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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邵丽,自1999年末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以来,在长、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并曾荣膺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河南省文学奖”、第四届“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多项主流文学大奖。邵丽小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独特而出色的叙事策略,具体地说,其体现在揭示人性的复杂性、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等三个方面。
揭示人性的复杂性
何弘说:“始终关注人物的内心生活,努力去探索人内心深处最微妙的地方,揭示人性的复杂性,这应该说是邵丽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①的确,邵丽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善于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具有人性的深度。比如短篇小说《礼拜六的快行列车》,写城市大龄“高知”女性情感的落寞与精神的孤独无依,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可谓精细入微。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淑女,从小就听话、自爱、门门功课考第一、没有早恋倾向”。但从小学一直念到博士以后,想寻觅情感归宿的时候,发现“好男人却不知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博士论文答辩时,“我”才有了一位“虽不至于一见倾心,但彼此还算满意”的男朋友。博士毕业,“我”在郑州工作,“他”在北京一家大型网络公司做工程师,而且他还不想过早地走进婚姻的“围城”里去。于是,“我”就只能“每半个月一次,或者准确地说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下午”,“穿戴高雅、举止得体”,“名牌皮包的夹层里放着安全套,从一个城市游向另一个城市”。每次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缺乏足够时间保证的情感必定是脆弱的、不稳固的,幽会时,“我”虽从不涂口红,始终留短发,却常发现,“在他的衬衣领口上有洗不净的口红的印痕”,“在他的单身宿舍的洗脸池上有一根长发”。但我对此“什么也不会说,我时刻牢记着我的身份,同时也记着他的。我知道在一个博士和另一个博士之间,绝对应该避免面红耳赤的争辩,更不能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鸡零狗碎,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尽可能地维系这种“露水夫妻”式的感情。
邵丽以女性细腻感性的笔触写出了当下社会以“知识精英”身份存在的一些女博士,在情感上的缺失与无奈。“好像我与我的男朋友也有过争执,但我们说的和应的都非常含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从不忘记我是个博士,表现得很有姿态,自信、有主动权、决不是赌气”。叙述语调是那样的平淡和克制,但字里行间弥漫的却是一种无法消除的感伤和无奈,真挚的爱情与稳固的情感生活难道就那么遥远而不可及吗?《礼拜六的快行列车》显然触及了城市大龄“高知”女性相当普遍存在着的情感问题,从而使作品在表现人性复杂性的同时,也具有了“问题小说”的意味,从而增加了小说的深度。
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
谢有顺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是那种不断地靠近心灵、靠近心灵中神圣的部分的写作”②。邵丽的小说毫无疑问应该属于“真正有价值的写作”,因为在她的小说文本中,有着极为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邵丽在创作时,总是贴着人物写,自觉地不断靠近人的心灵,着力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注重揭示人物的病态心理。
为邵丽赢得“鲁迅文学奖”桂冠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在探讨明惠的悲剧命运时,就非常注重对其病态心理的揭示。明惠的病态心理主要体现为持久而强烈的嫉妒,这种心理的过于偏执,造成了明惠的病态人格。小说开头第一句即是“明惠是实在咽不下那口窝囊气才去找桃子的”。作为自己的同龄人,桃子以前什么地方都比不上自己,明惠对待桃子就像公主对待女佣,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现在却不一样了,自己落榜回乡,前途渺茫,而桃子则在城市打工“挣下大钱”衣锦还乡了,村人们对桃子尊敬有加而对明惠“嬉笑怒骂”,巨大的反差让明惠对桃子极为嫉妒和仇视,“我就不信你桃子在城里打两天工就敢把我明惠不放在眼里了”,她明惠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以前不如自己的桃子超过自己。
桃子以前时时处处讨好巴结自己,现在从城里回来7天了却不来看自己,明惠受不了这窝囊气,就决定去“找桃子出气”。明惠常常指责桃子没教养,进屋不敲门,她找桃子兴师问罪时,“明惠没有敲门。明惠一脚就跨入桃子家的院子”。进门之后,看到了令人尴尬的场面:桃子正和男朋友热吻,桃子于是“漫不经心地责备明惠,是你呀,进来怎么都不知道敲门”,听了这话,“明惠被徐二翠骂了两个月都没有流出的泪水,不争气地从胸腔里往外翻涌,忍都忍不住”,因为这是她经常指责桃子的话啊!
