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土耳其宣布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对门的邻居也生病了。
　　邻居是一对跨国小情侣：巴西男模和他的土耳其女友。平时他们一直玩高分贝音响，一夜之间突然安静了，但隔着墙壁能听到他们的咳嗽声。
　　正逢冬春交接，感冒的人多，起初我没有太在意，直到他们大吵了一架。模糊听到女孩说“我不想死”，男孩一边咳嗽一边说“我已经接触了很多人”，我才感觉大事不妙，马上联系物业经理，问他可否派人来消毒楼层。
　　物业经理说了一番安抚我的话，大意是土耳其目前仅有几例病例，不必太过担心云云。
　　我当然明白他的弦外之音—不会专门派人来消毒。

对免疫力的自信

　　在土耳其宣布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前夕，尽管离伊朗和意大利的疫情暴发已有近20天，土耳其境内还是很平静。身边的土耳其朋友会好奇地问我中国的疫情情况，但是中国毕竟离得太远了，除了表达慰问，他们并无过多的戒备之心。谈起意大利的情况，他们似乎更能感同身受，心疼意大利的同时，也惊讶于意大利采取的严厉防疫措施。
　　最后，他们放眼土耳其，很自豪，“我们就是一个病例也没有”。
　　那个时候，身边的朋友多数觉得这是流感，谨慎者叫它“严重的流感”。大家更多地把它看作一个新闻事件，它出现在电视和手机里，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女性朋友较为关注疫情的发展，甚至“大义灭亲”。我的土耳其女性朋友是前土耳其航空的空姐，她听到机组人员间流传一个近期发生的故事：从法国里昂到伊斯坦布尔的航班上，有一名法国男子出现疑似症状，他什么也没说，然而他的妻子举报了他，导致全机组人员被隔离。另外，有在德国的朋友抱怨说，他的女友不愿意见他，原因是他在德国疫情期间照旧天天外出。
　　可见，在疫情蔓延的前期，确实存在着男女性对疫情重视程度的分歧。
　　当时还出现了一些讨论土耳其人为何能把病毒挡在国门之外的博文，有作者认为土耳其人爱卫生、勤洗手，家家户户都备有含80%酒精的古龙水。也有媒体说，土耳其人天生免疫力高。
　　我个人对土耳其的情况是比较担忧的。土耳其航空在促进土耳其和世界各国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增大了和疫区（如伊朗、欧洲其他国家）人员流动的风险。伊斯坦布尔既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又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尤其在我居住的欧洲区市中心，不分昼夜，车水马龙。

　　疫情已蔓延至土耳其全部81个省，60%的病例出现在伊斯坦布尔。

　　自从邻国伊朗疫情暴发后，我一个月里几乎闭门不出，唯一一次出门见朋友，看到当时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人头攒动、餐厅满座。土耳其女性朋友说，比起新冠肺炎，大地震更让人害怕。中国闺蜜说，年轻人，得了也会好起来的。

一米距离的尴尬

　　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开始大幅度转弯。
　　自从土耳其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公布后，每日确诊人数直线上升，国家循序渐进地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学校放假，体育赛事不对公众开放，公职人员未经审批不得出国，暂停与欧洲9国的航班……我男友在德国，本来3月排满了在欧洲各地表演档期的他，因为疫情暴发，表演计划逐一被取消。
　　考虑到接下来欧洲可能会陆续封国，男友将来伊斯坦布尔的计划提前，匆匆买了几天后柏林-伦敦-伊斯坦布尔的机票，没想到临飞前一天，土耳其将英国也列入禁飞国家，航班取消。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尽管确诊人数加速上升，我偶尔出门买菜时，外面的花花世界依然热闹，左躲右闪才能和别人相隔一米距离。
　　政府已经下令关闭美发美容院一周了，我家附近的美发店依然开着。当政府下令禁止65岁以上的老人出门时，我很担心附近老伯伯的有机肉店会被迫关闭。他满头银丝，怎么看也不像65岁以下。孰料，肉店正常营业，只是老爷子旁边的桌上多了一瓶消毒液。老爷子也还如往常一样热情地和我唠嗑，毫无戒心。挂在墙角的小电视，正播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
　　我去超市买菜，热情的超市小哥突然一头凑过来，要帮忙挑马铃薯。我尴尬地跳开，艰难地维持相隔一米的距离。
　　疫情加重后，我开始尝试网上购买蔬菜，起初想在口碑很好的瑞士连锁超市Migros网购，可能是附近的超市太多，我所在的区域不派送。之后，我向朋友打听了新的购物软件Getir，上面的蔬菜水果虽然选择不多，但总体体验还是不错的：送货极快，下单后半小时送达，而且放在家门口便离开，实现无接触派送。
　　疫情期间，一些快递公司已经改为快速电子签收，快递员戴着口罩并保持2米距离。另外一些快递公司还保持着要填身份证号和签字的传统习惯，在家门口磨磨蹭蹭好几分钟，让人提心吊胆。
　　此时的工作，也遇到了一系列的新挑战。和我们合作的欧洲公司，多数采取居家办公或轮班制;居家办公的效率明显比上班时差了，并且状况不断：电话不接，邮件回复大幅延迟;货运港口出错，导致货物没按计划装上船;重新订舱位，却发现新订的船去的不是同一个目的地。
　　朋友解释，对于欧洲小市民来说，居家办公就是放小假;朋友发来一个欧洲人居家办公的视频：主人公不是被孩子打闹袭击，就是自己躲在角落喝啤酒，着实无奈。

看得到的疫情，看不到的数据

　　疫情暴发以来，土耳其政府围绕伊斯坦布尔是否要封城，尚未有明确的定论。反对的声音是担心造成高失业率，怕对本来在去年就动荡不已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土耳其当初公布第一例确诊病例后，货币里拉立马贬值。所以，总统埃尔多安在非常时期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
　　最初，政府说土耳其境内没有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时，我和朋友们已从其他渠道知道了不少土耳其输出的病例了。然而在确诊病例近1万时，土耳其政府也未公布确诊病人分布的城市。换言之，生活在土耳其的我们并不知道每个城市的确诊人数，也并不知道身边是否会有潜在的感染风险。
　　在土耳其声望很高的加拉塔萨雷足球俱乐部的教练确诊后，他的两个女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父亲在确诊前曾建议取消球赛，却不被采纳。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显得很被动。在不被重视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耳其的疫情发展神速，3月19日还不到200例，三周后就变成了4万例，增速可谓同期全球最快，且稳居亚洲第三大疫情国。
　　日前，土耳其卫生部长表示，疫情已蔓延至土耳其全部81个省，60%的病例出现在伊斯坦布尔。
　　由于当初指定的定点医院已经爆满，政府不得不将有治疗传染病能力的私人医院也纳入定点医院。政府亦计划在伊斯坦布尔建起方舱医院，初步计划增加约3700个床位。
　　我想起世卫组织人员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所说的，“高度的全球化程度，人類和自然的不协调发展，给了新冠疾病发展成大流行病的机会”。自己从疫情初期给武汉捐款，到在疫情全球扩散后给欠发达国家捐赠防护物资，除了尽己薄力共渡难关的愿望外，内心更是有摆脱不去的、对人类过度开发自然的赎罪感。
　　邻居的小情侣已从咳嗽中康复。疫情终会过去，在为生命祈福的同时，我也寄望于渡过难关者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会有更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