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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王安忆，一位享誉文坛三十载的著名女作家，从早年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到后来的海派文学，她在各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且数量丰厚、题材多样。与她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旺盛的创作活力相比，王安忆面对媒体却十分低调，极少接受采访，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特立独行，埋首于自己的文学天地。本文取自上海电视台曹可凡先生对王安忆女士的专访，带领读者进入她的内心世界。编者对录音整理稿略作调整增删。
文学“基因”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母亲茹志鹃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担任编辑，年方一岁的王安忆随之来到上海。她的父亲王啸平是一位新加坡归国华侨，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剧作家。上世纪80年代，这个文学家庭曾经一家三口共同举办签名售书活动，留下一段佳话。但在童年时期，王安忆对父亲的印象十分模糊。很多年以后，她以父亲的故事为蓝本，写下了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
曹可凡：安忆老师，你好！
王安忆：你好！
曹可凡：我记得我刚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大概在1987年，那时我主持一档叫做《我们大学生》的节目，在那个节目当中，有幸第一次跟两位作家零距离接触，第一位是吴强先生，另一位就是你的母亲茹志鹃老师。那个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安忆：让一个孩子来谈自己母亲，往往不会是很客观的，因为都经历过一个激烈的反抗的时期。我在想，我就属于那种在母女关系、父女关系里面，比较激烈的反叛者。尤其是当我写作的时候，对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成就，我可能会持一种挺不屑的态度。但就是在这种反叛里，我们成长起来了。到了我母亲去世以后，其实才会冷静地去考虑她的写作、想法和文学观。
曹可凡：你母亲的《百合花》，那时候都是中学课本里必读的课文。当时茅盾先生看了以后，在一篇文章当中对这篇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无论是你母亲还是这篇小说，其实命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安忆：其实茅盾先生也没有给予特别高的评价，他只是称赞了一下，但这个称赞对于我母亲很重要，因为这篇小说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退稿过程，最后是在《延河》发表的，《延河》就是西安的一个杂志，很地方，很偏僻。
曹可凡：所以我觉得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识珠。
王安忆：不仅是慧眼识珠，我想他更大的是一种勇敢。因为那一代作家都是从五四运动走过来的，他们的学养都比我们要好，他们有他们的小说理想和小说观。可是在1949年以后，尤其到我母亲写作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意识形态非常紧缩的情况下。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其实好和不好，大家都不断在要求修正，是在一个不自然的状态下。我觉得茅盾先生其实不仅是慧眼，还是一种勇敢，他能够一下子指出它的价值，而这个指出，我觉得不仅是对我母亲一个人，对当时整个文风都是有作用的。
曹可凡：你父亲很早就受到冲击。
王安忆：右派。
曹可凡：南洋回来的知识分子，右派，所以我相信你妈妈也一定是经历一个很大的挑战，她要抚养你们这么多孩子，你们家兄弟姐妹好几个，所以你小时候记得妈妈差不多在什么样的时间是可以写作的？
王安忆：所以我刚才说茅盾先生对我母亲这篇小说的称赞，其实对我们全家都是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我母亲可以有自信来做一个作家，不仅是她能够做作家，似乎我们一家又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因为当时我的父亲是在军队里面，变成右派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应该是很大。可是我那时候太小了，当时我记得我姐姐很痛心，她哭了，我到现在还有这个印象，可是我好像还可以，因为我还是小学生，还没有加入到政治社会里边去。但是后来也经常会听我母亲讲这段故事，我们没有受太大的苦，这就是靠我母亲，她支撑这个家。
曹可凡：你们小的时候，妈妈有没有推荐你们看一些什么样的书？
王安忆：我的母亲倒也不大推荐我们看书，我在想是因为我父亲的遭遇，她内心里面不太希望我们这些孩子（当时只有我和我姐姐，我弟弟还没出生）搞人文艺术任何一档，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的。
曹可凡：而且你舅舅沈之瑜先生是学美术的？
