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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主要表现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低实际利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四个方面。在应对策略上，负利率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作用缓慢。走出长期停滞，要从根本上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投资，从供给和需求等方面寻求走出困境的力量。
【关键词】西方国家 长期停滞 陷阱 钥匙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停滞的透视
距离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但发达国家经济依然没有出现完全恢复的迹象，经济发展进入了停滞期。为此，一些人把现阶段命名为 “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时期，停滞和金融危机是相互反馈的。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关于“长期停滞”的演讲语出惊人，他在2013年表示，长期停滞是指常规货币政策和市场自身力量无法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速稳定的同时维持金融稳定。当前，这通常意味着与资本充分利用相匹配的实际利率为负值，并且将维持很长时间，持续低利率反过来助推资产价格泡沫、威胁金融体系稳定。从各方面来看，长期停滞假说重新为人们所重视的现象主要有，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预期增长率、预期增长率不断下调，以及实际利率的趋势性下降。“长期停滞”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率下滑。1999-2007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平均增速为3.89%，危机发生后，2008-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增速2.8%，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同时，危机使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更加严重，平均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0.51%。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算，自2007年，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逐年下降，并导致2014年美国的GDP水平较2007年作出的预测值低出近5个百分点。欧洲的情况显然比美国更糟糕。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1992-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2.08%。2008和2009两年，年均增速为-2.03%。在2010-2019年，欧元区经济年均增速仅为1.12%，低速增长成为常态。日本经济，由于安倍政府“三箭齐发”（出台新经济刺激计划、通过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改组内阁），其增长曾在2013年有所回头。由于造成其增长颓势的长期因素均未能有效消解，加之“三箭”中多有引鸩止渴的药方，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局面将延续。
二是低实际利率。自2000年代中期起，全球经济的均衡真实利率，即达到充分就业所需的实际利率就已经处于较大的负值区域，大约为-2%至-3%。美国实际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代的2%，21世纪实际利率只有1%，从雷曼破产之后，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只有大约-1%。欧洲地区的实际利率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21世纪初的负值。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虽然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各自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不尽相同，但都处于下降趋势，并且欧元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其它发达经济体。1900-2012年，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一个倒U型发展。在经历了1930-197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后，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阶段。
四是债务水平居高不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在2007～2013年间，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均有程度不同的上升。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和发达经济体整体的该项指标分别攀升了40、29、60和33个百分点，这也导致了在危机后，私人部门开始去杠杆的同时，经济整体的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
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停滞的成因
重大技术创新停滞。研究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早在IT时代到来的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停滞，更重要的是，GDP在每个历史时期几乎总是倾向于低估技术进步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有学者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也步美国后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生产率增长减速。这一时期的主要科技创新成果，如互联网和个人电子设备等对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远远小于一个世纪前电力、内燃机和自来水系统的发明应用。
消费不足，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但取决于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因素。实际上，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尽管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改变。这样的分配格局不仅会造成社会动荡、阶层固化，更严重挫伤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抑制消费需求，加重财政压力。
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开展，加快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进程，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大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大公司争先恐后地进行对外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大公司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削弱母国的国内投资项目和生产部门的资金供给能力，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引起产业空心化、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使东道国产品与母国的产品在东道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甚至挤占母国产品的市场；通过直接投资渠道进行国际研发，导致母国创新体系的优势弱化以及技术的流失。
