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传染病防治法的调整对象关涉传染病防治制度的启动和运转,决定了整个传染病防治法的目标实现和功能发挥,须认真对待.根据立法对病种的确认方式,可大致提炼出国家主义防治观和专业主义防治观两种理论类型.国家主义防治观通过法律事前明确而严格地列举传染病病种及其等级,以体现国家权力对紧急状态的谨慎态度和对维护秩序的重视,凸显国家角色;专业主义防治观则通过立法中的传染病定义而将临机判断、确认甚至决策的权力交给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体现对智识的尊重和对科学的追求,以更符合传染病防治本身的规律性和科学性,凸显专家作用.两种防治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私法同频保护背景下健康权的实施问题研究"(2021BFX169);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健康权视阈下的国家医疗保障立法研究"(2022YQNQD043)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传染病防治法的调整对象关涉传染病防治制度的启动和运转,决定了整个传染病防治法的目标实现和功能发挥,须认真对待.根据立法对病种的确认方式,可大致提炼出国家主义防治观和专业主义防治观两种理论类型.国家主义防治观通过法律事前明确而严格地列举传染病病种及其等级,以体现国家权力对紧急状态的谨慎态度和对维护秩序的重视,凸显国家角色;专业主义防治观则通过立法中的传染病定义而将临机判断、确认甚至决策的权力交给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体现对智识的尊重和对科学的追求,以更符合传染病防治本身的规律性和科学性,凸显专家作用.两种防治类型在理论上各有优劣,评价两者正当与否的标准在于何种类型下做出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决定更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而在规范主义价值立场上,这首先需要实现国家主义防治观和与专业主义防治观的平衡.我国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在调整对象上体现出国家优先的中国特色制度优势,尤其具有形式合法性并能获得强大的组织与效率保障,但也存在因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制度性角色不足而带来的应对迟疑等缺陷.因此,我国传染病防治立法在调整对象上应增加专业主义的比重,以实现国家角色与专家作用的互补与协同.
其他文献
2021年德国大选并没有改变德国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新一任总理朔尔茨上任,维持德国政治的稳定和延续性依然是德国政治精英和民众的普遍期待.新政府执政之后,以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支柱的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德国和欧盟显然希望能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推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并谋求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德国不会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盟友,但同时,德国新政府对华态度也极有可能更加强硬,推动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的稳步发展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努力.
移动媒体的日常化使用为网民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农民提供了一种在微观层面上使得乡村生活进入更大平台的机遇.作为传统乡村文化组成部分的土味文化开始突围,呈现出本地性、乡土性、养生性、文化性和市场性的属性.土味文化在被生产和被发现之后,也面临着被市场里的诸多文化形式同化的风险.对此,还需为土味文化的发展探讨出一条理想之路.
目的 本研究探讨大学生目标设置的动机过程中,自我和谐对大学生希望感的影响.方法 采用《自我和谐量表》《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希望量表》等对300名高校本科生进行测量,讨论自我和谐、社会经济地位对希望的影响,验证社会经济地位在研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 在控制性别变量情况下,自我和谐、社会经济地位可预测希望感,社会经济地位在自我和谐与希望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结论 自我和谐程度对个体希望感产生重要影响.
行政调适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方式.开发区行政托管是任务型组织的重新组织化过程,它力图在开发区与行政区之间平衡空间关系矛盾,并以此赋权开发区创新发展.开发区与地方行政区的互动关系是行政调适发生的逻辑起点.目标规划、任务属性与行政替代有力推进了行政托管.行政托管是一种渐进适应性的空间行政调适,理顺了开发区与行政区关系,优化了发展资源配置,实现了开发区与行政区组织一体化.新时代,地方行政调适将转向系统集成、全面深化,行政调适走向多层协同,结构功能优化协同,地方与整体协同,政府与社会、市场协同.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人大代表客观上被纳入监察对象范围,形成了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监督和监察机关监察的"监督+监察"体制.一些行为失范的人大代表受到"被责令辞职"等严厉处置,但其调查处置存在法理依据不充分、客体不清晰、权能和程序不协调等问题.对此,应当注重调查处置权能的分际,准确识别调查处置的客体,并实现调查处置权能和程序的协调衔接,既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威,又有效落实监察全覆盖,促进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尽责.
我国的行政道歉制度具有表达政治责任、实现精神侵害救济和减少权力侵害行为三个层次的功能取向.在现代民主国家从政治责任到责任政治的发展趋势下,行政道歉呈现了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分置的表达结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分置体现在责任适用范围、责任构成要件和责任功能重心上.党政关联情境下,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区分能够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制度功能.我国行政道歉制度存在着法律责任属性行政道歉事项较少、党政关联情境下的政治责任属性行政道歉行为缺乏规范约束的问题.通过扩展作为法律责任履行方式的行政道歉的适用范围、以既有党内法规
法的体系化是确立经济法学科独立品性,实现经济法科学化的基础,包括形式逻辑和价值范畴的统一性.由卢曼创立、并由托依布纳发展的系统论法学为经济法的体系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新框架.沿着系统论法学的逻辑,"经济政策—经济宪法"是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法律系统三者间的双层结构耦合,承担衔接各系统间信息沟通和排除激扰的功能.由于我国经济宪法的结构性脱嵌,导致现行经济法体系内部难以将法律系统"合法/非法"的二元符码的规范性要求对各单行法进行有效传导,在体系外部也无法实现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欲实现经济法的体系化,应在形式
依据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黑格尔的政治国家作为“虚构的共同体”,其实质是绝对精神的“内在想象活动”.黑格尔之所以让想象力参与到其共同体的建构中,在于想象力能够联结“过去”的特殊意象为普遍表象,普遍表象保持为“现在”,并借助绝对精神的助力深化为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而成为“未来”共同体普遍意志的象征.但是,共同体的这一形成过程也因绝对精神的助力终结了历史的进程,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序列的进展被绝对精神的逻辑推演过程所遮蔽.马克思要求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视域中去开启无产阶级的总体性,由此普遍的联合体才在时间序列中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善治需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发展.党规与村规民约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在乡村社会施展的有效资源,两者在新时代乡村社会“三治融合”实践中具有功能同构的契合性.党规不仅强化村规民约的合法性,促进村规民约在性质地位、内容及程序方面的现代转型,而且推动村规民约的有效实施,由此保障村规民约制度建设.同时,村规民约也促进着党规制度建设,一方面通过促成和强化党规的“进场”和“在场”推动党规嵌入乡村社会,另一方面为完善党规制度提供群众智识、夯实群众
能源法中旨在促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应纳入环境法典.这既是一些国家编纂环境法典的经验,也是实现环境法典宗旨的需要.环境法典纳入的能源法内容应遵循四方面的标准:以环境法典的目的为指引;与低碳路径具有相关性;具有成熟的法律基础;侧重能源资源的低碳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效率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是适应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法律制度,在一些国家制定的环境法典中也多有体现.我国环境法典可依循生态环境法治的内在要求,借鉴典型国家的有益经验,分别在"总则编""污染控制编""自然生态保护编"和"绿色低碳发展编"就此作出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