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崛起后与李唐的接触情形,在李唐的错误策略下使得吐蕃成为李唐焦头烂额的重大问题。而李唐对吐蕃的错误策略,其因应是在于其对吐蕃的认知不够清楚而导致的错误判断。文章通过分析当时唐蕃双方所遗留的碑铭、书信等文字史料,并对近人的研究加以检讨,探明唐代吐蕃的政权属性与政治文化。文章认为,由吐蕃第八代赞普布岱贡杰的称号lha btsan po(天赞普)有别于rje(王)的称谓可知,开始对外发展的雅隆悉补野部为了加强号召力使用了独特的称号。《赞普世系表》里的神话则描述吐蕃的赞普以神之子下凡为号召,并界定出赞普、贵族与平民间的分别就是神与人的分别,即是以神统人。而吐蕃的赞普在天子思想之下,扩张成为了吐蕃的对外政策。而以西藏高原的形式与气候分析,吐蕃虽兼具农牧两种经济形态,但农业的效益会大于游牧,并在盐粮交换的情况下,形成了以农统牧的状态。另,在好神鬼而多疑猜的情形下,吐蕃的盟誓行为相当盛行,而王室、贵族与平民间的差异则是神与人之间的差别,阶级相当的严明,使得吐蕃各部落相互敌视、连年征战的血亲复仇制也由命价赔偿制取代,由此减少各部的矛盾,也形成吐蕃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