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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构成现代世界的最基本组织形式。它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我们要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显然需要一场新的公司革命
在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于1863年说完政府“民有、民治和民享”不过十几年之后，美国第19任总统海斯就说：“人民拥有、人民治理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公司拥有、公司统治和为公司服务的政府。”
发生这一巨变的原因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项伟大发明——《1862年公司法》。由它所创建并赋予其自由的公司，开启了工业化、全球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伟大历程。
在中国，早在近代就有一些仁人志士提出过通过股份制和现代公司振兴中国的思想，只是这种声音被“革命”抢占了主流地位。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真正解决“公司自治”的问题，官权侵犯民权、公权侵犯私权的现象比比皆是，阻碍现代公司发展的“官督商办”机制还借尸还魂地广泛存在着。这些弊端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国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迈进的步伐。
显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重构微观基础已是当务之急。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现代公司作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难以进行，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也将成为空谈。
在中国企业改革到了如此紧迫和重要的情况下，《中国新时代》就公司在现代国家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公司治理以及中国如何建设现代公司等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仲继银先生。
公司是构成现代世界的最基本组织
《中国新时代》：在现代社会中有各种组织存在，如政府、市场、企业、协会、商会、社团、政党等等，为什么您认为公司是构成现代世界的最基本组织？
仲继银：黑格尔曾经预言，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将是国家；马克思预言，人类未来的基本组织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列宁则认为是政党，希特勒也认为是政党。历史上，一些贤哲认为，世界的基本单位是教区教堂、封建庄园和君主国。有目共睹，所有这些预言都错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组织是公司。现代公司，特别是公众持股的股份公司，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基本经济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股份公司是人类少数几项伟大的制度创造，是发达国家能够如此繁荣的基础，也是未来希望之所在。现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已与这些公司密不可分，而且他们相互关系的程度已成为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标志。毫无疑问，现代公司已是发达国家的最基本组织，发展中国家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中国新时代》：请您举例谈谈发达国家是怎样通过股份公司发展起来的。
仲继银：荷兰，它并不是一个多么大的国家，资源也有限，凭什么它就率先步入现代世界，成为现代国家呢？秘诀只有一个，就是荷兰人最先发明了现代股份公司制度和支撑股份公司发展的证券交易所。商人登上历史舞台，王室、一小撮统治者丧失了经济决定权，经济权力广泛分布于人民手中。
英国凭借有限责任制、债务人监狱和专利法三大法宝，以股份公司为主要载体，启动了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历程。
《1862年公司法》是英国人的伟大创举，是公司制度发展的转折点。这部法规使公司从特许制走向注册制。公司设立不再需要从议会获得批准，业务也不仅限于公益性质领域。英国后来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不仅是因为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更重要的是它有了领先世界的公司制度。
《中国新时代》：英国《1862年公司法》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影响？
仲继银：英国《1862年公司法》实施不久，其他国家就开始纷纷效仿。越早效仿的国家，就越早进入了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例如，法国是1867年，德国是1870年，意大利是1882年，在这些国家股份公司的成立无需再经过政府的批准，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要做的仅仅是举行一次全体股东会议，选出一个董事会即可。整个欧洲就这样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
公司是发达国家一项最大的竞争优势
《中国新时代》：您一向主张公司是发达国家一项最大的竞争优势，这是为什么呢？
仲继银：我们先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四大发明，却没有产业革命，从而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中国又落后于日本？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其实是一个，就是中国没有给予公司这一现代商事组织和现代经济增长主体以足够重要和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在竞争中，我们就一直处于劣势。
很多人把西方的成功归于技术的威力和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两点固然重要，但公司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促进器。如果没有有限责任公司，蒸汽和电子都将难以发挥其威力。当年正是杰出企业家马休·波尔顿出资购买了瓦特的专利，和瓦特合伙组建了波尔顿-瓦特公司，生产和销售瓦特蒸汽机，才和其他发明一起，引发了一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经济增长。
反观中国的四大发明，正是因为没有企业家、没有公司把它们产业化，所以，四大发明只能是伟大的发明。中国也没发生像英国那样的产业革命。即使在今天，中国依然受困于公司的不成熟。
公司也可能会僵化，还可能会滥用其所聚集的资源，但投资者可以用脚投票，把资金放到别处，这一事实实际上是一种有力的治理机制。相比之下，像中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大规模投资，几乎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理机制。所以，我们必须打造出有竞争力的现代公司。
从创始人到经理人的治理模式转型
