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中期，有一部著名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该片真实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地下电台岗位上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感人至深，令观众肃然起敬。
影片中的主人公李侠，其原型就是我们党情报战线上最优秀的无线电通讯工作者之一李白。1948年末，李白最后一次向西柏坡中央机关发电报遭到不幸时，我正是他的对方报务员。
奉命联络上海地下台
1947年，由于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社会部从延安中学、贺龙中学等单位选调了一批十几岁的学生从事报务员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当时只有15岁，是中共候补党员。为了尽快掌握通讯技术，中央社会部把我们送交军委三局，委托他们代为培训。毕业时，正逢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时刻，我们立即进入全军总电台实习。实习期间，由于各个战场通讯十分密集，锻炼机会多，技术提高快，我很快就独立上机，参加了锦州战役的通讯联络。接着，便被调回中央社会部，从事党台（公开称“地方组”）的联络工作。
党台所联络的对象是地下台，他们都处于极其隐蔽的恶劣环境中。为防止敌人的电讯侦察，地下台只能用小功率发报机与我们联络，讯号极弱，且不稳定。为了保证对方安全，领导要求我们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效率，将中央的指示发送出去，将地下同志获取的情报接收下来，以便及时上报中央。
党台工作有超乎寻常的严格纪律。领导只告知报务员对方是何处电台、多长时间联络一次、联络的频道和呼号是什么、有什么特殊约定。报务员只管收报发报，译电由另外的同志负责。同一报房的报务员，彼此不能谈及工作情况，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该说的不能说，各自只对领导负责。
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联络上海的一个地下台。我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同志姓甚名谁，但从空中电波交往中，已能感受到对方在技术上是一位干练的老手。每个人的发报手法都不一样，手法熟练不熟练，有什么毛病，一交手便知。而我的对手手法熟练、流畅、纯正，绝不拖泥带水。对一个报务员来说，能碰上一个这样的对手，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尤其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更是如此，每次联络完毕，我都感到心情愉快。
三个“V”字的紧急危险信号
就在两个月后，不幸突然降临。
那是1948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我与对方联络不久就遇到异常情况。先是对方发报给我时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估计是敌特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电台），然后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把电报发过来。紧接着，对方连续发了三个“V”字的摩尔斯电码：嘀嘀嘀哒、嘀嘀嘀哒、嘀嘀嘀哒。按秘密约定，这是他在示意我：他正在处于危急险境！再往下便音讯全无，连平时彼此的习惯语“GB”（英语缩略语“再见”之意）也没有来得及拍发。
我赶紧将收电交给党台领导刘富龙，向他报告对方遇到了危险。然后，他要我继续上机守听。可是一连数日守在收报机旁，却没有收到对方的任何信息。领导当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要我停止收听。
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对方就是李白电台
上海地下台失去联络后，我心中始终有一个悬念：和我联络的人究竟是谁？他遭到了怎样的不幸？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从军委机关转业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后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80年代从高校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访问了许多有关老同志，悬念终于得以解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曾致电上海市市长陈毅，请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上海地下台李静安（即李白第一次被捕获释改用名）下落。按照陈毅市长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组织精干力量，经过艰苦调查，终于查清：李白于1948年12月30日晚在与中央社会部电台联络时被敌特侦破被捕、关押，被严刑拷打致残，始终坚贞不屈。李白与关押在一起的12位同志，都在上海解放前20天，即1949年5月7日被敌人枪杀于浦东戚家庙。在陈毅市长“血债要用血还”的指示下，枪杀李白等人的凶犯得到了应得的惩处。
李克农部长的专电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查复，成为我得以释怀的有力证据。因为：一、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只有我联络的电台发生了不幸。二、李白被捕的时间和与我中断联络电台的时间相吻合。
通过这件事的查询，我对李白的光辉一生有了更多了解。
李白是一位老红军，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长征时任红五军团电台政委。1937年奉命潜伏上海。由于当时日伪对无线电器材严格管制，中共地下党难以建台。随后，党中央派老特工、无线电机务技术专家涂作潮前去配合。他们利用当地许可的条件，开办了一家收音机修理公司作掩护，装配了适宜隐蔽战线使用的收发报机，终于在1939年12月实现了与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白在涂作潮指导下，也掌握了机务技术，成为无线电通讯的全才。
1942年9月，在李白与中央通报时，他和妻子裘慧英二人遭到日本特务抓捕。涂作潮及时撤离。由于李白使用的收报机只是在普通收音机上增加了可以临时装拆的零件，被捕时李白迅速拆掉了此零件，致使敌人找不到“定罪”证据。一个月后裘慧英获释，八个月后李白获释。李白出狱后改名李静安，继续在上海潜伏。后来，他打入到敌伪在浙江的一个研究机构任报务员，利用职务之便，于1944年10月与党中央恢复了电讯联系。
1945年8月，李白夫妇回到上海，住进黄渡路107弄15号。这个住处的小阁楼，就是他每天深夜与党中央通报的工作场所。就在这里，他向党中央发送了最后一份电报。后来查清，这份电报的内容，是关于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布防的情报。这是李白为解放军胜利渡江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情报。
