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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引发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也导致中国“被关注”、“被定位”、“被解释”的频率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炒作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也正进入深度发酵期。在继续鼓噪中国军事“不透明”、战略意图“不清晰”、军力发展超出自身安全需要、隐瞒国防开支等议题的基础上，“中国军事威胁”的炒作重心正向“战略不确定性”等新型议题转变。这一新的变化趋势，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当前“中国军事威胁”的主流论调?
（一）“中国不确定论”正成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基石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放大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矛盾问题，预言中国的发展进程可能会随时中断，强调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具有“不确定性”，渲染“中国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充满变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宣称，中国经济虽然增长很快，“但在许多方面比较脆弱，随时可能出现反转”，“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那并不是如预想中的那样稳定和可知可测”。在渲染“中国不确定论”的基础上，一些西方国家以其价值判断标准，着力将所谓“不确定性”引伸为中国是“具有野心的国家”，将运用武力“对邻国进行恐吓”，并可能借助武力扩张转嫁内部危机。在军事方面，美借我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的矛盾纠纷，刻意突出“中国在如何运用其不断扩大的军事能力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中国军事和安全事务透明度有限的情况更加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有可能增加误解和错误估量的可能性”，指责中国的军力发展“具有欺骗性”。
（二）“牵制中国”正成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佐证”
与当年试图“唱衰中国”的做法类似，一些国家不顾事实，热衷于预测中美对抗，炒作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放大一些周边国家的质疑，强调所谓对中国的“牵制”正是源于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需要。在这一炒作过程中，日本正成为“急先锋”。 日本多家大报称，第6届太平洋岛国峰会的召开，“体现了日美在太平洋战略上合作以共同防范中国的思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合作牵制中国进入该区域的局面已经清晰”。《日本经济新闻》5月文章认为，日美两国正越来越多地采用“日美＋1”模式，通过日美与印度、菲律宾等国新的合作框架，“牵制向南海和印度洋进发的中国”。《产经新闻》称，“为适应亚太地区的安保环境，澳大利亚开始大幅调整现有防务体制”，以期实现与旨在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美军之间的互补。《日本经济新闻》5月刊登了题为《印度针对中国加速增强军备》的文章。《产经新闻》宣称“为对抗在海上扩张的中国”，越南正试图借助俄罗斯这块“盾牌”来对抗中国。
（三）中国军事发展被视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升级
中国军事现代化正常、合理和有限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重要“证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刊登题为《中国将目标对准美国海军军力》的文章，指责“中国军方所实施的军事现代化战略以阻断美军进入西太平洋为主旨”，“中国现在拥有29艘配备反舰巡航导弹的潜艇，而2002年仅有8艘”，“在1995年或2000年，（美国）航母面临的威胁还微乎其微，但现在这种威胁相当显著”，中国“试图挑战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4月文章称，“中国正在研发十类致命性武器”，包括“计算机网络作战能力、精确打击导弹、一体化防空作战能力”等，可在“包括南海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对美军的任何行动实施压制和打击”。美国2012年《中国军力报告》，指责中国发展“先进的巡航导弹、中短程常规弹道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太空反制武器和电脑网络空间军事实力，旨在为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任务”；刻意对比中印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速度，宣称由于无法维持与中国的力量均势，“印度不得不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军事敌人”。
