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时阶等所著《南丹土司史》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南丹土司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术专著。全书共十四章，55万余字，探讨内容非常全面，几乎包括了土司文化研究中各个方面的热点问题。该书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是广西土司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的创新和特色之处，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着眼区域文化，提倡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土司研究硕果累累，但大多是通识性著作。这些著作主要从总体上对广西土司进行把握，并从不同角的度进行研究和探讨，而对具体的地域性个案研究较少。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专著设有专门的章节，对南丹土司制度进行各种各样的有意义的研究和探讨，另外也有一些散见的单篇论文，但都不够系统和深入。
　　土司制度本身就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对它进行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有其必要性。正如著者在《南丹土司史》中所说：“每个土司的发展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那些偏重总体、轻个案的研究，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如果我们能把历史上广西的每一个土司都仔仔细细地解剖，了解其内部结构，探讨其文化内涵……我们希望能从南丹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研究广西土司制度，繁荣广西的文化研究。”《南丹土司史》正是要做个案研究的努力和尝试。
　　区域文化则是《南丹土司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土司文化可以说是国家政治文化与地方区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土司文化的特点正体现在它所处的区域文化当中。著者在《南丹土司史》中也强调，“要了解南丹的历史文化，必须了解南丹的土司历史文化；要发展南丹的经济、文化，也必须了解南丹土司的经济、文化”。我国土司文化研究大都是在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倡导下展开的，承担着继承和传播地域文化的使命。广西许多地方都在宣传土司文化，我们希望《南丹土司史》的成功出版，能够为广西土司研究提供一个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范本。
　　二、注重考论结合，剖析制度演变
　　在对土司制度进行研究时，离不开传统的考据方法。《南丹土司史》第二章“南丹土官族属考”中就是典型的传统史学方法的运用。明末清初，在改土归流的背景下，南丹土官族纷纷纂改族谱，攀附其始祖为中原汉族。如雍正年间，莫氏土官莫遐昌在《自志墓碑文》中杜撰出一位始祖莫伟勋，是山东青州人，随狄青征瑶蛮，以军功授为世袭刺史。但是经过文献考证，莫氏土官的承袭史有明载，莫遐昌就是北宋南丹刺史莫洪燕的后人。而罗氏土官追溯其始祖为明代那地州合并时的土官罗黄貌，说是江西人。因宋元以前族谱已毁，情况较为复杂。该书在证伪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地考论结合，在考证莫罗二氏土官真实族源后，对其攀附“汉裔”的情结进行论述：首先是为了提高政治地位；其次是对汉文化的向慕，特别是参加科举考试，有其现实利益的要求；再次则是汉文化的传播。这样通过考论结合，做到了有理有据有节。
　　另外，《南丹土司史》对土司制度演变进行了史的论述，在论述上能够做到提纲挈领，条理清晰，面对史料的驳杂，著者体现出驾驭自如的深厚史学功底。《南丹土司史》第四章到第七章，阐述了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在社会组织结构、经济、政治、军事四个方面的基本概况。这些章节占了全书很大的篇幅，大量地运用了社会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调查的材料，但是又脉络清晰，观点鲜明，著者力求让读者能更清晰、更全面地把握那个时代的特征。
　　总之，《南丹土司史》运用了大量史料，注重考论结合，注重史的论述。
　　三、重视田野调查，展现民俗画卷
　　南丹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有壮、瑶、苗、水、毛南等民族，唐代将他们统称为西原蛮。在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中，南丹在逐渐汉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独特的丹文化。历来土司制度著作对民俗文化少有论及，《南丹土司史》则提出不但要对“土司政治、历史的研究”，“对土司的社会经济生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伦理道德”也要加强关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南丹土司史》的章节安排也就有了很强的民俗文化色彩。
　　南丹历来文化教育落后，民间史料的搜集整理更多依赖田野调查，对田野调查的重视也是该书的一个特点。在《南丹土司史》正文前页就附有近60幅田野调查的照片，涉及当地地理、民族、建筑、文化遗址、塑像、石刻、土官墓、土官印、法文告示、服饰、丧葬风俗等内容，这些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土司制度下的乡土社会图画。《南丹土司史》正文中对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都有分类介绍。
　　总之，《南丹土司史》中对大量的民俗文化史料进行了梳理和专门的介绍，这使得《南丹土司史》具有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地域文化史的性质。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看成是在回应政府开发旅游文化资源的号召。
　　（本文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现为广西教育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