他听得津津有味。
　　在男子团体比赛时，前两盘都赢了，到庄则栋比赛时又先输了两局。秘书心想，别让总理不高兴，就没到办公室向他报告。周恩来觉得不对劲，怎么不来了？就摁电铃叫秘书，并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来？庄则栋打得怎么样？”秘书说：“他输了两局。”周恩来笑了笑，说：“前面赢了，你那么积极报告，输了你就不进来了。那有什么，两国交兵，各有胜负，不能只想赢害怕输，哪能胜了报，输了就不来了呢。”
　　当轮到李富荣与匈牙利一名队员比赛时，对手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赢了比赛。赛后，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认为球擦边了。
　　乒乓球队回国后，周恩来接见了他们。他当场问李富荣，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李富荣承认，是擦边了。周恩来便问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李富荣说，压力太大，太想赢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运动员要有风格。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主动示意，将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和对手的心。”李富荣心悦诚服，虚心地接受了意见。
　　这场世乒赛结束后，梁戈亮的两面胶球拍引起了国际乒坛的议论。因为梁戈亮使用的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让欧洲选手大伤脑筋，国外反映梁戈亮使用的球拍颗粒长度超出国际乒联的规定，梁戈亮发球时有遮挡等等。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他说：“赢球要赢得光明正大，让对手心服口服。国际乒联规定不能使用的器材，我们一律不用。”于是，梁戈亮就只好改用普通的球拍打球，成绩很不理想。
　　之后不久，乒乓女队名将梁丽珍骑自行车到国务院西门找总理办公室的人，要通过秘书给周恩来送一封信。梁丽珍说，梁戈亮球拍的胶皮颗粒长度仍在国际乒联规定的范围以内，并没有超过标准，她希望周恩来过问一下这个事情，不然，梁戈亮的技术很难保持和提高了。秘书把梁丽珍讲的情况和信的内容一一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听后说：“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德生同志(当时在国务院李德生分管体委工作)，让他转告体委，既然符合标准，就可以使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次世乒赛的参赛在外交方面打开了骄人的新局面，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联手打造了影响深远的“乒乓外交”佳话。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4月14日下午两点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与随行记者。当天，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5项对华新政策：1、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的个人的签证；2、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的团体的签证；3、允许中国使用美元；4、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限制；5、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不久，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应邀赴美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同样热情的接待。
　　小球确实推动了大球。关于乒乓外交，许多人仅仅知道它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其实它也在更广的范围内成为中国通向世界大门的钥匙。
　　
　　有针对性地研究指导中国排球
　　
　　周恩来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都曾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摆着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写的一本关于排球训练的书，他经常抽空仔细翻阅。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排球运动处于刚起步的低水平阶段。尽管各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没有收到像乒乓球那样快速提高的效果。
　　当时曾有人说，中国人个子矮，体质差，搞大球不行。周恩来听说后批评了这种看法。他说：“有人讲中国大球上不去，小球要掉下来，我就不相信。日本运动员不也矮吗？他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日本女子排球队自1960年获得世界排球锦标赛亚军后，1962年又获得世界冠军，1964年，摘取了奥运会桂冠。世界排坛称她们为“东洋魔女”。
　　为了提高中国排球运动水平，找出问题，对症下药，周恩来对日本女子排球队的快速起飞颇为关注，一直想探究其中的原因。后来，他发现，日本女排成功的秘诀是教练大松博文实行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周恩来就让秘书把大松博文所写的关于排球训练的书找来，摆在案头仔细翻阅，进行研究。
　　1964年11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家体委邀请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日本贝冢队访问中国。贝冢队访华期间，周恩来于11月25日、27日两次到现场观看了她们的训练。
　　贝冢队队员的平均身高不算高，最矮的1.60米，最高的1.72米，但其训练艰苦程度十分惊人。只见大松博文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抡起胳膊将球连珠炮似的扣给队员，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高，都达到了极限。女队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倒地翻滚拼死救球。有的队员因精疲力竭，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大松博文就把球连连向她们身上用力扣去，并大声呵斥，直到队员挣扎着起来接球为止……
　　周恩来用心观看，球员的每个动作都不放过。看完后深有感触，训练结束后，周恩来接见了大松博文。他对大松博文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方法表示赞赏，说：“你的队伍最好的地方是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你创造的翻滚救球，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大松博文十分惊讶：管理着数不清的国家事务的大国总理竟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排球内行，一眼就看透了他训练方法的本质，他十分钦佩周恩来的眼力。