王安忆：对，他是搞美术的。其实当时我很想学绘画的。我母亲和我父亲是绝对不让我沾这一行，所以我母亲给我请的家庭教师是英语教师，他们觉得这一行太危险了。
曹可凡：那舅舅看了你的画以后，有没有说将来也许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王安忆：因为没人教，瞎画。我有一次自己画了一幅画，旁边写点文字什么，我妈妈很献宝地给我舅舅看，我舅舅看完以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诗比画好，说了这么句话，幸亏没学画。
少女演奏员
尽管茹志鹃并不赞成女儿搞文艺，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王安忆的人生轨迹终究还是向着文学步步趋近。1970年，十六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去往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她曾经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演奏员。那是在1972年，十八岁的王安忆离开安徽淮北农村，考入徐州文工团，在乐队里拉手风琴和大提琴。直到1978年调回上海之前，她在那里度过了6年时光。这个文工团后来还出了一位名人，那就是著名演员李保田。在那个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的时期，她的文学天赋开始显山露水。
曹可凡：茹志鹃先生在《从王安忆说起》这篇文章当中谈到，她其实从你的来信当中慢慢发现，你在写作方面是有一些才能的。
王安忆：做家长的总是会夸大自己孩子的才能，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从母亲遗物里面找到我小时候画的一张画，我母亲很郑重地在下面写：安忆九岁画。其实画得很糟，我在想一个九岁的人怎么画得那么糟糕？九岁已经很大了嘛。但是她很夸赞我的才能。母亲在我插队落户写信时，对我的信比较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赞成我做一个作家。因为她觉得我生活这么凄苦，离家远，那么小（当时出去才十六岁），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连正常的粮食都吃不到，怎么办？那我们就找点乐趣吧，这乐趣可能是写作。当然我母亲是觉得我信写得不错，还拿给她同事看，因为她也很无聊，那时候她也没有书看，她觉得这也蛮好玩的，小孩子写的东西。 曹可凡：你跟李保田是在同一个文工团，但是你们俩对于同一个文工团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
王安忆：他写的那篇文章，我非常感动，写得我真的是要掉眼泪的，完全不同。
曹可凡：你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文工团》的文本和他的记忆，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王安忆：我的文本还是从一个知青的遭遇出发来写，因为我介入这个团的历史是比较晚的。我们最早这个团是江苏省戏曲学校的一个班，一个柳子戏班，这个柳子戏已经失传了，是山东的一个戏，这个戏是很古老的剧种，李保田就是那个戏班的，他等于是学员。后来我们这个团就慢慢分离出来了，就开始变成一个歌舞团体，所以我所介入的这个文工团，正好是它的一个新时代，李保田是在老时代。我就看他写一篇他和师兄弟的关系，和他师父的关系，那里面还是一种旧式的戏班的体系。里面有一种伦理，到我们那时候都破碎了，他写得很好。
曹可凡：你记忆当中当时在文工团里的那些生活细节，今天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王安忆：当时是觉得很苦闷。
曹可凡：你是搞什么乐器的？
王安忆：我刚进去是手风琴，后来因为我们乐队缺低音，我又学大提琴。刚进去的时候，因为它旧戏班的那个遗韵还是在的，那个地方不像新兴的歌舞团那么新型，它还是有些旧的传统。在那儿觉得，好像似乎没有合乎自己的要求。
曹可凡：你还记得第一次你有文章被印成铅字发表，母亲是不是会在你的文章上作一些修改？
王安忆：第一篇拿出去发表的文章，是我母亲帮我送出去的，因为她觉得我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却身无长技。我在歌舞团里是搞乐器的，我乐器也不好，水平也不好，自己也不是很喜欢，感情上没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东西。那时候我母亲也蛮为我着急的，人又是远在异乡。
曹可凡：鞭长莫及？
王安忆：鞭长莫及，她就鼓励我写作，觉得我好像生活当中，看看四顾茫然，但唯有写作还能够使我喜欢，因为我喜欢看书。这篇散文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好像开始出版业务的时候，他们编一本知识青年的散文集，里面都是一些当时已经成名的人。有点走后门的嫌疑，我母亲就把我的一篇散文送过去，当然给我鼓舞很大。我记得第一次谈稿子是张抗抗跟我谈的。但是命运很不好，这本书后来没有出来，就一人送给我们一本作纪念，就打成纸浆了。
青春小说与寻根文学