（四）海上军事活动正成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注脚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责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的海上军事活动，宣称中国的南海领土主张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的范围，强调“南海海域航行自由关乎美国利益”，美“支持那些正被中国领土主张‘所威胁’的国家”。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称，在“中国周边国际水域的海事安全方面，美国及其盟友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日本首相野田佳彦3月在防卫大学讲话时称，由于中国不断增强军备，“在周边海域的活动越来越活跃”，“我国的周边环境越来越严峻”。野田佳彦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还宣称，“日趋强大的中国军队在东海和南海不断增强的活动”，正在给日本的安全环境造成“不确定因素”；日本应与亚太邻国进行更紧密合作，“以说服中国日益自负的军队遵守国际社会共同的海事规则”。日本政府对我海军例行远海训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日媒体炒作我海军舰艇编队穿越宫谷海峡，热议我航母海试情况及意图。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基斯塔诺夫就此分析，“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与中国对抗的可能性”，“在减少坦克数量，增加潜艇数量”。
（五）“网络威胁”正成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热点
网络攻击、网络作战始终是美日等西方国家关注的重点，当前更是成为体现“中国军事威胁”的“现实威胁”。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3月份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在计算机网络行动能力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足以在冲突中对美国军事行动构成真正威胁”；指责中国军方与国内大型电信企业关系密切，由于美使用的网络路由器零部件很多是在中国生产，认为这可能导致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网络出现“灾难性故障”。在去年9月美日两国首次有关加强网络攻击对策的外交和防卫当局协商会议上，美提出要“监视汉字信息”，妄称“发动网络攻击的代理网站大部分使用的是中文，越来越担心中国军方和‘网络民兵’联合起来发动网上攻击”。《华盛顿邮报》去年12月刊登题为《中国的网络战争》的社论，无端指责“主要由中国军方支持的黑客每天都在试图侵入美国政府机构、防务承包商、技术公司和供电供水公司的电脑系统”。日本也宣称政府机构遭到的网络攻击，“90%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政府以所谓“确保网络安全”为由，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澳全国宽带网建设项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称，“中国不仅热衷在互联网上窃取机密，还利用网络进行攻击，特别是针对西方防务公司进行攻击，这种威胁日益引起西方国防部门的重视”。 二、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本质
美日等不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其根本目的是诋毁和否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阻滞和干扰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发展，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同时也应看到，少数西方国家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阶段再掀“中国军事威胁论”逆潮，也有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
（一）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提供借口和支持
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后，反复宣称美在亚太地区“拥有重大安全利益”，“对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肩负重大的安全责任”；强调美希望通过重新平衡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促使中国的崛起更具“建设性”。其基本途径就是“争取联手各国建立安全机制的姿态，博得亚洲各国的好感”。通过罗列所谓“证据”、编织所谓“理由”、提出所谓“忠告”的方式，快速提升“中国军事威胁”的警戒度，将中国的“军事威胁”作实，能为美在亚洲地区军事力量调整找到最好的借口，能为寻求临时同盟和伙伴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甚至会得到个别国家盛情“邀请”的机会。
（二）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以政治互信为基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经济合作为动力、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互利共赢局面，构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资本、技术和人员的亚洲经济循环圈。在金融危机继续发展、反恐战争已告一个段落的背景下，美国“重返亚洲”更加强调“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追求的是实际利益，包括促进更多资本向美国“回流”。充分利用亚洲个别国家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偏向美国的“二元心理”，降低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密切经济合作关系，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是美当务之急。而大打“中国军事威胁”牌，成为美国拉拢、劝诱其他国家最省力、最省钱的工具，并能为自己贴上“维护国际道义”的“护身符”。
（三）谋求与中国领土、海洋争端的舆论先机
日本成为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急先锋，很重要的目的是为其强化非法控制钓鱼岛、争取海洋划界优势创造舆论环境。今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西南防线的军事力量部署，实施“为离岛命名”活动，企图以“国家管辖”方式宣布对所有离岛实际占有，并趁机扩张专属经济区；加大对钓鱼岛海域的非法管控力度，渲染自卫队的“夺还计划”；积极插手南海问题，强调“日本与南海周边国家有着同样的担忧”。积极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从而为日本继续坚持不承认有领土争议、采取单方面强硬措施、获得国际同情提供有利外部环境。
