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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我国实际GDP7.5%的同比增幅低于第一季度的7.7%，在国内外引起普遍的担忧，其实，与其它国家横向比较，在更大时间跨度上考察，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增长业绩
第二季度我国实际GDP7.5%的同比增幅低于第一季度的7.7%，而且工业产出、固定资产投资、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面减速，在全球经济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在国际市场上引起普遍反应。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新世纪次贷危机前7年与美国共同贡献了全球GDP增量一半的国家，作为次贷危机陡然升级后支持全球经济不至于急剧坠入类似1929～1933年大危机深渊的主力，作为新世纪全球初级产品牛市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中国宏观经济减速不能不在国内外引起普遍的担忧。
鉴于国际市场和其它主要热门新兴市场经济走势，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后年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冲击压力。然而，从总体来看，只要不跌破7%增长率的底线，只要不至于在全社会形成“经济增长有罪”的极端思潮，目前中国经济的减速就可以接受。中国宏观调控武库中也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应付日后必要时“稳增长”之需。
中国的经济压力未到最关键时刻
在“GDP”被某些媒体说成“鸡的屁”之时，尽管当前某些社会舆论已经滑向“经济增长有罪、民生与福利至上”的极端，但我们仍需要强调，经济增长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所谓“民生”与“福利”就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社会必须先生产，然后才能分配；最大的“民生”不是恩赐福利，而是创造体面收入和就业机会。在开放经济和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只有保持高于其它主要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我们才有可能提升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才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率不至于跌破一定底线。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压力还没到最关键时刻，由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转折，也由于美国等主要西方大国中央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面临退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的全面崛起态势将发生逆转，进而通过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对中国外贸、资本流动、货币汇率等产生重大压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使在过去10年经济较高增长期间，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首先源于其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部门，是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超级周期”推动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的经济增长普遍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和信贷膨胀（换言之即债务膨胀），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此前几年的成就也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风险。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乃至爆发。届时，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结合，将使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过去十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赫，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缓解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上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到20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时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
7.5%仍是一个优秀的增长业绩
在经济上，一旦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货币崩盘趋势确立，由于新兴市场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的接近一半，加之金融市场上的传染效应，中国不仅将面临外贸出口的更大压力，还将面临大规模资本外逃压力。根据央行统计口径，中国6月外汇占款余额273887.46亿元，环比减少412.05亿元，结束了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6个月上涨的趋势，出现年内首次环比下滑，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风险。
尽管如此，在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冲击时，中国仍然占据着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是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不利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的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却对中国是利好；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连续保持货物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20年之久，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远远高于其它金砖国家货币；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财政状况相对最稳健；通货膨胀压力较轻且因初级产品行情下行而有望继续减轻，且利率和准备率较高，意味着未来必要时有较大空间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实现“稳增长”……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远远好于其它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单纯的经济冲击不可能倾覆中国，中国依然能够保持全球经济大国中相对最好的状况。同时，国内民族构成和文化传统一致性较高等因素也赋予了中国较高的社会稳定性。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有较大概率抑制住社会矛盾激化失控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我们冷静审视当前经济增长率，可以看到：7.5%的增长率固然比我国此前二十年动辄接近10%的增长率逊色不少，但与其它国家横向比较，在更大时间跨度上考察，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增长业绩，仍然高于我国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主要竞争者，足以保证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继续提升。鉴于世界经济已经结束了1990年代和新世纪前八年的高增长时期，步入较低增长时期，我们要想指望继续保持此前的高增长率，并不现实。中国劳动力市场压力的减轻，也使得我们能够对此从容一些。同时，当前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滑，也有利于我们消解资产泡沫压力，为资产市场软着陆创造条件，并化解由于资产泡沫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滑，也为我们重组国际市场秩序、应对海外资源民粹主义剥削创造了条件。中国已经是多种初级产品的世界最大进口国，保持稳定的海外资源供给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但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年，初级产品牛市最大副产品之一就是许多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兴起了“资源民粹主义”浪潮。对内，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议制民主竞选政体更为这种一厢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澜，各党派、各竞选政客争先恐后提出各种无偿瓜分资源及其红利、增加福利的方案以讨好选民，其可行性和对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伤害则被置于脑后。对外，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该国家或地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贸易合同以及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撕毁合同，违约提高税赋、分红、价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无门。从澳大利亚到外蒙古，从非洲到拉美，从铁矿石、铜矿到煤炭，我们为此已经蒙受了不少损失。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已经成为初级产品市场从牛转熊的决定力量之一，也使得深陷资源民粹主义泥潭的那些国家陷入窘境，他们不得不走出一厢情愿的寄生性资源民粹主义，认识现实，接受更为合理、可持续的条件。