1978年，二十四岁的王安忆回到了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担任编辑，也正式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1979年，短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发表并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艺作品二等奖，使她在文坛初露锋芒。1985年，王安忆发表了中篇小说《小鲍庄》，这部作品成为她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不仅在文坛反响强烈，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潮流的代表作品之一。
曹可凡：那个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整个在成型过程当中，妈妈有没有给你一些指点？
王安忆：我不是听话的小孩，我母亲给我的指点，我从来不听，所以她也放弃对我的指点了。基本上母亲没有给过我具体的指点，甚至于她后来都不怎么看我的东西，她觉得我写得太快了。那篇小说我是在《儿童时代》的时候写的，我那时候调回上海了，我们每一个编辑和记者都有义务，要结对子，要有一些有联系的校园，就开始进行一些校园的采访。但是故事里边的内容，事实上是从我自己的校园生活里面采取的。这篇小说虽然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可是它是第一篇得奖的小说。
曹可凡：我们今天来梳理一下王老师你的文学的经历，我觉得除去你在《儿童时代》写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之外，其实《雨，沙沙沙》以及后面的“雯雯”系列让你在中国当代的文坛崭露头角，基本上确立了你的地位，今天来看《雨，沙沙沙》还是觉得很温暖。
王安忆：青春小说。
曹可凡：还是很温暖。在这个之后，有两部小说，其实现在评论界说得比较少，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挺喜欢，一个就是《流逝》，讲一个过去的少奶奶欧阳端丽经过了政治的冲击以后，变成一个当家人，跟过去那个少奶奶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另外就是那个很长的一个名字，我到现在背不出来。
王安忆：《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
曹可凡：后来我读《长恨歌》，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把这两个小说和《长恨歌》联系起来，是不是可以说这两个小说，是为后来的《长恨歌》作了一个铺垫？但是为什么评论界对这两个小说的论述并不是很多？
王安忆：怎么说呢？其实一个作者，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作者，有的时候是非常被动地被定义的。当我在写《流逝》和《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的时候，我更多地是被归到知青小说，后来是寻根小说，常常会被这么归位，这个归位也是因为当时的思潮，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摆脱这个背景。当时我们的文学思潮最主要的潮流，就是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寻根运动。而你写另一部分的地域性的东西，它会忽略你。到了写《长恨歌》的时候，上海的写作变成一个话题，我又被当然地归到了海派写作。人们其实还不知道，其实在之前很早的时候，我已经在写上海题材了，可是到了《长恨歌》呢……
曹可凡：人家把前面又忘了。
王安忆：他们开始把我寻根、知青忘了，他们把我这个身份就忘了，觉得我好像是个海派作家，其实这两部分是互补的，应该说是同时存在。
曹可凡：在你文学的脉络当中，《小鲍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的阶段。
王安忆：当时是和哪一篇小说在一起发的？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从这两篇小说同时在一家刊物上面发表，你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个思潮，就是寻根。当时阿城、韩少功、李杭育，他们几乎是要直接发表宣言，关于寻根的宣言。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知道每一个作者都觉得有一种热情，我也要寻找我的文化的来源、我的文化的源头，这种背景底下，我写了《小鲍庄》。它在我的写作里面是有点例外的，可是它恰恰是纳入了寻根的大潮。 曹可凡：在《小鲍庄》之后，他们搞当代文学的，称你叫“三恋一岗”（《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现在看起来你写作还是比较大胆的。是不是跟那个时候弗洛伊德的理论大行其道是有关系？
王安忆：这其实还是寻根的潮流，到后来寻根就开始蔓延开，这个文学运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其实打破了很多固有的概念，它开始不是从政治的变革上去考虑问题。因为之前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是比较强烈，是从政治变革当中来重新分析我们的遭遇。而从寻根开始，我们要换一个思路了，换一个解释的方式了。我觉得“三恋”其实还是寻根的，当然后来它就会慢慢分解，它会更加个人化，各人情况越来越不同，一开始有互相相像的地方，譬如说《爸爸爸》，都是以一个村庄。当时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马尔克斯的东西进来，当然他本人很不高兴，觉得我们没有他的允许就学习他的东西。但他的《百年孤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仿作吧，我应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文学上的模仿是非常有意义的。譬如说都是以一个村庄，包括《小鲍庄》也是，都是以一个村庄为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相对孤立，然后发生故事，但这个故事又和我们的大文化背景有联络。