（四）钳制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和军事力量运用
在中国军事现代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个别学者甚至提出，当前美中军费此消彼长，“是否预示着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行将崩塌”；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对比已发生变化，“中国可以用过去做不到的方式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蕴含着以舆论压力来实现“软性管控”的意图，企图使中国不敢过快发展军事现代化，不敢轻易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只能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处事原则来发展。
三、科学把握有效应对的基点
（一）突出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确定性和持续性
对国际社会而言，和平发展仍然是一个相对抽象的大概念。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仅仅是打开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了解的一个窗口，相互认知正由浅层次的交往交流向深层次的理解融合发展，在涉及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等敏感问题上，难免出现隔阂与误解，难免对和平发展产生质疑。当前，就是要将和平发展分解到一个个具体领域之中，以阐释我各个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政策发展、力量运用的确定性为基础，直观具体地讲清是什么，讲好为什么，讲实干什么。
（二）及时调控对外传播的节奏进程
争取国际军事领域舆论斗争的主动权，关键在于加快我对外传播模式由应激反应式向主动调控式转变，核心是能及时提出新理念、确立新规则、把握新议题。特别是在国际舆论“西强我弱”，以及美国深度操纵国际舆论工具的背景下，更需要主动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我预设主题，主动调控涉华军事舆论进程，适时释放有利于展示我和平发展的军事信息，力避被动应付。要高度重视重大军事活动的对外传播，本着“最有利于展示政策稳定性、最能体现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合理性、最易获取国际社会理解认同”的原则，谋划信息传播的重心和方式。
（三）着力转变国防政策的阐释模式
在信息时代，仅简单告诉外界我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发布主体构成多样、受众利益取向多元的舆论环境要求，必须加大信息的可读性、及时性和针对性，变口号式的宣示为专业化、动态化、故事化的信息传播。其核心是能否提出一整套别人能够接受的说法或认知逻辑，有效引导国际社会从中国的视角进行辨析，打破过去仅按西方价值观、思维模式去认识问题的套路。不仅要告诉外界所采取的是何种政策、维护的是哪些利益，还要详细解释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政策、如何维护这些利益，解决我政策阐释中的“断链”问题。要针对当前各种军事信息数量快速激增的现实，逐步改变平面、刻板介绍国防政策的方式，以更丰富、更鲜活的事例作为支撑，让事实自己说话，让受众自己感受。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当前“中国军事威胁”的主流论调?
（一）“中国不确定论”正成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基石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放大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矛盾问题，预言中国的发展进程可能会随时中断，强调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具有“不确定性”，渲染“中国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充满变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宣称，中国经济虽然增长很快，“但在许多方面比较脆弱，随时可能出现反转”，“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那并不是如预想中的那样稳定和可知可测”。在渲染“中国不确定论”的基础上，一些西方国家以其价值判断标准，着力将所谓“不确定性”引伸为中国是“具有野心的国家”，将运用武力“对邻国进行恐吓”，并可能借助武力扩张转嫁内部危机。在军事方面，美借我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的矛盾纠纷，刻意突出“中国在如何运用其不断扩大的军事能力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中国军事和安全事务透明度有限的情况更加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有可能增加误解和错误估量的可能性”，指责中国的军力发展“具有欺骗性”。
（二）“牵制中国”正成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佐证”
与当年试图“唱衰中国”的做法类似，一些国家不顾事实，热衷于预测中美对抗，炒作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放大一些周边国家的质疑，强调所谓对中国的“牵制”正是源于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需要。在这一炒作过程中，日本正成为“急先锋”。 日本多家大报称，第6届太平洋岛国峰会的召开，“体现了日美在太平洋战略上合作以共同防范中国的思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合作牵制中国进入该区域的局面已经清晰”。《日本经济新闻》5月文章认为，日美两国正越来越多地采用“日美＋1”模式，通过日美与印度、菲律宾等国新的合作框架，“牵制向南海和印度洋进发的中国”。《产经新闻》称，“为适应亚太地区的安保环境，澳大利亚开始大幅调整现有防务体制”，以期实现与旨在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美军之间的互补。《日本经济新闻》5月刊登了题为《印度针对中国加速增强军备》的文章。《产经新闻》宣称“为对抗在海上扩张的中国”，越南正试图借助俄罗斯这块“盾牌”来对抗中国。