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国家干预削弱，助推发达经济体国家的衰落。从1970年代初开始，为了克服滞胀，西方主要国家放弃了崇尚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力推行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极端自由化，大规模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史的发展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并没有给西方国家带来福音，相反，削弱国家干预，过分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使工业资本主义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最终导致工业资本主义陷人危机，停滞成为常态。 美元霸权，导致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美元霸权体系使得美国可以放纵地基于国内经济目标发行货币，而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其他国家则需要承担国际收支调整压力，不得不主动维系美元汇率的稳定，无法维护本国的货币主权。美国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保持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居高不下，同时还可以促使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不断贬值，以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美国的金融霸权使发展中国家对“美元体制”产生了严重依附，使其为了维持外部均衡而不得不牺牲本国内部经济的均衡，结果严重阻碍了自身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
金融自由化、经济的虚拟化，加速了财富创造能力急速衰竭。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彻底战胜产业资本，产业资本沦为金融资本的附属物。为了克服滞胀，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推行金融自由化，为庞大的金融资本寻找谋利机会创造条件和提供便利。各国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原有的专业分工界限，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相互开放，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发达国家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负利率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作用缓慢
进入2016年，实行负利率的国家和地区在扩大，负利率程度在增加，其覆盖范围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进一步扩展到银行间市场和国债市场，而且更多的国家还在酝酿减息、或者执行负利率政策的可能性。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都一度跌至了历史的最低位，全球有14万亿美元的主权债券已经处在负收益率水平。
负利率能否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实际上，负利率具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负利率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中央银行负利率政策的初衷当然是压低借贷成本，鼓励商业银行尽可能地发放消费和投资贷款，以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负利率可以从多渠道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但负利率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例如使银行盈利空间承压，资本外流寻出路；货币竞争性贬值，过度投机催生泡沫；利率政策调整频繁，加大各国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负利率可以用，但不应过于依赖。负利率政策对于降低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成本，进而提振经济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没有负利率，现在的全球经济可能面对更加悲惨的状况，也有可能陷入快速衰退的困局。但是包含利率政策在内的货币政策不是万能药，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不能过于依赖。此外，负利率起作用可能比较缓慢，成败在于资金是否能进入实体经济，经济恢复增长还是要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所以各国中央银行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想办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刺激措施应该建立在切实增加内需的基础之上。
西方国家如何走出长期停滞的困境
固定资本投资是从萧条到复苏的关键。理论研究表明，在危机后期，资本家进行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带来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这些需求促进了生产相关产品行业的恢复，提供了大量新岗位，减少了失业，从而拉动了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消费品行业的复苏，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进入危机复苏阶段。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固定资本投资将在拉动经济复苏的同时，为下一次经济危机创造物质前提。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推动了生产的快速扩张，如果社会生产的扩张速度超过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由于购买力不足、生产过剩而再次陷入危机。因此，只有借助革命性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投资，才是走出停滞的根本性力量。
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寻求走出困境的力量。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现有收入分配下的总需求吸收不了总供给。从长期供给方面看，革命性技术进步推动的投资是根本力量，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短期需求调节方面，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改善能从更深层次来刺激复苏。在本次危机中，各国政府应对及时有力，但人口老龄化严峻、技术进步停滞、商业动态下降、收入分配恶化、新兴经济体存在结构和制度问题，使得复苏前景不容乐观。因此，各国应当继续进行短期需求调节和长期供给增加。
结构调整和改革。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化等，涉及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以及城乡之间的配置。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存在企业破产或亏损，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会从某个企业流向其他企业，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这种流动便是商业动态。随着商业动态的下降，资源流向高生产率企业的速度减慢，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会变得缓慢。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在某些行业，如服务业里，大的全国性乃至跨国企业相对于小企业而言，效率更高且更稳定，因此在由以小企业为主转向以大企业为主的过程中，虽然商业动态下降了，但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了。
多项政策的适当配合。在面临通货紧缩和结构调整时，财政政策通常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之所以许多国家寄望由其他国家肩负起财政扩张的重担，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债务负担已经很沉重。这就需要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还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传统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改善方式包括税收制度、工会力量、福利国家等。在全球化以及现代商业模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普及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打破垄断、提高竞争程度，促进机会公平，更有助于缩小行业间以及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可以通过相应的国际组织协调等方式进行改善。
创新和技术进步。从长期来看，走出长期停滞的困境要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因此，经济长期停滞常态化的发达经济体也会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下大功夫推进改革和技术创新，使供需结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更具持续性。创新离不开各国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的就是科研领域的创新投入。