桃子对明惠非常热情,一面张罗着给明惠拿吃的喝的,一面把男朋友马强介绍给明惠,还从里屋翻出许多半旧衣服让明惠看,并对明惠说,“你要是喜欢可以把我的衣服拿一套去穿”。但明惠却显得非常冷淡,她不吃桃子拿给她的东西,“也不去打量桃子的穿着”,心里想的是,“桃子那时候你穿了多少我的旧衣服,你总是穿我剩下的,而我怎么有可能穿你的?”明惠用眼睛的余光“把桃子的周身飞快地透视了个遍”,看到桃子的衣着是那么时尚、颜色的搭配是那样和谐时,“明惠的心扑通一声被刺了一下,像中了铅弹般酸沉酸沉的”,她觉得桃子根本不配穿这么漂亮的衣服,而她明惠应该“比桃子穿得更出彩,更理直气壮的啊”。对于桃子找个“城里人”做男朋友,明惠更是嫉妒万分,她认为只有自己才配找个“城里人”做男朋友,所以明惠后来进城打工设计自己的未来时,还想“等买了房子就找一个马强那样的丈夫,甚至是比马强都好的丈夫”。明惠之所以念念不忘桃子的男朋友马强,归根到底是持久而强烈的嫉妒心理在作祟。
嫉妒作为人性的弱点之一,与生俱来,不可避免,但很多人能够超越这种心理弱点。而如果不能超越,形成心理定式,就会造成精神上的病态而产生心理障碍。所以莎士比亚睿智地告诫过世人:“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③明惠就没能超越嫉妒的心理弱点,她对桃子的嫉妒和仇视是那样强烈与持久,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明惠活到十八岁才知道,自己的内心会是这样的邪恶。”
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④。邵丽有着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她的小说语言既出色承担了叙事的功能,又形成了独特的个性,从而成为其小说创作取得突出成绩的最为外显的标志之一。
邵丽小说的语言,鲜明地呈现出典雅含蓄与幽默调侃两种风格。首先是典雅含蓄。比如:“我们把夜色关在窗外,我打开所有的灯,我要在一片光明里,把我的一切交给这个鼻梁笔挺,一唇绒毛的男人。我把自己一页一页地在他面前打开,让他以青春的勇气,批阅我美丽的年轮。我们一次次地奔跑,我们一次次地飞翔,他就这样热辣辣地阳光普照,我就这样浓艳艳地盛开”。《故园中的现代女人》里的安然决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深深爱着的尚天,他们在一起品尝了性爱的欢乐,作者把他们迷狂的爱情写得优美、含蓄而富有诗意,不像一些所谓的“美女作家”写性爱过于追求“奇观化”,只专注于人的身体,甚至专注于性爱的各种姿态。邵丽小说典雅含蓄的语言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品位,也显示了作者创作态度的严肃,对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坚守。
其次是幽默调侃。邵丽仿佛有两幅笔墨,小说的叙述语言时而优美典雅、诗意浓郁,时而俏皮生动,富有调侃的意味。《明惠的圣诞》就让我们看到了邵丽小说语言的另一面,即典雅优美之外的幽默调侃。比如明惠落榜后,辱骂明惠就成了徐二翠每天的主要“功课”,恰巧这时,桃子又“挣下大钱”从省城回来,在村子里四处招摇,“见了谁都婶子大娘的喊得蜜甜”,于是,“徐二翠每天骂人的时候,与时俱进地增加了桃子回来的内容”。明惠进城后,为了挣钱,“例假时与老曹做过一次”,没想到老曹发觉后很生气,他认为和来例假的女人做爱是会倒霉的,所以,“他那天办事有点像开职代会一样潦草。当然,依然秉承了国有企业的气派,钱一点也没少给”。“与时俱进”、“职代会”、“国有企业”,这些都是非常严肃庄重、具有崇高感和使命感、“政治色彩”很浓、带有“形而上”意义的词汇,但在《明惠的圣诞》中,却用在了骂人、做爱等“形而下”层面的行为上,这就造成了语言的严重错位,而正是这种错位使小说的语言具有了调侃的色彩,也使小说具有了反讽意味,在滑稽的表面之下有了沉重的悲剧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中丑恶一面的愤懑。
邵丽小说的叙事策略聚焦在人性、心理、语言等层面,并在审美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充分显示了邵丽杰出的艺术才能,也凸显了其独特的风格。[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邵丽小说创作研究”(SKL—2009—983)成果。]
注释:
①何弘:《因为理解所以悲悯——邵丽小说简评》,《文艺报》,2007年11月13日。
②谢有顺:《活在真实中》,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③莎士比亚:《奥瑟罗》,《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李爱梅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8～1909页。
④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施宇
揭示人性的复杂性