（三）中国军事发展被视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升级
中国军事现代化正常、合理和有限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重要“证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刊登题为《中国将目标对准美国海军军力》的文章，指责“中国军方所实施的军事现代化战略以阻断美军进入西太平洋为主旨”，“中国现在拥有29艘配备反舰巡航导弹的潜艇，而2002年仅有8艘”，“在1995年或2000年，（美国）航母面临的威胁还微乎其微，但现在这种威胁相当显著”，中国“试图挑战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4月文章称，“中国正在研发十类致命性武器”，包括“计算机网络作战能力、精确打击导弹、一体化防空作战能力”等，可在“包括南海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对美军的任何行动实施压制和打击”。美国2012年《中国军力报告》，指责中国发展“先进的巡航导弹、中短程常规弹道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太空反制武器和电脑网络空间军事实力，旨在为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任务”；刻意对比中印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速度，宣称由于无法维持与中国的力量均势，“印度不得不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军事敌人”。
（四）海上军事活动正成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注脚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责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的海上军事活动，宣称中国的南海领土主张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的范围，强调“南海海域航行自由关乎美国利益”，美“支持那些正被中国领土主张‘所威胁’的国家”。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称，在“中国周边国际水域的海事安全方面，美国及其盟友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日本首相野田佳彦3月在防卫大学讲话时称，由于中国不断增强军备，“在周边海域的活动越来越活跃”，“我国的周边环境越来越严峻”。野田佳彦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还宣称，“日趋强大的中国军队在东海和南海不断增强的活动”，正在给日本的安全环境造成“不确定因素”；日本应与亚太邻国进行更紧密合作，“以说服中国日益自负的军队遵守国际社会共同的海事规则”。日本政府对我海军例行远海训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日媒体炒作我海军舰艇编队穿越宫谷海峡，热议我航母海试情况及意图。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基斯塔诺夫就此分析，“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与中国对抗的可能性”，“在减少坦克数量，增加潜艇数量”。
（五）“网络威胁”正成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新热点
网络攻击、网络作战始终是美日等西方国家关注的重点，当前更是成为体现“中国军事威胁”的“现实威胁”。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3月份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在计算机网络行动能力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足以在冲突中对美国军事行动构成真正威胁”；指责中国军方与国内大型电信企业关系密切，由于美使用的网络路由器零部件很多是在中国生产，认为这可能导致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和网络出现“灾难性故障”。在去年9月美日两国首次有关加强网络攻击对策的外交和防卫当局协商会议上，美提出要“监视汉字信息”，妄称“发动网络攻击的代理网站大部分使用的是中文，越来越担心中国军方和‘网络民兵’联合起来发动网上攻击”。《华盛顿邮报》去年12月刊登题为《中国的网络战争》的社论，无端指责“主要由中国军方支持的黑客每天都在试图侵入美国政府机构、防务承包商、技术公司和供电供水公司的电脑系统”。日本也宣称政府机构遭到的网络攻击，“90%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政府以所谓“确保网络安全”为由，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澳全国宽带网建设项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称，“中国不仅热衷在互联网上窃取机密，还利用网络进行攻击，特别是针对西方防务公司进行攻击，这种威胁日益引起西方国防部门的重视”。 二、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本质
美日等不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其根本目的是诋毁和否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阻滞和干扰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发展，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同时也应看到，少数西方国家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阶段再掀“中国军事威胁论”逆潮，也有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
（一）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提供借口和支持