（作者分别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云南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责编/张寒 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关键词】西方国家 长期停滞 陷阱 钥匙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停滞的透视
距离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但发达国家经济依然没有出现完全恢复的迹象，经济发展进入了停滞期。为此，一些人把现阶段命名为 “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时期，停滞和金融危机是相互反馈的。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关于“长期停滞”的演讲语出惊人，他在2013年表示，长期停滞是指常规货币政策和市场自身力量无法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速稳定的同时维持金融稳定。当前，这通常意味着与资本充分利用相匹配的实际利率为负值，并且将维持很长时间，持续低利率反过来助推资产价格泡沫、威胁金融体系稳定。从各方面来看，长期停滞假说重新为人们所重视的现象主要有，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预期增长率、预期增长率不断下调，以及实际利率的趋势性下降。“长期停滞”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率下滑。1999-2007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平均增速为3.89%，危机发生后，2008-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增速2.8%，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同时，危机使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更加严重，平均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0.51%。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算，自2007年，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逐年下降，并导致2014年美国的GDP水平较2007年作出的预测值低出近5个百分点。欧洲的情况显然比美国更糟糕。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1992-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2.08%。2008和2009两年，年均增速为-2.03%。在2010-2019年，欧元区经济年均增速仅为1.12%，低速增长成为常态。日本经济，由于安倍政府“三箭齐发”（出台新经济刺激计划、通过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改组内阁），其增长曾在2013年有所回头。由于造成其增长颓势的长期因素均未能有效消解，加之“三箭”中多有引鸩止渴的药方，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局面将延续。
二是低实际利率。自2000年代中期起，全球经济的均衡真实利率，即达到充分就业所需的实际利率就已经处于较大的负值区域，大约为-2%至-3%。美国实际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代的2%，21世纪实际利率只有1%，从雷曼破产之后，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只有大约-1%。欧洲地区的实际利率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21世纪初的负值。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虽然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各自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不尽相同，但都处于下降趋势，并且欧元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其它发达经济体。1900-2012年，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一个倒U型发展。在经历了1930-197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后，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阶段。
四是债务水平居高不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在2007～2013年间，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均有程度不同的上升。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和发达经济体整体的该项指标分别攀升了40、29、60和33个百分点，这也导致了在危机后，私人部门开始去杠杆的同时，经济整体的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
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停滞的成因
重大技术创新停滞。研究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早在IT时代到来的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停滞，更重要的是，GDP在每个历史时期几乎总是倾向于低估技术进步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有学者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也步美国后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生产率增长减速。这一时期的主要科技创新成果，如互联网和个人电子设备等对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远远小于一个世纪前电力、内燃机和自来水系统的发明应用。
消费不足，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但取决于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因素。实际上，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尽管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改变。这样的分配格局不仅会造成社会动荡、阶层固化，更严重挫伤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抑制消费需求，加重财政压力。
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开展，加快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进程，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大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大公司争先恐后地进行对外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大公司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削弱母国的国内投资项目和生产部门的资金供给能力，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引起产业空心化、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使东道国产品与母国的产品在东道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甚至挤占母国产品的市场；通过直接投资渠道进行国际研发，导致母国创新体系的优势弱化以及技术的流失。
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国家干预削弱，助推发达经济体国家的衰落。从1970年代初开始，为了克服滞胀，西方主要国家放弃了崇尚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力推行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极端自由化，大规模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史的发展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并没有给西方国家带来福音，相反，削弱国家干预，过分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使工业资本主义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最终导致工业资本主义陷人危机，停滞成为常态。 美元霸权，导致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美元霸权体系使得美国可以放纵地基于国内经济目标发行货币，而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其他国家则需要承担国际收支调整压力，不得不主动维系美元汇率的稳定，无法维护本国的货币主权。美国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保持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居高不下，同时还可以促使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不断贬值，以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美国的金融霸权使发展中国家对“美元体制”产生了严重依附，使其为了维持外部均衡而不得不牺牲本国内部经济的均衡，结果严重阻碍了自身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