远渡重洋的收获
1983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远渡重洋，参加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这项计划由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于1967年参与创办，每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进行学习、交流和写作，白先勇、余光中、王蒙、莫言等都曾经参与其中。这段经历对王安忆的写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她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友，比如当时旅居纽约的艺术家陈丹青，以及同期参加写作计划的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心灵层面的交流使他们的友谊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绵延不绝。
曹可凡：我看聂华苓老师在她的《三生影像》当中，也专门有一章是写你们母女俩，当时你们一块儿去，还有吴祖光先生，台湾还有陈映真先生，这样的一次文学之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王安忆：这次去爱荷华，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就在于：第一，它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认识了陈映真。他是我的引路人，因为我们正好处在刚刚改革开放，刚刚向西方打开大门，可以进入一个自由的体系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指引你、没有人警示你，你会迷乱的。
曹可凡：你觉得陈映真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指引的作用？因为你在《英特纳雄耐尔》这篇文章当中写到陈映真有一句话，我看得触目惊心，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他却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了。为什么他对你的心灵的成长、文学的发展和未来是一个这样大的冲击？
王安忆：我们刚从知青的命运里面挣扎出来，都带着很多愤怒，要对我们经历的时代进行激烈的批评，我们都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走上了创作道路。可是陈映真，他给我的警示或者对我的提醒就是说，你这算什么了不起，你这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你放眼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作家，有个南非作家，他的母亲在精神病院，他说她是我终身的十字架。我们还有一个西德的女作家，这个西德女作家，她是从东德跑过去的，可是跑到西德她并不快乐。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的作家，还有印度尼西亚的作家，菲律宾当时正好是政变的时候，韩国的作家，正好那一次他们的飞机被苏联打了下来。就在我们所在那个时候，发生这么多的世界的大事情，陈映真说你这算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要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当时我很受不了，我有好几次和他争，争得眼泪都快出来了。陈映真，他对我有一种责任心，因为我们是他最早见到的大陆的作家，他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我今天，我今天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
曹可凡：在那次旅行当中，是不是你也认识陈丹青？
王安忆：对，也是那次，那次旅行很重要。
曹可凡：我记得陈丹青那时候读你的小说，在纽约读得潸然泪下。
王安忆：他那时候是最苦恼的时候，我们是到了华盛顿，当时有一个文化参赞，他说你们马上就要去纽约了，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吧，和你是同代人，是个画家，陈丹青。我说我知道他，他可是大名鼎鼎，当时他的《西藏组画》已经很红了。当场我们就通了电话，到了纽约就和他约了见面，就在林肯中心约见面。
曹可凡：你也在文章里开玩笑说丹青几乎是你的思想伴侣。
王安忆：他是这样的一种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年，甚至于两年没有见面，可是一旦见面的话，我们说的话好像就是昨天的话题。这一个是长期积累，还有就是先天还是有些共通之处。虽然在两个空间，可是我们关心的事情还是比较一致。
