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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的1927年6月上旬，第一届中共江苏省委(兼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成立，至1942年底撤往淮南，江苏省委的领导机关一直设在上海。无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日伪盘踞时期，江苏省委始终坚定不移地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
一、组织沿革和发展
江苏省委从成立至1943年4月结束，可分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7年6月江苏省委成立至1935年1月省委被破坏后活动终止，约7年半时间。其间江苏省委曾易名3次，一度改为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江南省委员会。省委管辖范围也时有变动，1930年6月前，下属江苏各县、上海各区及安徽省的淮南、淮北、皖南部分地区党组织；1930年7月至9月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期间，下辖江苏、浙南、浙北和安徽的广德等县和上海各区的行动委员会；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江南省委期间，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党组织和上海各区委；此后下属的党组织为江苏全省和安徽的长淮、芜湖特委以及上海各区区委。这一阶段，江苏省委所属组织分布地区均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中最重要的地方领导机构之一。省委领导机关一直驻上海市区，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33年1月中央撤离上海后直属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
在腥风血雨中萌生的江苏省委，成立伊始即遭到反动统治势力的极力扼杀。1927年6月26日，省委成立仅半月即被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郭伯和、秘书长韩步先等多人被捕。中央决定由赵世炎代理省委书记。由于韩步先可耻叛变，7月2日，赵世炎又被捕。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等坚贞不屈，7月间分别在枫林桥英勇就义。1928年2月，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陈乔年，省委常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郑复他，党团书记许白昊等10余人被捕，6月初，陈、郑、许牺牲。进入30年代后，反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的推行，更使党的活动极其困难。1933年4月，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黄励被捕，后牺牲。5月，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牺牲，省委书记章汉夫、省军委书记陶铸被捕。1934年，省委连续3次被破坏。1935年1月，刚组建的江苏省委领导机构又一次被破坏，领导成员全部被捕。此后直至全面抗战爆发，江苏省委一直未能恢复。
伴随着“左”倾错误和组织破坏的还有上海党员数量（省委所属）的波动。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地区的党员人数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8000人骤降为1220余人，经过整顿，1927年12月增至1799人。此后两年间基本在1000人上下，之后曾采取“左”倾的突击发展方针，一度达到3000人。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流失，到1934年9月仅475人。这一时期江苏省委的领导机构曾先后重建、改组过16次，共有18人先后担任过省委书记（代理书记、负责人），其中在民主革命时期献出了生命的还有邓中夏、罗登贤、许包野、项英、王若飞。
1935年8月，上海中央局也在遭到多次破坏后宣告结束。上海已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但仍有一些党、团机构和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各自独立作战，成为1936年上海救国会运动中的核心力量。
第二阶段从1937年11月江苏省委重建至1943年4月省委工作结束。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同时寻觅中共上海秘密组织。年底，冯雪峰领导组建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的秘密党组织，为重建江苏省委打下基础。1937年6月下旬，刘晓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上海主持全面工作，与冯雪峰、王尧山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进行重建中共江苏省委的筹备工作。
在抗战烽火中，“三人团”把省委重建工作与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在深入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个别审查的方式，逐步建立各级党组织。为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首先建立了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群委）和工人工作委员会（工委），并在职业界、学生界、各产业系统、救亡协会等建立了工委或秘密党团，使党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基础在广泛的群众救亡运动中不断扩大。
1937年1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王尧山，宣传部长沙文汉，军委书记张爱萍。江苏省委负责领导上海市和江浙两省沪宁、沪杭两条铁路沿线地区的重要城市秘密党组织的工作，还负责开辟江浙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斗争。为改进秘密工作，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决定上海不再按地区建立区委，改为按不同系统分别建立工人、职员、学生、文化等委员会，实行垂直单线领导。1940年7月至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省委把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和根据地工作分别移交新四军(苏南)东路军政委员会和中共苏北区委。江苏省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同时，先后受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导，还就近向中共中央东南局请示有关工作。