何弘说:“始终关注人物的内心生活,努力去探索人内心深处最微妙的地方,揭示人性的复杂性,这应该说是邵丽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①的确,邵丽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善于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具有人性的深度。比如短篇小说《礼拜六的快行列车》,写城市大龄“高知”女性情感的落寞与精神的孤独无依,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可谓精细入微。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淑女,从小就听话、自爱、门门功课考第一、没有早恋倾向”。但从小学一直念到博士以后,想寻觅情感归宿的时候,发现“好男人却不知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博士论文答辩时,“我”才有了一位“虽不至于一见倾心,但彼此还算满意”的男朋友。博士毕业,“我”在郑州工作,“他”在北京一家大型网络公司做工程师,而且他还不想过早地走进婚姻的“围城”里去。于是,“我”就只能“每半个月一次,或者准确地说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下午”,“穿戴高雅、举止得体”,“名牌皮包的夹层里放着安全套,从一个城市游向另一个城市”。每次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缺乏足够时间保证的情感必定是脆弱的、不稳固的,幽会时,“我”虽从不涂口红,始终留短发,却常发现,“在他的衬衣领口上有洗不净的口红的印痕”,“在他的单身宿舍的洗脸池上有一根长发”。但我对此“什么也不会说,我时刻牢记着我的身份,同时也记着他的。我知道在一个博士和另一个博士之间,绝对应该避免面红耳赤的争辩,更不能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鸡零狗碎,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尽可能地维系这种“露水夫妻”式的感情。
邵丽以女性细腻感性的笔触写出了当下社会以“知识精英”身份存在的一些女博士,在情感上的缺失与无奈。“好像我与我的男朋友也有过争执,但我们说的和应的都非常含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从不忘记我是个博士,表现得很有姿态,自信、有主动权、决不是赌气”。叙述语调是那样的平淡和克制,但字里行间弥漫的却是一种无法消除的感伤和无奈,真挚的爱情与稳固的情感生活难道就那么遥远而不可及吗?《礼拜六的快行列车》显然触及了城市大龄“高知”女性相当普遍存在着的情感问题,从而使作品在表现人性复杂性的同时,也具有了“问题小说”的意味,从而增加了小说的深度。
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
谢有顺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是那种不断地靠近心灵、靠近心灵中神圣的部分的写作”②。邵丽的小说毫无疑问应该属于“真正有价值的写作”,因为在她的小说文本中,有着极为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邵丽在创作时,总是贴着人物写,自觉地不断靠近人的心灵,着力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注重揭示人物的病态心理。
为邵丽赢得“鲁迅文学奖”桂冠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在探讨明惠的悲剧命运时,就非常注重对其病态心理的揭示。明惠的病态心理主要体现为持久而强烈的嫉妒,这种心理的过于偏执,造成了明惠的病态人格。小说开头第一句即是“明惠是实在咽不下那口窝囊气才去找桃子的”。作为自己的同龄人,桃子以前什么地方都比不上自己,明惠对待桃子就像公主对待女佣,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现在却不一样了,自己落榜回乡,前途渺茫,而桃子则在城市打工“挣下大钱”衣锦还乡了,村人们对桃子尊敬有加而对明惠“嬉笑怒骂”,巨大的反差让明惠对桃子极为嫉妒和仇视,“我就不信你桃子在城里打两天工就敢把我明惠不放在眼里了”,她明惠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以前不如自己的桃子超过自己。
桃子以前时时处处讨好巴结自己,现在从城里回来7天了却不来看自己,明惠受不了这窝囊气,就决定去“找桃子出气”。明惠常常指责桃子没教养,进屋不敲门,她找桃子兴师问罪时,“明惠没有敲门。明惠一脚就跨入桃子家的院子”。进门之后,看到了令人尴尬的场面:桃子正和男朋友热吻,桃子于是“漫不经心地责备明惠,是你呀,进来怎么都不知道敲门”,听了这话,“明惠被徐二翠骂了两个月都没有流出的泪水,不争气地从胸腔里往外翻涌,忍都忍不住”,因为这是她经常指责桃子的话啊!