后来，我和老伴曾到李白生活工作三年多的旧居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烈士纪念馆”参观，并从李白之子李恒胜及纪念馆工作人员口中听到了烈士就义前告别妻儿的动人情景。当时惨无人道的敌人已将李白拷打致残，不能独自站立，只能靠同牢战友的搀扶他才站立于牢窗前眺望远处的妻儿。他没有丝毫悲戚，只是用眼神向妻儿示意：天将大亮，大地即将重光。他那大无畏的乐观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影片中的主人公李侠，其原型就是我们党情报战线上最优秀的无线电通讯工作者之一李白。1948年末，李白最后一次向西柏坡中央机关发电报遭到不幸时，我正是他的对方报务员。
奉命联络上海地下台
1947年，由于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社会部从延安中学、贺龙中学等单位选调了一批十几岁的学生从事报务员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当时只有15岁，是中共候补党员。为了尽快掌握通讯技术，中央社会部把我们送交军委三局，委托他们代为培训。毕业时，正逢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时刻，我们立即进入全军总电台实习。实习期间，由于各个战场通讯十分密集，锻炼机会多，技术提高快，我很快就独立上机，参加了锦州战役的通讯联络。接着，便被调回中央社会部，从事党台（公开称“地方组”）的联络工作。
党台所联络的对象是地下台，他们都处于极其隐蔽的恶劣环境中。为防止敌人的电讯侦察，地下台只能用小功率发报机与我们联络，讯号极弱，且不稳定。为了保证对方安全，领导要求我们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效率，将中央的指示发送出去，将地下同志获取的情报接收下来，以便及时上报中央。
党台工作有超乎寻常的严格纪律。领导只告知报务员对方是何处电台、多长时间联络一次、联络的频道和呼号是什么、有什么特殊约定。报务员只管收报发报，译电由另外的同志负责。同一报房的报务员，彼此不能谈及工作情况，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该说的不能说，各自只对领导负责。
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联络上海的一个地下台。我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同志姓甚名谁，但从空中电波交往中，已能感受到对方在技术上是一位干练的老手。每个人的发报手法都不一样，手法熟练不熟练，有什么毛病，一交手便知。而我的对手手法熟练、流畅、纯正，绝不拖泥带水。对一个报务员来说，能碰上一个这样的对手，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尤其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更是如此，每次联络完毕，我都感到心情愉快。
三个“V”字的紧急危险信号
就在两个月后，不幸突然降临。
那是1948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我与对方联络不久就遇到异常情况。先是对方发报给我时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估计是敌特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电台），然后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把电报发过来。紧接着，对方连续发了三个“V”字的摩尔斯电码：嘀嘀嘀哒、嘀嘀嘀哒、嘀嘀嘀哒。按秘密约定，这是他在示意我：他正在处于危急险境！再往下便音讯全无，连平时彼此的习惯语“GB”（英语缩略语“再见”之意）也没有来得及拍发。
我赶紧将收电交给党台领导刘富龙，向他报告对方遇到了危险。然后，他要我继续上机守听。可是一连数日守在收报机旁，却没有收到对方的任何信息。领导当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要我停止收听。
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对方就是李白电台
上海地下台失去联络后，我心中始终有一个悬念：和我联络的人究竟是谁？他遭到了怎样的不幸？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从军委机关转业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后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80年代从高校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访问了许多有关老同志，悬念终于得以解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曾致电上海市市长陈毅，请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上海地下台李静安（即李白第一次被捕获释改用名）下落。按照陈毅市长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组织精干力量，经过艰苦调查，终于查清：李白于1948年12月30日晚在与中央社会部电台联络时被敌特侦破被捕、关押，被严刑拷打致残，始终坚贞不屈。李白与关押在一起的12位同志，都在上海解放前20天，即1949年5月7日被敌人枪杀于浦东戚家庙。在陈毅市长“血债要用血还”的指示下，枪杀李白等人的凶犯得到了应得的惩处。
李克农部长的专电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查复，成为我得以释怀的有力证据。因为：一、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只有我联络的电台发生了不幸。二、李白被捕的时间和与我中断联络电台的时间相吻合。
通过这件事的查询，我对李白的光辉一生有了更多了解。
李白是一位老红军，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长征时任红五军团电台政委。1937年奉命潜伏上海。由于当时日伪对无线电器材严格管制，中共地下党难以建台。随后，党中央派老特工、无线电机务技术专家涂作潮前去配合。他们利用当地许可的条件，开办了一家收音机修理公司作掩护，装配了适宜隐蔽战线使用的收发报机，终于在1939年12月实现了与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白在涂作潮指导下，也掌握了机务技术，成为无线电通讯的全才。
1942年9月，在李白与中央通报时，他和妻子裘慧英二人遭到日本特务抓捕。涂作潮及时撤离。由于李白使用的收报机只是在普通收音机上增加了可以临时装拆的零件，被捕时李白迅速拆掉了此零件，致使敌人找不到“定罪”证据。一个月后裘慧英获释，八个月后李白获释。李白出狱后改名李静安，继续在上海潜伏。后来，他打入到敌伪在浙江的一个研究机构任报务员，利用职务之便，于1944年10月与党中央恢复了电讯联系。
1945年8月，李白夫妇回到上海，住进黄渡路107弄15号。这个住处的小阁楼，就是他每天深夜与党中央通报的工作场所。就在这里，他向党中央发送了最后一份电报。后来查清，这份电报的内容，是关于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布防的情报。这是李白为解放军胜利渡江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情报。
后来，我和老伴曾到李白生活工作三年多的旧居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烈士纪念馆”参观，并从李白之子李恒胜及纪念馆工作人员口中听到了烈士就义前告别妻儿的动人情景。当时惨无人道的敌人已将李白拷打致残，不能独自站立，只能靠同牢战友的搀扶他才站立于牢窗前眺望远处的妻儿。他没有丝毫悲戚，只是用眼神向妻儿示意：天将大亮，大地即将重光。他那大无畏的乐观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