日军侵占上海后，租界地区沦为“孤岛”。江苏省委立足于在发展的基础上积蓄和保存力量，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之后，不失时机地大量发展党员，到1939年10月，上海市区的党员从省委成立初的130余人发展到1610人。在大发展的过程中，坚持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相结合，党的发展与加强党内教育相结合，以形势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为中心，运用各种方式提高党员的觉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为保证秘密党组织的安全和党的有生力量，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江苏省委从8月开始部署省委机关的撤退工作。至年底，包括省委书记刘晓在内的省委领导成员和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200余人陆续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省委机关驻在淮南盱眙县顾家圩子。江苏省委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以及警察特支等6个系统留在上海坚持斗争，但互不联系，由省委通过政治交通直接领导。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江苏省委，在中共中央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继续领导上海及江苏各地日伪占领城市的秘密抗日斗争和统战工作。4月，华中局城工部成立，江苏省委工作结束。
这一时期的江苏省委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各级党组织基本未遭破坏，到抗战胜利，上海市区共有基层支部160余个，党员2000余人，党的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
二、上海工作的主要成就
上海是江苏省委工作的重点区域。江苏省委在上海组织过多种形式的斗争，既有政治斗争，又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既有城市的罢工、罢课斗争，也有农村的武装暴动、游击战争；既有隐蔽的地下斗争，又有公开的合法活动。尽管环境极端险恶，力量十分悬殊，也有过曲折和失误，仍为团结、凝聚人民群众，配合苏区和全国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斗争中，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硕果累累的革命文化工作：文化工作是党的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由于上海特殊的文化地位，使之更为重要。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下，上海的革命文化工作在各个领域都得到发展和创新，成绩卓著，成为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文化工作者聚集上海，他们中的中共党员如潘汉年、蒋光慈、阳翰笙、李一氓、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人，大多编入江苏省委下属的闸北第三街道支部。为在组织上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把分散在各处的文化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了文化工作者支部，共有党员21人，分为4个小组，书记潘汉年。在省委领导下，文化支部和所属党员积极研究各种文化问题，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打下初步基础。
1929年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文化工作由中央文委统一领导，江苏省委仍然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当时在上海进行的革命文学论争，曾把鲁迅先生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错误地加以批判，在左翼文艺界内部产生了一些隔阂。1929年秋，中央察觉后明确要求停止论争，停止对鲁迅的批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找文化支部负责人阳翰笙谈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论争，站在党的立场上，团结争取鲁迅。他指出，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坚强战士，如果把他争取到左翼文化战线上来，对我们的工作将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文化支部传达讨论后，决定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会后，冯雪峰等拜访了鲁迅，取得了鲁迅的谅解。经过党组织的工作，论争双方达成共识，并根据中央指示着手筹备成立左翼文化团体。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等也先后成立，初步形成了一支荟萃各方进步力量的革命文化生力军。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注意克服“左”的干扰，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在文学创作、电影、戏剧、音乐、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都取得累累硕果，使上海成为革命文化的中心。在造就革命文化队伍，传播先进文化，动员各阶层群众等方面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为迎接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重建后的江苏省委专门设立了文化界运动委员会（文委）领导文化工作。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决定以文化界作为省委的工作重心，利用各种文化作品、刊物等扩大影响，发动群众，同时通过文化战线党员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特别是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抗日救亡宣传声势浩大。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的《救亡日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既及时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也如实报道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言论及国民党军队的抗日事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日销千份以上，成为主要的宣传阵地。上海沦为“孤岛”后，由于日军对华商报刊实行“新闻检查”，大批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或迁离上海。省委要求文委尽快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重建报刊宣传阵地。文委决定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创办挂洋商招牌的中文报纸和期刊。文委先后创办了《每日译报》、《华美周刊》、《上海周报》等，并通过为其他洋商报编辑、撰写文章、社论等，把握抗日宣传方向。同时，党在上海还创办了复社、风雨书屋等出版机构，相继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论持久战》等一批革命进步书籍。上海全面沦陷后，文委又通过挂苏商招牌的《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尽可能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坚持宣传阵地。
在文艺界，为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的领导，文委建立了戏剧电影工作委员会，决定以话剧宣传为重点。根据上海话剧演出的不同情况，又成立大剧场支部和小剧场支部，分别负责专业和业余戏剧活动。各支部先后组建了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星期小剧场等机构，上演了《雷雨》、《日出》、《夜上海》等50多个剧目；而业余剧团仅一年即发展到近120个，他们多选择与本行业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自编自演，每星期公演2至3个剧目。1942年12月，上海话剧界联合上演《怒吼吧！中国》，极大振奋了上海人民的斗志。