金融自由化、经济的虚拟化，加速了财富创造能力急速衰竭。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彻底战胜产业资本，产业资本沦为金融资本的附属物。为了克服滞胀，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推行金融自由化，为庞大的金融资本寻找谋利机会创造条件和提供便利。各国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原有的专业分工界限，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相互开放，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发达国家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负利率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作用缓慢
进入2016年，实行负利率的国家和地区在扩大，负利率程度在增加，其覆盖范围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进一步扩展到银行间市场和国债市场，而且更多的国家还在酝酿减息、或者执行负利率政策的可能性。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都一度跌至了历史的最低位，全球有14万亿美元的主权债券已经处在负收益率水平。
负利率能否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实际上，负利率具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负利率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中央银行负利率政策的初衷当然是压低借贷成本，鼓励商业银行尽可能地发放消费和投资贷款，以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负利率可以从多渠道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但负利率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例如使银行盈利空间承压，资本外流寻出路；货币竞争性贬值，过度投机催生泡沫；利率政策调整频繁，加大各国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负利率可以用，但不应过于依赖。负利率政策对于降低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成本，进而提振经济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没有负利率，现在的全球经济可能面对更加悲惨的状况，也有可能陷入快速衰退的困局。但是包含利率政策在内的货币政策不是万能药，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不能过于依赖。此外，负利率起作用可能比较缓慢，成败在于资金是否能进入实体经济，经济恢复增长还是要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所以各国中央银行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想办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刺激措施应该建立在切实增加内需的基础之上。
西方国家如何走出长期停滞的困境
固定资本投资是从萧条到复苏的关键。理论研究表明，在危机后期，资本家进行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带来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这些需求促进了生产相关产品行业的恢复，提供了大量新岗位，减少了失业，从而拉动了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消费品行业的复苏，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进入危机复苏阶段。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固定资本投资将在拉动经济复苏的同时，为下一次经济危机创造物质前提。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推动了生产的快速扩张，如果社会生产的扩张速度超过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由于购买力不足、生产过剩而再次陷入危机。因此，只有借助革命性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投资，才是走出停滞的根本性力量。
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寻求走出困境的力量。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现有收入分配下的总需求吸收不了总供给。从长期供给方面看，革命性技术进步推动的投资是根本力量，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短期需求调节方面，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改善能从更深层次来刺激复苏。在本次危机中，各国政府应对及时有力，但人口老龄化严峻、技术进步停滞、商业动态下降、收入分配恶化、新兴经济体存在结构和制度问题，使得复苏前景不容乐观。因此，各国应当继续进行短期需求调节和长期供给增加。
结构调整和改革。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化等，涉及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以及城乡之间的配置。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存在企业破产或亏损，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会从某个企业流向其他企业，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这种流动便是商业动态。随着商业动态的下降，资源流向高生产率企业的速度减慢，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会变得缓慢。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在某些行业，如服务业里，大的全国性乃至跨国企业相对于小企业而言，效率更高且更稳定，因此在由以小企业为主转向以大企业为主的过程中，虽然商业动态下降了，但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了。
多项政策的适当配合。在面临通货紧缩和结构调整时，财政政策通常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之所以许多国家寄望由其他国家肩负起财政扩张的重担，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债务负担已经很沉重。这就需要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还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传统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改善方式包括税收制度、工会力量、福利国家等。在全球化以及现代商业模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普及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打破垄断、提高竞争程度，促进机会公平，更有助于缩小行业间以及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可以通过相应的国际组织协调等方式进行改善。
创新和技术进步。从长期来看，走出长期停滞的困境要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因此，经济长期停滞常态化的发达经济体也会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下大功夫推进改革和技术创新，使供需结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更具持续性。创新离不开各国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的就是科研领域的创新投入。
（作者分别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云南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责编/张寒 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