（王安忆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曹可凡为上海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杨之立
敬请关注：《别人的定位不那么重要——王安忆专访（下）》
文学“基因”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母亲茹志鹃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担任编辑，年方一岁的王安忆随之来到上海。她的父亲王啸平是一位新加坡归国华侨，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剧作家。上世纪80年代，这个文学家庭曾经一家三口共同举办签名售书活动，留下一段佳话。但在童年时期，王安忆对父亲的印象十分模糊。很多年以后，她以父亲的故事为蓝本，写下了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
曹可凡：安忆老师，你好！
王安忆：你好！
曹可凡：我记得我刚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大概在1987年，那时我主持一档叫做《我们大学生》的节目，在那个节目当中，有幸第一次跟两位作家零距离接触，第一位是吴强先生，另一位就是你的母亲茹志鹃老师。那个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安忆：让一个孩子来谈自己母亲，往往不会是很客观的，因为都经历过一个激烈的反抗的时期。我在想，我就属于那种在母女关系、父女关系里面，比较激烈的反叛者。尤其是当我写作的时候，对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成就，我可能会持一种挺不屑的态度。但就是在这种反叛里，我们成长起来了。到了我母亲去世以后，其实才会冷静地去考虑她的写作、想法和文学观。
曹可凡：你母亲的《百合花》，那时候都是中学课本里必读的课文。当时茅盾先生看了以后，在一篇文章当中对这篇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无论是你母亲还是这篇小说，其实命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安忆：其实茅盾先生也没有给予特别高的评价，他只是称赞了一下，但这个称赞对于我母亲很重要，因为这篇小说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退稿过程，最后是在《延河》发表的，《延河》就是西安的一个杂志，很地方，很偏僻。
曹可凡：所以我觉得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识珠。
王安忆：不仅是慧眼识珠，我想他更大的是一种勇敢。因为那一代作家都是从五四运动走过来的，他们的学养都比我们要好，他们有他们的小说理想和小说观。可是在1949年以后，尤其到我母亲写作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意识形态非常紧缩的情况下。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其实好和不好，大家都不断在要求修正，是在一个不自然的状态下。我觉得茅盾先生其实不仅是慧眼，还是一种勇敢，他能够一下子指出它的价值，而这个指出，我觉得不仅是对我母亲一个人，对当时整个文风都是有作用的。
曹可凡：你父亲很早就受到冲击。
王安忆：右派。
曹可凡：南洋回来的知识分子，右派，所以我相信你妈妈也一定是经历一个很大的挑战，她要抚养你们这么多孩子，你们家兄弟姐妹好几个，所以你小时候记得妈妈差不多在什么样的时间是可以写作的？
王安忆：所以我刚才说茅盾先生对我母亲这篇小说的称赞，其实对我们全家都是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我母亲可以有自信来做一个作家，不仅是她能够做作家，似乎我们一家又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因为当时我的父亲是在军队里面，变成右派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应该是很大。可是我那时候太小了，当时我记得我姐姐很痛心，她哭了，我到现在还有这个印象，可是我好像还可以，因为我还是小学生，还没有加入到政治社会里边去。但是后来也经常会听我母亲讲这段故事，我们没有受太大的苦，这就是靠我母亲，她支撑这个家。
曹可凡：你们小的时候，妈妈有没有推荐你们看一些什么样的书？
王安忆：我的母亲倒也不大推荐我们看书，我在想是因为我父亲的遭遇，她内心里面不太希望我们这些孩子（当时只有我和我姐姐，我弟弟还没出生）搞人文艺术任何一档，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的。
曹可凡：而且你舅舅沈之瑜先生是学美术的？
王安忆：对，他是搞美术的。其实当时我很想学绘画的。我母亲和我父亲是绝对不让我沾这一行，所以我母亲给我请的家庭教师是英语教师，他们觉得这一行太危险了。
曹可凡：那舅舅看了你的画以后，有没有说将来也许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王安忆：因为没人教，瞎画。我有一次自己画了一幅画，旁边写点文字什么，我妈妈很献宝地给我舅舅看，我舅舅看完以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诗比画好，说了这么句话，幸亏没学画。