抗战时期，江苏省委大力发展进步文化运动，开创了抗战文化的新局面，为群众送上了珍贵的精神食粮，对扩大党的影响，激发人们的民族精神起了重要作用，为夺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广泛深入的抗日救亡运动：30年代以来，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占，团结各界群众，抗日救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江苏省委紧紧围绕这一中心，进行了大量卓有实效的工作。
1、组织群众。九·一八事变后，江苏省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全市反日团体。1931年12月6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民反）宣告成立。省委宣传部长杨尚昆任民反中共党团书记。民反积极领导全市的抗日救国运动，成立一个多月接连召开了三次全市性的市民大会，参加者数万人次，并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同时组织大批工人、学生积极投入全市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民反的组织从成立时的54个抗日团体，发展到年底的300多个，在全市各区都设有分会，由中共上海各区委直接领导。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江苏省委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斗争，先后领导发起成立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团结各界民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上海的救国会运动影响遍及全国，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领导和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上海三人团将原来组织上相对狭隘的救国会扩大改组为公开的救亡协会，使之成为广泛的群众救亡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各救亡协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江苏省委又通过工人夜校、联谊会、互助社、读书会、剧团等形式组织和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救亡群众工作阵地。
2、支援抗战。上海是两次淞沪抗战的所在地，战争期间，中共江苏省委团结各界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支前活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领导各级组织、群众团体开展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在民众反日会中建立了近3千人的义勇军，除了直接参加战斗外，又编成救护、运输、宣传、慰劳等队，从各方面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各界群众踊跃捐款捐物，为前方将士缝制棉衣，创办伤兵医院等，中共江苏省委和各级党团组织，广大党团员在其中做了许多工作，使一二·八淞沪抗战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军民联合抗战新局面。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各救亡协会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募捐队、慰问队、救护队、运输队和战地服务队，开展支前活动。募捐队短期内募得大量钱款以及大批军需物资送往前方。由500名职工和50辆汽车组成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八·一三当晚就出动了十几辆卡车，带着担架、急救包奔赴前线开展救护工作。宣传队通过演讲演剧、壁报漫画等各种形式，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投入保卫上海的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奋战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是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的中流砥柱。支援新四军，是中共江苏省委支援抗战的重要内容。江苏省委充分发挥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优势，给予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除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外，江苏省委还根据新四军与根据地的特殊需要输送专门人才。省委曾开办了四期无线电发报训练班，培训近百名受训人员送往新四军军部和江南抗日义勇军；还动员印刷工人和技术人员去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印刷厂和印钞厂，动员医务人员去抗日根据地建立医院等。1942年9月，江苏省委从上海动员了之江、复旦等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到淮南根据地帮助新四军创办了江淮大学，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人才。在物质上，江苏省委通过发动筹款、义卖、义演等方式，筹集资金、物品支援新四军。1938年冬发起的“节约献金”、“劝募寒衣”和“节约救难”运动，为新四军募集过冬物资，仅学生界就劝募了10万件棉背心。皖南事变后，江苏省委协助创建新四军上海办事处，通过新四军办事处向前线输送急需的枪械、药品、医药器械等物品。据不完全统计，抗战8年，上海支援新四军的各类人才不下2万人次，捐款达130万元以上，各类物品更是品种繁多，难以计数。江苏省委的支援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新四军在人、财、物方面的困难。
此外，中共江苏省委还直接领导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建立了数十支抗日游击队，在上海外围地区开辟了7块抗日游击区、点，并配合新四军开辟和创建苏南、苏中和浙东抗日根据地。
3、抵制日伪。日军侵占上海后，在“孤岛”掀起了接收狂潮，中共江苏省委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对接收，维护主权的斗争。江海关全体职工在海关党支部的领导下，举行护关斗争，得到了上海各界的广泛声援，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虽然仅持续两天，但使伪旗半年内未能在江海关挂起，直接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处于低潮的“孤岛”抗日救亡运动。同时，邮局党支部领导邮务员工开展了长达10个月的护邮斗争，打破了敌伪“易帜”企图。在江苏省委学委的领导下，全市有100多所学校发动了护校斗争，迫使租界当局也不得不表示：教育主权不允许他人侵犯。
上海沦陷后，日伪为镇压抗日活动，制造了大量的恐怖活动。1939年3月，接连发生三起出租汽车司机在虹口日军占领区被杀害的事件，引起了上海出租汽车行业的极大愤怒，江苏省委利用社会习俗，发动全市出租汽车行业为被害的司机举行大出丧。由100多辆汽车和1000余职工组成的送葬队伍，高悬“遗恨必雪”、“民族共愤”等白布横幅，手执“我们要报仇”等小旗缓缓行进，各出租汽车公司还在送葬队伍所经之地开设路祭，献上花圈挽联。沿途市民夹道围观，反响强烈，租界巡警只得让步。大出丧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顽强斗争精神，成为一次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示威游行。