《中国新时代》：公司既然这么重要，关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那么，您能介绍一下公司的治理模式吗？
仲继银：从公司制度诞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没有停止过担心能否信赖职业经理人按所有者（股东）的利益行事。拥有公司的“委托人”和管理公司的“代理人”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贯穿于公司的历史之中。从早期的磨房到今日的互联网公司，股东们不断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将经理人利益与自身利益一致起来的方法，但经理人通常都是设法逃避。 从我研究的11个国家、21个行业的52个公司的控制模式来看，这些公司大致可以分为创始人控制、家族控制、大股东控制和市场控制。这里的市场控制实质就是股权分散和董事会独立之下的职业经理人控制，也可以是经理人控制。
《中国新时代》：公司治理模式是如何演进的呢？
仲继银：尽管公司控制的实际情况千变万化，控制模式也是千种万种，但是综观主要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主体线条是从创始人到经理人的治理转型，并且这一治理模式转型很有几分似鲤鱼跃龙门。在我研究的中国公司案例中，新浪算是完成了从创始人到职业经理人治理模式的转型，万科和金山是创始人控制，国美处在创始人和经理人的控制冲突之中，余下的公司尚处在大股东控制阶段，有的连形式上的董事会机能都不够健全。
可以说，王石和万科的案例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国公司对越过治理转型这一龙门的愿望不足、缺乏信心。鲤鱼跃龙门，需要鲤鱼自身强健，能够越得过去，也需要龙门别太高，别高到跃过去也会精疲力竭而死。还有，跃门成龙后要有足够大、可以自由遨游的大海。这座龙门就是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龙门之后的海洋就是真正的资本市场。中国现在不仅是这座龙门太高，而且有人把守，决定谁有跃过去的资格，同时，龙门之后也不是一片海洋，而是一个内海或只是个湖。
中国需要公司革命
《中国新时代》：请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谈谈中国的企业改革。
仲继银：就构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1998年是个分界线。1998年以前的“放活”为主的政策，刺激了“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在一些放开了的竞争性产业中，成长起来了一些新的企业主体，基本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格局。
1998年以后，以“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战略调整”为主体内容的中国企业制度变革，则是利与弊、进步与禁锢并存。一方面，企业改革有重大进步，明晰了私有产权，中小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纷纷改制和转制，产权清晰到了个人，为这部分企业的成长消除了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奠定了基于所有权的企业成长动力基础。另一方面，在私人所有权明晰、产生动力了之后，“抓大”战略下的国家所有战略强化，重组后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甩人员包袱、占资源优势、建垄断势力，严重禁锢了非国有，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业领域和成长空间。
国企改革与重组本身也无可厚非，但与之相伴，为了配合所谓战略调整而实行的产业准入规则上的过分倾斜，甚至是外资也要优先于国内民营企业，则是人为分割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整体性，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分割和割据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中国新时代》：针对这种情况，您认为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仲继银：由于经济体制、公司治理水平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限制等等，中国公司的成长轨迹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一般路径有很大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性的性质如何——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中国特色”，还是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现象”，正视这种差异，认识这种差异，对于中国公司的成长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都会有所助益。公司治理，无疑是审视这一问题的一个关键视角。对公司、公司治理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公司治理问题本身认识上的一些不足，直接导致了我们经常陷在所谓“经济增长中国模式”和“公司治理的中国特色”等等概念幻想之中，甚至不能自拔。
“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是一个不需要我们自己那样倾力地去探讨的问题。我们现在把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规则落实好了，让中国公司真正走向世界、具有全球领先的竞争力之后，让别人去发现“中国特色”或者“中国模式”好了。有容乃大，在认真虚心学习的过程中，自然地坚持自我，不卑不亢，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企业面对各种所谓的先进模式时候的态度。
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的现代化。现代经济的运作主体是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大公司，而不是政府和行政机构。目前，主宰中国经济的国有企业，作为介于市场化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一种组织，不能永远处于这种“中间状态”。未来一定要一部分回归到“政府机构”或“特种企业”状态，一部分进一步改革为真正市场化的公司。能否构建出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市场化的大公司成长，是中国崛起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
《中国新时代》：这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挑战。
仲继银：没有企业的强大，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虚假和表面的。中国企业的强大和崛起有着前所未有的庞大国内市场和经济增长机遇，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或者说公司治理的不足、系统的虚弱和机制的缺乏，中国公司就不可能真正强大——成为一些行业的全球市场、技术和发展方向的主导者。我们呼唤大公司的成长，关注大公司的治理问题，但是我们反对政府“特意”支持大企业。我们认为，加强竞争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是促进大公司成长的更好方法，也是真正有效率的大企业能够成长起来的惟一路径。