少女演奏员
尽管茹志鹃并不赞成女儿搞文艺，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王安忆的人生轨迹终究还是向着文学步步趋近。1970年，十六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去往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她曾经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演奏员。那是在1972年，十八岁的王安忆离开安徽淮北农村，考入徐州文工团，在乐队里拉手风琴和大提琴。直到1978年调回上海之前，她在那里度过了6年时光。这个文工团后来还出了一位名人，那就是著名演员李保田。在那个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的时期，她的文学天赋开始显山露水。
曹可凡：茹志鹃先生在《从王安忆说起》这篇文章当中谈到，她其实从你的来信当中慢慢发现，你在写作方面是有一些才能的。
王安忆：做家长的总是会夸大自己孩子的才能，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从母亲遗物里面找到我小时候画的一张画，我母亲很郑重地在下面写：安忆九岁画。其实画得很糟，我在想一个九岁的人怎么画得那么糟糕？九岁已经很大了嘛。但是她很夸赞我的才能。母亲在我插队落户写信时，对我的信比较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赞成我做一个作家。因为她觉得我生活这么凄苦，离家远，那么小（当时出去才十六岁），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连正常的粮食都吃不到，怎么办？那我们就找点乐趣吧，这乐趣可能是写作。当然我母亲是觉得我信写得不错，还拿给她同事看，因为她也很无聊，那时候她也没有书看，她觉得这也蛮好玩的，小孩子写的东西。 曹可凡：你跟李保田是在同一个文工团，但是你们俩对于同一个文工团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
王安忆：他写的那篇文章，我非常感动，写得我真的是要掉眼泪的，完全不同。
曹可凡：你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文工团》的文本和他的记忆，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王安忆：我的文本还是从一个知青的遭遇出发来写，因为我介入这个团的历史是比较晚的。我们最早这个团是江苏省戏曲学校的一个班，一个柳子戏班，这个柳子戏已经失传了，是山东的一个戏，这个戏是很古老的剧种，李保田就是那个戏班的，他等于是学员。后来我们这个团就慢慢分离出来了，就开始变成一个歌舞团体，所以我所介入的这个文工团，正好是它的一个新时代，李保田是在老时代。我就看他写一篇他和师兄弟的关系，和他师父的关系，那里面还是一种旧式的戏班的体系。里面有一种伦理，到我们那时候都破碎了，他写得很好。
曹可凡：你记忆当中当时在文工团里的那些生活细节，今天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王安忆：当时是觉得很苦闷。
曹可凡：你是搞什么乐器的？
王安忆：我刚进去是手风琴，后来因为我们乐队缺低音，我又学大提琴。刚进去的时候，因为它旧戏班的那个遗韵还是在的，那个地方不像新兴的歌舞团那么新型，它还是有些旧的传统。在那儿觉得，好像似乎没有合乎自己的要求。
曹可凡：你还记得第一次你有文章被印成铅字发表，母亲是不是会在你的文章上作一些修改？
王安忆：第一篇拿出去发表的文章，是我母亲帮我送出去的，因为她觉得我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却身无长技。我在歌舞团里是搞乐器的，我乐器也不好，水平也不好，自己也不是很喜欢，感情上没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东西。那时候我母亲也蛮为我着急的，人又是远在异乡。
曹可凡：鞭长莫及？
王安忆：鞭长莫及，她就鼓励我写作，觉得我好像生活当中，看看四顾茫然，但唯有写作还能够使我喜欢，因为我喜欢看书。这篇散文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好像开始出版业务的时候，他们编一本知识青年的散文集，里面都是一些当时已经成名的人。有点走后门的嫌疑，我母亲就把我的一篇散文送过去，当然给我鼓舞很大。我记得第一次谈稿子是张抗抗跟我谈的。但是命运很不好，这本书后来没有出来，就一人送给我们一本作纪念，就打成纸浆了。
青春小说与寻根文学
1978年，二十四岁的王安忆回到了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担任编辑，也正式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1979年，短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发表并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艺作品二等奖，使她在文坛初露锋芒。1985年，王安忆发表了中篇小说《小鲍庄》，这部作品成为她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不仅在文坛反响强烈，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潮流的代表作品之一。