除在政治上抵制日伪外，中共江苏省委还领导上海工人开展反日罢工、破坏敌人军工生产等斗争，在经济上打击日本侵略者。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了有数万人参加，历时4个月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使日商遭到重大损失，直接影响了日本在华利益。上海全部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上海工业基础，竭力扩大军工生产。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将破坏、拖延敌人的军工生产作为当时的重要任务，通过机动灵活的隐蔽斗争，如怠工、磨洋工，多损耗，制造设备故障和质量事故，增加废品率等，抵制、破坏敌人的军工生产，使日军工生产进度一拖再拖，质量不断下降。
各具特色的抗日救亡运动，打击了日伪在沪势力，弘扬了中国人民的正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是中共江苏省委作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力量的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几点启示
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最为艰难曲折的时期，一方面是险恶的外部环境，存在被反动派消灭的危险；一方面是缺乏经验和党内错误思想的干扰，存在分裂的危险。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依然坚持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开展工作，即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仍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独立作战，没有一天停止过战斗。
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黄励被捕后，在法庭上，她怒斥敌人和叛徒；在狱中，她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并向看守们讲述革命道理。直到在驶往雨花台刑场的囚车上，黄励仍在向囚车里的士兵进行宣传。她曾坚定地对阻止她宣传的看守所长说，叫我不宣传共产主义，除非等到我死了以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邓中夏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因他曾被“左”倾错误路线撤消职务，敌人恶意挑拨并威吓说，你难道不想出去吗？邓中夏回答：我没有进来以前倒是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进来了，却没想到会出去。他还对难友们说，我邓中夏化成灰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9月21日，邓中夏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正是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顽强意志，使他们在敌人的屠刀前，无论是残酷的刑罚还是金钱地位的引诱，都不为所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①江苏省委的战斗历程，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奋斗，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坚定信念和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
始终保持与群众的紧密联系，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是共产党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统治区“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②党若不与广大群众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不坚持扩大、巩固这种联系，那末，无论它的成员是多么的优秀，组织是多么严密，它都无法求得生存和发展，无法带领广大群众开展斗争，必将走进死胡同。江苏省委通过组织各种群众团体来团结各阶层群众，取得了良好效果。
群众团体是党争取群众的重要纽带。在秘密条件下，通过党领导的各个群众团体来团结和教育群众，不少同志由此走上革命道路。但“左”倾关门主义却排斥中间群众，使不少群众团体成为狭隘的秘密团体，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抗战时期，江苏省委吸取这一教训，通过组织工人夜校、消费合作社等各种带有文化娱乐、生活互助等性质的公开团体，开展与群众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密切相关的活动，注意把握各层次群众的不同要求，保护群众利益，深受群众欢迎。同时坚持群众工作与上层统战工作相结合，请上层代表人物支持或参加，增强团体的合法性和号召力。以职业界为例，行业众多，人员分散，组织起来有一定难度。职委就组织行业性的群众联谊团体，根据群众的需要开办图书馆、补习学校等，开展文化教育和文体娱乐活动，寓教于学，寓教于乐，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
开展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传统优势，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需要发扬这种优势，积极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切实提高开展群众工作的实际本领。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苏省委多次遭到破坏，除客观原因外，不顾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采取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策略方针是一个重要因素。江苏省委重建后，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严格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注重调查研究，注重对客观实际情况的分析，根据全局形势的变化和上海的具体特点，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和工作重点。
针对八·一三战争引起大量难民涌向租界的特殊状况，江苏省委专门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从极少数党员中抽调近一半去难民收容所开展工作。他们根据难民的不同情况，有区别、有组织地进行抗日救国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组织难民生产自救等，在难民中培养积极分子，先后有200多人加入共产党，大批难民被输送到了新四军和抗日游击区。难民收容所成为党开展群众工作的特殊阵地，这是江苏省委的一个成功创举。上海沦陷前后，省委一方面按照中央指示要求及时转变工作方式，做好干部的撤离和秘密工作的准备；同时根据上海党的实际和“孤岛”的特殊性，做出继续发动抗日斗争以加强自身力量的策略方针，以充分利用孤岛的有利条件组织群众，发展党的力量。孤岛后期，租界当局在日伪压力下步步退让，环境日趋恶化，省委又把工作中心及时转向加强秘密工作，巩固党组织，工作重点由租界扩大到日军占领地区，打入敌人心脏部门，为全面沦陷后的工作做准备。上海抗日斗争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策略的正确。今天，这种勇于探索，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自觉意识是应当大力提倡的。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③《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调研员