2006年，我国大幅度全新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开始实施，开启了中国公司和股份制企业成长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改进公司治理，创生伟大公司，即造就具有国际水准、国际竞争力和行业领导能力的现代大公司。而这一切都需要一场新的公司革命。
在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于1863年说完政府“民有、民治和民享”不过十几年之后，美国第19任总统海斯就说：“人民拥有、人民治理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公司拥有、公司统治和为公司服务的政府。”
发生这一巨变的原因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项伟大发明——《1862年公司法》。由它所创建并赋予其自由的公司，开启了工业化、全球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伟大历程。
在中国，早在近代就有一些仁人志士提出过通过股份制和现代公司振兴中国的思想，只是这种声音被“革命”抢占了主流地位。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真正解决“公司自治”的问题，官权侵犯民权、公权侵犯私权的现象比比皆是，阻碍现代公司发展的“官督商办”机制还借尸还魂地广泛存在着。这些弊端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国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迈进的步伐。
显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重构微观基础已是当务之急。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现代公司作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难以进行，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也将成为空谈。
在中国企业改革到了如此紧迫和重要的情况下，《中国新时代》就公司在现代国家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公司治理以及中国如何建设现代公司等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仲继银先生。
公司是构成现代世界的最基本组织
《中国新时代》：在现代社会中有各种组织存在，如政府、市场、企业、协会、商会、社团、政党等等，为什么您认为公司是构成现代世界的最基本组织？
仲继银：黑格尔曾经预言，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将是国家；马克思预言，人类未来的基本组织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列宁则认为是政党，希特勒也认为是政党。历史上，一些贤哲认为，世界的基本单位是教区教堂、封建庄园和君主国。有目共睹，所有这些预言都错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组织是公司。现代公司，特别是公众持股的股份公司，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基本经济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股份公司是人类少数几项伟大的制度创造，是发达国家能够如此繁荣的基础，也是未来希望之所在。现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已与这些公司密不可分，而且他们相互关系的程度已成为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标志。毫无疑问，现代公司已是发达国家的最基本组织，发展中国家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中国新时代》：请您举例谈谈发达国家是怎样通过股份公司发展起来的。
仲继银：荷兰，它并不是一个多么大的国家，资源也有限，凭什么它就率先步入现代世界，成为现代国家呢？秘诀只有一个，就是荷兰人最先发明了现代股份公司制度和支撑股份公司发展的证券交易所。商人登上历史舞台，王室、一小撮统治者丧失了经济决定权，经济权力广泛分布于人民手中。
英国凭借有限责任制、债务人监狱和专利法三大法宝，以股份公司为主要载体，启动了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历程。
《1862年公司法》是英国人的伟大创举，是公司制度发展的转折点。这部法规使公司从特许制走向注册制。公司设立不再需要从议会获得批准，业务也不仅限于公益性质领域。英国后来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不仅是因为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更重要的是它有了领先世界的公司制度。
《中国新时代》：英国《1862年公司法》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影响？
仲继银：英国《1862年公司法》实施不久，其他国家就开始纷纷效仿。越早效仿的国家，就越早进入了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例如，法国是1867年，德国是1870年，意大利是1882年，在这些国家股份公司的成立无需再经过政府的批准，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要做的仅仅是举行一次全体股东会议，选出一个董事会即可。整个欧洲就这样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
公司是发达国家一项最大的竞争优势
《中国新时代》：您一向主张公司是发达国家一项最大的竞争优势，这是为什么呢？
仲继银：我们先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四大发明，却没有产业革命，从而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中国又落后于日本？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其实是一个，就是中国没有给予公司这一现代商事组织和现代经济增长主体以足够重要和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在竞争中，我们就一直处于劣势。
很多人把西方的成功归于技术的威力和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两点固然重要，但公司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促进器。如果没有有限责任公司，蒸汽和电子都将难以发挥其威力。当年正是杰出企业家马休·波尔顿出资购买了瓦特的专利，和瓦特合伙组建了波尔顿-瓦特公司，生产和销售瓦特蒸汽机，才和其他发明一起，引发了一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经济增长。
反观中国的四大发明，正是因为没有企业家、没有公司把它们产业化，所以，四大发明只能是伟大的发明。中国也没发生像英国那样的产业革命。即使在今天，中国依然受困于公司的不成熟。
公司也可能会僵化，还可能会滥用其所聚集的资源，但投资者可以用脚投票，把资金放到别处，这一事实实际上是一种有力的治理机制。相比之下，像中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大规模投资，几乎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理机制。所以，我们必须打造出有竞争力的现代公司。
从创始人到经理人的治理模式转型
《中国新时代》：公司既然这么重要，关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那么，您能介绍一下公司的治理模式吗？