第二季度我国实际GDP7.5%的同比增幅低于第一季度的7.7%，而且工业产出、固定资产投资、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面减速，在全球经济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在国际市场上引起普遍反应。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新世纪次贷危机前7年与美国共同贡献了全球GDP增量一半的国家，作为次贷危机陡然升级后支持全球经济不至于急剧坠入类似1929～1933年大危机深渊的主力，作为新世纪全球初级产品牛市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中国宏观经济减速不能不在国内外引起普遍的担忧。
鉴于国际市场和其它主要热门新兴市场经济走势，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后年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冲击压力。然而，从总体来看，只要不跌破7%增长率的底线，只要不至于在全社会形成“经济增长有罪”的极端思潮，目前中国经济的减速就可以接受。中国宏观调控武库中也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应付日后必要时“稳增长”之需。
中国的经济压力未到最关键时刻
在“GDP”被某些媒体说成“鸡的屁”之时，尽管当前某些社会舆论已经滑向“经济增长有罪、民生与福利至上”的极端，但我们仍需要强调，经济增长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所谓“民生”与“福利”就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社会必须先生产，然后才能分配；最大的“民生”不是恩赐福利，而是创造体面收入和就业机会。在开放经济和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只有保持高于其它主要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我们才有可能提升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才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率不至于跌破一定底线。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压力还没到最关键时刻，由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转折，也由于美国等主要西方大国中央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面临退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的全面崛起态势将发生逆转，进而通过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对中国外贸、资本流动、货币汇率等产生重大压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使在过去10年经济较高增长期间，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首先源于其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部门，是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超级周期”推动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的经济增长普遍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和信贷膨胀（换言之即债务膨胀），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此前几年的成就也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风险。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乃至爆发。届时，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结合，将使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过去十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赫，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缓解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上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到20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时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
7.5%仍是一个优秀的增长业绩
在经济上，一旦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货币崩盘趋势确立，由于新兴市场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的接近一半，加之金融市场上的传染效应，中国不仅将面临外贸出口的更大压力，还将面临大规模资本外逃压力。根据央行统计口径，中国6月外汇占款余额273887.46亿元，环比减少412.05亿元，结束了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6个月上涨的趋势，出现年内首次环比下滑，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风险。
尽管如此，在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冲击时，中国仍然占据着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是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不利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的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却对中国是利好；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连续保持货物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20年之久，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远远高于其它金砖国家货币；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财政状况相对最稳健；通货膨胀压力较轻且因初级产品行情下行而有望继续减轻，且利率和准备率较高，意味着未来必要时有较大空间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实现“稳增长”……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远远好于其它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单纯的经济冲击不可能倾覆中国，中国依然能够保持全球经济大国中相对最好的状况。同时，国内民族构成和文化传统一致性较高等因素也赋予了中国较高的社会稳定性。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有较大概率抑制住社会矛盾激化失控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我们冷静审视当前经济增长率，可以看到：7.5%的增长率固然比我国此前二十年动辄接近10%的增长率逊色不少，但与其它国家横向比较，在更大时间跨度上考察，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增长业绩，仍然高于我国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主要竞争者，足以保证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继续提升。鉴于世界经济已经结束了1990年代和新世纪前八年的高增长时期，步入较低增长时期，我们要想指望继续保持此前的高增长率，并不现实。中国劳动力市场压力的减轻，也使得我们能够对此从容一些。同时，当前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滑，也有利于我们消解资产泡沫压力，为资产市场软着陆创造条件，并化解由于资产泡沫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滑，也为我们重组国际市场秩序、应对海外资源民粹主义剥削创造了条件。中国已经是多种初级产品的世界最大进口国，保持稳定的海外资源供给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但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年，初级产品牛市最大副产品之一就是许多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兴起了“资源民粹主义”浪潮。对内，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议制民主竞选政体更为这种一厢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澜，各党派、各竞选政客争先恐后提出各种无偿瓜分资源及其红利、增加福利的方案以讨好选民，其可行性和对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伤害则被置于脑后。对外，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该国家或地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贸易合同以及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撕毁合同，违约提高税赋、分红、价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无门。从澳大利亚到外蒙古，从非洲到拉美，从铁矿石、铜矿到煤炭，我们为此已经蒙受了不少损失。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已经成为初级产品市场从牛转熊的决定力量之一，也使得深陷资源民粹主义泥潭的那些国家陷入窘境，他们不得不走出一厢情愿的寄生性资源民粹主义，认识现实，接受更为合理、可持续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