责任编辑：王关兴
一、组织沿革和发展
江苏省委从成立至1943年4月结束，可分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7年6月江苏省委成立至1935年1月省委被破坏后活动终止，约7年半时间。其间江苏省委曾易名3次，一度改为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江南省委员会。省委管辖范围也时有变动，1930年6月前，下属江苏各县、上海各区及安徽省的淮南、淮北、皖南部分地区党组织；1930年7月至9月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期间，下辖江苏、浙南、浙北和安徽的广德等县和上海各区的行动委员会；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江南省委期间，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党组织和上海各区委；此后下属的党组织为江苏全省和安徽的长淮、芜湖特委以及上海各区区委。这一阶段，江苏省委所属组织分布地区均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中最重要的地方领导机构之一。省委领导机关一直驻上海市区，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33年1月中央撤离上海后直属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
在腥风血雨中萌生的江苏省委，成立伊始即遭到反动统治势力的极力扼杀。1927年6月26日，省委成立仅半月即被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郭伯和、秘书长韩步先等多人被捕。中央决定由赵世炎代理省委书记。由于韩步先可耻叛变，7月2日，赵世炎又被捕。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等坚贞不屈，7月间分别在枫林桥英勇就义。1928年2月，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陈乔年，省委常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郑复他，党团书记许白昊等10余人被捕，6月初，陈、郑、许牺牲。进入30年代后，反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的推行，更使党的活动极其困难。1933年4月，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黄励被捕，后牺牲。5月，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牺牲，省委书记章汉夫、省军委书记陶铸被捕。1934年，省委连续3次被破坏。1935年1月，刚组建的江苏省委领导机构又一次被破坏，领导成员全部被捕。此后直至全面抗战爆发，江苏省委一直未能恢复。
伴随着“左”倾错误和组织破坏的还有上海党员数量（省委所属）的波动。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地区的党员人数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8000人骤降为1220余人，经过整顿，1927年12月增至1799人。此后两年间基本在1000人上下，之后曾采取“左”倾的突击发展方针，一度达到3000人。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流失，到1934年9月仅475人。这一时期江苏省委的领导机构曾先后重建、改组过16次，共有18人先后担任过省委书记（代理书记、负责人），其中在民主革命时期献出了生命的还有邓中夏、罗登贤、许包野、项英、王若飞。
1935年8月，上海中央局也在遭到多次破坏后宣告结束。上海已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但仍有一些党、团机构和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各自独立作战，成为1936年上海救国会运动中的核心力量。
第二阶段从1937年11月江苏省委重建至1943年4月省委工作结束。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同时寻觅中共上海秘密组织。年底，冯雪峰领导组建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的秘密党组织，为重建江苏省委打下基础。1937年6月下旬，刘晓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上海主持全面工作，与冯雪峰、王尧山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进行重建中共江苏省委的筹备工作。
在抗战烽火中，“三人团”把省委重建工作与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在深入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个别审查的方式，逐步建立各级党组织。为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首先建立了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群委）和工人工作委员会（工委），并在职业界、学生界、各产业系统、救亡协会等建立了工委或秘密党团，使党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基础在广泛的群众救亡运动中不断扩大。
1937年1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王尧山，宣传部长沙文汉，军委书记张爱萍。江苏省委负责领导上海市和江浙两省沪宁、沪杭两条铁路沿线地区的重要城市秘密党组织的工作，还负责开辟江浙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斗争。为改进秘密工作，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决定上海不再按地区建立区委，改为按不同系统分别建立工人、职员、学生、文化等委员会，实行垂直单线领导。1940年7月至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省委把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和根据地工作分别移交新四军(苏南)东路军政委员会和中共苏北区委。江苏省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同时，先后受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导，还就近向中共中央东南局请示有关工作。
日军侵占上海后，租界地区沦为“孤岛”。江苏省委立足于在发展的基础上积蓄和保存力量，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之后，不失时机地大量发展党员，到1939年10月，上海市区的党员从省委成立初的130余人发展到1610人。在大发展的过程中，坚持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相结合，党的发展与加强党内教育相结合，以形势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为中心，运用各种方式提高党员的觉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为保证秘密党组织的安全和党的有生力量，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江苏省委从8月开始部署省委机关的撤退工作。至年底，包括省委书记刘晓在内的省委领导成员和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200余人陆续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省委机关驻在淮南盱眙县顾家圩子。江苏省委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以及警察特支等6个系统留在上海坚持斗争，但互不联系，由省委通过政治交通直接领导。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江苏省委，在中共中央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继续领导上海及江苏各地日伪占领城市的秘密抗日斗争和统战工作。4月，华中局城工部成立，江苏省委工作结束。