桃子对明惠非常热情,一面张罗着给明惠拿吃的喝的,一面把男朋友马强介绍给明惠,还从里屋翻出许多半旧衣服让明惠看,并对明惠说,“你要是喜欢可以把我的衣服拿一套去穿”。但明惠却显得非常冷淡,她不吃桃子拿给她的东西,“也不去打量桃子的穿着”,心里想的是,“桃子那时候你穿了多少我的旧衣服,你总是穿我剩下的,而我怎么有可能穿你的?”明惠用眼睛的余光“把桃子的周身飞快地透视了个遍”,看到桃子的衣着是那么时尚、颜色的搭配是那样和谐时,“明惠的心扑通一声被刺了一下,像中了铅弹般酸沉酸沉的”,她觉得桃子根本不配穿这么漂亮的衣服,而她明惠应该“比桃子穿得更出彩,更理直气壮的啊”。对于桃子找个“城里人”做男朋友,明惠更是嫉妒万分,她认为只有自己才配找个“城里人”做男朋友,所以明惠后来进城打工设计自己的未来时,还想“等买了房子就找一个马强那样的丈夫,甚至是比马强都好的丈夫”。明惠之所以念念不忘桃子的男朋友马强,归根到底是持久而强烈的嫉妒心理在作祟。
嫉妒作为人性的弱点之一,与生俱来,不可避免,但很多人能够超越这种心理弱点。而如果不能超越,形成心理定式,就会造成精神上的病态而产生心理障碍。所以莎士比亚睿智地告诫过世人:“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③明惠就没能超越嫉妒的心理弱点,她对桃子的嫉妒和仇视是那样强烈与持久,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明惠活到十八岁才知道,自己的内心会是这样的邪恶。”
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④。邵丽有着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她的小说语言既出色承担了叙事的功能,又形成了独特的个性,从而成为其小说创作取得突出成绩的最为外显的标志之一。
邵丽小说的语言,鲜明地呈现出典雅含蓄与幽默调侃两种风格。首先是典雅含蓄。比如:“我们把夜色关在窗外,我打开所有的灯,我要在一片光明里,把我的一切交给这个鼻梁笔挺,一唇绒毛的男人。我把自己一页一页地在他面前打开,让他以青春的勇气,批阅我美丽的年轮。我们一次次地奔跑,我们一次次地飞翔,他就这样热辣辣地阳光普照,我就这样浓艳艳地盛开”。《故园中的现代女人》里的安然决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深深爱着的尚天,他们在一起品尝了性爱的欢乐,作者把他们迷狂的爱情写得优美、含蓄而富有诗意,不像一些所谓的“美女作家”写性爱过于追求“奇观化”,只专注于人的身体,甚至专注于性爱的各种姿态。邵丽小说典雅含蓄的语言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品位,也显示了作者创作态度的严肃,对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坚守。
其次是幽默调侃。邵丽仿佛有两幅笔墨,小说的叙述语言时而优美典雅、诗意浓郁,时而俏皮生动,富有调侃的意味。《明惠的圣诞》就让我们看到了邵丽小说语言的另一面,即典雅优美之外的幽默调侃。比如明惠落榜后,辱骂明惠就成了徐二翠每天的主要“功课”,恰巧这时,桃子又“挣下大钱”从省城回来,在村子里四处招摇,“见了谁都婶子大娘的喊得蜜甜”,于是,“徐二翠每天骂人的时候,与时俱进地增加了桃子回来的内容”。明惠进城后,为了挣钱,“例假时与老曹做过一次”,没想到老曹发觉后很生气,他认为和来例假的女人做爱是会倒霉的,所以,“他那天办事有点像开职代会一样潦草。当然,依然秉承了国有企业的气派,钱一点也没少给”。“与时俱进”、“职代会”、“国有企业”,这些都是非常严肃庄重、具有崇高感和使命感、“政治色彩”很浓、带有“形而上”意义的词汇,但在《明惠的圣诞》中,却用在了骂人、做爱等“形而下”层面的行为上,这就造成了语言的严重错位,而正是这种错位使小说的语言具有了调侃的色彩,也使小说具有了反讽意味,在滑稽的表面之下有了沉重的悲剧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中丑恶一面的愤懑。
邵丽小说的叙事策略聚焦在人性、心理、语言等层面,并在审美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充分显示了邵丽杰出的艺术才能,也凸显了其独特的风格。[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邵丽小说创作研究”(SKL—2009—983)成果。]
注释:
①何弘:《因为理解所以悲悯——邵丽小说简评》,《文艺报》,2007年11月13日。
②谢有顺:《活在真实中》,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③莎士比亚:《奥瑟罗》,《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李爱梅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8～1909页。
④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