曹可凡：那个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整个在成型过程当中，妈妈有没有给你一些指点？
王安忆：我不是听话的小孩，我母亲给我的指点，我从来不听，所以她也放弃对我的指点了。基本上母亲没有给过我具体的指点，甚至于她后来都不怎么看我的东西，她觉得我写得太快了。那篇小说我是在《儿童时代》的时候写的，我那时候调回上海了，我们每一个编辑和记者都有义务，要结对子，要有一些有联系的校园，就开始进行一些校园的采访。但是故事里边的内容，事实上是从我自己的校园生活里面采取的。这篇小说虽然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可是它是第一篇得奖的小说。
曹可凡：我们今天来梳理一下王老师你的文学的经历，我觉得除去你在《儿童时代》写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之外，其实《雨，沙沙沙》以及后面的“雯雯”系列让你在中国当代的文坛崭露头角，基本上确立了你的地位，今天来看《雨，沙沙沙》还是觉得很温暖。
王安忆：青春小说。
曹可凡：还是很温暖。在这个之后，有两部小说，其实现在评论界说得比较少，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挺喜欢，一个就是《流逝》，讲一个过去的少奶奶欧阳端丽经过了政治的冲击以后，变成一个当家人，跟过去那个少奶奶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另外就是那个很长的一个名字，我到现在背不出来。
王安忆：《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
曹可凡：后来我读《长恨歌》，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把这两个小说和《长恨歌》联系起来，是不是可以说这两个小说，是为后来的《长恨歌》作了一个铺垫？但是为什么评论界对这两个小说的论述并不是很多？
王安忆：怎么说呢？其实一个作者，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作者，有的时候是非常被动地被定义的。当我在写《流逝》和《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的时候，我更多地是被归到知青小说，后来是寻根小说，常常会被这么归位，这个归位也是因为当时的思潮，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摆脱这个背景。当时我们的文学思潮最主要的潮流，就是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寻根运动。而你写另一部分的地域性的东西，它会忽略你。到了写《长恨歌》的时候，上海的写作变成一个话题，我又被当然地归到了海派写作。人们其实还不知道，其实在之前很早的时候，我已经在写上海题材了，可是到了《长恨歌》呢……
曹可凡：人家把前面又忘了。
王安忆：他们开始把我寻根、知青忘了，他们把我这个身份就忘了，觉得我好像是个海派作家，其实这两部分是互补的，应该说是同时存在。
曹可凡：在你文学的脉络当中，《小鲍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的阶段。
王安忆：当时是和哪一篇小说在一起发的？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从这两篇小说同时在一家刊物上面发表，你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个思潮，就是寻根。当时阿城、韩少功、李杭育，他们几乎是要直接发表宣言，关于寻根的宣言。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知道每一个作者都觉得有一种热情，我也要寻找我的文化的来源、我的文化的源头，这种背景底下，我写了《小鲍庄》。它在我的写作里面是有点例外的，可是它恰恰是纳入了寻根的大潮。 曹可凡：在《小鲍庄》之后，他们搞当代文学的，称你叫“三恋一岗”（《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现在看起来你写作还是比较大胆的。是不是跟那个时候弗洛伊德的理论大行其道是有关系？
王安忆：这其实还是寻根的潮流，到后来寻根就开始蔓延开，这个文学运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其实打破了很多固有的概念，它开始不是从政治的变革上去考虑问题。因为之前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是比较强烈，是从政治变革当中来重新分析我们的遭遇。而从寻根开始，我们要换一个思路了，换一个解释的方式了。我觉得“三恋”其实还是寻根的，当然后来它就会慢慢分解，它会更加个人化，各人情况越来越不同，一开始有互相相像的地方，譬如说《爸爸爸》，都是以一个村庄。当时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马尔克斯的东西进来，当然他本人很不高兴，觉得我们没有他的允许就学习他的东西。但他的《百年孤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仿作吧，我应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文学上的模仿是非常有意义的。譬如说都是以一个村庄，包括《小鲍庄》也是，都是以一个村庄为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相对孤立，然后发生故事，但这个故事又和我们的大文化背景有联络。