这一时期的江苏省委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各级党组织基本未遭破坏，到抗战胜利，上海市区共有基层支部160余个，党员2000余人，党的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
二、上海工作的主要成就
上海是江苏省委工作的重点区域。江苏省委在上海组织过多种形式的斗争，既有政治斗争，又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既有城市的罢工、罢课斗争，也有农村的武装暴动、游击战争；既有隐蔽的地下斗争，又有公开的合法活动。尽管环境极端险恶，力量十分悬殊，也有过曲折和失误，仍为团结、凝聚人民群众，配合苏区和全国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斗争中，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硕果累累的革命文化工作：文化工作是党的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由于上海特殊的文化地位，使之更为重要。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下，上海的革命文化工作在各个领域都得到发展和创新，成绩卓著，成为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文化工作者聚集上海，他们中的中共党员如潘汉年、蒋光慈、阳翰笙、李一氓、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人，大多编入江苏省委下属的闸北第三街道支部。为在组织上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把分散在各处的文化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了文化工作者支部，共有党员21人，分为4个小组，书记潘汉年。在省委领导下，文化支部和所属党员积极研究各种文化问题，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打下初步基础。
1929年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文化工作由中央文委统一领导，江苏省委仍然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当时在上海进行的革命文学论争，曾把鲁迅先生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错误地加以批判，在左翼文艺界内部产生了一些隔阂。1929年秋，中央察觉后明确要求停止论争，停止对鲁迅的批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找文化支部负责人阳翰笙谈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论争，站在党的立场上，团结争取鲁迅。他指出，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坚强战士，如果把他争取到左翼文化战线上来，对我们的工作将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文化支部传达讨论后，决定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会后，冯雪峰等拜访了鲁迅，取得了鲁迅的谅解。经过党组织的工作，论争双方达成共识，并根据中央指示着手筹备成立左翼文化团体。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等也先后成立，初步形成了一支荟萃各方进步力量的革命文化生力军。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注意克服“左”的干扰，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在文学创作、电影、戏剧、音乐、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都取得累累硕果，使上海成为革命文化的中心。在造就革命文化队伍，传播先进文化，动员各阶层群众等方面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为迎接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重建后的江苏省委专门设立了文化界运动委员会（文委）领导文化工作。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决定以文化界作为省委的工作重心，利用各种文化作品、刊物等扩大影响，发动群众，同时通过文化战线党员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特别是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抗日救亡宣传声势浩大。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的《救亡日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既及时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也如实报道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言论及国民党军队的抗日事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日销千份以上，成为主要的宣传阵地。上海沦为“孤岛”后，由于日军对华商报刊实行“新闻检查”，大批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或迁离上海。省委要求文委尽快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重建报刊宣传阵地。文委决定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创办挂洋商招牌的中文报纸和期刊。文委先后创办了《每日译报》、《华美周刊》、《上海周报》等，并通过为其他洋商报编辑、撰写文章、社论等，把握抗日宣传方向。同时，党在上海还创办了复社、风雨书屋等出版机构，相继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论持久战》等一批革命进步书籍。上海全面沦陷后，文委又通过挂苏商招牌的《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尽可能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坚持宣传阵地。
在文艺界，为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的领导，文委建立了戏剧电影工作委员会，决定以话剧宣传为重点。根据上海话剧演出的不同情况，又成立大剧场支部和小剧场支部，分别负责专业和业余戏剧活动。各支部先后组建了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星期小剧场等机构，上演了《雷雨》、《日出》、《夜上海》等50多个剧目；而业余剧团仅一年即发展到近120个，他们多选择与本行业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自编自演，每星期公演2至3个剧目。1942年12月，上海话剧界联合上演《怒吼吧！中国》，极大振奋了上海人民的斗志。
