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两次见到晚年毛泽东：一次是1972年7月24日，一次是1975年10月30日。两次见晚年毛泽东，都与中国和西德的外交事务有关，都听到了他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毛泽东那闪烁着伟人光辉的真知灼见，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见毛泽东
　　
　　 第一次见晚年毛泽东，是我在担任新华社常驻西德波恩记者期间。
　　


　　那时，我国同西德还没有建交，新华社与德意志新闻社在1958年交换了记者，所以新华分社是中国在西德唯一的机构。因而，新华分社成了观察西德形势与西德沟通意向的渠道。我在1969年12月到西德时，已是第三任记者了。当时，我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内外情况都很困难，“文革”的破坏达到了高潮，很多城市和地区处于混乱状态，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1969年3月发生了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西方一些人士和媒体纷纷幸灾乐祸地推测苏联将会改变在西方同美国争夺欧洲的战略，而要转向东方进攻中国。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改变，西德也随之开始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据此， 我们根据国内的指示，对两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一个是同西德的关系问题。我们从多个方面引证西德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国家，而应改变过去的条条框框，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一个是苏联战略问题。我们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各个方面说明苏联不会改变战略，放弃同美国在欧洲的争夺，转而得不偿失地进攻中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分社给国内发了不少内部报告和公开消息。1972年上半年，外交部连续两次发来电报表扬分社，认为我们发回的材料对估计局势有参考价值。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我们在深受鼓舞的同时，估计有可能是周总理甚至是毛主席看到了我们的材料，并且赞同我们的看法。不久后，我们听说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我们的一些材料都作了肯定的批示。
　　不久，我们根据国内的指示，安排西德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反对党基民盟副主席、前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施罗德于1972年7月访华两周。中国政府对西德第一位政治家访华很重视，周恩来等会见了施罗德。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施罗德会谈后，与他达成了内部谅解，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促进两国早日建交。我根据国内通知，在7月21日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鼓励我说：“你写的一些报告和报道，我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你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情况摸透了。”周恩来要我尽早回到波恩去，了解施罗德访华回国后西德政府和各界的反映，并且根据情况准备进行建交谈判。
　　就在我准备回波恩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将于7月24日晚上10时，在中南海住所接见我。我按时来到毛泽东的住所，被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引进了书房。这个地方是我们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电视新闻中所熟悉的地方，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大藤椅和茶几，椅子背后摆着好几只高大白色灯罩的落地灯，右边靠墙摆着几只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毛泽东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藤椅上，正在同早已到达的周恩来和姬鹏飞、乔冠华、王海容谈话。他同我握手后，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我看到毛泽东比过去苍老了不少，也胖了一些，头发斑白稀疏，穿着一套白色绸衣裤。他1971年底生过一场重病，在尼克松访华时刚刚痊愈，现在已恢复很多。在他身边的小茶几上放着好几本刚看过还卷着的“参考资料”和书籍。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我，说我过去是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
　　接着，毛泽东纵论起天下大事来。他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在幻想把这股祸水东移。欧洲是一块肥肉，美苏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中心是在欧洲，双方都把重兵摆在欧洲。他在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字后说，苏联是声东击西。欧洲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应该联合起来，对付美苏争夺的威胁，维持自己的安全与和平，不要有什么幻想。他接着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说德国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战中都遭到了失败，主要原因都是吃了两面作战的亏。威廉皇帝在西线同法、英军队还处于对峙的状态，第二年就把大量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进攻俄国，幻想先打败俄军，迫使沙皇签订和约退出战争。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第三年他又把很多兵力调回西线，但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法、英军力已大为加强，美国也参战在即，最后他吃了大败仗，不得不签字投降，把皇冠也丢掉了。希特勒也是一样，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西线还没有全部解决的时候，又在1941年6月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结果也陷入了被两面夹击的处境，连首都柏林也丢了，不得不开枪自杀。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少，值得注意。
　　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谈了一些外交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说还有一些右翼人士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也想来。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可以把他们都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我就是同他在这里谈的，谈得还不错。
　　 凌晨1时多，周恩来说：时间已过半夜，请主席早些休息。于是，大家都告辞出来。周恩来又在外面的小会客室里同我们谈了很久。周恩来对我说：主席已批准同西德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你尽快回波恩去了解施罗德访华回国后的情况。我欣然领命。
　　 回到波恩后，我按周恩来的指示，首先会晤了施罗德，然后又拜访了外交部长谢尔。由于此前施罗德已给西德方通了气，西德也愿与中国建交，双方一拍即合，决定立即开始建交谈判。我方建议在波恩进行谈判。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会被任命为与西德进行建交谈判的代表。谈判从8月18日开始，前后谈了40天，到9月29日结束。双方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并发表了消息。外交部长谢尔接受我国政府邀请到北京访问，正式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10月11日，我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同西德外交部长谢尔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展开了新的一页。我承周恩来的厚意，调到了我国驻西德大使馆工作，先是担任参赞，后来在1974年9月担任了大使。
　　
　　二见毛泽东
　　
　　1975年10月29日到11月2日，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我提前回国陪同他访问。当时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副总理代表周恩来总理举行欢迎、宴请施密特的仪式和与其会谈。
　　30日上午，双方正在会谈时，我们接到毛泽东要立即会见施密特的通知，双方立即停止了会谈，在邓小平的带领下，驱车赶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见到毛泽东时，我发现他的身体情况比３年前已差了很多，显得衰老虚弱，说的话也听不清楚，只有常在他身边的王海容、唐闻生还能听清大部分。于是他们就成了毛泽东说话的转述者。遇到他们也听不清的，毛泽东就用铅笔写在纸上。施密特看到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原来以为只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没想到毛泽东思路仍很清晰，谈兴甚浓，同他谈了1小时45分钟。施密特很高兴，说毛泽东看起来虽已很衰弱，但思路仍很清楚，谈得很坦率，也很幽默。
　　


　　会谈中，毛泽东对施密特说：欧洲太弱太软，又不统一，怕战争怕得要死，假使今后一些年内不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联合起来，就会为此付出代价。施密特认为：一方面，欧洲共同的防御力量很强大，只要保持均势，就不必害怕苏联可能的冒险；另一方面，欧洲各国要努力同苏联及其盟国成为友好邻国，并且进行合作。施密特接着说，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太多，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统一起来是很困难的，要有几代人的努力，但统一的进程比预料的要快得多。施密特说，欧洲所致力的合作，不是众多弱小的欧洲国家和强大的苏联之间的合作，而是有防御能力的欧洲国家和势均力敌的苏联之间的合作。两人谈话的内容很广泛。谈完欧洲形势，他们又讨论到了德国的哲学。毛泽东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康德的学生，我是一个马克思的学生，除了马克思的著作之外，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克尔的著作也有兴趣。毛泽东说，德国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观点是对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施密特对克劳塞维茨的话有不同的解释，认为，这句话是对德国军人的教诲，教诲军人在战争中要把政治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军事放在首位。战争只是政治继续的可能性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性。
　　在谈话结束时，施密特对毛泽东说，你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不少西方国家的领导到过你这里，今后还会有人到你这里来，你的话有很大意义。毛泽东笑着问：你们不信我的话？施密特引用中国“水滴石穿”的成语予以回答。毛泽东幽默地说，我的水已经不多了，还要加上你们的才行。这句饶有兴趣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10个多月后，他就逝世了。我很高兴在他晚年的4年多中，能够两次见到他老人家，听到他谈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