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日，我国银行业被纳入“营改增”，鉴于银行业务复杂且广泛，此次试点方案采用了最简易的方式——税制平移。尽管此法最具可操作性，但遗留了两个问题，一是利息进项无法抵扣，二是出口的金融服务无法免税或零税率。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打通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抵扣链条，所以我国还需借鉴他国增值税收制度。本文选取与我国同在亚洲地区且银行业增值税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新加坡作为比较对象，借鉴其经验并针对我国实际，认为允许抵扣利息进项、对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契合国情，可作为银行业增值税的改革目标。
　　学者们在“营改增”之前普遍预期，此试点方案能彻底打通银行和企业间的抵扣环节，降低银行业税负。然而，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难点，一是难以界定增值税征收范围及税基;二是银行业税收占整个金融业总税收的比例较大70%左右，若盲目借鉴他国的银行业税收经验，会大大影响财政收入。基于此，本文将新加坡银行业作为比较对象，借鉴其经验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符合国情的改进方案。
　　 一、新加坡银行业增值税制度规定
　　我国银行业将服务划分为贷款服务、金融商品转让和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税率都为6%。而新加坡银行业采用“部分抵扣进项税的免税法”，即在对显性业务按照7%的税率征税、隐性业务免税的基础上，再允许已免税的隐性业务享受42%--96%的比例抵扣进项税额。
　　（一）新加坡银行业进项税额抵扣的规定
　　按照财税36号文件所述，我国银行业是不允许抵扣利息进项的。不仅违反了增值税道道征税、环环紧扣的本质，还会加重银行负担。而“营改增”后利息税负上升的原因在于1.增值税税基变广;2.增值税税率变高;3.利息不能充分抵扣进项;4.银行业免税范围有限。
　　而新加坡银行业将利息收入归为隐性收入，允许其在免税的基础上再按一定比例抵扣利息进项，这样一来不仅打通了抵扣链条，还能降低银行业税收负担，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二）新加坡出口金融服务的增值税制度规定
　　我国出口金融服务的免税范围非常有限，既不利于我国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出口信用证、外汇贷款等跨国金融服务，也不符合“一带一路”战略。
　　而新加坡向境外提供金融服务时，若服务的性质符合新加坡《商品与服务税法》第21条第3款所述的国际服务，则可以实行零税率。此政策不仅可以使国内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还能保持其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新加坡银行业增值税制度规定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银行业在推行增值税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无法精确核定每笔业务的增值税额，而新加坡则将其划分为显性业务和隐性业务来规避难题。但中国也不能简单地照搬新加坡的做法，原因在于1.新加坡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小，不具有明显的经济调节职能。而我国政府在经济调节中具有主导作用，对财政收入要求高，无法对银行业税制进行彻底的改革;2.我国银行业利润较高，直接对隐性业务免税会对国家财政收入产生较大冲击。
　　 三、完善我国银行业增值税制度的建议
　　（一）允许利息支出进项抵扣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对利息支出抵扣的建议有两种，一是对隐性业务免征增值税，二是对利息收入净额征税。尽管方案一可以使我国与国际税收体系接轨，但不符合我国银行业的实际发展水平。因为发达国家银行业的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50%左右，而我国这一比例在70%以上，盲目借鉴新加坡的制度会对我国财政收入产生巨大冲击，违背财政平衡总体要求。
　　所以，允许抵扣利息支出的进项税额最有可能成为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方向。原因在于该方案符合增值税环环相扣的本质，且相比对所有隐性业务免征增值税，仅允许抵扣利息进项的做法对财政影响较小。
　　（二）对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
　　有学者认为，我国可以效仿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对出口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以达到提高竞争力的目的。但直接對所有出口的金融业务实行零税率会减少较多财政收入，影响财政平衡。在此情况下，笔者建议可以先对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已经为国家间的金融合作创造了先行条件，我国能够在此基背景下对出口的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更能够鼓励国内银行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资金支持。再者，“一带一路”国家不多，不会对我国的财政收入造成太大的影响，能够在响应国家顶级战略号召的同时保证财政平衡。（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