抗战时期，江苏省委大力发展进步文化运动，开创了抗战文化的新局面，为群众送上了珍贵的精神食粮，对扩大党的影响，激发人们的民族精神起了重要作用，为夺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广泛深入的抗日救亡运动：30年代以来，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占，团结各界群众，抗日救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江苏省委紧紧围绕这一中心，进行了大量卓有实效的工作。
1、组织群众。九·一八事变后，江苏省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全市反日团体。1931年12月6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民反）宣告成立。省委宣传部长杨尚昆任民反中共党团书记。民反积极领导全市的抗日救国运动，成立一个多月接连召开了三次全市性的市民大会，参加者数万人次，并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同时组织大批工人、学生积极投入全市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民反的组织从成立时的54个抗日团体，发展到年底的300多个，在全市各区都设有分会，由中共上海各区委直接领导。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江苏省委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斗争，先后领导发起成立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团结各界民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上海的救国会运动影响遍及全国，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领导和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上海三人团将原来组织上相对狭隘的救国会扩大改组为公开的救亡协会，使之成为广泛的群众救亡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各救亡协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江苏省委又通过工人夜校、联谊会、互助社、读书会、剧团等形式组织和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救亡群众工作阵地。
2、支援抗战。上海是两次淞沪抗战的所在地，战争期间，中共江苏省委团结各界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支前活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领导各级组织、群众团体开展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在民众反日会中建立了近3千人的义勇军，除了直接参加战斗外，又编成救护、运输、宣传、慰劳等队，从各方面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各界群众踊跃捐款捐物，为前方将士缝制棉衣，创办伤兵医院等，中共江苏省委和各级党团组织，广大党团员在其中做了许多工作，使一二·八淞沪抗战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军民联合抗战新局面。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各救亡协会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募捐队、慰问队、救护队、运输队和战地服务队，开展支前活动。募捐队短期内募得大量钱款以及大批军需物资送往前方。由500名职工和50辆汽车组成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八·一三当晚就出动了十几辆卡车，带着担架、急救包奔赴前线开展救护工作。宣传队通过演讲演剧、壁报漫画等各种形式，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投入保卫上海的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奋战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是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的中流砥柱。支援新四军，是中共江苏省委支援抗战的重要内容。江苏省委充分发挥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优势，给予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除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外，江苏省委还根据新四军与根据地的特殊需要输送专门人才。省委曾开办了四期无线电发报训练班，培训近百名受训人员送往新四军军部和江南抗日义勇军；还动员印刷工人和技术人员去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印刷厂和印钞厂，动员医务人员去抗日根据地建立医院等。1942年9月，江苏省委从上海动员了之江、复旦等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到淮南根据地帮助新四军创办了江淮大学，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人才。在物质上，江苏省委通过发动筹款、义卖、义演等方式，筹集资金、物品支援新四军。1938年冬发起的“节约献金”、“劝募寒衣”和“节约救难”运动，为新四军募集过冬物资，仅学生界就劝募了10万件棉背心。皖南事变后，江苏省委协助创建新四军上海办事处，通过新四军办事处向前线输送急需的枪械、药品、医药器械等物品。据不完全统计，抗战8年，上海支援新四军的各类人才不下2万人次，捐款达130万元以上，各类物品更是品种繁多，难以计数。江苏省委的支援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新四军在人、财、物方面的困难。
此外，中共江苏省委还直接领导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建立了数十支抗日游击队，在上海外围地区开辟了7块抗日游击区、点，并配合新四军开辟和创建苏南、苏中和浙东抗日根据地。
3、抵制日伪。日军侵占上海后，在“孤岛”掀起了接收狂潮，中共江苏省委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对接收，维护主权的斗争。江海关全体职工在海关党支部的领导下，举行护关斗争，得到了上海各界的广泛声援，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虽然仅持续两天，但使伪旗半年内未能在江海关挂起，直接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处于低潮的“孤岛”抗日救亡运动。同时，邮局党支部领导邮务员工开展了长达10个月的护邮斗争，打破了敌伪“易帜”企图。在江苏省委学委的领导下，全市有100多所学校发动了护校斗争，迫使租界当局也不得不表示：教育主权不允许他人侵犯。
上海沦陷后，日伪为镇压抗日活动，制造了大量的恐怖活动。1939年3月，接连发生三起出租汽车司机在虹口日军占领区被杀害的事件，引起了上海出租汽车行业的极大愤怒，江苏省委利用社会习俗，发动全市出租汽车行业为被害的司机举行大出丧。由100多辆汽车和1000余职工组成的送葬队伍，高悬“遗恨必雪”、“民族共愤”等白布横幅，手执“我们要报仇”等小旗缓缓行进，各出租汽车公司还在送葬队伍所经之地开设路祭，献上花圈挽联。沿途市民夹道围观，反响强烈，租界巡警只得让步。大出丧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顽强斗争精神，成为一次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示威游行。