仲继银：从公司制度诞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没有停止过担心能否信赖职业经理人按所有者（股东）的利益行事。拥有公司的“委托人”和管理公司的“代理人”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贯穿于公司的历史之中。从早期的磨房到今日的互联网公司，股东们不断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将经理人利益与自身利益一致起来的方法，但经理人通常都是设法逃避。 从我研究的11个国家、21个行业的52个公司的控制模式来看，这些公司大致可以分为创始人控制、家族控制、大股东控制和市场控制。这里的市场控制实质就是股权分散和董事会独立之下的职业经理人控制，也可以是经理人控制。
《中国新时代》：公司治理模式是如何演进的呢？
仲继银：尽管公司控制的实际情况千变万化，控制模式也是千种万种，但是综观主要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主体线条是从创始人到经理人的治理转型，并且这一治理模式转型很有几分似鲤鱼跃龙门。在我研究的中国公司案例中，新浪算是完成了从创始人到职业经理人治理模式的转型，万科和金山是创始人控制，国美处在创始人和经理人的控制冲突之中，余下的公司尚处在大股东控制阶段，有的连形式上的董事会机能都不够健全。
可以说，王石和万科的案例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国公司对越过治理转型这一龙门的愿望不足、缺乏信心。鲤鱼跃龙门，需要鲤鱼自身强健，能够越得过去，也需要龙门别太高，别高到跃过去也会精疲力竭而死。还有，跃门成龙后要有足够大、可以自由遨游的大海。这座龙门就是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龙门之后的海洋就是真正的资本市场。中国现在不仅是这座龙门太高，而且有人把守，决定谁有跃过去的资格，同时，龙门之后也不是一片海洋，而是一个内海或只是个湖。
中国需要公司革命
《中国新时代》：请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谈谈中国的企业改革。
仲继银：就构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1998年是个分界线。1998年以前的“放活”为主的政策，刺激了“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在一些放开了的竞争性产业中，成长起来了一些新的企业主体，基本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格局。
1998年以后，以“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战略调整”为主体内容的中国企业制度变革，则是利与弊、进步与禁锢并存。一方面，企业改革有重大进步，明晰了私有产权，中小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纷纷改制和转制，产权清晰到了个人，为这部分企业的成长消除了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奠定了基于所有权的企业成长动力基础。另一方面，在私人所有权明晰、产生动力了之后，“抓大”战略下的国家所有战略强化，重组后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甩人员包袱、占资源优势、建垄断势力，严重禁锢了非国有，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业领域和成长空间。
国企改革与重组本身也无可厚非，但与之相伴，为了配合所谓战略调整而实行的产业准入规则上的过分倾斜，甚至是外资也要优先于国内民营企业，则是人为分割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整体性，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分割和割据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中国新时代》：针对这种情况，您认为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仲继银：由于经济体制、公司治理水平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限制等等，中国公司的成长轨迹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一般路径有很大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性的性质如何——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中国特色”，还是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现象”，正视这种差异，认识这种差异，对于中国公司的成长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都会有所助益。公司治理，无疑是审视这一问题的一个关键视角。对公司、公司治理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公司治理问题本身认识上的一些不足，直接导致了我们经常陷在所谓“经济增长中国模式”和“公司治理的中国特色”等等概念幻想之中，甚至不能自拔。
“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是一个不需要我们自己那样倾力地去探讨的问题。我们现在把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规则落实好了，让中国公司真正走向世界、具有全球领先的竞争力之后，让别人去发现“中国特色”或者“中国模式”好了。有容乃大，在认真虚心学习的过程中，自然地坚持自我，不卑不亢，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企业面对各种所谓的先进模式时候的态度。
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的现代化。现代经济的运作主体是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大公司，而不是政府和行政机构。目前，主宰中国经济的国有企业，作为介于市场化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一种组织，不能永远处于这种“中间状态”。未来一定要一部分回归到“政府机构”或“特种企业”状态，一部分进一步改革为真正市场化的公司。能否构建出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市场化的大公司成长，是中国崛起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
《中国新时代》：这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挑战。
仲继银：没有企业的强大，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虚假和表面的。中国企业的强大和崛起有着前所未有的庞大国内市场和经济增长机遇，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或者说公司治理的不足、系统的虚弱和机制的缺乏，中国公司就不可能真正强大——成为一些行业的全球市场、技术和发展方向的主导者。我们呼唤大公司的成长，关注大公司的治理问题，但是我们反对政府“特意”支持大企业。我们认为，加强竞争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是促进大公司成长的更好方法，也是真正有效率的大企业能够成长起来的惟一路径。
2006年，我国大幅度全新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开始实施，开启了中国公司和股份制企业成长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改进公司治理，创生伟大公司，即造就具有国际水准、国际竞争力和行业领导能力的现代大公司。而这一切都需要一场新的公司革命。