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后，反复宣称美在亚太地区“拥有重大安全利益”，“对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肩负重大的安全责任”；强调美希望通过重新平衡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促使中国的崛起更具“建设性”。其基本途径就是“争取联手各国建立安全机制的姿态，博得亚洲各国的好感”。通过罗列所谓“证据”、编织所谓“理由”、提出所谓“忠告”的方式，快速提升“中国军事威胁”的警戒度，将中国的“军事威胁”作实，能为美在亚洲地区军事力量调整找到最好的借口，能为寻求临时同盟和伙伴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甚至会得到个别国家盛情“邀请”的机会。
（二）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以政治互信为基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经济合作为动力、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互利共赢局面，构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资本、技术和人员的亚洲经济循环圈。在金融危机继续发展、反恐战争已告一个段落的背景下，美国“重返亚洲”更加强调“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追求的是实际利益，包括促进更多资本向美国“回流”。充分利用亚洲个别国家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偏向美国的“二元心理”，降低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密切经济合作关系，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是美当务之急。而大打“中国军事威胁”牌，成为美国拉拢、劝诱其他国家最省力、最省钱的工具，并能为自己贴上“维护国际道义”的“护身符”。
（三）谋求与中国领土、海洋争端的舆论先机
日本成为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急先锋，很重要的目的是为其强化非法控制钓鱼岛、争取海洋划界优势创造舆论环境。今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西南防线的军事力量部署，实施“为离岛命名”活动，企图以“国家管辖”方式宣布对所有离岛实际占有，并趁机扩张专属经济区；加大对钓鱼岛海域的非法管控力度，渲染自卫队的“夺还计划”；积极插手南海问题，强调“日本与南海周边国家有着同样的担忧”。积极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从而为日本继续坚持不承认有领土争议、采取单方面强硬措施、获得国际同情提供有利外部环境。
（四）钳制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和军事力量运用
在中国军事现代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个别学者甚至提出，当前美中军费此消彼长，“是否预示着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行将崩塌”；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对比已发生变化，“中国可以用过去做不到的方式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蕴含着以舆论压力来实现“软性管控”的意图，企图使中国不敢过快发展军事现代化，不敢轻易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只能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处事原则来发展。
三、科学把握有效应对的基点
（一）突出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确定性和持续性
对国际社会而言，和平发展仍然是一个相对抽象的大概念。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仅仅是打开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了解的一个窗口，相互认知正由浅层次的交往交流向深层次的理解融合发展，在涉及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等敏感问题上，难免出现隔阂与误解，难免对和平发展产生质疑。当前，就是要将和平发展分解到一个个具体领域之中，以阐释我各个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政策发展、力量运用的确定性为基础，直观具体地讲清是什么，讲好为什么，讲实干什么。
（二）及时调控对外传播的节奏进程
争取国际军事领域舆论斗争的主动权，关键在于加快我对外传播模式由应激反应式向主动调控式转变，核心是能及时提出新理念、确立新规则、把握新议题。特别是在国际舆论“西强我弱”，以及美国深度操纵国际舆论工具的背景下，更需要主动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我预设主题，主动调控涉华军事舆论进程，适时释放有利于展示我和平发展的军事信息，力避被动应付。要高度重视重大军事活动的对外传播，本着“最有利于展示政策稳定性、最能体现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合理性、最易获取国际社会理解认同”的原则，谋划信息传播的重心和方式。
（三）着力转变国防政策的阐释模式
在信息时代，仅简单告诉外界我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发布主体构成多样、受众利益取向多元的舆论环境要求，必须加大信息的可读性、及时性和针对性，变口号式的宣示为专业化、动态化、故事化的信息传播。其核心是能否提出一整套别人能够接受的说法或认知逻辑，有效引导国际社会从中国的视角进行辨析，打破过去仅按西方价值观、思维模式去认识问题的套路。不仅要告诉外界所采取的是何种政策、维护的是哪些利益，还要详细解释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政策、如何维护这些利益，解决我政策阐释中的“断链”问题。要针对当前各种军事信息数量快速激增的现实，逐步改变平面、刻板介绍国防政策的方式，以更丰富、更鲜活的事例作为支撑，让事实自己说话，让受众自己感受。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