除在政治上抵制日伪外，中共江苏省委还领导上海工人开展反日罢工、破坏敌人军工生产等斗争，在经济上打击日本侵略者。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了有数万人参加，历时4个月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使日商遭到重大损失，直接影响了日本在华利益。上海全部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上海工业基础，竭力扩大军工生产。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将破坏、拖延敌人的军工生产作为当时的重要任务，通过机动灵活的隐蔽斗争，如怠工、磨洋工，多损耗，制造设备故障和质量事故，增加废品率等，抵制、破坏敌人的军工生产，使日军工生产进度一拖再拖，质量不断下降。
各具特色的抗日救亡运动，打击了日伪在沪势力，弘扬了中国人民的正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是中共江苏省委作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力量的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几点启示
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最为艰难曲折的时期，一方面是险恶的外部环境，存在被反动派消灭的危险；一方面是缺乏经验和党内错误思想的干扰，存在分裂的危险。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依然坚持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开展工作，即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仍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独立作战，没有一天停止过战斗。
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黄励被捕后，在法庭上，她怒斥敌人和叛徒；在狱中，她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并向看守们讲述革命道理。直到在驶往雨花台刑场的囚车上，黄励仍在向囚车里的士兵进行宣传。她曾坚定地对阻止她宣传的看守所长说，叫我不宣传共产主义，除非等到我死了以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邓中夏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因他曾被“左”倾错误路线撤消职务，敌人恶意挑拨并威吓说，你难道不想出去吗？邓中夏回答：我没有进来以前倒是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进来了，却没想到会出去。他还对难友们说，我邓中夏化成灰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9月21日，邓中夏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正是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顽强意志，使他们在敌人的屠刀前，无论是残酷的刑罚还是金钱地位的引诱，都不为所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①江苏省委的战斗历程，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奋斗，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坚定信念和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
始终保持与群众的紧密联系，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是共产党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统治区“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②党若不与广大群众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不坚持扩大、巩固这种联系，那末，无论它的成员是多么的优秀，组织是多么严密，它都无法求得生存和发展，无法带领广大群众开展斗争，必将走进死胡同。江苏省委通过组织各种群众团体来团结各阶层群众，取得了良好效果。
群众团体是党争取群众的重要纽带。在秘密条件下，通过党领导的各个群众团体来团结和教育群众，不少同志由此走上革命道路。但“左”倾关门主义却排斥中间群众，使不少群众团体成为狭隘的秘密团体，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抗战时期，江苏省委吸取这一教训，通过组织工人夜校、消费合作社等各种带有文化娱乐、生活互助等性质的公开团体，开展与群众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密切相关的活动，注意把握各层次群众的不同要求，保护群众利益，深受群众欢迎。同时坚持群众工作与上层统战工作相结合，请上层代表人物支持或参加，增强团体的合法性和号召力。以职业界为例，行业众多，人员分散，组织起来有一定难度。职委就组织行业性的群众联谊团体，根据群众的需要开办图书馆、补习学校等，开展文化教育和文体娱乐活动，寓教于学，寓教于乐，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
开展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传统优势，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需要发扬这种优势，积极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切实提高开展群众工作的实际本领。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苏省委多次遭到破坏，除客观原因外，不顾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采取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策略方针是一个重要因素。江苏省委重建后，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严格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注重调查研究，注重对客观实际情况的分析，根据全局形势的变化和上海的具体特点，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和工作重点。
针对八·一三战争引起大量难民涌向租界的特殊状况，江苏省委专门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从极少数党员中抽调近一半去难民收容所开展工作。他们根据难民的不同情况，有区别、有组织地进行抗日救国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组织难民生产自救等，在难民中培养积极分子，先后有200多人加入共产党，大批难民被输送到了新四军和抗日游击区。难民收容所成为党开展群众工作的特殊阵地，这是江苏省委的一个成功创举。上海沦陷前后，省委一方面按照中央指示要求及时转变工作方式，做好干部的撤离和秘密工作的准备；同时根据上海党的实际和“孤岛”的特殊性，做出继续发动抗日斗争以加强自身力量的策略方针，以充分利用孤岛的有利条件组织群众，发展党的力量。孤岛后期，租界当局在日伪压力下步步退让，环境日趋恶化，省委又把工作中心及时转向加强秘密工作，巩固党组织，工作重点由租界扩大到日军占领地区，打入敌人心脏部门，为全面沦陷后的工作做准备。上海抗日斗争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策略的正确。今天，这种勇于探索，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自觉意识是应当大力提倡的。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③《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调研员
责任编辑：王关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