远渡重洋的收获
1983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远渡重洋，参加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这项计划由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于1967年参与创办，每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进行学习、交流和写作，白先勇、余光中、王蒙、莫言等都曾经参与其中。这段经历对王安忆的写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她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友，比如当时旅居纽约的艺术家陈丹青，以及同期参加写作计划的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心灵层面的交流使他们的友谊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绵延不绝。
曹可凡：我看聂华苓老师在她的《三生影像》当中，也专门有一章是写你们母女俩，当时你们一块儿去，还有吴祖光先生，台湾还有陈映真先生，这样的一次文学之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王安忆：这次去爱荷华，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就在于：第一，它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认识了陈映真。他是我的引路人，因为我们正好处在刚刚改革开放，刚刚向西方打开大门，可以进入一个自由的体系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指引你、没有人警示你，你会迷乱的。
曹可凡：你觉得陈映真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指引的作用？因为你在《英特纳雄耐尔》这篇文章当中写到陈映真有一句话，我看得触目惊心，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他却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了。为什么他对你的心灵的成长、文学的发展和未来是一个这样大的冲击？
王安忆：我们刚从知青的命运里面挣扎出来，都带着很多愤怒，要对我们经历的时代进行激烈的批评，我们都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走上了创作道路。可是陈映真，他给我的警示或者对我的提醒就是说，你这算什么了不起，你这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你放眼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作家，有个南非作家，他的母亲在精神病院，他说她是我终身的十字架。我们还有一个西德的女作家，这个西德女作家，她是从东德跑过去的，可是跑到西德她并不快乐。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的作家，还有印度尼西亚的作家，菲律宾当时正好是政变的时候，韩国的作家，正好那一次他们的飞机被苏联打了下来。就在我们所在那个时候，发生这么多的世界的大事情，陈映真说你这算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要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当时我很受不了，我有好几次和他争，争得眼泪都快出来了。陈映真，他对我有一种责任心，因为我们是他最早见到的大陆的作家，他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我今天，我今天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
曹可凡：在那次旅行当中，是不是你也认识陈丹青？
王安忆：对，也是那次，那次旅行很重要。
曹可凡：我记得陈丹青那时候读你的小说，在纽约读得潸然泪下。
王安忆：他那时候是最苦恼的时候，我们是到了华盛顿，当时有一个文化参赞，他说你们马上就要去纽约了，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吧，和你是同代人，是个画家，陈丹青。我说我知道他，他可是大名鼎鼎，当时他的《西藏组画》已经很红了。当场我们就通了电话，到了纽约就和他约了见面，就在林肯中心约见面。
曹可凡：你也在文章里开玩笑说丹青几乎是你的思想伴侣。
王安忆：他是这样的一种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年，甚至于两年没有见面，可是一旦见面的话，我们说的话好像就是昨天的话题。这一个是长期积累，还有就是先天还是有些共通之处。虽然在两个空间，可是我们关心的事情还是比较一致。
（王安忆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曹可凡为上海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杨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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