　　观看完大松博文的训练后，周恩来把体委和排球队的负责人及参加观摩训练的中国排球队员召集到一起谈体会。周恩来说：“人家练防守，是教练员用力向运动员扣杀。大松打出的球，力量比比赛时的强度大多了。不然，就练不出来。他这个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带着运动员一起干。教练员参加实践这条很重要。大松一个人带一个队，而我们却是一大批教练带一个队。”
　　说着，周恩来问在一旁的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阙永伍：“你今年多大了？”
　　阙永伍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31岁。”
　　周恩来说：“大松博文已经40岁，你比大松年轻。你应该提高本领，好好干。将来你训练时，我来看。”
　　随后，周恩来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排球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日本队训练，比打比赛时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超过实战需要，比赛时就能过硬。你们的训练呢，第一，不能做到教练员参加实践；第二，不能为队员出难题；第三，技术不过硬。如果解决了上述三点，就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学大松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相一致的。”（“三从一大”是指：当时分管体育事业的贺龙副总理明确提出的“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坚持大运动量训练”的著名的“三从一大”训练方针。——作者注）
　　最后，周恩来还谈到日本女排队员的身高、体形和饮食结构，说：“中国女排可以参照日本女排，研究研究营养科学问题。日本队本身条件不如我们，但训练出了高水平的队。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比她们好才行。你们个子这么大，应该像人家这样练才对。”
　　12月初，大松博文率贝冢队赴上海比赛，贺龙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训练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派人参加，并组织现场观摩大松博文的训练，边观摩，边讨论，找各自的差距。这次会议提出，要整顿训练作风，反对“骄、娇”二气，要求运动员做到“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过硬、身体过硬、技术过硬、训练过硬、比赛过硬）。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对排球，而且对整个中国体育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65年四五月间，应周恩来的邀请，大松博文前来中国指导训练中国女排。本来，大松博文这个人是很有些个性的。1960年日本女排在世界排球锦标赛上获得亚军，当时任日本女排教练的大松博文当场扔掉银牌，表示非金牌不拿。两年后，日本女排果然获得世界冠军，取得金牌。为此，他颇有些自负。1964年，大松博文刚到中国时，也有些傲气，甚至对中国排球的水平有点瞧不起。但自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正如他后来回国著文所写的那样：“我在中国看到一种精神，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精神。这一精神除了伟大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种说法。”
　　大松博文到中国来任教后，对周恩来表示：要全力以赴，把训练贝冢队的方法全部拿出来训练中国队。在中国执教期间，他除了训练国家女排外，還训练过四川、山东和上海女排。
　　1972年7月22日，中国男、女排球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与日本男、女排球队进行比赛。周恩来亲自到场观看，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外交部长姬鹏飞及中国排球协会的负责人也一同前往观看。
　　比赛开始前，周恩来接见了日本男女排球代表团团长前田丰先生。他问前田丰：“团长先生，日本排球水平很高，有什么秘诀吗？你看中国排球的水平什么时候能赶上日本？”
　　前田丰说：“中国队员的弹跳力和柔软性很好，在今后的国际比赛中要记住对方的弱点。依我看，再有3年就可能赶上日本。”
　　周恩来追问道：“如果用了3年时间没能赶上，怎么办呢？”
　　前田丰说：“请允许我坦率地说，中国人口多，适合打排球的人极多。如果5年之后培养不出世界水平的强队，那就不是选手的问题，而是领导者的问题了。”
　　周恩来用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中国方面的几位体育负责人，说：“请诸位好好记住团长先生的话。”
　　这时，运动员入场的铃声响了，周恩来及中日双方官员走进贵宾席。中日双方的选手开始赛前练习。现场的广播开始介绍各位参赛选手的情况。当介绍到日本选手时，她们边跑边稍稍停下脚步向场内观众挥手致意，这是国际比赛的一般要求。然而，当介绍到中国选手时，她们只是默默地跑着，没有一点反应。
　　在各种体育活动、赛事中，周恩来是一向倡导运动员要表现出文明礼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等良好素质的人。看到此情此景，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严厉地对站在一旁的负责人说：“刚才不是还说要老老实实地学习日本队的长处吗？这是在学习吗？”
　　有关人员不了解具体情况，一阵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周恩来严肃地说：“中国选手为什么点名不应？不向观众致意呢？中国队要从头来一遍！”
　　这样，播音员重新介绍了一遍中国选手，中国选手向观众挥手致意。
　　观看期间，周恩来向前田丰询问了团体队如何赢得比赛的要点，询问了日本队担任扣杀、佯攻的选手的名字，并在队员名单上画上了红圈。
　　比赛结束后，在回宾馆的路上，前田丰感慨万千。他对陪同的中国排球协会负责人说：“我非常羡慕中国体育界。你们有那么热情而又有感情的总理，真幸福。再过5年，中国排球走不到世界前列是不应该的。”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排球的全面腾飞是在7年之后。1979年，在亚洲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女排球队双双获得冠军。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赛中，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此后，中国女排一发而不可收，赢得世界女排“五连冠”的殊荣。
　　周恩来虽然在生前没能看到中国排球腾飞于世界，但他一直在为中国排球称雄世界而铺路架桥，“五连冠”的殊荣里分明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